“支那”源流考

　　　　　　　　　　　　　　　　·佚　名·

　　编者按：新任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用“支那”一词蔑称中国后，又辩解说不知“支那”的起源。而他在１９９６年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曾说，“世界上一般称贵国为中国，但我则称其为‘支那’，听说不可以称‘支那’，原因是这两个汉字不太好的缘故。”可见石原是不诚实的，他称中国为“支那” 是别有用心的。今天发表此文，说明“支那”一词的含意及其历史演变，以正视听。

　　词语作为表达思想的载体，常常被打上时代的烙印、留有历史变迁的痕迹，“支那”一词的称呼也是一样。据考证，“ 支那”原是“Ｃｉｎａ”的音译，是古代印度对古代中国的称呼，最早出现在梵文佛经中。

　　那烂陀寺东四十驿许，寻弓京伽河（Ｇａｎｇａ，即恒河）而下，至密栗伽悉娜寺（本注：唐云鹿园寺也），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本注：支那即广州也）。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道出，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于后唐僧亡没，村乃割属余人，现三村入鹿园寺矣。准量支那寺，至今五百余年矣。

　　成一千三百多年前已经用支那一词，唐三藏更称大唐为支那国。

　　梵文Ｃｉｎａ进入不同的语言中，其读音变化不大，译音是“Ｃｈｉｎａ”、 “支那”、“脂那”、“至那”或“震旦”。根据对Ｃｉｎａ的来源的不同看法，其原始含意也不相同。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四种：１．认为Ｃｉｎａ在梵文中表示中国“丝”。古代印度人、波斯人、古希腊人，都用中国丝（梵文Ｃｉｎａ）指称中国；２．认为Ｃｉｎａ是秦国的“秦”的梵文译音，Ｃｉｎａ的梵文含义是“秦国”，是古代印度人对秦汉时期的中国的称呼；３．认为Ｃｉｎａ在梵文中有“偏僻遥远”的意思；４．认为Ｃｉｎａ指羌族。

　　梵文Ｃｉｎａ在印度出现后，向西方传播，经由中亚到欧洲，进入英语，逐步演变为今天英语中的“Ｃｈｉｎａ”。罗马传教士卫匡国在１６５５年最早提出Ｃｈｉｎａ是秦国的“秦”的译音。在Ｃｈｉｎａ一词出现前，欧洲对中国的称呼基本上都来自Ｃｉｎａ的读音，只是根据不同的语言稍有差异。梵文Ｃｉｎａ向东方传播，进入中国和日本，译音为“支那”、“脂那”、“震旦”等。梵文Ｃｉｎａ进入古代中国后，古代一般把梵文Ｃｉｎａ音译为“　震旦”，但Ｃｉｎａ（震旦）是外国人（最初是印度人）对古代中国的称呼，中国人一般不这样使用。

　　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与中国自古有密切交往，日本人使用汉字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受以唐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影响极深，日本在中世之前随著中国王朝的更迭，对中国的称呼主要有“唐国”、“大宋”、“大明”、“清国”等。

　　Ｃｉｎａ进入日本后，大多数音译为“支那”。日本辞书《广辞苑》解，“支那”，“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源于‘秦’的转讹），初出现于印度佛典”。在日本，“从江户时代（公元１６０３—１８６７年）中期以后曾使用过。”到１９世纪中期之前，日人用“支那” 指称中国与“唐国”、“清国”等无意义上的差别，没有特别的政治含意。中日甲午战争前，日本在１８８８年印刷的日军必读的《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中用“支那”指称中国，并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中国人，但“支那”一词尚未直接与对中国的歧视联系在一起。

　　日本社会开始用“支那”蔑称中国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失败，１８９５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近代中国的耻辱推向极点。长久以来一直把中国尊为 “上国”的日本人先是震惊，继而因胜利而陶醉，上街游行，狂呼“日本胜利！‘支那’败北！”从此，“支那”一词在日本开始带上了战胜者对于失败者的轻蔑的情感和心理，“支那　” 逐渐由中性词演变为贬义词。甚至１９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荷兰字典中，对“支那”的解释是：“支那，即愚蠢的中国人，精神有问题的中国人等。”西方其他字典对“支那”的解释也大同小异。

　　日本等外国用“支那”蔑称中国，在海外的华侨中引起强烈反感。有些留学生和华侨投书日本报纸，要求日本人不要再用“支那”一词，改用“中国”，并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国国号称谓的争论。１９０８年，印尼华侨曾向统治印尼的荷兰殖民当局提出抗议，反对“支那”的侮辱性称呼。在中日签订二十一条、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后，中国国内爆发了更为强烈的抗议“支那”蔑称的运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曾向日本政府交涉，要求不要把中国称为“支那”，但遭到日本的拒绝。到１９３０年，当时的中华民国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并由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决议说，“中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 ‘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故敦促外交部须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ｕｂｉｃ　ｏｆＣｈｉｎａ，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从１９３０年底起，日本政府的公文都改“支那共和国”为“中华民国”，但社会上一般书面语和口语，仍把中国蔑称为“支那”，侵华日军被称为“支那派遣军”，中国人被叫成“支那人”。直到二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派代表团到东京，１９４６年６月，以“命令”的方式通知日本的外务省，从此以后不许再用“支那”这个名称。同年６月６日，日本外务次官向各报社、出版社，日本文部次官７月３日向各大专院校校长，先后发出避免使用 “支那”名称的正式文件，文件写道：“查支那之称呼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

　　二战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支那”逐渐变成死词，不再使用。但日本社会上，至今仍有极少数右翼分子仍故意称中国为“支那”；极个别人把面条叫成“支那面”。日本出版的一些地图上把中国东海叫成“东支那海”（只不过把“支那　”二字改用平假名拼写），广大侨胞对此极为反感。有位在东京开饭馆的侨胞为要求取消“支那”称呼，数十年如一日不懈抗争，他在餐馆的火柴盒和筷套上悲愤写下敬白：“……如果有人把中国叫‘支那’，将使我们回忆起日本侵略中国，侮辱中国人的那段历史……”有人愤怒地质问说：把中国叫成“支那”，如同过去西方人把日本叫成“ＪＡＰ”，东方人把日本称呼“倭”，为什么不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

　　日本人还有人以孙中山过去曾用过“支那”称呼为自己辩解。孙中山在１８９９年、１９０３年等少数场合的确使用过“支那”一词，原因之一是当时正处于“支那”向贬义词演变的初期。但从１９０５年后，“支那”的贬义逐渐浓厚，从此，孙中山就不再用“支那” 一词，而是用“中国”。另一个原因是，孙中山作为革命者，他认为“支那”等同于清王朝，而“中国”则是他进行革命所要建立的中华民国，在中华民国建立前称“支那”指清王朝，辛亥革命后改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