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by 杨奎松

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颇多风雨，但两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却是1941年初的事。在此之前，两党纵有磨擦冲突，仍属局部问题。而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双方剑拔驽张之程度，离全面破裂以至发生大规模内战，实仅一步之遥。事变最后虽以相互妥协而告收场，但由此而导致的两党感情之对立和实际之分立，已无可避免地决定了两党关系的最终走向。

如同国共关系走到皖南事变的情况一样，皖南事变之发生和平息，原因甚多。而以往的研究似乎过多地强调了事变前蒋介石国民党的“阴谋”，和事变后美国的压力及国际舆论的作用；或侧重于在断定蒋介石国民党蓄谋消灭皖南新四军的前提下，从中共党史的角度，来讨论当时条件下新四军政委项英与中共中央有着怎样不同的态度和策略，以及它们各自对新四军在事变中的损失应当承担怎样的历史责任。事实上，这种讨论的前提本身就存在着某些问题。由于多数大陆学者缺少对这一时期国民党内部关系及其决策过程的深入研究，简单地认定皖南事变乃蒋介石之“蓄谋”，“皖南新四军不管走哪条路线，均避免不了蒋的袭击”，[1]因此，自然也就没有注意到蒋介石这时军事解决共产党问题的目的有限，也忽视了苏联方面坚持维持国共关系的态度对中共中央事变前和事变后政策的影响程度。这种情况的发生，比如把国民党内强硬派的态度与蒋介石的态度混为一谈，或者不注意共产党人当时条件下政策策略的复杂变化及其原因，似与以往资料尚不充分和研究者过多侧重于对一方资料之研究有关。鉴于今天大陆中共相关档案、国民党去台前留置南京的相关档案，以及台湾所藏大溪档案和国民党党史会相关档案均已开放，一些亲历者的日记或回忆录业已出版，今人理当可以依据多方资料，以更为客观的态度，对此一事变及其善后问题重加梳理。本文即试从两党关系的角度对此再做探讨，以期使今人对事变发生的复杂性，以及当时之情势与善后之结果的了解，能够更加深入和全面一些。

蒋介石态度游移

皖南事变是抗战期间国共之间的矛盾冲突达到白热化的集中表现，它的酝酿和爆发，标志着两党关系已经走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在国民党方面，皖南事变是其无法容忍共产党力量无限扩大，担心“国民党失地，日本与共产党分地”，“本党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相信“共党三年来由三万扩大到五十万，再一两年定不止一百万，那时还有国民党活路”的结果。[2]其不惜用军事方法驱除要害地区共产党武装，自然或多或少地会包含着敢于与共产党发生大规模冲突，甚至全面破裂两党关系的某种准备。但是，蒋介石1940年和1941年是否对此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却颇可置疑。

国民党内以武力清除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张开始占据支配地位，是在1940年秋国共两党关于划界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之后。不少国民党军政领导人都开始要求蒋介石用武力来解决问题。10月19日，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副总长白崇禧联名向中共发出最后通牒（即所谓皓电），限期一月，要求黄河以北的八路军（即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全部按照7月16日“中央提示案”的规定，开赴旧黄河以北。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等11月9日发出佳电，只同意将长江以南之新四军部队移到江北。[3]军令部随即迅速在何应钦、白崇禧示意下拟呈《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于11月14日上报蒋介石，要求批准执行。

蒋介石批准“中央提示案”与何、白电的基本目的，是要把八路军和新四军驱赶到旧黄河以北的冀察两省去，限制共产党军事和组织的扩张与发展。作为这个时候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显然无法简单地从国民党一党的角度，或仅仅着眼于局部的军事上的需要，来解决共产党的问题。毕竟，此前国共双方军事上虽有相当多的磨擦与冲突，但大都还只是发生在局部地区，且规模有限，共产党并没有根本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打算用武力解决遍及黄河以南的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和浙江几省交界地区异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其意虽不在向中共宣战，然一旦具体实施，难免会让中共认为国民党在发动大规模的剿共战争。不仅中共做出激烈反应会有碍抗战全局，而且在国共日三方力量交错牵制的情况下，此种计划亦未必能够达到目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蒋介石明确认为这一计划只能以“游击战”来施行，[4]且在注意到日汪协定签订在即，为避免被中共指为配合日汪共同反共，对军令部呈文更拖着未签。

然而久拖不决毕竟不是办法。最后通牒既已发出，政府颜面必须顾及。因此，拖到12月7日，蒋终究不能不做出正式批复，但他仍旧表示“此部署与计划可照办”，惟须“暂缓下令”，“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之后，何应钦、白崇禧发出齐电重申前令，蒋亦于9日亲下手令，稍事延期，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务必在12月底和明年1月底分别移至黄河以北，而新四军皖南部队则必须在12月底以前先开到长江以北。[5]

由于这一要求与命令具体规定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最后北移的时间表，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第二天就以“现已届十二月中旬，如迟不下达，恐各部队准备不及”为由，再度呈送《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要求批准，同时并将皖南新四军也列入了剿灭计划。称：“观察江南N4A行动，仍不外推托延宕，且现在距十二月卅一日之时期不久，该军是否能遵命北渡长江，尚成问题。此时仍应即时下令第三战区，妥为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攻击兴化，或届时（十二月卅一日）尚未遵令北移，应即将江南N4A立予解决”。[6]与此同时，军令部次长刘为章也报送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谈话要点，说明周、叶对八路军、新四军北移问题全无具体答复及表示，新四军皖南部队同意开过长江，其用意也在增厚鲁苏方面该军之实力，故“尔后除按既定计划，以武力实际行动以观后果外，口头上之谈判，似无继续必要。”[7]这些情况都表明，国民党军事高层这时在用军事手段达成逼迫八路军、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其实远比蒋介石更为急迫也更为强硬，正是他们强烈地催促着蒋早下决心，早做准备。

国民党部分军事领导人急于一战，主要是因为自恃军力雄厚。在他们眼中，八路军、新四军不过“裹胁成军”，对前此在河北、晋西和苏北等处与中共军队冲突惨遭败绩心理上极不平衡，认为那纯因地方军队战斗力太弱所致，故必欲报复。在其将中共军队全部限制于冀察地区的要求被拒，新四军江北陈毅部又复与国民党韩德勤部猛烈冲突的情况下，他们想要在军事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共产党威胁的愿望自然更加强烈。何应钦这时就直接上书蒋介石，要求第三战区应准备“立即将江南Ｎ4Ａ予以解决”。[8]徐永昌则在提出《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之后，更进一步迅速拟就了针对黄河以北八路军的《华北作战计划》，提出应立即在华北地区做好应战部署，必要时亦取攻势作战。胡宗南这时也干脆拟定了进攻中共“首都”延安的作战计划，并密电蒋介石，要求蒋乘正面敌情“甚和缓”之机，“调整战略配置”，增调部队到陕甘，以便“实施直捣肤施之攻势作战”或“应付非常事变”。[9]白崇禧则扬言：“此次对于军事已有把握，不至再败”，其甚至力主由第三战区和皖北桂系军对皖南新四军实施南北夹击。[10]

基于抗日大局的需要，蒋介石对军事将领的种种要求，坚未松口。他的基本方针是：“一面则准备军事，一面则仍主政治方法解决，不使全面破裂。”[11]问题是，手令既下，时限既定，已成骑虎之势。批准了军令部的作战计划，就意味着国民党军必定会对黄河以南抗命不遵的中共军队展开行动，届时国共之间难免会出现全面破裂的严重危险。

蒋介石敢于批准军令部的计划，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对苏联政策的估计。因为在他看来，中共的态度受苏联的意志影响甚大。注意到苏联与日本这时关系紧张，对国民政府则态度友善，他相信，即使发生战事，至少“中共当不致扩大叛变”。[12]但“不致扩大叛变”的推测毕竟没有十分的把握，为此他不能不尽力限制作战形式和冲突烈度，以便在万一必须驱赶中共军队的情况下避免破裂两党关系。因此，他绝不同意军令部所报《华北作战计划》和胡宗南所报陕北作战计划，坚持其他地方必须暂取守势，且希望实施《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时，能把战事局限在“中央提示案”所规定的部队移动范围之内，以便师出有名。

不仅如此，计划批准后，蒋介石的内心也还是有些忐忑不安，担心事情万一闹大。他不能不专门召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以“极感情的神情”向周透露了他的强烈担心。他告诉周说：“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他特别暗示周，再不听令怕难免一战，说：我也不愿意内战，不愿意自相残杀，问题是新四军“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13]蒋这时左右为难的心态由此不难了解。

《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经蒋批准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即于12月下旬密令所部分途向皖南新四军驻地集结包围，构筑碉堡，准备“彻底肃清”“匪巢”。[14]第三十二集团军制定的《进剿匪军计划》规定：“任皖南方面进剿队，应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秘密推进至南陵、泾县、茂林村、铜山徐、小河口、水东濯、包村、乔木湾、钱家桥、丫山镇之线，扼要构筑工事，确取联系，对匪区严密警戒，随时防止匪军乘隙逃窜，并防其以各个击破之手段集其主力向我反攻，攻击开始后，两翼军协力先进出南陵戴家会、峡山口之线，尔后向北压迫，务于长江南岸歼灭之。”[15]

但实事求是地说，蒋批复军令部的计划已很晚，第三战区和第三十二集团军27日才在徽州开秘密军事会议研究进剿计划，29日负责实施进剿的第三十二集团军才最后拟定出《进剿匪军计划》，这之后再发布指令调动部队进入指定位置，要想在12月31日以前完成对皖南新四军的包围，已经不可能了。[16]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军令部的命令下达过迟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也不应忽视，即对蒋唯命是从的顾祝同等这时其实也揣摸到蒋的心理，寄希望于皖南新四军能够切实北移，即使稍有延期，条件要高点，也可以商量。

在11月底顾祝同在给蒋的电报中，就详细说明了他力图“切实协助”皖南新四军北移的这种态度。他不仅同意展期北移，主张如数照发欠发该军的10月、11月经费，建议增加该军北移路线，指定该军临时集结区，而且力主该军秘密潜渡，逐次跃进，乘敌不意，迅速渡江，免遭损失致影响北移时间等，都清楚地反映出他是以安全送走皖南新四军为目的的，并无想要乘机消灭皖南新四军的意图。[17]正因为如此，即使在蒋介石、何应钦明令禁止皖南新四军再走东线前后，顾祝同及其所属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也还是力图协助皖南新四军北移。12月8日，顾祝同即转电称，新四军皖南部队已开始北移，要求“有关部队尽力予以协助，俾顺利迅速转移完毕”。[18]11日，上官云相也曾电告皖南行署称：新四军叶挺军长有电报称，新四军军部驻地国民党政工人员到处散布新四军即日将被驱逐的谣言，且对新四军士兵家属威胁百出，上官为此明令皖南行署不要干扰皖南新四军北移行动，“密饬所属，俟该军开毕，再行肃清工作，以免其借口”。[19]据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长的岳星明和时任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参谋处长武之芬回忆，即使召开了徽州军事会议，部署了进剿计划，这一计划的前提也还是建立在新四军抗命不移的情况之下。按照顾祝同的说法，还是“希望他们能遵令渡江”，新四军如果北撤，部署各军则转而负责掩护。[20]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明明这时新四军距离蒋所规定的北渡时间已经十分紧迫了，当新四军军长叶挺和政委项英强调实际困难，甚至要求展期时，顾祝同等不仅没有藉机要挟或逼成破裂之局，而且还认真向重庆转达，力请蒋予以通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