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7日，即以部署剿滅皖南新四軍為要旨的徽州軍事會議召開當日，葉挺、項英向顧祝同說明經費、彈藥、冬服等存在極大困難，要求展期北移。對葉項所提各項要求，特別是北渡長江必須“劃定皖北瀘江縣境為職部臨時集結境地”，“並請指定廬江六安以北路線，庶可以防止與皖北友軍無謂之誤會與衝突”的提議，[21]顧祝同當時就表示可以商量。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隨即再派參謀人員前往新四軍軍部與葉挺續商。在顧祝同的催促下，江北李品仙亦來電承諾：“黑沙洲至姚溝為該軍登陸地點，姚溝至無為以東地區為該軍臨時集結。由集結地點沿長江北岸東下，經和縣南浦口津浦路東”。

12月30日，葉挺又進一步受命要求展期北移。[22]對此，清楚地知道蔣有“限期（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該軍仍不遵命北渡，應即解決，勿再寬容”密令[23]的顧祝同，仍無堅決反對的表示。相反，在1月3日給蔣介石的電報里，他還在替葉挺說好話。其不僅轉電稱：“深察葉挺對於北調命令，已有決心奉行。此次與之磋談亦頗具誠意，一再囑職請求鈞座，諒其苦衷，得使江南部隊順利北調。”而且明確提出：“關於經費部分所請廿萬元，既包括一月份經費在內，似可照發，彈藥擬即先發，步機彈十萬發飭分批具領。惟丙項要求展限一月，仍候轉請核示。”[24]

1941年1月2日，葉挺又來電報提出：決定“先派一個團於虞（七）日經前指定路線進入蘇南，轉至敵後，分路北渡，余仍待臨時費及彈藥補給後，再就原地設法北渡，如萬不可能時，仍懇准予轉經蘇南。”顧祝同接電後也還是表示同情。其次日即指示上官雲相“飭屬知照，予以協助，並密派員偵察該軍過境情形及人槍輜重等數目具報”。[25]他在5日給蔣介石的電報中解釋其同意葉挺要求的原因說：“為貫徹前令，防止其以主力由蘇南北渡，增援蘇北起見，除復飭仍以主力就原地北渡外”，似可允許其先派一團走蘇南並補給臨時經費及彈藥。[26]

蔣介石這時的態度也是一樣。當他得知葉、項已決定北移，雖然時限已經超過，也還是明顯地對皖南新四軍的北移抱以某種期望。當然，他不同意顧祝同先發餉彈再走的意見，認為時間上不宜再拖，但他同意，經費和彈藥等補給“俟到達指定地點，即行核發”，且具體指定了新四軍軍部的北移路線。要葉挺指揮部隊在銅陵、繁昌之間渡江後，“在無為附近地區集結，爾後沿巢縣、定遠、懷遠、渦河以東睢州之線，北渡黃河，遵照前令進入指定地區”，稱“沿途已令各軍掩護”。[27]

由上不難看出，說皖南新四軍1月4日南下茂林是蔣介石、顧祝同指定的路線，[28]或說蔣、顧有意逼誘新四軍南行，未必是準確的。[29]事實上，當1月4日皖南新四軍已經秘密南下之後，無論顧、蔣，都沒有意識到會在茂林地區發生重大的軍事衝突。[30]他們甚至還曾不同程度上考慮過要不要同意新四軍部分走蘇南，和要不要適當再度展期的問題。

“一·一七”令之幕後

蔣介石國民黨這時態度游移，共產黨方面的情況其實也有頗多相似處。皖南新四軍直拖到蔣手令所限最後期限，仍不能具體實施北移行動，不得不與中共中央、第三戰區以及國民政府軍委會多方商量，甚至再三要求展期，一個根本原因，就在於前此種種軍事磨擦和衝突已經使中共領導人對國民黨充滿了疑懼心理。

11月初，中共中央已經做出決定，拒絕國民黨“中央提示案”的其他北移要求，惟皖南方面“答應北移”。[31]這也就是說，皖南新四軍北移已成定局。因此，從11月開始，新四軍軍部就在認真考慮北移方案問題了。而當時情況下，最理想的方案就是走東線，即向東經蘇南然後北渡長江，與江北新四軍會合。這一方案最初也徵得了第三戰區的同意，當月皖南新四軍軍部就派出北移先遣隊1700人，經過國民黨軍五十二師和一0八師駐地，由蘇南實現了北渡。

但是，蔣介石國民黨允許皖南新四軍從蘇南北渡蘇北，並非想要兩支新四軍合為一股，擴大其在江北的根據地，而是想要讓新四軍軍部過長江後，下一步與江北的新四軍按照前令，於1月底全部從蘇北向北移過舊黃河河道。此前10月間新四軍江北陳毅部對江蘇省主席韓德勤部發動黃橋戰役，重創了國民黨堅持蘇北敵後的主力，已經極大地刺激了蔣介石和國民黨軍事高層領導人。只因蔣寄希望於江北新四軍仍能遵命限期北上，新四軍打的又不是中央軍，故他對黃橋戰役沒有做出強烈反應，且未禁止皖南新四軍繼續走東線。不意，11月底至12月上旬，由於錯估了蔣介石的態度，毛澤東批准了江北新四軍發起曹甸戰役，試圖根本消滅蘇北韓德勤部。[32]戰役剛一打響，何應欽就於12月3日提議，皖南新四軍不能再走蘇南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規定路線，以免該部直接參加對韓德勤部之攻擊。”[33]蔣隨即也於10日批准了何的提議，並轉令顧祝同要葉挺遵命原地北渡或由顧另擇路線。因顧並無其他路線可供選擇，故只能要求皖南新四軍就地於銅陵、繁昌間渡江，經皖北北上。

既然要新四軍軍部改走北線，即經銅繁間直接北渡，純粹是曹甸戰役的刺激所促成，說其中含有重大陰謀，自然難以成立。[34]皖北這時在桂系李品仙部的控制下，與新四軍的關係較為緊張。沿江又有日軍封鎖，原地北渡確有相當危險。不允許新四軍走東線，而要其走北線，這自然極大地增加了新四軍北移的難度。白崇禧在1940年10－11月間也確曾有密電給李品仙，李部這期間也確曾做過防堵新四軍北渡的軍事部署。但必須注意的是，這段時間裡蔣介石及第三戰區指定的北移路線是走蘇南去蘇北，而非走銅繁去皖北。桂系軍隊害怕新四軍軍部直接北渡，與其境內新四軍合股，造成類似黃橋事件那樣強弱易手的嚴峻局面，因而一度必欲乘新四軍“渡江立足未定而擊滅之”[35]，亦可想而知。問題在於，12月10日蔣下令改變新四軍軍部的北移路線之後，這種部署即未再出現。根據蔣、顧12日和15日要求第二十一集團軍“對匪應暫行停止攻擊”，“暫取守勢”的命令，李品仙不僅開始通知各師：“飭知新四軍開赴河北作戰，仰各團政工人員會同當地黨部切實宣傳毋使潛滋”，而且明令相關各師做出相應部署了。[36]當然，“暫取守勢”，並非不做進剿準備。依據蔣令，李品仙亦於28日，即第三十二集團軍在徽州召開秘密軍事會議的第二天，做出決定稱：“如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不遵中央命令，延留滋擾，則進出淮南路以東地區廓清之”。[37]

事實上，即使深恐部隊遭受圍殲的項英，在得到蔣下令改走北線的消息時，雖猜來猜去，也沒有懷疑過蔣、顧有所謂“誘殲”的陰謀，只是懷疑李品仙會否放棄過去的防堵部署而不讓新四軍渡江。他得到改變路線的消息後，先是擔心“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頑軍復暗中包圍，阻我交通，南岸須通過敵人封鎖線，江中須避敵艇襲擊，非假以時日分批北渡則不能渡，（屆時）勢將進返兩難”。而後則懷疑國民黨是否“故意使我不能北渡”，或“使（我）在北渡中遭敵殲滅”？其後則猜測“近顧忽令我軍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軍事布置，皖南頑軍之暗中調動，對我包圍、阻我交通，並故意對彈藥遣散費之推諉，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難我們，而便於進攻江北，然後可再藉口對付皖南”？且顧慮由雲嶺軍部駐地到江邊，必須穿過日軍封鎖線，部隊“有被截斷或遭腰擊之危險”。總之都還沒有想到會遭遇國民黨軍誘殲或伏擊的可能。[38]

毛澤東並非不知道皖南新四軍北移困難重重，但他開始時也深信蔣、顧不會阻礙。他在給項英的電報中明確講：“蔣介石為使我軍移動不生變化起見，確已命令顧祝同通知各軍加以協助，故阻礙是不會的”。直到12月中旬以後，他才感到問題嚴重，開始催促葉、項要迅速北移。到12月下旬毛雖一度想要拿皖南再緩移一個月來要挾國民黨，但在得到周恩來26日關於與蔣談話的通報之後，已不再遲移，而是嚴令葉、項迅速北移了。[39]不過，皖南新四軍北移路線的選擇也並非就是項英獨斷專行的結果，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也還是起了相當作用的。

到1940年12月底，新四軍領導人中對北移路線仍有爭論。實際上葉挺就仍然認為部隊分別走銅繁和蘇南北渡更穩妥，因為只要能夠爭取到顧祝同同意部分隊伍，如一個團經蘇南北渡，萬一銅繁北渡遭遇日軍攔截，即可名正言順地要求分批走蘇南。這也是葉挺1月2日還在致電顧祝同，商量分地北渡，並強調原地北渡“萬不可能時，仍懇准予轉經蘇南”的一個原因。[40]

正因為存在爭論，中共中央本身在這個問題上也沒有確定的意見。毛澤東在12月27日的電報中就肯定過直接北渡的方案，只是強調葉、項在渡江時“仍須對桂軍戒備，以防襲擊”。[41]故28日新四軍軍分會開會，也仍舊做出了基本依照蔣令走北線，即大部隊直接渡江去皖東北的決定。對此，毛澤東在次日的復電中更是明確表示同意。電稱：“（一）同意直接移皖東分批渡江，一部分資材經蘇南。（二）頭幾批可派得力幹部率領，希夷（即葉挺－引者注）可隨中間幾批渡江，項英行動中央另有指示。”[42]然而，重慶的周恩來對此頗感擔憂，認為“分地北渡有危險性”，而寄希望於蔣桂皖北讓路，恐做不到，因據情報“李品仙已在布置襲擊我的陰謀”，故仍以“分批走蘇南為好”。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顯然認可了周恩來的意見，並於30日再電葉、項要其考慮。鑑於這種情況，也考慮到蔣介石和顧祝同有明令禁止直接走蘇南，重新申請時間上也來不及，項英等最終不能不決定改走南線，即經茂林繞道三溪，轉至天目山腳下，避過堵在東去蘇南路線上的國民黨五十二師和一0八師駐地，向南繞道經蘇南北渡。[43]

走南線並非沒有危險。尤其走南線明顯地違反了蔣、顧的命令，且是向第三戰區腹地深入，一旦遇阻，非打不可。何況到12月底和1月初，項英等已經很清楚地了解到第三戰區正在加緊調動部隊，在茂林以南構築包圍圈。但在項英等人看來，第三戰區構築的防線畢竟距離雲嶺較遠，新四軍尚有迴旋餘地。且迅速南下茂林，繞道三溪，經天目山腳下之寧國、郎溪到達溧陽，然後再伺機北渡，應為出其不意之一着。只要能夠突破並控制住三溪鎮，就能達成轉進之目的。而根據他們的情報，上官雲相正在將由稅警部隊改編的第四十師調來向三溪鎮一帶填防，未必能夠趕在新四軍前面完成防禦部署。即使四十師搶得先機，將部隊部署完畢，以新四軍現有兵力，突破一個剛剛調防上來，尚未完成防禦體系，又是由非正規部隊改編的師的防線，到底比原地北渡遭遇日軍和李品仙部攔截，或直接東去蘇南突破五十二和一0八兩個師的防線，安全係數要大得多。正是考慮到上述種種情況，項英等研究再三，才於1941年1月1日做出了冒險走南線的最後決定。

項英和葉挺當天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對此舉的危險性講得很清楚。電報稱：“現彼方軍隊正調動，布置尚未完畢，並增七九師、四0以太平、旌德一帶，其計劃為封鎖圍殲我……我們決定全部移蘇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進，並採取游擊作戰姿態運動，發生戰鬥可能性很大，我們如遇阻擊即用戰鬥消滅之，遇強敵則採取游擊繞圈，至萬不得已時分散游擊。”其後，項英還有專電報告中共中央，具體說明他們的意圖，“是先對南面包圍我之頑軍佯示威脅，吸引頑方注意，然後突然東進轉向蘇南。”[44]在這裡，項英等人的態度非常明白，就是已經做好了與國民黨軍正面衝突的準備，“如遇阻擊即用戰鬥消滅之”。中共中央對此顯然也是同意的。它於1月3日，即皖南部隊開始北移的前一天，明確答覆項英等稱：“你們全部堅決開蘇南並立即行動，是完全正確的。”[45]

注意到上述種種情況，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到，1月4日皖南新四軍的北渡，不僅是在十分隱秘的情況下開始的，而且其最終決定也是在部隊出動前三天才確定的。[46]部隊行動前，已經知道顧祝同允許一個團走蘇南，但仍決定堅決全部南下茂林。因此，第三戰區，乃至負責圍趕的第三十二集團軍司令部，是不可能針對皖南新四軍在茂林以南預設陷阱的。實際上，第三戰區和第三十二集團軍在南線的部署，是按照前述江北新四軍貿然攻擊興化，或皖南新四軍不能遵命北移的情況下，準備向雲嶺新四軍軍部進剿而設計的。它並不含有在茂林一帶圍殲新四軍的內容。因此，直到6日晨，新四軍先頭部隊在攻擊前進的命令下，與已經進駐三溪，且前伸至高嶺的國民黨軍四十師搜索部隊交火後，第三戰區才得知新四軍南下的消息。[47]根據台北保存的大溪檔案及中研院近史所刊布的《徐永昌日記》（影印），可知蔣介石及國民黨軍令部得到皖南衝突的具體報告，已經又是兩天之後的事情了。當然，蔣介石對此時發生戰鬥，也並非毫無準備。因為，恰在這一天，蔣介石也已經向顧祝同、李品仙等下達了以游擊戰強制執行北移命令的指示。其電稱：“（一）查朱、葉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黃河以北移動。（二）決強制執行之。（三）第三第五戰區應並用軍政黨綜合力量，迫其就範。（四）特須注意防止該部向江南山地及大別山或豫西流竄，影響大局。（五）務避免以大部隊在前線致敵所乘，我軍應以游擊戰要領避難就易，避實擊虛，計出於萬全，勿致牽動全局。”[48]

多半是根據蔣此一電令之精神，顧祝同及上官雲相當天就下令從7日凌晨開始對茂林地區的新四軍進行圍剿。顧祝同則直到8日才正式通過電話通知蔣介石及軍令部部長徐永昌等。他在電話中說明，新四軍不遵指定路線北渡，而是準備南下然後東去天目山一帶再行北上。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新四軍“非向鎮江一帶渡江，參加攻擊我韓德勤軍，即系絕不渡江準備竄擾後方”。[49]當日，他並通過密電向總參謀長何應欽通報了上官雲相的作戰部署。正因為如此，在蔣介石的日記中，皖南事變發生數天后，其8日晚和9日才有和白崇禧等具體討論應付辦法的記述。他的態度自然是當即批准“積極肅清”。其內心裡則估計戰事不會過於嚴重，即所謂“中共決不敢在此時有所叛亂也”。[50]

自8日顧祝同來電話後，第三戰區不斷有捷報傳來，重慶軍事高層中許多人興高采烈，白崇禧等因此極力主張擴大戰果，乘勢向陝北、華中，乃至華北等地的八路軍、新四軍全面進剿。但這顯然不符合蔣介石的想法，因為蔣最擔心的就是與共產黨的關係會全面破裂。用蔣介石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擔心中共藉機“擴大叛亂”。他深知國民黨此時並無兩面作戰的可能。因此，他不僅對白崇禧擴大剿共範圍的提議明確地表明了不同意見，而且在日記中直截了當地批評白稱：“堅欲在此時消滅共黨軍隊，此誠不識大體與環境之談。明知其不可能而必強行之”。他再三表示：“對中共決以消滅其組織為主，而對其武力次之。”[51]包括對已經被包圍的皖南新四軍，蔣依據以往的作戰經驗，也沒有對顧祝同和上官雲相的圍剿作戰抱以多大的期望，反而擔心圍剿不成不僅會根本破壞將八路軍、新四軍全部移過黃河的劃界方案，而且會逼其分股流竄後方，留無窮禍患。故蔣得到皖南事變消息後，雖贊成“積極清剿”，但目的卻還在以此來達到強制執行北移命令的意圖。他明確表示：“對皖南新四軍，余只求其遵命渡江。”“只要其求饒而能從命”，則盡可放其北移。且再度重申新四軍應以無為地區為集結地，爾後沿巢縣、定遠、懷遠以東睢州之線北渡黃河，進入指定地區。[52]直到顧祝同隨後來電說明已全殲新四軍軍部，俘虜軍長葉挺等之後，蔣才不再有其他表示。惟在軍委會開會時，蔣對善後處置的態度仍與多數與會者的強硬態度不盡相同。與會者這時大都贊同白崇禧的意見，主張“取消該軍番號，葉挺交軍法（審判）”，[53]蔣卻因顧慮中共的反應而相當猶豫和慎重。

據徐永昌日記，1月15日上午在軍委會會議上，除軍委會辦公廳主任賀耀祖和政治部部長張治中“恐與共黨全面破裂主妥協懷柔”外，余均同意白崇禧的主張。下午3時再度討論時，多數人的意見仍堅持強硬。徐永昌即明白宣稱：只要不是軍事上全面破裂，“政治上全破裂與國家有利，一、共黨今日系以國民黨打國民黨，以中央法令制服地方人民。尤其能公開的活動，其陰謀與煽惑青年。破裂則當難再假借利用矣。二、共黨兩年來之行動早不因未破裂而少有顧忌。彼不以大兵加於中央軍者，正為其假借中央法令也。正為其假借抗戰以爭取民眾也。三、果不破裂，再假以一二年假借利用時間，其勢力必至可以接受俄國正式接濟，可以與敵偽正式停戰媾和。今日已遲一年半，再遲恐不堪設想。”對此，蔣介石從始至終均未表態，會畢仍表示：“再考慮一夜”再說。[54]

又經過一整天的反覆斟酌，蔣介石到16日晚才最終下定決心，同意照白崇禧的意見行事。他對自己改變態度的解釋是：“此雖違反我意，但事既如此，則應撤消其番號，將葉項交軍法會審，徹底解決，以立威信，而振紀綱”。因此時“若無最後制裁決心，則以後中共看破我心理，彼更可藉外力要脅，而俄國之已允撥武器者，其亦必以此作為容共之要求。以後我之國權全操之於人矣。故乘俄械將運到未到之時，以表示我對中共制裁之決心，決不因俄國有大炮二百門、飛機二百五十架等大量武器接濟之故而有所遷就。”[55]

1月17日，國民黨以政府軍委會發言人的名義，宣布新四軍“違反軍紀，不遵調遣，且襲擊前方抗戰各部隊，實行叛變”，故撤銷新四軍番號，將新四軍軍長葉挺交軍法審判。[56]由上可知，皖南事變及其撤銷新四軍番號的做法，實際上不過是事到臨頭，蔣介石為安撫強硬派軍人，和刻意表現強勢的一種應變措施罷了，並不是蔣有計劃的步驟。對此，亦可以證之這時與蔣態度相近的張治中1945年11月7日的回憶。張在給蔣的上書中勸蔣不宜對中共動武時特別提到幾年前的皖南事變，稱：“三十年春間解決‘新四軍’事件時，以職之判斷，覺鈞座對當時之措施實未必贊同，事實上等於事後之追認。”[57]

很明顯，蔣介石對皖南事變的發生並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其對軍方的剿共方案一拖再拖，一壓再壓，就是力圖避免過早地引發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其後雖批准軍方的作戰計劃，也仍舊是以新四軍不遵從北移命令為前提的，並非要蓄謀消滅皖南新四軍。因此，蔣事變後更不贊成進一步擴大事態，甚至對白崇禧的辦法也一直態度猶疑。其最終雖不得不追認事變的結果，表現強硬，內心裡卻正如毛澤東此前所估計的那樣，“實則他們很怕內戰，很怕根本破裂國共合作”，極力想要縮小事變的影響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