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艱難抉擇

說蔣介石沒有襲擊新四軍軍部的精心計劃，事變後亦不曾想擴大事態，破裂兩黨關係，這時的毛澤東自然不會相信。還在皖南事變前，中共中央其實就已經對強硬地推行限共政策的蔣介石國民黨頗多懷疑了。但基於抗日的大局，中共中央對蔣介石的國內政策，還多少存有一些幻想。1940年10－11月不斷有國民黨準備“剿共”的消息傳出，中共領導人當時多次做過最壞的打算，毛澤東甚至一度懷疑蔣之北移命令包含有與日本勾結，兩面夾擊八路軍、新四軍的重大陰謀，準備破釜沉舟與蔣死拼。但與共產國際反覆交換意見的結果，他最後還是認定國民黨的“剿共”只能是局部的，而且是“大吹小打”。斷定“只要蔣介石未與日本妥協，大舉剿共是不可能的”，“實則他們很怕內戰，很怕根本破裂國共合作，故其決心仍有動搖之可能。”[58]正是由於一直相信只要蔣未與日本妥協，國民黨在抗戰中就不會主動破裂兩黨關係，突然發生皖南事變這樣的慘劇，對毛澤東刺激之大亦可想而知。

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目的何在，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事變之初必須要做出準確判斷的一個關鍵性問題。新四軍選擇南下，事先顯然報請過中共中央批准。部隊秘密潛往茂林次日，也曾向中共中央通報過具體位置，而後即失去聯絡。11日經中原局接通電訊後，國民黨第三戰區的聚殲計劃已部署完畢，次日即發起了總攻，新四軍無論糧彈和地形均已難以堅持抵抗。鑑於此，中共中央迅速於12日電告重慶的周恩來，要其向國民黨提出嚴正交涉，即日撤圍，以證明國民黨並非有意破裂。中原局劉少奇等也曾氣憤地致電中共中央，提議：“請朱、陳、羅準備包圍沈鴻烈，我們準備包圍韓德勤，以與國民黨交換（停止圍攻皖南新四軍）”。[59]毛澤東顯然認為這是解圍皖南新四軍一個可行的辦法，故13日即復電劉少奇等，表示： “同意胡、陳十二日電，蘇北準備包圍韓德勤，山東準備包圍沈鴻烈，限十天內準備完畢，待命攻擊。”“我全國政治上、軍事上立即準備大舉反攻。”“以答覆蔣介石對我皖南一萬人之聚殲計劃。”“如皖南部隊被蔣介石消滅，我應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韓德勤、沈鴻烈，徹底解決華中問題”。[60]

13日當天，周恩來、葉劍英緊急找到劉為章，說明皖南事變情況，說明華北、華中中共部隊“氣憤填膺，幾不可遏，只有迅速解除對新四圍攻，才能免危機於萬一。”劉答覆周、葉稱：蔣昨夜已要賀耀祖用電話告訴顧祝同，“只要新四軍確實北渡，你們應予幫助，不應為難。”對周提北渡只能走蘇南，不能走皖北問題，蔣且通過劉表示可以走蘇南，只是“部隊過江後，不得打韓德勤，且過江後不得盤踞，須遵命繼續到河北去。”[61]次日，周恩來又再度通過張沖向蔣抗議，張報告蔣後即轉告周、葉說：蔣特別要求周、葉轉電中共中央，“勿將事件擴大”。而蔣的態度很明確：“（一）新四軍北開中央決不留難，此次衝突，聽說是新四軍先開槍。（二）希望新四軍繼續向北開。（三）如此路不通，轉向皖北開亦可，命令李品仙勿留難。（四）我已下令新四軍過江後發彈十萬並餉。”周因此頗感樂觀，要求馬上詢問葉、項：“採取那條道路折進蘇南，以便作更具體的交涉”。[62]

但至14日，已有消息稱：“上官雲相十三日未時解決我七千餘人，另有千餘人已命堅決解決。”毛澤東深知情勢危急，因而致電周恩來稱：“現在不是走何路線問題，而是救死問題，如不停止攻擊，即將全軍覆滅，請立即要蔣下令停戰撤圍。”[63]時至於此，毛澤東等對事變性質的估計已經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因當天毛澤東、朱德和王稼祥曾有電要求除蘇北、山東部隊準備消滅韓德勤、沈鴻烈外，還特別提出：“中央決定在政治上軍事上迅即準備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軍，粉碎反共高潮。”“我華北各部須遵前令，提前準備機動部隊，準備對付最嚴重事變。”[64]

15日晨，周恩來再找張沖催問停火令事，張以電話向蔣報告，蔣答覆稱：12、13日已有兩令給顧，或許下達遲延，但顧不會不聽命。周可電告葉項放心東進，他可再發一電給顧要他停戰解圍。葉劍英當日詢問劉為章，劉也是同樣說法。但周這時已得知上官雲相和何應欽關於皖南戰況的電報內容，知道國民黨軍並未停止作戰，因而憤然電告毛稱：“恐蔣、劉等所說的是鬼話。”[65]

得知國民黨並無停戰解圍意圖，進而聽說葉挺被俘，毛澤東怒不可遏。在15日的政治局會上，他痛斥項英“在政治上早已成為俘虜”，是“抗戰以來一部分領導同志的機會主義”的代表，“只知片面的聯合而不要鬥爭，不要獨立自主的政策”。接到周恩來電轉述蔣已數令解圍和要葉項放心東進電報，又得知孫科、馮玉祥力勸中共中央顧大局勿施報復的意見，他更加憤然，復電周、葉稱：“蔣介石一切仁義道德都是鬼話，千萬不要置信。”“中間派孫、馮等調和退讓論是有害的，只有猛烈堅決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蔣介石的挑釁與進攻，必須不怕決裂，猛烈反擊之，我們《佳電》的溫和態度須立即終結。”[66]

據此，毛澤東以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名義，向共產國際發出了電報稱：新四軍上萬人按照蔣介石的命令由長江以南地區向北轉移，卻受到蔣部署的7萬軍隊的圍攻，雙方已血戰八個晝夜。不僅如此，蔣介石還在西北地區集結了30萬軍隊，包圍並嚴密封鎖陝甘寧邊區，同時集中了20多個師對我在江蘇、山東、安徽、湖北四省的游擊根據地展開了大規模進攻。他們還準備在全國範圍內對共產黨人搞大規模的逮捕和屠殺，其反革命氣焰極為囂張。因此，我們不能不準備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堅決反擊蔣介石的這種進攻。[67]

毛澤東這時的反攻主張，很大程度上還是出於一種激憤的情緒。其對形勢估計之嚴重，以致於不得不未雨綢繆地要求莫斯科批准其全面反攻計劃，卻並不意味着他已經掌握了蔣介石國民黨準備全面破裂國共關係的可靠證據。因為事情很清楚，他雖然再三強調“準備對付最嚴重的事變”，然而蔣介石和國民黨全面破裂兩黨關係，對八路軍、新四軍和陝甘寧邊區展開大舉進攻的情況畢竟還未發生。因此，用他的話來說，這時問題的關鍵還在於：“葉項被俘，全軍覆沒，蔣介石無法無天”，“如何辦”？[68]總不能聽之任之，忍下這口氣。

在這一點上，劉少奇和周恩來這時顯然比毛澤東更冷靜一些。15日當天，劉致電毛澤東等稱：“現葉、項已被俘，皖南新四軍已全部殲滅。中央決定在政治上、軍事上準備作全面的大反攻，這裡的同志於義憤之餘，亦有立即大舉反攻之主張，然根據各方面情況，平心靜氣一想，我們卻有下列意見，望中央細心考慮：”“一、全國局面，國民黨未投降，仍繼續抗戰，對共黨仍不敢分裂，且怕影響對蘇聯的關係，在皖南消滅我軍，蔣亦曾下令制止，即證明蔣生怕亂子鬧大。在此時，我黨亦不宜借皖南事件與國民黨分裂。何應欽下令只說嚴防我軍報復，未說即此在全國乘機進攻我軍。二、目前華中我占領地區很大，兵力不夠，仍不能鞏固。皖東北敵偽匪猖獗，已全部成游擊區，原來鞏固地區均已喪失，淮海區亦不能支持，鹽阜區土匪亦蜂起，黃橋已被敵占，海安亦有被敵占領可能。我們部隊尚須休整補充。故以華中來看，能在半年、一年之內不發生大的戰鬥，肅清土匪，鞏固現有地區，對我為有利。”據此，他的意見是：“在全國主要的實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軍事上除個別地區外，以暫時不實行反攻為妥”。因為“一、目前能在軍事上向國民黨實行反攻者，大概有下列幾着：1、打韓德勤、沈鴻烈。2、華中主力集中，經雪楓地區過新黃河出擊。3、陝北部隊向西蘭大道出擊。4、華北部隊向河南或向綏遠出擊。5、全國各地黨部實行武裝起義。除此以外就只有個別小軍事反攻之可能了。二、上述各着，均無勝利把握，亦無大利可圖，且系進攻性質，對人民、對部隊、對統戰朋友均無充分理由。在目前向國民黨實行這種反攻和破裂，不獨將引起中間分子的非議，即自己部隊亦難長期在精神上維繫不發生動搖，如果再遇挫折，則對我更有極大不利，那時，反共高潮更難壓制，國民黨更可藉此向我大舉進攻，故實行全面軍事反攻，對我不利，且有極大危險。”而政治上反攻則較易行。如向國民黨抗議並發宣言，提出釋放葉、項及所有被俘人員及全國所有被捕黨員，不得殺害一人，賠償所有損失及撫恤死傷，槍決上官雲相等肇事兇手等要求。且宣布在皖南事件未徹底解決前，華中我軍決不再考慮北移之命令，國民黨再向我華中進攻，即認為正式與我黨破裂等。[69]

周恩來不反對報復作戰，但他基於曹甸戰役的教訓[70]，認為不宜打韓、沈，而應打李品仙和李仙洲。他在16日的電中說明：“打韓、沈，在政治上為報復，在軍事上為攻堅，易於持久，消耗彈藥，為敵增援，且可引起胡宗南在西北報復的藉口。”“如準備打李品仙或李仙洲，則政治上為自衛，軍事上為以逸待勞，易於求得速決的運動戰，且可獲得補充，使韓、沈更孤單，使頑固派軍隊更膽寒，更可教訓蔣、白。”因為“我們一出手，以能打得響、打得快，而仍爭取抗戰繼續為有利。如拖和延長，消耗大，陷於被動，而造成不得不擴大局面，是不利的。”[71]

然而，1月17日蔣介石取消新四軍番號的舉措，再度使毛澤東堅信蔣介石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是有備而發，是準備大破裂的信號。在18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明確講：“國民黨準備與共產黨大決裂”，何應欽、白崇禧齊皓電是對全國準備破裂的具體步驟，朱、彭佳電仍不能轉變其態度，“就證明了（其）決心反共。”“國民黨干出這件大事，定有帝國主義的指使，這或者是英美，或者是德義（意）”，“現在國民黨準備大舉進攻華中部隊，一網打盡大捕共黨，捕殺各辦事處，因此我辦事處必須實行自衛式的撤退。”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中間派讓我讓步，顧全大局，實際上是有利於國民黨而不利於我們”的。[72]書記處據此密電周恩來等，“國民黨宣布新四軍為叛軍，審判葉挺，證明國民黨有準備破裂之決心。而重慶談判中證明蔣純以鬼話欺騙你們。在重慶環境日險，作用日小，因此應立即設法藉故離渝返延。渝辦幹部設法分批回延，僅留三數人敷衍門面”即可。[73]

20日，周恩來報告毛澤東稱，白崇禧已下令對華中決以4個師掃蕩，另以138師和173師掃蕩淮南路以東。如八路軍南下增援，仍以新四軍看待，惟戰術上應避開其主力，專門消耗其彈藥，以游擊戰對游擊戰。戰鬥後對上級報告，則說他們打我們。周分析：蔣的策略是要分區剿共，各個擊破。[74]毛澤東因此更加印證了自己的估計，他在這一天的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從根本上考慮”國共關係問題。“自蔣十七日宣布新四軍為叛逆後，我們是否能承認國民黨為上司？！實際上蔣已準備得罪我們，

得罪蘇聯，已準備全部破裂的開始……要挽救時局，實現好轉，必須取消十七日國民黨的談話，不取消這種文件，我們決不能與蔣及軍事委員會有公文來往。自蔣十七日發表公開破裂文件後，表示蔣首先破裂，因此一切同情與理由都在我們方面，皖南失敗的代價是值得的。”據此，毛澤東當天致電周恩來、劉少奇等稱：“蔣介石已將我們推到和他完全對立的地位，一切已無話可說。”“現在這樣的國共關係，已對我們、對革命沒有任何利益，並且破裂是蔣發動的，對我們甚為有利。”[75]中央書記處並再度要求“恩來、劍英、必武、穎超及辦事處、報館重要幹部於最短期間離渝。”[76]

又經過幾天的慎密觀察，中共中央於23日再度召集政治局會議，毛澤東進一步得出結論稱：一周以來的種種事實都證實，中日實際上已經休戰，不議而和，全國破裂已經開始。“我們與蔣合作已經沒有好處，對我們沒有好處，對蔣因日本停止進攻，也沒有好處，因此這種合作已無存在之可能。”“如果日軍與國民黨反共軍配合，那我黨有很大危險，將會受到損失。”在當天給劉少奇的電報中，毛澤東更清楚地說明了他對事變性質和後果的看法。他寫道：“蔣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國性突然事變的開始，是全面投降與全面破裂的開始，我們在十二月十七日以前的估計不適用了。”[77]

中共中央的形勢估計和應對方針，這時遇到的最大問題是與莫斯科方面認識不同。

莫斯科對皖南事變的發生，亦深感不安。儘管國民黨方面及時地通知了蘇聯大使，皖南事變僅為地方性事件，不會影響到國共兩黨關係，但僅據蔣介石日記，從1月17日軍委會發言人宣布新四軍為叛逆，並取消其番號之後，蘇聯駐華軍事總顧問、駐華大使，就頻頻造訪，對國民黨的做法提出種種批評，弄得蔣不勝其煩。而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更以拒絕出席國民政府駐蘇大使宴會的方式，顯示了蘇方的強烈不滿。[78]據周恩來報告稱，蘇聯駐華武官兼軍事總顧問崔可夫剛一得到事變發生的消息，就秘密會見了周恩來和葉劍英，提議“皖南主力應堅持北上，另在江南地區視情況約留一小部幹部和武裝，埋伏在民間。如國民黨質問時，（可）作為此次被包圍攻擊後的散兵。”“到江北後國民黨將繼續迫你們北上，那時可以答覆他，鑑於皖南事件，如要繼續北上，必須先將江蘇境內國軍全數離開江蘇，應求得安全北上的保障。這樣仍能拖延。”考慮到國共內戰可能爆發，他特地請中共中央“迅速調查蘭州到延安間各種情況（道路、碉堡、駐軍、民眾、糧食等）”，包括西北五馬及傅作義部的情況，以備萬一援助之需。並稱：“國民黨如繼續內戰，余有權暫時停止援華軍火於哈密途中。”[79]

但是，莫斯科並不贊成毛澤東對形勢的估計和所設想的對抗措施。還在事變爆發前夕，即1941年1月4日，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就曾針對毛澤東對國民黨的激烈態度，在電報中提醒過他：“不該將破裂作為出發點”。[80]事變的發生，使毛澤東相信自己以前的估計和態度並沒有錯，錯的其實是莫斯科。再加上他15日給共產國際去電後，莫斯科方面一直沒有回覆，因此，他更加堅信自己的判斷沒有錯，故一再向黨內各領導人強烈地表示對莫斯科的不滿。剛一得知新四軍全軍覆滅的消息，他就憤然致電周恩來，要周質問蘇聯駐華武官兼軍事總顧問崔可夫：“蔣介石無法無天至此，請問崔可夫如何辦？”但蘇聯大使和武官都表示，目前局勢須有全局的觀察和布置，尤其要從各方面探查，蔣介石是不是與日本有秘密聯絡，或有新的談判。要判斷蔣是否有意破裂，不僅要注意華中國民黨軍，也要注意胡宗南或其他方面的國民黨軍的動向。雖然必須積極加強軍事準備，但“今天的工作中心，仍是求得抗戰繼續。”[81]但毛澤東仍堅持蔣就是蓄意破裂。20日，他在電報中乾脆告訴各方領導人說：現在的“問題是遠方的政策與我們所想的相左，三個月來幾經往復，尚未解決”。[82]23日政治局會後，毛澤東更是尖銳地批評蘇聯繼續寄希望於國民黨的做法。他明確地告訴周恩來：“朋友們的意見是錯誤的，請對朋友們說，蔣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中國全國性突然事變的開始，是全面投降全面破裂的開始，要他們停止接濟，準備後事，不然要上當的”。[83]25日，看到周恩來轉達的蘇聯大使等各方的意見，強調蔣並非真要破裂，認為延安的估計有些過激等，毛澤東當即明確表示：“人家已宣布我們叛變，我們決不能再取游移態度，我們決不能再容忍，我們決不能怕破裂，否則我就要犯嚴重錯誤，因此延安命令及談話的全部，包括文字在內是完全正確的。我們表明態度之後聽憑蔣介石去處置，或者他執行我們的十二條，兩黨重歸妥協，或者實行全面破裂。你們應向各方表示，蔣介石已將我們推到對立地位，除非蔣介石取消十七號命令及實行其他必要步驟，我們是只有和他對立一途，因為我沒有別的路走”。[84]

然而，毛澤東不滿歸不滿，莫斯科的態度仍舊不能不重視。這是因為，毛澤東對形勢的嚴重估計，使他不能不考慮在軍事上採取主動或及早準備反攻的問題。可是中共軍事上，尤其是在裝備和武器彈藥方面，困難極大，與國民黨軍完全不能相比。毛澤東為此曾特別詢問過指揮華北軍事的彭德懷：三個月內華北能抽出多少兵力？“能集中多少有效炮兵及炮，有把握打破較堅固之碉堡否？”因為“如立即取攻勢，即須調動華北兵力，而一經調動即須有決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奪取陝甘），即須有決心同蔣介石打到底。”彭的答覆顯然不能令毛滿意。毛隨後明確告訴軍事領導人說，僅軍事一項，由於“我們缺乏重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術人員”，無法實現奪取西南西北幾個重要省份的戰略目的。而如果不能奪取西北，控制中蘇西北交通樞紐，就無法取得蘇聯的援助。沒有蘇聯的援助，要同時對付蔣日兩個敵人，就會極其困難。正是考慮到這種情況，毛澤東相當反感蘇聯繼續援助國民黨，明確講：“蘇聯如再接濟重慶武器甚為不好，請要武官設法停止”，因為“蔣介石反革命是確定了的。”當然，毛澤東不能不同意蘇聯武官關於應當儘可能延長蔣介石抗日時間的說法，稱：“蘇武官延長時間的意見是對的，事實上我出兵至快在半年後，目前只打防禦戰。”問題是“何種時機他們可以公開援助我們”？“五月後他們有何辦法援助我們奪取蘭州？”“如沒有飛機及攻城部隊奪取蘭州及甘涼肅三州是不可能的，而這一問題遲早必須解決”。[85]

莫斯科的態度顯然極大地約束了毛澤東的反攻計劃。而恰好在毛澤東反覆考慮軍事反擊可能性的這個時候，即1月下旬，日本開始集中幾個師團的兵力，乘國民黨抽調兵力向華中對付共產黨軍隊的機會，對河南突然大舉進攻。這一新的變化證實了莫斯科的看法，不可避免地動搖了毛澤東前此關於中日已告休戰，蔣介石即將叛變的形勢判斷。在這種情況下，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一方面固然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關於目前時局的決定》，告誡全黨要做好與蔣介石分裂的準備，稱：蔣介石已經從革命走到反革命，國共破裂的前途已經確定了，“對於以蔣介石為首的反動了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我們過去一面鬥爭一面聯合的兩面政策，現在已經不適用了，對於他們，我們現在已不得不放棄聯合政策，採取單一的鬥爭政策。”今後的鬥爭方向，就是要“動員全國人民，孤立與克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及其首領蔣介石的反動，使一切主張抗日與民主各階層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動了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組織抗日民主的國防政府。”但是，它在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認，由於日蔣尚未公開妥協，以及受到各方力量的牽制，國共目前未完全破裂。因此，當前的策略仍然應當是政治上堅決反攻，而軍事上須取守勢。[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