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為何撤出鄂豫皖？ 別把屎盆子都扣在張國燾頭上 - 伊犁將軍紅四方面軍系列之一

伊犁將軍是紅四方面軍的FANS，因為四方面軍猛將如雲，戰功赫赫，又常常在逆境中奮起，故深愛之。可是，因為四方面軍不是毛的嫡系，張國燾和毛又有過節，歷史上紅四方面軍蒙冤也最多，實令我扼腕痛惜。直到文革結束後，徐向前，李先念，許世友，秦基偉等四方面軍的老人走上前台，許多冤屈才得以昭雪。但是還有一些歷史事實沒有研究清楚，例如，人們每每提到四方面軍，就要開口罵張國燾。雖然我對張國燾也很有看法，完全不想為他翻案。不過資料看得多了，理解的更深了，也學會了橫向的比較。忽然覺得我們是不是應該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先看看是不是他的錯，如果是他的錯，到底錯誤程度怎樣，一定要分析清楚，不能把失敗的責任都扣在張國燾一個人頭上 。這裡整理出一篇文章，特發於春秋戰火烽煙版，作為[伊犁將軍紅四方面軍系列]的第一篇。

對紅四方面軍在第四次反“圍剿”中失利，撤出鄂豫皖根據地，史學界過去都是認定是張國燾推行逃跑主義的結果。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這種觀點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也是不公正的，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幾點:

一、敵我力量相差懸殊是造成紅四方面軍第四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

1932年6月，蔣介石利用種種手段搞垮了國民黨內部幾個勢力集團，鞏固了其法西斯獨裁統治。在此形勢下，他置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威脅於不顧，極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8月，蔣介石經過充分準備之後，發動了對鄂豫皖根據地的第四次軍事“圍剿”。這次“圍剿”與以往幾次“圍剿”比較起來，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調集重兵，出動嫡系，親自督戰，指揮統一，規模空前。蔣介石對鄂豫皖根據地的“圍剿”，總結了已往失敗的教訓，作了比較充分的準備，親自督戰。把其“剿匪”總司令部設在漢口，重點圍剿鄂豫皖根據地，兵分“左、中、右三路大軍，以左路軍對付鄂西根據地，而以中、右兩路軍26個師和5個旅.約30萬人，另有4個航空隊，全力壓向鄂豫皖根據地。蔣介石親自兼任中路軍司令官。蔣軍主力師兵員充足，裝備精良。他此次親自督師進剿，是決心把紅四方面軍消滅或趕出鄂豫皖根據地，以除心腹之患。

第二，採用了新的戰略戰術。這次圍剿，蔣介石改變了過去“分兵進剿"，“長驅直入”屢屢被紅軍各個擊破的戰略戰術，採用了“縱深配備，並列推進，步步為營，邊進邊剿，遇紅軍主力，據地固守，待援合圍，擊破紅軍主力後，並進長追，四面堵截”的新戰略方針。敵人戰略戰術的變化，使紅軍很難殲敵一路，打開“圍剿”缺口。e

第三，蔣介石還提出了“軍事與政治並舉，”“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針。敵軍每占領一地就立即扶植當地土豪劣紳，整頓民團，編組保甲，強化地方白色政權。在經濟上對根據地實行封鎖，設立關卡，禁止商賈和外地群眾進入根據地，否則以“通匪”罪論處，斷絕了根據地與外地的經濟聯繫，使紅軍和根據地的生存受到了嚴重威脅。

8月上旬，敵人攻入根據地腹地，紅軍主力在黃安、七里坪一帶與敵人激戰數日，打垮敵人第二師，但自己也傷亡2000多人。敵眾我寡，相持不利，紅軍只好向皖西轉移，鄂東豫西根據地首先喪失。9月中旬，紅軍主力在金家寨與紅十五軍會合，但因葉家集、英山等地已被敵人占領，後面追敵又到，紅軍陷入敵人東西夾擊之中。因此，紅軍再度向鄂東轉移，在河口鎮、馮壽二地區又與敵遭遇，發生激戰，紅軍力量損失較重，根據地也越縮越小。紅軍處境十分危急，如不果斷突圍，定將全軍覆沒。

二、紅四方面軍撤出鄂豫皖根據地並非逃跑主義.

紅四方面軍被陷入重圍後，及時下令主力撤出鄂豫皖根據地，這個戰略行動是正確的，絕不是逃跑主義。

主要理由有以下幾點:

第一，紅四方面軍撤出鄂豫皖根據地是當時戰略上的唯一出路。事實說明，由於敵人力量過於強大，紅軍力量難以抵抗。紅軍總兵力由45000人減少到3萬人，根據地由4萬平方公里縮小為方圓幾十里的“彈丸”之地。紅四方面軍在面臨全軍覆沒的危急關頭，果斷地撤出根據地到外線去調動和打擊敵人是當時戰略上的唯一出路。

第二，紅四方面軍撤出鄂豫皖根據地是黃柴畈會議上集體決定的，並非張國煮的個人意見。兩個月來，紅軍傷亡與日俱增，根據地的主要城鎮已被敵軍占領，已失去迴旋餘地，形勢十分危急。紅軍指戰員紛紛要求打到外線去，爭取主動，消滅敵人。於是,10月10日晚，分局在黃柴畈召開了緊急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張國熹、沈澤民、陳昌浩、徐向前、徐寶珊、王平章、吳煥先、成仿吾”等20餘人。與會人員討論了紅軍的行動方針問題，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憊見:一種意見認為，紅軍已處於最後決擇的緊急關頭，為使紅軍免遭毀滅，必須立即跳出根據地，到外線去調動和打擊敵人，然後再伺機返回根據地，這是唯一的出路;另一種意見則主張，紅軍絕不能離開根據地和群眾，在敵人重兵深入的形勢下，紅軍可化整為零，分散打游擊，待機破敵。絕大多數同志贊同第一種意見。最後，大家統一了認識，決定“紅四方面軍主力跳出根據地暫到平漢路以西活動，伺機打回根據地。然而，形勢是多變的，紅軍主力跳出根據地後，由於前有阻敵，後有追兵，幾遭重圍不得不連續突圍轉戰，才打破了紅軍主力在外線殲敵後，重返根據地的原定計劃。紅軍主力根據形勢的變化，審時度勢，甩開眾敵，轉移到敵人統治力薄弱的地方去，開闢新的根據地，擴大了革命力盤，使紅軍避免了又一次教條主義錯誤的危害，這在當時已是難能可貴的。

第三，紅四方面軍在轉戰途中多次向中央作了報告，並未背着中央獨自行動。黃柴畈會議後，11日晚，紅軍分左、右兩路縱隊從鄂東四姑墩出發，向平漢路西轉移，經過兩晝夜急行軍，突破了敵人兩個師的防線，到達平漢路西的陳家巷會合。在轉戰途中，分局和方面軍總部曾幾次向中央匯報紅軍突圍和撤離鄂豫皖根據地的情況和意圖，10月下旬，紅軍到達浙川地區的宋清時，向中央報告了紅軍從鄂北新集突圍的情況。11月上旬，紅四方面軍總部在鄂像陝交界的南化塘再次打電報向黨中央詳細報告了紅軍主力撤離鄂豫皖根據地的原因和打算。電報說:“此次(鄂豫皖)戰區未能衝破包圍，客觀原因系革命發展不平衡，戰區處交通便利、四面受敵、反動勢力較雄厚之區域。主觀原因“是戰區政治工作和政治領導之錯誤，對敵力估計不足，發動赤區群眾反包圍不夠，發動白區士兵鬥爭的工作不夠”，“我以孤軍大戰數倍之敵，轉戰千里未曾一挫銳氣，但終被迫脫離赤區”。11月7日中央回電，原則上同意紅軍主力暫時撤出根據地尋機殲敵。上述往返電報既分析了紅四方面軍撤出鄂豫皖根據地的原因，又說明了紅四方面軍始終保持着與中央的聯繫，沒有背着中央獨自行動。

第四，紅軍主力的保存和川陝根據地的創建是實現戰略轉移的直接碩果。紅軍主力在鄂豫邊界的南化塘衝出敵人的包圍後，繼續向西轉移。在鄂陝邊界的漫川關，又遭到了胡宗南部和楊虎城部的前後夾擊，紅軍大部隊處在深山峽谷中，形勢萬分危急，只得集中兵力從正面突擊，殺出一條血路，連夜突圍而出，取得了漫川關突圍的重大勝利。為了甩掉敵人，紅軍轉道北上，越秦嶺，走關中。關中之行，紅軍殲敵一部，調動了敵人，於是紅軍趁機再越秦嶺，南渡漢水，終於擺脫了敵人的重兵追堵，取得了主動權。紅四方面軍從被迫撤離鄂像皖根據地到主動進軍川北，歷時兩個多月，轉戰三千里，“先後共殲敵近萬人”，保存了紅軍主力“一萬四千多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敵人圍殲紅軍主力的企圖和計劃，奪取了戰略轉移的偉大勝利。毛澤東在論述戰爭的戰略問題時指出:“一切軍事行動的指導原則，都根據於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儘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最，消滅敵人的力量。“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這個戰爭的目的，就是戰爭的本質，就是一切戰爭行動的根據，從技術行動起，到戰略行動止，都是貫徹這個本質的。因此，以這個基本原則來檢驗紅四方面軍撤出鄂豫皖根據地的戰略行動，無疑“是黨和紅軍的一個偉大勝利。”

12月中旬，紅軍到達了川陝交界的鐘家溝，召開了團以上幹部會議，分析了當時四川軍閥正在成都一帶混戰的有利形勢和川北地勢險要、物產豐富的自然條件，決定進軍川北，建立以川北為中心的根據地。會後，全軍士氣高漲，不畏艱險，翻越大巴山，進入川北，迅速占領了通江、南江和巴中一帶，開始了創建川陝根據地的新階段。經過一年的努力，開闢了一個面積達4.2萬平方公里,500萬人口的新根據地，紅四方面軍也發展成為一支5個軍8萬多人的強大武裝力量，一躍而成為紅軍三大主力中最強的一支。

綜上所述，那種認為紅四方面軍撤出鄂豫皖根據地是張國煮的逃跑主義的觀點是不成立的。

二、張國燾的責任

張國燾也是有些責任的 - 儘管不是主要責任，該是他的責任也需要他來承擔。這裡來分析一下：張國燾在鄂像皖根據一直推行“左”傾政策（其實，包括江西蘇區在內，各地蘇區也都是如此），危害嚴重，這也是紅軍第四次反“圍剿”的失利的一個原因。比如，他在組織上大搞所謂“肅反”，嚴重削弱了黨和紅軍的戰鬥力 ；軍事上盲目輕敵，倉促應戰。1932年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張國熹被勝利沖昏了頭腦，錯誤地認為國民黨軍隊已是“偏師”，正在“大崩潰”，盲目輕敵，繼續推行“不停頓地進攻”的方針。五次反“圍剿”，率兵輕戰，孤注一擲，犯了兵家大忌。此外，沒有充分發揮根據地群眾的反包圍作用，成千上萬的群眾跟着紅軍“跑反”（有點像三國劉備，在20萬曹軍追擊帶着百姓一天只走十里路），不但沒有發揮廣泛的靈活機動的牽敵、擾敵的威力，反而給主力紅軍背上了一個沉重的包袱，完全失去了主動積極、速決殲敵的特長，紅軍將士雖血戰兩月，付出了重大代價，也未能殲敵一路，扭轉戰局。紅軍數次被敵人包圍追擊，從鄂東轉移到豫南，從豫南轉移到皖西，又從皖西再轉回鄂東，步步被動挨打，陷入絕境。最後，不得不倉促退出鄂豫皖根據地，向平漢鐵路以西作戰略轉移。

[ 完 ， 此文由伊犁將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