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美國不得不吞下“兩伊靠近”苦果

9月12日，伊拉克總理馬利基出任總理後首次訪問伊朗。由於伊拉克和伊朗曾是歷史宿敵，加之目前伊拉克和伊朗核問題均是國際熱點問題。因此，馬利基此行吸引了不少媒體的關注。事實上，自薩達姆政權倒台以來，兩伊之間頻繁互動已不是什麼新鮮事。去年7月和11月，伊拉克過渡政府總理賈法里和總統塔拉巴尼曾先後率團訪問伊朗，伊朗外長也曾到訪伊拉克。此次馬利基來訪，不過是雙方關係不斷升溫的最新表現罷了。

當前，兩伊彼此靠近主要有兩大驅動力：首先，相互間的利益需求。伊拉克目前政局動盪加劇。據美國五角大樓報告稱，交戰雙方已不再是在基地組織或薩達姆殘餘武裝與駐伊美軍之間，而是在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單在今年7月，教派衝突就奪走了3000名伊拉克人的生命。伊拉克明顯已陷入內戰狀態。而伊朗作為伊拉克近鄰，並不希望伊拉克亂局不可收拾，而且也有能力幫助伊拉克政府。這是雙方合作的基本動力。其次，是基於宗教的天然親緣感。伊朗是中東唯一一個什葉派掌權的國家，內賈德政府的宗教保守色彩更是明顯。而伊拉克什葉派占人口的60%，並通過戰後政治重建徹底翻身解放，成為伊拉克政壇主導力量（馬利基就是什葉派背景）。雙方都屬什葉派陣營，加之伊拉克一些什葉派領導人過去曾長期流亡伊朗，受到伊朗庇護，因此兩伊關係儼然有了種“朋友加同志”的感情色彩。

但嚴格說來，兩伊關係是伊朗強而伊拉克弱，因此雙方是不對稱的依附與被依附。在過去3年中，伊朗向伊拉克派遣了大量情報官員、黎巴嫩真主黨代表以及附屬於革命衛隊的“聖城部隊”戰士。不誇張地說，伊朗目前是對伊拉克最有影響力的國家。而伊拉克領導人頻頻來訪，也折射出伊朗的地區老大地位。

對美國來說，伊朗崛起和兩伊接近是一枚不得不吞下的苦果。長期以來，美國中東戰略的基本目標之一，就是防止敵對地區霸權國的崛起，尤其是在石油貯量最豐富的海灣地區更是如此。而伊朗和伊拉克作為海灣大國，均有可能稱霸海灣。美國出於自身利益考慮，其海灣政策的基本點就是防止任何一方過於強大，避免海灣油田被任何一國控制。為此，美國在相當長時期內有意在兩伊之間製造敵視，使其相互制衡，美國從中坐收漁翁之利。例如，在1980 -1988年的兩伊戰爭中，在伊拉克節節勝利時，美國就暗中支持伊朗，並釀出了“武器換人質”的所謂“伊朗門事件”；而當伊朗轉守為攻後，美國又開始偏袒伊拉克，不僅為伊拉克提供軍事援助、農業貸款以及重要情報，美國艦隊還以“航海自由”為藉口，在波斯灣攻擊伊朗海軍。美國國務院還專門起草了一個“如何防止伊拉克戰敗”的方案。克林頓時期的“雙重遏制”政策，也是美國地區均勢政策的延續。

然而，小布什的反恐戰爭就像公牛闖進瓷器店，徹底破壞了兩伊之間的力量平衡。小布什本想通過“建設性破壞”的方式，借伊拉克戰爭將伊拉克改造成親美民主政權，進而成為遏制伊朗、實現美國中東謀霸的前沿陣地。但美國萬萬沒想到，打垮薩達姆政權的同時，也徹底打亂了伊拉克的安全秩序，使其動盪不止，國力日衰。這樣，伊拉克非但不能成為遏止伊朗的前沿哨所，反而迫使美為緩解伊拉克局勢而不得不求助伊朗；同時，美國在伊拉克推行民主選舉的結果，是使占據人口多數的什葉派力量應時而起，並使中東隱然出現了一個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真主黨的“什葉派新月地帶”，由此為伊朗的革命性崛起提供了潛在盟友和廣闊的緩衝地帶。這種局面是當年霍梅尼“輸出革命”想實現而沒能實現的長久夢想。這樣，在不存在地區力量制衡的條件下，伊朗自動成為影響中東地區命運的決定性力量。

更讓美國痛苦的是，中東難題居然是相互聯繫在一起的。伊拉克的嬴弱使其不得不靠近伊朗，並無形中成為伊朗手中的外交王牌。這一結果反過來使伊朗在核問題上底氣更足，立場更加強硬。由此又使美國面臨“對伊朗怎麼辦”的外交新難題。有分析指出，如果對伊朗開戰，美國在伊拉克駐軍、外交機構以及大批文職人員，都可能成為伊朗的攻擊目標。從而使美國陷入“打，還是不打”的兩難選擇。

事實上，美國當前最大的戰略窘境源自它對錯誤戰略不知悔改。就在9•11五周年之際，小布什又將反恐戰爭上綱到“伊斯蘭法西斯戰爭”的新高度，表明美國決意要“一條道跑到黑”，將目前的錯誤戰略進行到底，這種對既定目標的執着固然讓人欽佩，但這種簡單化的反恐戰略註定使其犯更多的錯誤，承受不能承受的痛苦。

（轉自“光明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