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暴风骤雨式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在中国社会强调“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框架里，知识分子自然地被打上阶级的烙印，在工农干部眼里，“他们都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他们受过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和封建主义的教养。他们的思想充满着毒素，他们的灵魂是不健康的，有些甚至是反动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去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是今天急不容缓的重要工作之一”[45].于是“灵魂不健康”的知识分子“天然地”要接受思想改造。建国初年对知识分子采取的 “团结、教育、改造”政策，随着政治斗争的需要，演变成只剩下强调“改造”二字。

　　长期从事党的宣传理论工作，49年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夏征农有一段讲话极具代表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满身满脸都是龌龊”，所以“在革命的进程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只能是从属，只能是工农兵的服务员，而且只有这样，革命队伍中才有他们的地位”。他甚至提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时时洗脸抹身，自己洗，让群众帮助洗，让党帮助洗。只有这样经过不断的改造，才能希望改变成为一个合格的服务员”。[46]教育部的领导人也认为，要完成教育界“破旧立新”的改革任务，首要任务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所有的一切说法，都是在遵从毛泽东的指示。早在1950年6月，毛泽东就提出，要在知识界开展自我改造的教育运动。[47]追根索源，这也是各地苏区特别是延安时期改造知识分子的延续。

　　从目前的史料看，建国后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启动，与两个人有关。一是周恩来，一是马寅初。1951年8月22日，周恩来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48]这个讲话立即得到刚上任三个月的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呼应，他欲在北大搞一场“有计划有系统的学习运动”。9月3日，周恩来和私交甚笃的马寅初作过一次重要谈话，马专门“介绍北大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总理八月关于进行思想改造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师政治学习运动的情况”，周恩来随即提出拟邀请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报告一事。[49]马寅初深表赞同，便以口头和书面形式正式邀请中共中央领导人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报告，以期推动一场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马寅初的书面意见这样写道：“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十位教师。”9月9日，周恩来将此信转呈毛泽东。9月11日，毛批示道：“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50]9月24日，周恩来在如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学习运动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应从政治学习入手，逐步发展到组织清理”。于是，思想改造+组织清理被适时地提了出来，逐渐成为日后群众运动的一种模式。

　　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51]明确了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作用、步骤。至此，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广泛地开展起来。这场运动，是以唯意志的群众动员形式进行的，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群众性动员的形式来自于列宁政党组织的传统，但与之相比，毛泽东的群众动员不仅更为主动深入，而且更为有效，时间也更长。[52]政治动员、道德激励、思想检查、组织清理，这些来源于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使党的领导人相信，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中，政治权威同样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低的社会成本达至预期目标。

　　知识分子对新的政治权威的承认，有积极拥护，有道德上认同，或出于利益上的算计，更多的是随大流。他们的思想状况极其复杂。西奥·陈（Theodore chen ）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就信仰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这些人来说，适应新的形势、或至少适应建国初期的形势不是件难事。第二类是有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是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或运动、领头喊口号的人，第三类是朴素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厌恶国民党腐败政权下的生活，希望落后的祖国获得新生。大多数属于此类。第四类是除了协助新政权之外别无选择、因而对自己不可能改变的现状不得不接受的一批知识分子。[53]然而，不管哪一类，所有大学教员都要面对这场“思想蜕变”运动。当时党的一位理论干部对此有形象地描述：“当前正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蜕变的过程，在这块土地上呼吸濡染着的一切人，都非跟着蜕变不可。蜕变，是新生，但需经过一段苦痛的过程。教育者的蜕变，应该是自觉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学习如何在自己的思想行动上服膺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54]事实上，这些“教育者的蜕变”远说不上“自觉”：他们在运动中被迫“排队洗澡”，教育部领导人的指示是， “尽量用热水烫这些人，只要烫不死就成。他们在大会、小会上一次又一次地作检讨，一面用广播、大字报揭露他们的劣迹，一面发动许多青年党团员（助教、学生）给这些人‘搓背’。在检讨会上通不过，再跟到老教师的家里去，观察他们的言行，只要有一言半语不合，第二天在检讨会中再加上新的罪名。”[55]诗人聂绀驽有两句名诗：“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说的就是这种检讨时内心巨大的痛楚。

　　文化观念是一种绵延久远的强大力量，但就阶段性效果来看，政治因素的宰制力量有时比文化观念强大。当年在清华大学的杨绛回忆道：“我们闭塞顽固，以为 ‘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人不能改造。可是我们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56]

　　在政治高压下，痛苦“蜕变”后的思想“转变”当在情理之中：北大化工系主任傅鹰不得不违心地说自己“是一个多么可卑可恨的人。……我的崇美思想不但使我变成敌我不分的肉喇叭，不断向同仁同学散布毒素，也使我在学校行政工作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我）骨头里却充满了欧美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感情，我就是这样一个人。”[57]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更是全面自我否定：“我为了个人利益……二三十年来，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国主义就通过我，稳扎稳打来在学校里做着'太上皇'……而拿着武器，在最前线冲锋陷阵的人，却是自以为‘清高’的我。”[58]

　　当然，也有坚持不肯认错的，但在强大政治权威下，其命运可想而知。如公开反对“一边倒”国策的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就受到毛泽东毫不留情地批判：“看来除了像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极严重的敌特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把张东荪与敌特分子并提，而不在“可以过关”之列，“……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毛一锤定音，曾在建国初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张东荪完全坠入了黑暗的深渊……[59]运动中，北京大学有7个人自杀身亡，著名作家、北京大学教授沈从文被解聘，到故宫博物院当讲解员。

　　运动进行到尾声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可以让60－70％的教师迅速“过关”；12－25％的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13％的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讨以后始予过关，只有2％左右是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1952 年秋运动结束时，全国高校教职员工的91%、大学生的80%被接受“思想洗澡”。[60]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教育的自我改造的运动。现在，这个建议已逐步地变为现实”。[61]周恩来则表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是有成效的，今后仍然应当根据具体的需要，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62]

　　这种思想改造+组织清理方式，对消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起了很大作用。在没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包括法规）情形下，以政治批判方式强行改造思想文化，必然对思想文化造成破坏。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启了以权力决定知识分子政治地位的机制，而这种权力不是根据法律行使，而是受意识形态支配为政治需要服务。这次运动，是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在共和国初期的一次重要实践，同时也是规模最大一次马列主义普及运动，从此，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而为以后全面推行苏联大学体制的、高度集中的院系调整打下思想基础。

　　五、雷厉风行的的院系调整

　　1951年11月，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召开，揭开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的序幕。会议制定的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是全国性院系调整的先声，但因调整有阻力，调整方案搁置五个月后即1952年4月才公布。这次调整是根据苏联大学体制，以建设单科性专门学院为主，削减原有的综合性大学，改为文理科或多科性理工科大学，增加工科和师范的比重，取消大学中的学院建制，改为校系两级管理。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教育界学习苏联模式进入第二阶段，从“点”到“面”地广为推行苏联大学体制。苏联模式对中国大学制度的影响主要有：1、大学必须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2、坚持以培养工农出身的专业人才的根本方针。3、建立以单科学院为主的大学体制。4、建立培养专业人才的教学制度。[63]

　　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公布后一个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随即推出“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这与教育部当初提出的“要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统一地进行院系调整”决策已时隔两年。方案迟迟未能推行，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决策层看来，阻力主要来自大学教师本身。教育部副部长、教育部党组书记钱俊瑞就说过，服膺英美的大学教师“不肯确实改造”，“诸如院系、调整”，“一切关于高等教育的决定和规章就遂成‘具文’”。[64]教育部决策层的观点也反映在党中央机关报上，1952年9月24日人民日报社论专门提到：“两年以前，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即曾提出院系调整的问题，但是两年来这一工作很少进展。这主要是因为许多教师在思想上还严重地存在着崇拜英美资产阶级、宗派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观点”，“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就有条件和可能把院系调整工作做好了”。[65]此时，历经一年的思想改造运动接近尾声，教育部的高教改革意图开始付诸实践。

　　院系调整在1952年下半年之所以能够迅速推行，除了与整个意识形态及社会氛围密切相关之外，还由于在具体步骤上加强了地方配合。全国改革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从上至下的改革要有自下而上的呼应和配合。1952年，各地的院系调整机构先后出现。为配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的高教改革方针，各大行政区、各省、市以及大学的院系调整委员会相继成立。这种“大区—省、市—院校—系”的四级垂直行政机构，在组织架构上，为迅速实施院系调整方案确定行政主导框架。 [66]随后，各地的调整方案相继出台，例如，1952年上半年，浙江省的院系调整方案出台，随后广州的调整方案也完成并向教育部作了汇报。[67]于是，在高度行政主导下，全国的院系调整行动雷厉风行地展开，以北京大学为例：6月，北大党政领导开会研究院系调整工作；7月，请苏联专家在全校介绍苏联高校情况与改革经验；8月，讨论人事调整方案，并编制新北大的系、专业及专修科设置；9月，北大从城内沙滩迁往西郊原燕京大学校址；10月4日，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在燕园东操场举行开学典礼。[68]著名学府“脱胎换骨”之改革如此神速，让后世的读史者感叹不已！

　　各地院系调整如火如荼地展开之背后有着更深一层的原因：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形势出现了大变动。

　　1952年夏秋之交，恢复国民经济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工农业总产值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了20%.“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我们的收支大体上可接近平衡。”[69]收支平衡，经济恢复与物价稳定，标志着国家的财政经济情况已根本好转，经济恢复工作胜利完成。[70]其中一项具有时代意义的指标是，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营经济开始超越私营经济。共和国政权开始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

　　经济形势的根本好转，为进一步推行社会改革提供物质条件。1950-1952年，教育事业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5.49%，教育事业基建投资完成额占国家基建投资完成总额的5.7%.[71]比较1949年全国文化、教育和卫生三项加起来的总预算只占财政总支出的4.1%已有天渊之别。这年，不仅将私立高等院校全部改为公立，连私立小学、中学也开始改为公立。[72]同年，钱俊瑞在向政务院报告《关于修订一九五二年培养国家建设干部的计划和追加教育事业费预算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后，还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我认为从教育的需要上和财政的可能上追加经费一万六百九十四亿五千元是应该批准的。”[73]（后来币制改革，一万元换新人民币一元）

　　国民经济形势好转，不仅为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提供物质基础，同时也突显对人才培养需求的紧迫性。当时专业技术干部紧缺的严重性，以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的话来说，已“严重制约着国家的恢复。我们从国民党手里接收的工程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总共才两万人，按其政治信仰，大多数是反动分子和亲美分子。”[74]所以，首先出台的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背后，有明显的经济建设人才需求之压力。

　　而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发生改变，则是1952年下半年院系调整被强制性地、迅速地、广为推行的另一重要因素。直至1952年上半年以前，教育改革指导方针是在新民主主义框架内“和风细雨”地进行。随着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运动取得胜利之后，尤其是国民经济形势好转，毛泽东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发生了急剧变化。1952年6月6日，他在给李维汉报告的批示中，明确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间阶级。”[75]这一论断，实际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揭开了终结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序幕，开始了消灭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同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第一次改变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步骤的提法，毛提出：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76]这次会上，毛泽东还第一次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初步构想。[77]这表明，毛泽东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从1952年下半年起我国开始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性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新民主主义时期相对丰富多样的各种社会政策，逐渐被新的要求和目标所替代。

　　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与新民主主义的其中一个区别，即对“旧教育”全面否定，循序渐进式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转变为以“破”字当头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 1952年宣布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的指导思想十分鲜明反映出这点：“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基本上是为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服务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如果不对旧的教育制度、旧的高等教育设置加以彻底的调整和根本的改革，就不能使我们的国家的各种建设事业顺利进行。”[78]

　　院系调整后，全国高等学校从211所调整为182所。所有的私立大学消失，它们全部被并入公立高等学校，民间办学的传统至此中断，民间教育空间不复存在；工科专业137种，教育的重心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被取消，财经与政法学科被削减；作为现代教育轴心的综合性大学被严重削弱，全国综合性大学由调整前的55所减为13所，由占大学、学院总数的41.4%（1947），下降为8.5%（1953年），在校文科类学生由调整前的33.1%，下降为14.9%.院系调整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文科在校学生和文科教育比重最少的国家。[79]而20世紀50年代，学科的综合化已成为科学发展的一大趋势。这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根本改变了原来的中国大学体制，原有的大学理念和大学内涵被改变，高等教育从此被纳入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体制当中，比起1956年才在经济领域全面推行计划体制提前了好几年。同时，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高等教育也比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等领域率先通过院系调整于1953年基本完成。

　　教育制度演进的形态有两种：一是渐进性积累，二是革命性变革。这次院系调整属于后者。对制度进行革命性变革是赋予制度以活力的一种手段，但这次院系调整以行政主导方式为主，思想改造运动为辅，在“全盘苏化”的教育制度建立的短促过程中，匆忙定论，随意“破旧”，留下不少后遗症，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否定大学自身的独立性，削弱综合大学的整体学术水平，使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渐行渐远。

　　“院系调整结束，明明白白地宣告：一个从未有过的教育时代已经到来”。[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