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進入第三個“強力作為”時期

● 陳冰（倫敦）
在“書寫更加壯麗篇章”的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召開之前，一扇向過去道別的門重重地關上。關在門外的是原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以及其他只為自己謀利的官員們，而能夠領導全社會“誠實勞動、勤奮創業”的革新者才有資格拿到入場券。

　　把陳良宇案與11年前的陳希同案相提並論，並且簡單地貼上“權力鬥爭”標籤，其實是低估了中共新一代領導人的遠大目標與魄力。如果把“十一五”發展計劃的紮實，處理國際事務的日漸大氣，反腐力度的不斷強化，中央部委數十個調研組分赴各國考察社會分配、福利制度、勞資關係、突發應急措施等等聯繫起來，那麼，陳良宇案也許可以被看作中國進入第三個“強力作為”時代的標誌。

　　溫家寶在國慶57周年招待會上對改革開放“只會前進，不會倒退”的誓言，對“大膽吸收和借鑑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強調，《人民日報》社論對“我們處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的動員，都顯示新一代領導人不會錯過“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

“三步走”的嶄新時期

　　中共建政後能稱得上“強力作為”的時期有兩個：一是1949年到1956年間的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二是1978年到1989年的全方位改革開放。

　　在第一個時期，執政黨以強有力的氣魄引領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大多數人在“新社會”的建設和財富分配中獲益，生活水平明顯提高。在第二個時期，中共領導人民解放思想，確立市場經濟體制，把一個閉關自守的國家帶入世界舞台，老百姓的生活在解決溫飽後向“小康”過渡。

　　目前正在進入的第三個“強力作為”時期，則是要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和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按照現代國家的常理常識和科學發展觀，來創造性地建構新型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以適應全球化時代的需要，使中國成為不僅讓世界看重而且被世界尊重的大國。建立國家，成為世界大家庭一員，在國際舞台卓然而立，這個“三步走”是歷史進步的邏輯，也是執政黨肩負的重任所在。

　　在這三個“強力作為”時期之間，並不是說執政黨沒有作為，而是不夠有力。有某一方面的成就，但沒有從整體上改變國家面貌和國際地位。在上世紀60年代，雖有原子彈研發成功這樣震驚世界的創舉，但“十年動亂”的肖像無法抹去，肖像繪製者從某種程度上講就是中共最高領導人。

　　在90年代，雖有香港回歸、加入世貿組織這樣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一切向錢看”的形象近乎定格。某些黨內高官不是領導社會進步，而是被領到以權謀私、悶聲發財的道路上了。老百姓抱怨領導“不作為”，其實他們在忙着為自己“作為”，陳良宇就是典型代表。

別開生面的作為之道
　　胡錦濤、溫家寶為代表的新一代中共領導人，其實已有別開生面的作為。與毛澤東、鄧小平“先農村，後城市；先思想，後行動”的策略相比，胡溫的作為則是以“先國際，後國內；先行動，後結論”的線路進行的。這種“作為之道”與近年來國際形勢的撲朔迷離有關，也與國內黨政權力交接的盤根錯節有關。

　　中國最近幾年在外交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除了與美國、歐盟、俄羅斯等“龐然大物”以不卑不亢的姿態保持着平等而順暢的關係外，中國還把外交觸鬚伸向全球各個角落，與南美、非洲、南亞、中亞國家建立起具有互惠互利實質內容的政治、經濟、貿易新關係，目前正滲透中東地區，一個真正覆蓋地球村的全球化戰略格局已初步形成。

　　與以往相比，新一代領導人在外交上有兩大特徵：一是在對未來預見的基礎上主動出擊，把幾年後可能出現的國內能源緊張問題提前到現在解決，把10年後中日更為激烈的利益衝突擺到現在逐步消解。二是用具體的外交行動體現“和諧世界”的文化理念，人民幣升值不僅在幫美國經濟也在幫世界經濟；向衝突地區派遣維和部隊，不僅在維護世界和平，也在為各種形式的“中國製造”走出去鋪墊道路。

　　這種努力的結果是美國的“中國威脅論”逐漸變成“祝中國成功”，日本新首相就職後便發出改善中日關係的信號，很多過去視中國為“競爭對象”的國家現在改口為“戰略夥伴”。今後外交場上智和力的格鬥會更多更複雜，但用心“作為”結果總不會太壞。

內政上先做後說

　　外交上的成就顯示了新一代領導人的魄力和執政風範，現在正向國內事務“攻堅”。其實，內政上的諸多“實際行動”已在為“和諧社會”理論做着詮釋。出於對前代領導人的尊重和接受實踐檢驗，更完整更全面的表述到現在才加以總結。

　　筆者最近到紅軍過雪山草地的川西北高原考察，那裡的生活條件依然很差，貧困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但藏、羌、回、漢各族的孩子們讀完初中基本上不成問題，不僅學費、書本費全免，困難家庭的孩子還可以得到每月60元、40元、20元不等的生活補貼。學校是各縣鄉最好的建築，絕大多數是寄宿制學校，有的學校甚至配有專職的心理輔導教員。老師們擔心的不是沒有條件教學，而是怕學生不來念書。這種變化實在讓人驚喜，當地教育官員說這都是最近四、五年發生的事。

　　中國在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公共設施、公用事業等公共服務體系方面均有所起色。最低工資制的推廣，社保基金制度的建立，公共交通的改善，對農民工欠薪問題的整治，加大對新農村建設的投資等等，都是平抑貧富差距的舉措。

　　最近大陸媒體熱烈報道醫療改革大方案，聲稱11個部位組成的醫療制度改革協調小組已開始運作，將按照“英國模式”建立由政府承擔公共衛生及全民基本醫療的新醫療制度。“英國模式”有很多弊端，但讓全民平等享受基本醫療的指導思想無疑是大快民心的大動作。

在民主法治方面，差額選舉制度在地方選舉中基本確立，公推直選的範圍在逐級向上擴大，20年磨出的《監督法》得到頒行，領導幹部述職述廉、職務任期、財產申報制度逐步健全。這都表明中共力圖在擴大黨內民主、動員公民參政、強化民主監督上有所突破，用制度建設促成和諧社會更是先進政治文明的“共同法則”。

革新力度首看民主法治
　　“和諧社會”一詞是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正式提出的。次年2月，胡錦濤提出了“和諧社會”的六項目標，把“民主法治”擺在首位，可謂抓住了問題的要害。

　　民主與法治是中共第二個“強力作為”期末黨內先進者和大眾共同的呼聲。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從制度上反貪防腐的探索近乎停滯，以致在陳希同案之後出現了過猶不及的陳良宇案，政府信譽因此受到很大傷害。現在強調“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不僅在承續鄧小平、胡耀邦未竟的事業，更重要的是創建執政黨能夠“持續作為”的政治制度。

　　我們可在三個方面估量革新的力度：首先，能否擴大黨內競爭民主，使那些有能力領導人民誠實勞動、勤奮創業的有識之士通過合法渠道就能步入政壇，無需拉關係走上層路線，腐敗通道因此被堵塞。

　　其次，地方各級的黨政監察機構和司法部門是否改革為中央垂直領導，紀檢部門有效地監督地方官員的從政行為，不僅能保證廉政，還能督促他們有作為，提高執政能力；司法系統的相對獨立，則是實現公平正義的基礎。

　　再次，能否賦予人大政協和新聞媒體更多參政議政、反映民意、透露真相、監督黨政官員的空間和自由，使黨內民主向全民民主擴展的進程中有階梯可尋，有路標指引。

　　中國人談起過去，常懷念50年代的“人愛人”和80年代的“寬容與進取”。未來的人們又會以怎樣的字眼和心境描述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呢？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是旅英中國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