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英富：《腳印》（二）潮流：炮轟省、地、市委
作者: 憲徽
日期: 2006-08-22 02:03

潮 流

在眾多同觀點的人中，由劉友源（國防工業七九九廠工人）黃海浪（宜賓市鑄造廠工人）等提頭，我們組織成立了宜賓地區第一個工人群眾自發組織的“宜賓八八工人聯合戰鬥團”（八八是取義於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制定的十六條而命名的），與宜賓“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司令部”和外地赴宜賓紅衛兵聯絡站並肩“戰鬥”了（地址在市中心的“京劇院”即大觀樓一側）。緊接着，地、市機關幹部也起來了。最先是“反修造反隊”，一開始有地專機關的群眾王世民、徐克明、徐明偉等，還有市級機關的高玉文、李朴等為頭的幹部組長。地、市政法系統的劉傳和、劉躍鈱、田光輝、曾祥和等也組成了自發性的群眾組織參加文化大革命。

各廠礦工人，最早的是七九九廠的王景海、劉平測、陳元中等組織的“井崗山造反兵團”，宜賓造紙廠的江國輝、廖光明、王季英等人組織的“鐵臂戰鬥團”等。

農村農民，最早的有黃桷坪公社的全國勞動模範趙樹恆、吳緒彬；附城公社的曹海清、曹治國；前進公社的雷從金；舊州公社的周仿之；古敘公社的王社長等，組成了農民造反組織。

這些，也許就是學生們來宜賓講的：“國家改變了顏色，資本主義就會在中國復辟，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涉及到了中國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所在，故很能鼓動人民群眾的參與激情吧。他們（也包括我）堅信黨中央的號召錯不了，“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尤其是地、市委的後院起火，如原市級機關的高玉文，文革前期很受器重，曾是上京抓劉張的“抓人團”主要成員。人沒抓回反倒起來造反了。黨政機關揭露當權派腐化墮落、任人唯親、拉幫結派等問題，更激起造反浪潮的高潮。形勢發展迅猛，我們“八八團”也很快就發展到數以萬計的人參加。不僅遍及宜賓的各行各業，甚至涼山州的雷波森工局林業工人，雲南省鹽津縣的航運工人，均請求加入我團，成立了下屬造反組織。宜賓的屬縣也紛紛行動了起來，全面拉開了“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地、縣委”的局面。當時，因官辦群眾組織的經費是由官方直接承擔，而自發的群眾組織就沒經費來源，買紅布做戰旗袖章、買紙筆寫大字報等都得要錢去買，沒得經費來源難以開展活動。學生造反組織的頭頭曾加興為使官方承認群眾（包括學生）自發組織和爭取活動經費，在宜賓市委大門口進行了絕食鬥爭。在得到相當多數的學生和人民群眾的支持下，最後取得了勝利，真正打開了宜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局面。
為適應形勢的發展，年底在楊澤彬、李錦凡、張大衛（北京化纖學院學生）、陳良柱、劉友、王景海等人的倡議下，宜賓的工、農、商、學、干各大群眾組織頭頭們共商，宜賓造反派進行首次大聯合，組成了“宜賓方面軍”，其它縣、市也組成了縣市級的“司令部”參加。至此，宜賓地區的思想派和自發組成的主義派的區分就更加明朗（其實思想派的也組成了“宜賓紅色總部”，故宜賓人稱“紅色派”，對主義派稱為“紅旗派”）。

說實話，當時加入造反組織也是比較嚴肅的，每個人都是要經過審查的，政治面貌基本清楚的人方能批准加入（如我參加造反派時，就有人攻擊說我是偽保長的兒子，經調查證實我系謝家抱[收]養的，養父曾任過偽保長，但沒作過孽，只是掛了個保長名，解放後沒受過任何處罰，連傳訊都沒傳訊過他，於1956年病逝，故沒對我造成影響）。各組織均有專人管組織方面的工作。如當時在宜賓修建宜珙鐵路的“四一五築路總隊”，其下屬二十來個隊，要求加入我們八八團的人很多，我們就堅持只吸收了十八縣市“民工隊”的部分人，成立了“宜賓八八團川鐵分團”。後由張正源、劉某某等為首組成“川鐵兵團”參加了方面軍（因為“川鐵”人太多了，我團搞組織的審查不贏，更怕稍有不慎會成為對立派攻擊的把柄，故只好如此慎之又慎，寧少勿雜）。對另一些要求加入八八團的民工隊的人，則勸他們除開原“4.15”勞動教養總隊教育好後轉為工人的“轉工”，自行組織團體參加“方面軍”。排斥“轉工”，在現在來說，也許是形“左”實右形式的表現，因為，既然是教育好了並取得工人資格了，就應該有權參與四大，介入政治，他們也是有政治權力的啊！

正當此時，“四一五”築路總隊拋出了“轉工暴動”的嚇人新聞，一時間搞得宜賓城內人心惶惶，氣氛十分緊張。“暴動”二字對過了十多年平靜生活的宜賓人民來說，猶如晴天霹靂，其驚恐程度可想而知。這就是宜賓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第一大事件。我受方面軍勤務組和八八團勤務組的委派，去調查該事件。說心裡話，當時決定我去調查還是很害怕的。“暴動”的實質含義就不善哉，弄不好就會有性命之憂。可是造反誓言就有“誓死”之詞，我還身為一個勤務員，決不能被別人看笑話，認為我是一個膽小怕死鬼，故而接受了這重大託付。

我首先到江北“宜珙鐵路總指揮部”，找到總指揮長鄧自力（原宜賓地委書記，後面將提到的“三套馬車”中“鄧、崔、陳”的鄧就是指鄧自力）。他對我說：

“轉工是不能參加文化大革命的，‘轉工暴動’的事聽說了，但是具體情況不甚了解，要問‘四一五’築路總隊的總隊長錢志均、李登茂才清楚詳情。”
於是我找到錢志均總隊長，他說：

“接到下面工區的報告，確有轉工暴動。”

我聽後首先亮出方面軍的委派，然後提出請他和我前往暴動現場調查了解事實真相。他無法推脫和拒絕前往，只好帶上警衛員和秘書坐上他的小車與我一同前往月江工區。

在一個山溝里，我見到不少帶我團袖章的“戰士”（當時的稱呼），包圍着一個很大的工棚，裡面有很多人在有序地學（讀）毛主席語錄，全然沒有任何暴力行動和動亂跡象。於是我當着錢總隊長問我們分團的人：

“這是怎麼回事？”

他們說：“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只是聽到縱隊通知，叫我們來協助幹警鎮壓轉工暴動，我們分團立即決定先調月江工區附近的支隊好幾百人來，圍了大半天沒看到發生任何事，曉得搞的啥子鬼喲？”

我問錢總隊長，此事作何解釋？

在鐵的事實面前，錢志均總隊長很難為情的樣子，沉默良久最後只好說：“可能是下面匯報有誤，我們沒搞清楚，可能是公安工作長期養成了敏感的習慣吧。”

“下面匯報有誤與否，不足為道，但你們作為總隊領導，特別是公安部門的，對下級的報告不作核實，不加分析就向外公布轉工暴動，鬧得滿城風雨。你們將如何向宜賓人民作個交代？就憑簡單的一句匯報有誤或敏感習慣能夠了結得了嗎？”我駁他說。

僵持了好一會，他說他很累了，身體不好需要休息一下（因時系夜間了），並交代他的秘書安排一下我們的生活。我認為他是想緩衝一下好找對策來打發我，誰知道他竟然趁着黑夜悄悄的溜之大吉，此事也就這樣不了了之。這麼一件轟動全宜賓城的大事，僅憑一句“可能是下面匯報有誤”能解釋得了嗎？恐怕不是那麼簡單罷。尤其是政法部門對“暴動”二字的孰重孰輕會不懂嗎？這一連串的問號，豈不發人深省麼？

這個時候，學生曾加興在宜賓市委大門口幾日的絕食鬥爭，直到市委圓滿答覆解決，自發的群眾組織得到合法地位和對待，並由市委“文革接待站”發給活動經費，運動得到進一步發展。大街小巷、機關單位都在寫貼大字報，大辯論更是如火如荼，人們真像發了瘋、着了魔似的，不分白天黑夜，日以繼夜不知疲倦地干“革命”。困了最多在長椅或地板上墊上幾張報紙睡睡，簡直是在全力以赴。有的大辯論竟然會在一個家庭內部展開，甚至激烈異常，由此可見這個運動的深入和普及程度，實屬前所未聞之奇事。

接着擴大化的問題出現了。一些基層將當權者不分青紅皂白都進行揪斗，特別是有一個較大點的群眾組織，竟然將最基層的居民委員會的主任弄到市燈光球場進行批鬥（這一或許是受了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我們方面軍發現了苗頭不對，勤務組立即學習了《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等文件和資料，即使制止了這種不良現象的蔓延和擴大，又集中精力批判地、市委的路線問題。

解決擴大化的問題，既不能給群眾潑冷水，又要制止往誇大化的蔓延，確實是較難的，但我們終歸還是做到了。

樹欲靜而風不止。擴大化的問題剛解決，馬上又颳起了“經濟風”。它像消防車那樣起到了“滅火”作用。這股風來自哪裡，要達到什麼目的？幾乎全國都一樣地在刮此風，至今都是一個難解的迷。“經濟風”一刮，熱火朝天的運動一下子就冷了下來（惟學生方面不受影響）。方面軍勤務組立即召集各群眾組織的頭頭們來開會，學習上海狠剎經濟風的材料和批判文章，統一認識，及時揭露和批判經濟主義妖風，扭轉了鬥爭大方向，使運動又能正常發展。據傳，僅此一風給國家和各單位、廠礦造成的經濟損失是相當大的一筆數。

接着是紅衛兵寇代銘（宜一中學生頭）、周敘生（宜四中學生頭）等小將（這是當時對學生們的一種尊稱），首先在宜賓揭出了“劉、張、王、郭”的十三個案件之翻案與反翻案的實質性問題，開始了宜賓“三套馬車”的大論戰，即：“鄧、崔、陳”；“劉、張、王、郭”；“牟、沈、賈”三套宜賓地區領導班子在路線問題上的鬥爭。由此也可見宜賓問題之複雜。

由於是史無前例，也正如有些文豪形容為“曠古未有”，也難免會有冒進或幼稚的毛病出現。如在長寧縣的第一次批判原縣委書記龐愛民。批判會是由瀘州市京劇團的造反派“魯訊戰鬥團”和宜賓地市文工團的造反派（勤務員是查成林、唐菊動）及長寧縣本地的造反派聯合召開的。他們把我作為方面軍代表邀進主席團（因我團母某某擅自到長寧亂表態，一會說他是代表“八八團”，一會又說他是代表“方面軍”的，使得長寧縣鬧得亂麻麻了，故我們組織及“方面軍”委派我到長寧調查處理此事而去長寧縣的）。事先瀘州市（原隸屬宜賓地區的一個市）“魯戰團”的勤務員沈君懷跟我說：

“會戰一開始就宣布：將在長寧縣挑動群眾斗群眾的走資派龐愛民揪上台來，打翻在地踏上一支腳，讓走資派們永世不得翻身。會議就正式開始，先由本地造反派頭頭唐世斌（長寧縣郵電局職工）揭發龐愛民在長寧縣是如何支一派壓一派，挑動群眾斗群眾的事實，我們就圍繞這個主題進行批判。”我也是此次到長寧才認識了唐世斌的。

當時，我認為沈君懷說的開頭那段話，只不過是歷次批判會上慣用的一句口號性質的套話，根本沒去深究，所以對那段時髦的開場白無異議。可是我做夢也沒想到，會一開始，主持人剛說完上述開場白後，真的兩名臂帶“魯戰團”袖章的瀘州人，一左一右地將龐愛民“揪”上了台，接着就像戲台上演戲亮相那樣，一招一式都做得正兒八經的，將龐愛民“打翻”（推）在地上（即木板搭的台子地面上），而且真的就要踏上一隻腳了。這一舉動簡直把我驚呆了，弄得我當時哭笑不得。當時唐世斌也被搞懵了，其他人更是莫名其妙，又不敢公開制止。我只好用眼神和手勢來暗示魯戰團的頭頭，不能這樣做。由老沈出面及時糾正了這演戲一樣的錯誤作法。

又如：當時方面軍為了避免兩個組織同時安排批判一個當權派時會發生矛盾，就將馮振武、王建民、王志敏、梁爾吉等幾個地、市當權派“控制”在我們八八團，即宜賓市東街原宜賓縣聯社，當時我們八八團的總團部所在地。其他的地區主要當權派就由方面軍直接“控制”在宜賓專員公署內。哪個組織要批判誰，都得在方面軍批條子才行。而宜賓市小教（即小學教師們）造反組織，經方面軍批條來我團要王志敏去接受批判，由於王志敏（宜賓市委分管文衛的書記）的腳腫了，我和劉友源等考慮到王的這個實際情況，向小教造反派說明了原由，讓王志敏休息，暫不接受批判（並非王本人要求）。小教會場都布置好了來沒要到人，於是要造我們的反，說我們是在保走資派，當時搞得我們很惱火。要不是我一再勸住劉友源，當時就會幹起仗來。事後方面軍的王景海、楊擇彬他們才說：

“你們八八團根據實際情況處理王志敏因病不能接受批判是對的，我們就是應該多注重政策”。或許這就叫不明朗的道歉了吧。

老實說，當時的頭頭也不是那麼好當的。動輒就造反是造反派的個性。當頭頭稍不注意或檢點點，就會被造反的，甚至被拉下來（當不了頭頭之意）。如我們總團有個頭頭（總團勤務組的一二號頭頭）就因為較長時間私自使用了馮振武（馮振武當時是“控制”在我團的原地委書記之一，因病住院，該頭頭也隨之到醫院守護）的高級半導體收音機（那時的半導體收音機剛問世不久，確實稀罕，比現在的大彩電都還金貴，特別是高級的半導體，實在是那個年代很希有之物），他被造了反，說他是被走資派收買拉攏了。為此，他被輿論壓力無形地拉了下來。這件事在當時搞得我們八八團都有點很難堪，團內團外影響都大。現在返回頭來看看這個問題，有內因，更有外因在起作用，但要說被收買拉攏了，未免是言重了。

一九六七年的二月份，正當運動進入高潮之際，突然宜賓城內謠傳四起。什麼“飛機要來宜賓撒傳單”了（這種情況只有在抗日戰爭時期才有過的現象），“方面軍要被宣布為反革命組織了”，“軍隊和公安機關要聯合出動抓造反派的人了”等等。一時間宜賓簡直被籠罩在極度緊張和恐怖之中。人們不甘心，更不服氣。為什麼響應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起來造反會成反革命？黨仍然是共產黨，怎麼會出爾反爾了呢？這豈不是在愚弄人民麼？要說是個人迷信那也在所難免，但要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不是哪一個人說了算的，是中央政治局作的決定，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一致通過了的，能說是老百姓在反對革命，反對共產黨嗎？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這確實是當時參與造反之人的一個活思想。進而人們想到了會不會是走資派們的又一個陰謀？這是當時街頭巷尾，人們爭論最激烈的一個主要話題。

人們被搞懵了，像熱鍋上的螞蟻，全城都亂鬨鬨的，都在謀求對策。我們八八團幾個頭頭研究，為應對這種突發事變，由我夜渡到白沙灣，到七九九廠的“井岡山”兵團，請他們進城聲援（當時宜賓的長短航運基本上都是參加我們八八團的人，故調用輪船渡江是不成問題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凌晨一時許，一艘輪渡船送我到白沙灣碼頭。我到七九九廠“井岡山”總部，找到了王景海、劉平測、陳元中等（當時井岡山兵團的頭頭）。他們說情況他們早就知道了，現在軍警還沒動手，不要自己先亂了陣腳，若真開始抓人了，他們會組織進城聲援的。天亮後我回到城裡，這時氣氛更加緊張，特別是民主路人民電影院一帶，人頭攢動，混亂不堪。我好不容易找到劉友源他們，我們幾人站在街邊上研究該怎麼辦？我說：

“既然文化大革命是黨中央發動的，我建議劉友源帶上傅文琪（原宜賓市木運社工人，我團搞宣傳的筆桿子之一）到北京找黨中央和毛主席問個明白。”劉友源則堅持要我帶上傅文琪去北京，而且還得趕緊動身，晚了怕宜賓都出不去了，就算能走出宜賓，路上也會有哨卡攔截。時間緊迫，不容我們過於的爭執。最終決定後，我作了些簡要的安排就同傅文琪渡江到了上紙廠。通過紙廠造反派頭頭江國輝、廖光明、王季英等的幫助，乘上紙廠的小吉普車，準備趕到成都後再換乘火車進京。

情況是複雜多變的。我們的車剛攏自貢地界就被扣住了，因為自貢市已聽到了宜賓傳去的抓人消息。等扣我們的人帶我們到了自貢市供電局後，經過簡單對話，方知是大水沖了龍王廟。原來扣我們的人是自貢市造反派“紅色電工兵團”的人。他們設卡是為了防止宜賓的抓人問題波及到自貢。和我們一樣，他們也沒察覺到這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絕非宜賓一地之事。當他們知道我們是上京告狀的後，考慮到其他地方也可能設卡攔截，火車站也會被控制，難以到達北京，經他們周密研究，慎密安排下，我們才順利地登上了進京的列車，離開了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