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英富：《腳印》(三) 轉折：首次入獄 中央解決四川問題工作會議
作者: 憲徽
日期: 2006-08-27 02:14

轉 折

天冷心更涼。經過兩天兩夜多的車廂生活，我們懷着極度的傷感，踏進了全國人民敬仰和嚮往的首都——北京。

淒淒的北風、紛飛的雪花，再加上潑面的灰塵，對南方來的“客人”更增添了份心酸。儘管離開了才三日，可家鄉現在是個什麼樣的局面了、幾十萬“戰友”能否平安？心情萬分沉重。何以聽共產黨的話，反到落得個“反革命”的罪名？真的能是黨中央作的這種抉擇？北京之行責任重大啊！我們沒有找地方落腳，就直奔打聽到的“中央文革接待站”（此時我們的心情可想而知，巴不得儘早儘快地將宜賓的一切向黨的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匯報清楚，求得正確的解脫）。

由於初次進京，人地生疏不熟悉，加上囊中羞澀，我們只好徒步從火車站向長安街尋進。幸好中央文革接待站就靠近宏偉的天安門，我們比較順利地找到了。進得門去，裡面人山人海，川流不息。人人面帶愁容，好象霜打了的茄子，到處都在談論着同一個話題，即“二月鎮反”（即後被通稱的“二月逆流”）。為什麼會有這樣大的變化？是老天的捉弄還是人為的強姦？全國各地都是如此，突然之間產生出了數以千萬計的“反革命”，簡直不可思議，這豈不成了個“反革命”王國了麼？無怪乎全國會有那麼多的人上京告狀了。

接待站內劃分了若幹個區域，我們找到了西南片區接待室。一男一女接待員接待我們。當我們向他（她）們匯報完宜賓的情況後，提出了“鎮反是不是中央的決定”、“我們參與了文化大革命算不算是反革命”。接待員收了我們寫的匯報材料後（即在進京的火車上趕寫出來的宜賓文革概況），很圓滑地答說：

“你們反映的情況我們會如實地向中央首長匯報，是不是反革命你們自己最清楚。毛主席教導我們：要相信群眾，相信黨嘛。今天就談到這裡，有什麼遺漏的你們最好寫成材料給我們送來，我們才好及時上報。”

出了文革接待站，沉重的心情沒有一點鬆弛的感覺。是我們沒把問題談透徹，還是表達得不夠清楚？文革接待員的話是否有所暗示？一連串的問號搞得我們頭昏腦脹，老在天安門、長安街打轉也不是辦法，得找個地方住下來思考思考再說。

北京的夜晚比白天冷得多，寒風刺骨，凍得我們倆人直打哆嗦（我們哪曾經受過零下一、二十度的嚴寒）。衣服也只是南方禦寒的着裝，我看傅文琪有點招架不住的樣子，又冷又餓，這才想起大半天沒吃過一點東西了（本來身上的錢就少得可憐）。好不容易才在偏街小巷（北京人叫的胡同）找到一個賣吃的小酒館（那時我們都不會喝酒），為了禦寒，只好要了二兩燒酒（北方人叫的“二鍋頭”），四個熟雞蛋來增加點熱能，提高下體溫。胡亂地吃完，因有自貢供電局造反派開出的證明，我們趁勢找到了水電部接待站住了下來。一床蘆席，一張粗線毯，水泥地板為床，算是有了個安身之地。好在大屋子裡有暖氣，到是不覺得冷，只是一、二十人擠在一間屋子裡，又不通氣（為保暖，窗戶都是關嚴實了的），有股很難聞的氣味，幾次差點把我給熏吐了。由於是免費住宿，再難聞的氣味也只好克服了。正由於經濟的緣故，我們在京期間肚子餓了也只能吃燒餅（北京人叫“火燒”的餅子）、鹹菜度日（其實水電部機關食堂里啥好吃的都有，只要有錢就能買來吃的）。我們整天幾乎都是在地鋪上不停地寫材料，根本就管不了吃好吃歹嘍。

一天從中央文革接待站出來，在天安門觀禮台下碰到宜賓去的一群學生和幾個水電安裝隊的工人，他們說宜賓抓人抓得很兇，不僅是頭頭挨抓，就是一般群眾被認為是“造”得凶的人都被抓，到處都關不下了，就連軍分區里都關起了人（因為我們上京後，總團部、分團部甚至支隊部統統都被砸了，所以音訊不通，我們就完全與家鄉失去了聯繫）。聽後我們心情更加沉重，到底我們錯得好兇啊？！我們一群人席地而坐，談論宜賓的問題。其中有學生說宜賓造反派就是因為介入了“劉、張”的問題（即劉吉挺、張西挺等原地、市委領導幹部，前面所提到的“三套馬車”中的劉、張、王、郭也），才會被打成“反革命”的。學生中還有人提出乾脆找一些在京的宜賓人，將劉、張他們抓回宜賓交差，問題就可以解決了。這時我才知劉、張等人在北京。我聽後，儘管之前我們根本還沒接觸過劉、張他們，但還是認為學生的這種思維和想法是錯誤的。於是我發表個人看法，說：

“這種想法太幼稚了。現在的問題不是宜賓一個地方在抓所謂的反革命，而是全國範圍都在統一行動，難道劉、張他們能牽涉影響到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這不是明擺着的事實。我看其中定有很深的奧妙，不要把問題想得太天真了。”

我講完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後，他們也認為我說的有道理，分析得符合現實，也就不再有此想法了。人群散後，宜一中認識我的學生問我想不想見一下劉、張？我認為見一下也好，不然為劉、張他們的鬥爭事勞神費力一場，他們像什麼個樣子、是男是女都不知道。於是就隨宜一中學生到劉、張住的地方去見他們。

在商業部招待所一個簡單而又不夠寬敞的屋子裡，我們見到了劉、張倆夫婦及他們的一些同志。宜一中紅衛兵向他（她）們介紹說：

“他們倆是宜賓八八團勤務組的，八八團是宜賓地區最大最早的工人造反組織，方面軍的發起者之一。他倆也是來北京告狀的，順便來看看你們，了解一下你們對當前時局的看法，特別是所謂鎮反問題。”

劉、張他們聽後親切地和我們握手並作自我介紹（原來我認為他們肯定是些大腹便便的老頭，見了面才知沒有一個肥頭大耳大肚皮的，特別驚奇的是張西挺還是個女同胞，她和劉吉挺還是倆夫婦呢）。

劉、張他們問宜賓的情況怎麼樣？我就如實地將宜賓文化大革命的概況作了介紹，同時談了宜賓造反派很重視他們那十三個案件的實質含義。這時丁祖涵（原宜賓地委組織部幹部）對我們講：

“劉、張的問題中央都知道了，也很關心，‘鎮反’是個全國性的問題，相信黨中央很快會解決這個問題的。現在需要的是如實向黨中央匯報地方的情況，最後是書面報告。現在更需要在宜賓的同志們堅持鬥爭，用行動證明宜賓造反派是擁護黨中央、擁護毛主席的，不是什麼反革命。”

田禾（原宜賓地委辦公室副主任）也對我們說：“黨中央、毛主席對我們（指劉、張等）的態度是比較鮮明的，你們可能還不知道吧，宜賓派到北京來抓劉、張的公安潘光西、溫國良、趙瑞同三人，都被北京市公安局奉中央之命抓起來了，劉、張也見過了他們三人（是中央文革安排的見面），你們可想而知宜賓問題之複雜、尖銳了。”

其實劉、張的問題早在一九六七年初，毛澤東主席就在親自過問了，並稱他們倆為“革命夫婦”，由此不難看清劉、張他們到底是些什麼樣的人了。師東兵先生的《秦城冷月》對此節也有描述。

我們聽到這些情況後覺得很有道理，也很興奮，總算看到了一線希望和曙光，起碼知道中央在關注着宜賓和全國的“鎮反”問題了。同時我們在北京也聽到了北京廣播的某地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個造反派，為“救火”（大概是說他在進京告狀的途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編者在結尾作了句反問：“能有這樣為了國家財產、人民生命而奮不顧身的反革命嗎？！”

綜上所述，我們覺得應該儘快返回宜賓，告訴宜賓的同志們北京的這些情況，讓“戰友們”也吃顆定心丸。

回到住地我告訴傅文琪，我們該回宜賓了。走前我們得做兩件事：一是給黨中央、毛主席致信；二是再走訪一次中央文革接待站。傅文琪覺得可以。於是我們就動筆給毛主席、周總理寫信，闡明宜賓造反派是響應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自發組織起來參加文化大革命的革命人民群眾，我們一定會誓死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和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線的。我們決不反對革命，所以，我們不是什麼反革命分子（最後落款，不知傅文琪基於什麼原因他不落名，故只好落了我一個人的名字，當時我認為無所謂，大不了我一人對此信承擔責任好了）。

第二天我們將信寄出後，再次到中央文革接待站，主要是想去探探口風。接待員仍然是那些套話和安慰（他們好象只會說這些套話樣），“相信黨中央、相信毛主席，只要不是在反對革命，就什麼都不用怕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底，我和傅文琪離開北京返宜，準備將在京城的見聞如實傳達給宜賓的戰友們。因聽說宜賓逃出來的人，有相當一部分是走重慶這條線路，經商議，在內江我和傅文琪分開成兩路攔阻上京告狀的人，我就到重慶方向看一看，並說好晚幾天我就能回到宜賓。在重慶沒見到什麼宜賓跑出來的同志，在壁山縣我曾打電話給我愛人，了解到宜賓的情勢很亂，仍在繼續抓人，造反組織全被砸爛了，於是我決定立馬乘火車回宜賓再說。

到宜賓火車站，我剛下車到站出口處，就被對立派宜紅總的“政治兵團”的王明（是對立派政法系統的一個頭目）“接”住了。他們好象事先知道我的行蹤似的。他叫另一個公安將我押送到宜賓市公安局，“軍管會”主任裴家福親自審訊我一通後，就將我關在公安局樓上的屋子裡。一間小小的屋子，大約十平方米左右，關了有十來個人，幾間屋子都關得滿滿的，還有女同胞，可外面還在繼續抓人。公安局樓上實在關不下了，他們就將公安局對面的一個幼兒園（徵用）騰出來關人。我們幾十個“反革命”也“喬遷”了過去。聽同囚一室的常玉友（宜三中學生）、陳雲貴（市川劇團造反群眾）他們說：宜賓被抓的人多得很，不僅是頭頭才抓，只要他們認為“跳得凶”的造反派（指參加造反派的一般群眾）照樣被抓來關起，到處都關滿了人，就連軍分區內都關了很多人。軍分區里關押軍外人士，恐怕確實是“曠古未見”過的稀奇怪事了。

我雖然到過北京，可是有些問題還是搞不太清楚：為什麼中央都不怎麼統一？這個鎮反到底是什麼企圖？為什麼一下子全國竟派生出了歷史上罕見的那麼多反革命，反了什麼革命？等等，等等。越想越覺得這裡面的文章太深奧了，問題不是那麼簡單的，乾脆就不去想深沉很了，就聽天由命罷，反正自己沒有任何反革命的言和行，怕它個啥，抓緊時機買些肉食來吃補補身子。因被關押，吃的就肯定是牢飯咯嘍，牢飯嗎肯定是極差的，全是素食，比在北京的生活差不了多少，但因這裡又不完全像正規的監獄，只要自己身上有錢，每天中午都可以叫姓葉的幹事（公安）幫買點肉食來吃（即中午公安伙食團沒賣完的肉類食物），將這個多月的齋戒（指在京期間的艱苦生活）損失補起（好在同室的難友幫我墊些錢來買）。平時就與同窗們談論宜賓和北京的情況，特別是他們聽到抓劉、張的公安在北京反被扣押之事後，大家的心情都有所好轉，總覺得有希望的一天。也好在那時關押的全部是我們這種“反革命”，所以隨便怎麼談都無妨礙，甚至大聲朗讀“毛主席語錄”、“毛主席詩詞”都不會受到制止和干涉，歌聲（“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讀書聲、朗誦聲此起彼伏，真有點學校（幼兒園）氣氛，這個臨時監獄竟成了特殊反革命“閒庭信步”的特殊場所。

在被公安局關押期間，我也思考了另一個問題：就是政治運動太高深莫測了。我一個工人能懂得什麼政治鬥爭？故而想：只要這次能平安釋放出去，當個好好工人算了，管他什麼政治運動都不要參加，照顧管好自己的婆娘女兒才是正事，政治飯不是那麼好吃的。

一九六七年（大約）四月的一天上午，突然一個公安和一個解放軍軍官模樣的人到我的囚室來，叫我收拾好自己的東西出來。當時全囚室的人都在議論（包括鄰室的）、猜測，他們都認為我“升級”了，故要把我轉移到其它地方去單獨關押，所以他們都給我打氣（包括其它幾個囚室被關押的人），叫我不用怕，並用毛主席語錄上的“黑暗即將過去，曙光就在前頭”為我告別送行。

出了幼兒園“監獄”，解放軍竟將我押解到隔壁的軍分區內去。當時我想同室的戰友們估計對了，真的弄我來開單份了。因那時最大、最重的造反派頭頭都是弄到軍分區單獨關押，專人看守的。到一花園旁他叫我站好，隨即向我宣布：

“謝英富，今天提你出來，是要押你到北京去與反革命劉、張一夥對質，只要你去表現得好，我們就既往不咎，若表現得不好，回來你就會曉得是什麼樣的後果了。”聽了這軟中帶硬威脅的警告訓話，我覺得太矛盾了。劉、張是宜賓的，要對質也只能是在宜賓，何以要跑那麼遠到北京去對質呢？我以前根本不認識劉、張他們一夥的任何人，除進京告狀在北京的那次見面，我與他們素無往來，要我去同他們對質什麼？更何況他們早已通天了。不然宜賓到北京抓劉、張他們的公安會被公安部的扣押起來？真是笑話。當時我還懷疑是不是要弄我到哪個偏僻的地方去黑辦？殊不知那時“中央解決四川問題的工作會議”已經開始了。一會兒又押來一個瘦弱矮小的中年人，後來才知他是市級機關造反的幹部，要說，他原來還是官方最早組織赴京抓劉、張的“抓人團”幾十人中的一員，沒抓回劉、張，返宜後反而起來造反才當了“反革命”的。這個中年人被叫站在花園的另一邊，同樣被訓話（訓話內容也許和我的相似）。最後又帶來兩個小女孩，當時我非常驚奇，難道這樣小的娃娃都成了“反革命”？也被抓來關的？後來才知一個是劉吉挺的女兒叫劉明英，另一個是李良的女兒叫李梅。李良是原宜賓市委宣傳部長，即中共中央〈平反通知〉上劉、張、王、郭、李等的最後一個。別小看這兩個小女孩小小年紀，她倆再加上李良的兒子李琪，早就是劉、張他們得力的聯絡、通訊員了，這樣十來歲的娃娃早早地就捲入進了黨內路線鬥爭，這在解放前不稀罕，而在解放後就實屬罕見了。這倆女孩來到後，軍分區司令部大樓出來一個軍官，叫與我們訓話的那個解放軍：

“張匯燕！準備好了沒有？”

“一切準備完畢”張趕緊將武裝帶和手槍整理了一下後立正回答。

這時開來了一部小吉普車，那軍官說：“把他們帶上車立即出發”。

“是”張匯燕立正敬禮同時答道。

一路飛馳，天黑後才趕到成都軍區，車在軍區政治部樓前停下，樓里出來一個很像大官的人（這肯定是進門時，門崗就電話通報了），名張匯燕的解放軍趕緊下車跑上前敬禮報告。

“報告某主任，奉命將謝英富、高玉文押到！”那位主任聽後愣了他一眼，上前幾步伸出手來推我和高玉文，並同時說：

“謝英富同志……你們受苦了。”哇！多麼親切和振奮的稱呼啊。說實話，聽了這樣親熱的稱呼，當時我感動得無法來形容那時刻的心境，我眼眶裡的淚水在飛速地流轉，差點就要迸發出來了。這種戲劇性的變化，好在我年青沒有昏倒，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一頓豐盛的美餐後，我和高玉文被安排到政治部樓上的小會議室里休息。那倆小女孩不知被帶到哪裡去了。直到晚上八點多鐘，新華社記者王煥斗（新華社駐成都記者站的，後調駐西安記者站，所著《貞官佳話》頗受人們好評）四川日報、四川人民廣播電台、成都晚報的幾名記者到來，寂靜的小會議室一下子熱鬧起來了（特別是記者們相互的詢問，說笑）。最後進來的是一個身着帽徽領章軍服的人，一臉茫然地看着會議室里眾多陌生的面孔發呆。那個主任接待完記者後，轉身才對那個不很像軍人的人說：

“諸平同志，你受委屈了。來，這是你的帽徽領章，針線也給你拿來了，你就自己把它釘上吧，”

諸平接過帽徽領章，雙手發抖，兩行熱淚直流個不停，那種感動場面確實是難得一見的真情流露啊。原來，他是成都市軍分區的一名幹部，也是“二月鎮反”中被抓了的“反革命”。上述的幾名記者同樣是這種“反革命”，都是從關押地放出來的。等諸平把帽徽領章釘好後，那個主任才對我們說：

“大家受委屈了，也受苦了。今天請你們來主要是黨中央、周恩來總理指示，派了專機來接你們到北京去參加會議，明天早晨動身，今天晚上就要安排你們在軍區招待所休息，看大家還有什麼要求沒有，我們會儘量滿足大家的要求。”大家聽了這番話就特別興奮，什麼也說不出來了，差點就要大聲歡呼嘍。只有新華社的記者王煥斗，一副學者沉穩莊重的風度，安詳地坐在長沙發上抽煙，好象是在思考着什麼似的。

到了招待所住地，我被安排與王煥斗記者住一個房間，他問我一些宜賓的情況後，關照我要好好地休息，不然明天坐飛機會受不了。此時，與我們同來成都的那兩個小姑娘來找我，說成都軍區那個當官的叫她去問郭林川和李良現在哪裡？她們回答“不清楚”，於是那當官的就叫她們明天仍坐宜賓軍分區的汽車回去，其它什麼也沒給她們說了。我聽後被搞懵了，為啥從宜賓把她們弄來，就只問了郭林川和李良現在哪裡一事後就叫她們回宜賓去，其它啥都沒說？我看其中另有文章。於是我就把成都軍區政治部樓上開會的情況全部告訴了她們，重點講了是黨中央、周總理派飛機到成都來接我們上北京的。因那時郭林川和李良均在宜賓輾轉躲藏和堅持鬥爭，官方找不到他們是實，但他們的子女肯定是知道他們的行蹤的，只是不願告訴官方罷了，故我要重點講述中央派飛機來接的情況。我講了明天早晨就要直飛北京的事，她們聽後很着急，要我想辦法讓她們去北京。可我能想什麼辦法呢？剛獲得自由的我，身上要錢無錢，要糧無糧（因那時的糧食是計劃供應的，在外吃飯都得有糧票才能買得到主食），拿什麼資助她們進京呢？那個政治部主任現在哪裡？我也根本無法去找，更何況軍區叫她們明天仍回宜賓，她們正好把這個重要消息傳回去，正是個難得的機會呀！故我好言安慰，勸她們還是回宜賓為好，及時將這個重大的好消息帶回宜賓（肯定她們會首先告訴郭林川和李良），告訴宜賓的戰友們，等待我們進京後的更好消息。她們被我說服了。

回憶這十多個小時來的特大變化，我在床上翻來覆去都無法入睡。一個人碰到這樣重大的轉折，從地獄走向人間，能不愉悅、興奮？特別是想起我在汽車走過輪渡時我偷寫的那張極其含糊的報訊字條（即：我已被軍方押解從北門渡江、不知何往。），是否會被我擲向的那個船工拾起傳送出去？現在有兩個小姑娘回去面訴了，比我那張字條更清楚，更起作用，也不擔心那船工會不會傳遞消息了。……大腦的運轉還在繼續，迷迷糊糊中“起床了，起床了，抓緊時間準備，汽車都來接了。”

其實我們沒有什麼可準備的。因為我們都是些才從監獄裡放出來的“特殊旅客”，除了毛巾、牙刷之類，均無什麼行李物品可收拾的。

飛機穿越雲層，飛過秦嶺，越過黃河，專門載着我們這十幾個特殊的“反革命”抵達了首都北京。這回沒有人陪同，更沒有武裝押解。在機場早有國務院派的汽車停在停機坪旁等候了，我們一下飛機就被接到了“西苑賓館”，我們受到了先期到達北京和原在京的戰友們的歡迎，郭一民（原宜賓江安縣委書記，宜賓農行行長，後為四川省革命委員會辦事組組長）安排我們住處後，隨即見到了劉吉挺、張西挺等幹部，其中田禾（原宜賓地委中層幹部）向我們介紹說：

“這次是周總理親自點名叫派專機接你們來北京，參加中央解決四川問題工作會議的。我們（指劉、張等幹部）與李井泉長期不懈的鬥爭情況，在中央工作會議（前期）上已講清楚了。並談了中央解決四川問題工作會前期的情勢。”這時我才知道中央早就通知了宜賓當局，要我到北京參加中央解決四川問題工作會議的，是宜賓當局把我關起反說不知我在哪裡，後在一次會議上總理問：有個宜賓八八工人造反團叫謝英富的怎麼沒來？宜賓在京的當權者說沒找到我。這時康生插話說：

“你們軍管了嗎，怎麼會找不到？去查嗎。”這樣宜賓當局和成都軍區才叫把我和高玉文從囚牢裡提出來讓進京的。

田禾最後講：“現在中央要進一步了解的就是四川以及宜賓文化大革命和二月逆流的情況了（這時“二月鎮反”才正式改稱“二月逆流”了），所以要你們來參加中央解決四川問題的工作會議，你們要作好向中央匯報情況的準備，要抓住重點和突出的問題，詳細地匯報清楚。”

吃過午飯大家都在休息，先期到的同志把他們參加前期開會的具體情況講給我們聽（整個的會議都是在人民大會堂四川廳進行的）。從而知道了黨中央肯定劉、王、張、郭等人是受李井泉他們迫害的、堅持原則的好幹部，他們不懈的鬥爭精神中央很欣賞，並予以了肯定。還說“二月鎮反”肯定是錯的，違背了黨中央的精神，實際是在阻撓文化大革命。

我們談得正起勁，突然聽見過道里鬧哄哄的，我們不知出了什麼事，趕緊打開房門一看，人頭攢動，雀躍非凡，歡聲笑語不斷。一問才知道中央辦公廳通知，今下午中央首長要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我們。得知這一消息後，我特別高興，真沒想到一攏北京中央首長們就要接見，真是太榮幸，也太意外了。

中央來車把我們接到了全國人民無不嚮往的人民大會堂，第一次登上這宏偉、莊嚴的重地，我當時的心情是無比的緊張和激動，簡直是筆墨難以形容和描述的。在一個寬敞富麗的會議廳里，中央政治局、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除毛澤東主席和林彪外）基本上都來了，一二十個中央領導人坐了一長排。我又很幸運地正對着周恩來總理坐。全廳人坐好後會議開始了。當周總理問及四川“二月鎮反”問題時，我站起來匯報說：

“二月十九日，一架小飛機到宜賓上空撒傳單，同時地面就開始大肆抓人，他們根本不把造反派當人看，打翻在地就捆，有的還用腳踩着人來捆，甚至有的繩子扯斷一根又換一根來重新捆，比對有深仇大恨的階級敵人還凶，同我一道來的高玉文同志的雙手就是被他們捆爛了的。”（我用手指向高玉文，他也馬上站起來捲起兩隻袖子，露出了道道被繩子捆爛的傷痕之雙手，周總理看了表情都很氣憤。）說到這裡想起我們不幸的遭遇，我已泣不成聲了。周總理急忙安慰我，叫我不要着急，慢慢地說。聽到周總理如此愛撫而關切的話語，我的眼淚更加止不住了，要想講述的話全被卡在了喉嚨里，實在無法再說出話來了。總理又慈祥地安慰我後，問撒傳單的飛機是誰派的？韋傑、甘渭漢（成都軍區的最高領導者）同時站起來，支支嗚嗚地回答，康生見他們含糊其辭的樣子就發火了，在桌子上一拍說：

“到底是誰派出的（指飛機）都不好說嗎？”

韋傑、甘渭漢兩人楞了半天才說：“是林副主席叫派的。”話音剛落，坐在江青側面的葉群（林彪的妻子，當時中央軍委辦事組的要員），嗖的一下從坐椅上站起來，將椅背上的軍大衣一甩披在身上，眉宇見一股煞氣伴着軍人威嚴的神色，轉身快步走出了會議廳背後的小門，會議仍然繼續。不一會葉群返回來坐下，兩眼緊盯着韋傑和甘渭漢說：

“剛才我打了電話給林副主席，他說根本就不知道派飛機這件事……”說完她仍怒目望着韋傑、甘渭漢。他倆望着葉群那冷峻的目光（也許他們感到不寒而慄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會議開了約兩個多小時，基本上都是追查“二月鎮反”在四川各地的情況，也詢問一些文化大革命在四川各地的開展情況和存在的問題等等。

從總體來說，黨中央是很支持劉、張、王、郭等革命幹部（即原宜賓地委書記劉吉挺、原宜賓市委書記張西挺、原宜賓地委副書記王茂聚、原宜賓地委組織部長郭林川，原宜賓市委宣傳部長李良等），支持四川的造反派，態度是很鮮明的。尤其是周總理強調說：這不僅是黨中央的態度，也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態度。記得在人民大會堂的另次會議上，周總理小聲地同劉吉挺夫婦談了幾句什麼話後，從他的公文包里拿出幾張紙交給他的秘書周家鼎說：“把中央給劉、張他們的平反通知立即印發下去”一事，也可說明當時周總理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了。

不由我回首往事：說真的，我參加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大多是受學生些影響和廣播裡的宣傳，總體地說都有點道聽途說之嫌，故對這場史無前例的革命也只能說是出於布爾什維克信仰的忠誠表現，也有些對文化大革命的一知半解的成分。當“二一九”事件發生後（即“二月鎮反”的另一個稱謂），在囹圄中我曾暗地裡發誓，只要洗清了這個“反革命”罪名出去，管它什麼運動也不參加了。三套馬車也好，兩套馬車也罷，我哪都不管了。雖然我生性就有點什麼都不怕的脾氣，但我不為自己着想也該為妻室兒女和從歲多把我養大的母親想想，一個小老百姓管它什麼國家大事不國家大事的做什麼，還不是照樣做工吃飯，上層的鬥爭是複雜而又多變的，時事難料啊。古人云“窮莫與富斗，民不與官爭”。從我的實踐中，總是會看到那麼點“有權就是真理”的陰影，我確實有點“看破紅塵”的味道，於是想象魯訊先生雜文中說的那樣“破帽遮沿過鬧市，管它冬夏與春秋”好嘍。基本上可以說對黨和黨的事業的忠誠之心冷了，死了。可是，參加了中央為解決四川問題的工作會議，聽了那麼多中央要員一級的（出面）講話，特別是周恩來總理的鮮明態度，加之我一個小老百姓能被國務院派專機接到北京，更在人民大會堂與黨和國家領導人面對面地談論國家大事等等，再次喚醒了我這個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共產主義信徒的赤誠之心，所以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陷”得更深，更加賣命了。這些的的確確就是當時我的活思想，哪有丁點反對革命之心？參加了中央工作會議，更加堅定了跟共產黨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誓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信心和決心，心想這次準定錯不了。

在北京西苑賓館，李大章省長首先表態支持劉、張和四川的造反派，四川分管政法的省委書記楊超認錯，就連宜賓軍分區的司令汪總勤、政委王富德都對我說：他們從前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以錯了，對不起劉、張、王、郭、李等領導幹部，更對不起宜賓方面軍的造反派同志，今後他們一定要聽黨中央、毛主席的話，支持劉張四川鬧革命，支持宜賓的造反派，共同搞好這場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在此期間北京不少單位和機關要請我們去作報告。不過，對這些做報告 的邀請基本上我沒去參加，因為自知文化程度低，說話的表達能力也差，何敢面對首都這個高層次的人些演講。甚至全國排名第一的高等學府清華大學批判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清華大學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群眾運動）也專門發函邀請了我們去參加。就連西苑賓館的服務人員對我們都倍加熱情和尊敬。我好像是在做夢一樣，由人間地獄一下子步入到人間天堂，從階下囚到坐上賓，這種巨大反差，也許是人世間極難一逢的事了，特別是作為小老百姓的人。

初夏的五月，我們正在喜悅和歡慶時，宜賓的電報電話接二連三地從各種渠道不斷地傳到西苑，宜賓情況緊張，磨擦不斷。由於“二月鎮反“的緣故，宜賓的工人、農民、幹部和學生們自發群眾組織，基本都被鎮壓下去了，只有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部分”頑固分子“還在繼續活動。儘管在黨中央的干預下形勢有所好轉，被抓的革命群眾陸續被放了出來，但思想仍籠罩在囹圄的陰影里。有的出獄後還處在昏頭轉向、不知所措的情況下，基本停止了活動，故只剩下少數學生們的孤軍作戰了。而紅色派（即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那派）的組織，因系官辦，故沒受到任何損失，而且在我們紅旗派受到極重大打擊之際，他們的陣營當然就更強大了，更是趾高氣揚，不可一世。正基於此，他們可以毫無顧及地挑起事端，封蓋撕毀“主義兵”（即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這一派）的大字報，甚至抓扯、推撞肇事，所以告急電不斷飛來北京。我們只好一方面向黨中央和中央文革報告，一方面叫宜賓的同志們沉住氣，千萬不能上人家（指對立派）挑逗的當，盡一切力量避免發生衝突。

樹欲靜而風不止啊。別人要怎麼做是我們管不了的，你再忍也無濟於事（說實話，不管是任何人，忍讓也是有一定限度的，難免有沉不住氣的人之衝動），衝突越來越嚴重。在此種情況下，而我們多次研究解決方案也不得要領，最後劉、張他們接受在北京紅衛兵的意見，由張西挺找我談，說：

“目前宜賓已陸續放人了，可是群眾組織受挫嚴重，元氣大傷，你是宜賓最大群眾組織的頭頭，是否你提前回去，一方面傳達中央解決四川問題工作會議的精神，一方面抓緊恢復造反派組織，由工人、農民來保護紅衛兵小將，制止暴力事件的發生，我們現在是只能求穩，而人家則可能希望亂，我們要是以牙還牙，搞亂了大好形勢，只有階級敵人和世界上的帝、修、反高興。要好好地堅持這個原則來搞文化大革命。”當時我認為這樣並沒違反黨中央的意圖，於是我甘當重任，準備提前回宜賓。離開前，李良同志又專門找我談了次話（他和郭林川是隨後趕到北京來的）。他說：

“謝英富同志，回到了宜賓你一定要告訴大家，立足於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去避免衝突，要集中精力揭發和批判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階級敵人挑動群眾斗群眾，轉移鬥爭的大方向，將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偉大運動引向歧途的陰謀，叫在宜賓的同志們，一定要顧全大局，一定要文斗，要旗幟鮮明地反對武鬥，粉碎黨內外別有用心的階級敵人的陰謀詭計，要化干戈為玉帛，你責任重大啊！順便也代我們向宜賓的同志們些問好！”

初夏的五月，我們正在喜悅和歡慶時，宜賓的電報電話接二連三地從各種渠道不斷地傳到西苑，宜賓情況緊張，磨擦不斷。由於“二月鎮反“的緣故，宜賓的工人、農民、幹部和學生們自發群眾組織，基本都被鎮壓下去了，只有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部分”頑固分子“還在繼續活動。儘管在黨中央的干預下形勢有所好轉，被抓的革命群眾陸續被放了出來，但思想仍籠罩在囹圄的陰影里。有的出獄後還處在昏頭轉向、不知所措的情況下，基本停止了活動，故只剩下少數學生們的孤軍作戰了。而紅色派（即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那派）的組織，因系官辦，故沒受到任何損失，而且在我們紅旗派受到極重大打擊之際，他們的陣營當然就更強大了，更是趾高氣揚，不可一世。正基於此，他們可以毫無顧及地挑起事端，封蓋撕毀“主義兵”（即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這一派）的大字報，甚至抓扯、推撞肇事，所以告急電不斷飛來北京。我們只好一方面向黨中央和中央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