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祸胎：“五一三”始末 解放军七七九一部队抵宜
作者: 宪徽
日期: 2006-08-31 05:58

祸 胎

回到了家乡心情本该是愉悦的，可是走到街市上一看，到处都是冷清景象。

由于“镇反”造反派受挫严重，元气大为损伤，大家都有点灰溜溜的样子，互相见面都只有些垂头丧气的叹息。唯有主义派的“红卫兵”们，真像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二三人一伙，四五人一群仍在大街小巷张贴大字报。可是人单势薄，他（她）们前面贴，马上就会有思想派的“红卫兵”在“红工联”、“桥工联”（思想派的工人组织）作后盾的支持下，不是覆盖，就是扯下主义兵的大字报，而街市上的群众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我回到宜宾，一方面恢复我们“八八团”的基层组织，一方面将中央的情况逐步传达下去。这时北京的电报电话也不断发来宜宾。这当然是学生们的消息最灵通喽，也最敢说敢干，迅即将情况抄写传播开来。学生们的消息灵通是全靠邮电系统造反派的鼎力相助，电报电话基本都做到了畅通无阻，在最困难的时候，邮电造反派的同志都千方百计为我们传送消息。慢慢地人们知道了“二月镇反”是怎么回事。于是群众见到撕盖大字报时，也敢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了。

可是，事态越来越严重。由于有“红工联”（主体是豆坝电厂的工人）、“桥工联”（主要是在宜宾修金沙江铁路桥的工人）的撑腰（这也许只是表面的现象，而深层的实质在？），撕盖大字报竟出现了抓扯推搡的激烈情况。当然，吃亏的乃是主义兵喽。不少造反派的人都摩拳擦掌，大有对峙之势。此时，主义兵的学生们要求工人组织出面保护作后盾，同时造反派的人也群情激奋，要想以牙还牙地对着干了。我们认为过激会激化矛盾，在京的人也不断告戒：不要上“走资派”们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当，因此不同意对抗的作法。于是有人建议用文的方法，即用示威的方法使对方有所收敛。当时我们认为也只有用文的游行示威方法较好。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有一二百人自发地到市中心“大观楼”旁集中，因多数人是搞搬运的抬工，故临时取名为“抬工队”，举行游行示威。集合好后，整队向西门出发，所经之处又有不少群众加入到游行示威的行列。

我们也太幼稚了，真是有点异想天开。以为示示威就可以制止冲突和暴力，那简直是想与虎谋皮。我们一路呼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当队伍行进到西门外铁路大桥下时，桥上大桥队思想派的人竟用道渣、鹅蛋石朝我们打来。本有一肚子气的游行人群，立即喊出了“桥工联，算老几，抬工伯伯不怕你”。桥上边叫骂边继续朝桥下扔石子，游行人群照样行进，照样喊着口号井然有序地游行，真有股不怕死的精神气概。我们不但没被打垮，游行队伍反而越来越壮大了（沿途不少人加入）。当行进到翠屏山底下，不知谁领头喊出了：“南瓜白菜算老几（即是省建筑第四公司的对立派组织“南征北战”），抬工伯伯不怕你！”可是刚过翠屏山转入人民路时，同时由杂技团和团结旅馆（它们相隔近百米）楼上，如暴雨般的砖头、石块向我们打来。队伍受到如此大的前后夹击，顿时大乱。同时由杂技团和团结旅馆冲出好几百头带藤帽，手持木棒、钢钎的凶汉向我们袭来。为不扩大事态，我们一边劝大家忍气，一边向军分区方向撤退进行避让。

外地赴宜的“红卫兵”看到如此大规模的武斗发生了，造反派是赤手空拳，处于挨打的境地，于是他（她）们就到军分区内去请求解放军出面来制止武斗。不料军分区门卫不但没答应学生些的请求，反而有个别人将他们推出军分区大门（这时军分区外已被红色派的人手持棍棒、钢钎占据了）。对立派的人好象杀红了眼似的，不管见到谁都打，毫不手下留情，可怜被推出军分区的首都“红卫兵”张玄杰（北京工业大学学生）、王俊英（同为北京工业大学学生）两位同学，竟被红色派围在军分区大门口的人乱棒和钢钎活生生地杀害了。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一三”事件，宜宾大规模武斗事件的（真实）起因（开始）。

一九六七年的五月十三日，这个永生难忘的日子，也就形成了宜宾大规模武斗的祸胎。

由于上述的野蛮、粗暴行径，激起了宜宾造反派（即后来称作“红旗派”的）和宜宾人群众的极大愤慨。为了自卫，这时才临时想起找棍棒，找铁条来作武器与之抗衡。但毕竟对方在某些人的授意、组织调动下，早就充分准备好了的，而且早就将大批农民调进了城来搞武斗。后从被俘农民口中得知，他们是“五一三”前就被有组织地调进了城，说是叫他们来保卫地、市委的，驻扎在翠屏山一带。大桥队和省建四公司的驻扎在“杂技团”，城区的红色派人则集中在团结旅馆楼上。试想成百上千的农民有谁能调得动？数以千、万计的人之口粮，在那计划经济年代，又有谁能办得到粮食敞开供给那么多人吃饭？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

在人多势众，更加上修铁路大桥的大桥队和省建四公司修房造屋的建筑工人，他们均是爬高上梯的高手，农民和一般人员从地面向我们发起攻击，而有高空经验的桥工、建工则由空中（即房屋顶上）攻击我们（那时宜宾基本都是些砖瓦平房）。他们在房背上如履平地，简直是打得我们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特别是这种“返祖”式的原始“战争”，我们也只在电影或戏台上见过，故我们根本就不适应，就连当过兵的也无法适应这种旷古冷兵器时代才有的肉搏战，要是对方再从水上开进，那就简直是一场“海、陆、空”的立体战争了。我们的抵抗确实就软弱无力（要武器装备没有原材料，要吃饭无粮食给），很快就从西门、北门方向一条街一条巷地退下来。战线长都还有人去抵挡，但要面对这些好像训练有素、方略得当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攻击，谈何容易。

我们没有统一的指挥，无组织和计划的决策者，所以哪里吃紧就奔向哪里去抵挡，真是乱得紧。就是我们“八八团”也不完全是在统一地抗御。尽管我们是杂乱无章地抵御，多少还与强大的对方抗衡了一周左右。如西方的麻线街、童子街、三倒拐；北方的北毫巷、鲁家圆；东方的崇报寺、咸西街等，是双方几经反复争夺的“战场”，相当激烈、悲壮。我们虽不是有组织、有计划谋略的抗衡，但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如对方是有组织的饭菜供给，而我们则是由街道的居民群众自发地（一户或几户联合）将家中有限的粮食（那时粮食是凭票购买的计划年代）都拿了出来煮成粥，送到各个抗衡点来给我们吃，居民老大娘、大嫂子们竟然将家里泡的咸菜、豆办酱等也都尽数拿了出来给我们吃（而对方不少从农村调进城来武斗的农民说，他们吃的很好，比他们家里的生活好得多）。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可我们在那缺医少食的情况下都没有一人到国家粮店、库去私拿或抢夺粮食。那种感人至深的场面是难以用笔墨可以形容得了的。很可惜那时我们没有摄像机，要是有摄像机将那时的陆空进攻与地面双方抗衡，加上居民老大娘、大嫂子们用桶挑起（手提）着饭菜来支援我们的动人场景拍摄下来，那将是一部很有意义的历史真实写照的资料片。靠着这些微薄的支持，加上所谓的愚忠，我们以弱势竟能与武装较好的对立派打了好多天的拉锯战，尤以西门三倒拐、北门鲁家圆，北毫巷最为惨烈，互有死伤。到最吃紧的时候，不少没参加组织的人民群众也自动拿起棍棒、铁条，加入到我们抗衡的行列，很有股“保家卫国”的味道。因为对方的空中进攻，不少居民房被踏烂毁坏，激起了很大的民愤。如城区公社北城运输队一个叫张月华的工班长（转业军人、共产党员），他没参加任何派别，就是看到不少居民房屋无辜被踏毁，特别是对立派人不分青红皂白（尤以那些不知情的被调进城搞武斗的农民）见人就抓就打（杀），激怒了他，自动起来参加抗衡队伍的，结果被杀害。还有一个叫李某某的也是如此，结果也被杀害。我曾亲眼看见他从北门城墙上被对立派用钢钎戳杀掉下城墙的，而城墙下也是对立派人占领了的，我们极想救他，等我们费了很大力攻回城墙下时，连他的尸体也找不到了。甚至还有些赤手空拳的居民（没参与斗争的）也枉死在棍棒和钢钎之下。这是当时的宜宾市城区人民有目共睹的事实，绝非臆造。

人，哪有不怕死的。可是在那时的人，太单纯，也太忠诚很了，仅在一句“誓死保卫党中央、保护毛主席”的铿锵口号感召下，硬是就将生死置之度外，敢在强大的攻势下进行抗衡，并从“战争”中学会“战争”，由原来的被动挨打转换为主动反击。如：为了制服对立派的空中优势，学生们操起了孩童玩耍时用的弹弓朝空（屋顶）发射，使得房顶上对立派的人手忙脚乱无法招架。大人们从中得到启发，也用大的橡皮条将两端固定，中间夹上鹅卵石来发射制空“炮弹”。这一招还真管用，它有力地打击了对立派的空中优势，曾一度阻止了对方猛烈的进攻势头。

可是由于对方是有组织、有谋划的进攻，加之有强大的后勤保障（要啥就有啥），而我们别说后勤保障，就是要找点铁条来做防御武器都很难。于是对立派在空中失去势，地面又遇不怕死的顽强抗击的情况下，竟将履带式推土机焊上钢板作护甲，做成“土坦克”，从西、北两个方面，掩护大队人马又向我们冲杀过来，这样我们就招架不住了，东、西、北三个方面都无法抵挡住对立派如此猛烈的攻击，我们几乎被压到了宜宾城的一隅（南方），差点就被对立派的人赶下长江去喂大鱼了。好在当时邮电局的造反派还牢牢地掌握着通讯机械，我们的告急电报和电话才能源源不断地发往北京，发给党中央。在京的刘、张他们也很着急宜宾的事态，郭林川、王茂聚还亲自到过北京电报大楼给党中央、周总理发电报求援。肯定是在党中央的干预下，在五月十九日我们即将全军覆没之际（即我们被打得来快下河喂鱼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七九一部队奉命赶到宜宾支左，暂时制止住了武斗，使我们保住了这南方的一隅之地。这不禁使我们想到五月十八日夜，我们正处在生死存亡的最紧张时刻，各抗衡点相继失守了，我们的“战士”从抓到对立派人身上搜出一支“毛瑟”手枪，眼看事态严重，他们就赶紧拿来报告并交给我，我立即意识到了这场武斗不那么简单。一般老百姓能（敢）有枪支带到武斗场上来吗？这恐怕不是单纯的冷兵器原始战吧？！当时我拿着那支手枪怕极了，主要是怕对立派打过来抓着我时发现这手枪，我有理也说不清了，那武斗升级他们就有了借口了，反过来罪名就该我背。于是我赶紧找到公安局的李祥禄等人，当众将这支毛瑟手枪交给他们并说明来历，请他们公安人员保管存放，以便今后能证明此次武斗的严重性和对立派潜在着武斗升级的证据。

由于解放军七七九一部队的到来，大规模武斗虽被制住了，但因来宜的该部队之态度不很明朗，只是将我们双方在他们来时的状况下隔离开（实际我们双方仍只在城区四分之一不到的南方一隅），而局部性的武斗仍然不断地由对立派在西、北、东三个方面向我们发动攻击，最为激烈的一次是东北方的崇报寺、咸熙街一带，数百名头带藤帽、手持钢钎的对立派人，想冲到我们南方来打杀，我方拼死阻击，好不容易将冲在最前面的一两百名由常十里外的金坪、象鼻农村调来的“农民大军”，分割包围地全部俘虏了下来（因我们比他们熟悉城区的地形状况，从小巷道杀出分割包围了他们），严重挫伤了对立派进攻的锐气。被俘的农民纷纷哀求我们放他们回去，说他们不明白真相，受当官的蒙蔽才进城来搞武斗的，今后决不再来当炮灰，妻室儿女指望着他们。于是我们反问道：

“难道我们就没有老父老母和妻儿吗？我们没跑到金坪、象鼻来打杀你们，也没招惹你们，你们为啥要跑到城里来乱打、乱杀呢？”

他们说是上面领导调他们来的，不仅包吃包住，而且还照样有工分（报酬）拿，更何况是当官的来喊的，他们也不敢不来。事先也没向他们说是来城里搞武斗的（而是说叫他们来保护地、市委的），来城里后发钢钎、藤帽给他们后才知是弄他们来搞武斗的。现在他们知道错了，违背了中央精神，今后再也不会受骗来武斗当炮灰了。从这样农民的讲谈中就不难看出他们的背后确有幕后策划、指挥者和真正的罪魁祸首了（当然，这幕后角色肯定不是一般老百姓、一般干部能够担当得了的喽）。

进入六月，对立派的武斗攻势减弱了（因为不少人知道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总体情况，纷纷退出红色派组织，离开武斗场地），但还有相当部分不明真相或坚持错误的人，则撤退盘踞在翠屏山、真武山上，并在宜宾山上的制高点（翠屏山顶部）架设了当时最大功率的高音喇叭，专门在夜深人静之时开播，叫骂我们红旗派，攻击刘、张等人。说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是假的，反诬宜宾武斗是我们红旗派挑起的等等。其音量之大，完全可以覆盖整个市区，吵得人们根本无法安寝，真是怨声载道，令人发指。我们没有大的高音喇叭，唯一一部宣传车都是宜宾供电局的李克勤弄一部货车改装而成，架上从公安局砸我们组织时收缴去的广播器材，由李克勤掌机，宜宾地区文工团的杨白渠作播音员（她也曾参加过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的），白天将宣传车开到鲁家园与人民路交界处（即当时两派停止武斗时的分界线），宣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的精神和“平反通知”（即党中央为刘吉挺、张西挺、王茂聚、郭川林、李良等干部平反的中共中央文件），以及“要文斗，不要武斗”等说理性材料和对立派人反戈声明及揭露武斗真相的材料，劝说被“骗”进城参与武斗的农民返乡等等（实际就是用事实瓦解对立派的一个策略，确实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继后我们才在东街建了个固定广播站（即原宜宾县百货公司二楼上），从晚上七时到十时播音，主要宣传“红十条”（即中共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决定）、“平反通知”等，从不深更半夜地闹个不停，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只要播音开始，广播站门前就是人山人海、拥挤不通的盛况。

而对立派那种“夜半歌声”的叫骂，确实烦人得紧，可以说当时是激起了城区人们的公愤，人们讨厌极了这种方式的广播。不知由何人倡议，由一些不怕死的小青年和部分群众，趁夜突发地将其捣毁，迫使红色派退到江北一线（是宜宾造纸厂的轮船从水路接他们过江的）。城区基本上恢复了安宁（当时我听到报告还不相信，我派那晚根本就没有发布反击命令，红色派怎么会乖乖撤退了呢？根本就没有想到群众的自发能量，这正应了古人说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时，原宜宾的驻军部队，以团长陈某、政委曹某、副政委郭某为首，公开表态，支持我们红旗派，支持刘、张四川闹革命，站到刘、张一边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确实对我们红旗派鼓舞很大。

大约七月初，江北片区厂矿、单位及农村被撵出来的工人、职员和农民，纷纷吵着要返回江北。经我们多次劝阻无效，这才由城建系统、交通系统、八八团，加上江北片区的造反派联合，有组织地进行“江北反击”，硬是将红色派从根据地“宜宾造纸厂”一线撵出江北至金坪、象鼻一线外。这次我们的人又在金坪从红色派人手中缴获到几支小口径步枪（据说是体委被抢的枪支），不禁发人深省，何以群众组织敢于动用现代武器来打武斗（若那时“地专红旗”简报揭露的“5.13”前，对立派曾在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内聚集有几十人，均带有枪支弹药一事属实的话，那明眼人就更加清楚宜宾武斗的实质和真实含义了）？！

《红十条》（即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的下达和宜宾地、市两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建立，宜宾的首场武斗才算基本告一段落。我们红旗派也陆续将武斗现场俘来集中学习中央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方针和讲话及文件的红色人员放回。集中期间，我们主要是让他们从学习中去领会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和目的，并且保障了他们的饮食起居和医疗救护。在放人时，不知是哪里派来的摄影师，专门拍摄了我们放人的场面。就是这些单方面的镜头，后来就成了刘、张、王、郭、李等（特别是王茂聚）挑动武斗的“罪证”，在北京还放给周总理看过。现在想起都很不理解。如果前面提到的陆、空进攻（指红色派）和地面抗衡，加上居民群众肩挑手提饭菜来支援我们的场景，也有摄影机拍摄下来，那该有多好、多全面、多真实啊。可惜那时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像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古往今来有之（以后也不可能绝种），也许不是“现代”文明的专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