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上）、蹉跎 “武装支泸”始末
作者: 宪徽
日期: 2006-09-12 02:28

蹉 跎

俗话说的“福无双降、祸不单行”，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宜宾大规模武斗刚刚停息，形势在开始好转，泸州的干戈又起（泸州原是一个单独的行政区，辖七个县市，后与宜宾行署合并为宜宾地区，辖十八个县市）。泸州造反派告急电和专门赴宜求援人群不断。当时以成立了宜宾地、市两级革筹，主持宜宾地区文化大革命事宜，我们造反派就不能像以前那样便宜行事了，只能向两级革筹反映和提建议，却不敢随便越雷池半步。可是泸州造反派源源来宜求援，可以说宜宾各大群众组织是应接不暇。对此，宜宾地、市革筹均感头痛。一方面要安慰好泸州的造反派，指令我们各大组织接待安排从泸州撵出来的人，设法解决好吃住问题。另一方面还得说服宜宾造反派要保持冷静，切不可感情用事。怕我们看到泸州这批拖儿带女被撵出来的惨像难以克制冲动产生过激情绪。再一方面就是积极向省革筹和成都军区汇报反映，请求上级设法制止武斗。

在泸州造反派不断求援和宜宾造反派的强烈要求下，地革筹也迫于无奈，难以控制泸州的局势了。王茂聚、郭林川真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大约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底八月初，王茂聚接到驻泸部队（解放军7790部队）电话，叫他立即到泸州有重要事商。他赶忙带着地专机关的造反派头徐克明一同去了趟泸州（徐克明原是地委机关政治教员，文革开始后几经辩论才站出来造反的，但在地委机关也算是造反得比较早的同志），回来后才同意了宜宾造反派提出的道义声援。此时，因陆路交通已中断，各大组织派少数人组成送粮送药的船队到泸州作人道主义式的支援，粮食和药品是地革筹调拨的。当时我们八八团调派了二、三十人，加上城建系统、交通系统等派出人员，共四、五十人，由宜宾造纸厂、宜宾长航社、大渡河木材调运处等选派的轮船，组成“支泸”船队，向泸州进发。

船队走后我碰到徐克明，问他同王老头到泸州去干什么？他说是解放军7790部队叫王去泸州看中央发来的重要电报，王的文化太低，故叫他同去，好帮王老头参详电报内容和记录与军方的交谈事宜。我问电报的内容知道否？他说：

“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就是早已传开了的周总理批给泸州造反派三百条枪自卫的事。”

于是他接着讲：王老头同他到了泸州驻军7790部队，董副师长拿周总理的电报给王看，王叫徐念的，为泸州造反派自卫，周总理批给泸州造反派三百支枪，这事由部队解决，但泸州造反派被围断粮缺药，部队难以解决，故叫王茂聚设法解决粮药，所以才同意我们派船队到泸州送粮送药品的。

船队将至泸州港时，对立派（即泸州红联站）立即出动船队来阻拦我们，由当时宜宾地区马力最大的泸州天然气化工厂的拖轮领头，向我方船队冲来。尽管他们装备有现代武器，但是，面对我们支泸船队雄赳赳、不怕死的勇往直前、迎头而下的气势，特别是对方向我方船只掷出手榴弹，落到我方甲板上，我方当过兵的张德建见状立即抓起未爆炸的手榴弹反手掷出落入水中爆炸的阵仗，对方可能摸不偷我方实力（其实我们去的人全是赤手空拳，这也是按行前地革筹再三强调的纪律来执行的），见我方毫不畏惧地行进，大有以船撞船的拼命架势，泸天化轮带头转向飞快返往驻地，并立即着手用钢板焊装护甲装置。这也许是向宜宾红色派学习来的方法吧。这样一来，他们的船就成了比较完备的土“军舰”，攻防自如了。

我方人员趁对方退走搞装备之大好时机，将船泊好，抓紧时间起运粮食和药品，给泸州红司（造反派）。红司的人见状欢腾不已，非常感激宜宾“战友”在他们艰难的时候，临危不惧地为他们送去珍贵的粮食和药品。

正当泸州红司人高兴非凡之际，红联船厂广播传出了骇人听闻的噩耗：“今夜血洗泸州城”！欢庆火暴的场面顿时消失了，人心惶惶。

泸州联合会（即泸州红司的一个造反组织）、成工兵团泸州总部（也是造反派“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下属组织）相继给我挂来加急电话，通报这一紧急情况（他们都经常与我八八团保持有电讯联络关系）。因我们到泸州的人都是赤手空拳的，而对立派则都有现代化的常规武器装备，对抗明显是要出大亏的。为避免冲突，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于是我请联合会和成工兵团的“战友”帮忙，立即通知我方船队（人员），火速返航，切不可与对方发生冲突。

住在船上的人很快得到消息，苦于无法及时找到上岸的我方人员。时间紧迫，船队没有等到住城里的人员来齐，就启航返宜了。这样迅速的行动也没能逃脱恶运。船队进入纳溪县（也是宜宾的一个属县）境“三号信箱”附近，大马力的土军舰“泸天化”轮领头追上了我们的船队，瞬即机枪声、步枪声不断，手榴弹爆炸声震天，打得我们的人些东躲西藏，有的竟跳河逃命，躲避在船上的人全被生俘。而住在城里没来得及撤走的人，更没逃脱恶运，一个个被抓来关起。宜宾地革筹与我们同时得到这个坏消息，加之跳河逃回来的人证实，地、市革筹领导和我们方知决非传言了。地革筹的王茂聚、郭林川，市革筹的李良，再三给我们打招呼，千万不嫩个轻举妄动，要冷静，相信省革筹和地革筹，问题会得到解决的，决不能冲动上当喔。还警告说，不管哪个组织哪个人，不听招呼惹出事是要受到严厉处分的。

后来地革筹按上级指示，派出当时在地革筹工作的刘跃银（原地区公安处干警，也是地区公安造反组织的头头）等代表地革筹到泸州与泸州红联站进行交涉，重点阐明了宜宾去的人都是赤手空拳，是出于人道主义声援送粮送药，也是在情理中事，并非到泸州参加武斗的。几经交涉，最后红联站才将张德建等（宜宾城区八八团的）、李培中（宜宾长航社八八团的）和交通、城建的人等放回。他们返回途经宜宾金坪镇时，又遭到宜宾红色派的拦截。可见对立双方的通讯联络都是很密切的。

送粮支泸的阴影，使宜宾造反派憋了一肚子的闷气，真是哑子吃黄连，可又无可奈何。我们始终想不通，泸州红联站怎么会有那么多现代化的枪支装备？一般百姓能随便拥有武器？甚至敢开枪杀人么？这个内幕至今我也解不开（实际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罢了）。

疑团未解，更大规模的武斗在江城泸州更全面展开。据泸州人告知，重庆“八一五”都到泸州参战了的，支持红联站。造反派被打得鸡飞狗跳的落荒而逃。一批批无家可归了的“难民”涌向宜宾。扶老携幼的泸州造反派人，博得了宜宾人的极大同情。泸州造反派也一批接一批地到地革筹求助，向市革筹求援。可以说，那段时间地、市革筹的一切工作都停顿了下来，为泸州“战事”忙得不亦乐乎。劝说无济于事，不接待更加激起怨愤。特别是宜宾市革筹所在地原市委招待所，泸州造反派涌在那里，围得个水泄不通，向市革筹要枪支援。后来不知谁通知地革筹的头王茂聚来到市招待所，泸州造反派一窝蜂地围拢去，七嘴八舌地说闹个不停。本就性格内向、三天难说两句话的王茂聚一言不发，大概是想让人些发泄个够。在人潮推攘中，不料个别失去理智的人，还将王茂聚头上的戴的军帽（时因王茂聚已被正式任命为宜宾军分区第一政治委员，故穿的是军装）抓下来甩到地上用脚踩，问王茂聚：

“泸州造反派人的死活你管不管？”

“你这个地革筹的一把手，为何不制止麻联站（即对红联站的贬称）的暴行？”

“王茂聚，要是麻联站打到你家门口，你还沉得住气吗？”

“重庆的人都可以跑到泸州来帮着打我们，我们本地区的就不可以到泸州支援吗？”

等等等等。甚至还有不堪入耳的过激语言。这其中有无别有用心之人煽动，惟恐天下不乱的居心？我是不得而知的。因泸州来的人很多，我也只认识个别较大的头头，其他基本都是生面孔，难辩真伪，只能从旁劝阻，好言安慰。闹了好半天，王茂聚才得以脱身上楼与李良谈事情去了。

这时由北京中央传出的“文攻武卫”已成为极响亮的斗争口号了，而且解放军7791部队的上级——师部（番号7790部队）来宜宾驻防，就住在军分区对面，支左态度较为鲜明，而且师部还专设了“支左办公室”，公开接待群众。

一九六七年九月初，不知是中央还是省里领导有什么指示，当时传言说是周恩来总理批示军界发给泸州造反派三百条枪，到底是真是假？大都不得而知，反正宜宾是潮动了，至今仍是个谜。但军方应该说是清楚当时党中央的态度的。那时，大家都只能从迹象上看，认为是假不了的就是了。或许是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经受不住造反派的冲击，宜宾市革筹的某个人（因记忆模糊，故无法署名）带上罗太安找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宾市武装部的范部长谈了话后，由罗太安（原宜宾市人民电影院职工，造反派临时协助市革筹工作的人员）具体与范部长联系，从武装部军械库中拿出封存的民兵枪械，造册发给了宜宾市“民兵”（即造反派参加组织的）。当时只准我们八八团组建一个精干连队，加上工业系统一个连，手联系统一个连，构成了一个加强营，花成果任营长（原市公安局教导员），我任副营长，市工业的杨某（名字不太记得清了）为教导员，市手联的陈某（名字也不太记得了）任副教导员。“民兵”领到的都是老式步枪（七九和三八大盖）和捷克式轻机枪。临到出发我还是空手。我到市革筹找李良，问他：

“李老头（当时对他的尊称），我这个副营长用拳头上战场啊？”

他听后露出一脸的惊讶，这才叫市公安局拿了支封存的驳壳枪给我。管他三七二十一，总算有了支枪，插在腰带上就随队出发了（大约是一九六七年的九月五日晚上）。这就是出名的“九·五”武装支泸，即真正的第一次武装支泸。从这次的民兵组建和发枪等过程中，我明白地看出某个由基层一跃而为市“领导”的人之潜在私心的大萌芽，好在我不计较。那时的我就那么简单，一切从大局出发。

这次武装支泸由于是地、市两级革筹领导的，故均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我们兵分两路，一路由地专级单位民兵，经由南溪、江安两县境（均为宜宾属县）抵泸洲。另一路则由我们和市级单位的民兵，经由富顺、隆昌、泸县（三县均属宜宾辖县），从小市抵泸州城。我团的那个连是前哨，当时我虽不懂带兵打仗，但深知火器械斗是流血、死人的“战争”，决非儿戏。所以我要刘友源当指导员（他在解放军部队时，就是侦察兵尖子），任命当过公安侦察的杨立相（宜宾地区邮电局职工、烈士的儿子）和当过兵的黄海浪（宜宾市锻压厂职工）当正副连长带队，我也随前哨连行进。两路人马均由省汽车运输公司宜宾分公司的造反派头吴明高（抗美援朝时的英雄驾驶员）调集该公司30队和32队的车辆担任此次运兵和后勤供给的运输任务。

连夜出发，天刚亮到达隆昌县城。因我原早在隆昌、泸县搞过高压输电线路工程，故对隆泸公路沿线的险要地形多少有些了解，所以趁在隆昌休息之机，我叫杨立相、黄海浪特别要注意界牌（即隆昌与泸县的交界处），白水滩（即泸县的加明镇和隆昌县的胡家寺交界处）和小市背后的大山处。因那些地方地势险要且居高临下，完全可以将公路封锁死，百余条性命，责任重大啊。我说，如发现情况，要立即停止前进、疏散人员并隐蔽，均不可硬闯。他俩都说明白，知道利害关系了。我也就放心了。队伍再次整队出发，杨立相、刘友源乘坐前面两辆车，我在第四辆车上。

一路行进到也平安，唯一反常的是公路上除我们的车队外，再也没见到机动车的影子。我想这也不奇怪，双方对立，交通基本中断了嘛。眼看就要到泸县县城所在地——小市了，已经看得到小市背面的大山，我正庆幸平安，突然前面的车紧急刹车。与此同时，枪声大作，公路上响起一连串的弹着地声。全部的汽车都停了下来，人员都纷纷地跳下车。我借车身掩护向第一辆车跑去。只见刘友源、杨立相正指挥车上跳下来的人原地卧下或找掩体隐蔽。不问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时，我只能招呼大家找有利地形隐蔽待命。

山上的火力很猛，步枪、机枪像炒豆似地响个不停。我们的车队全在别人的火力网里，进退都很困难。更主要的是我们队伍中，有好多人都没见过这种阵仗（包括我也是，幸好在学校时搞射击运动听教官讲过实战经验，多少懂得点躲避枪弹的知识），听到枪声一响就乱了。好在有些当过兵的人当班、排长，都在帮助同伴到有利地形去躲避。可是仍有一小部分惊吓得慌乱了的人，则顺着对方方向朝大山脚下的山沟沟里跑，其中的曾玉文（宜宾市城区公社八八团的）连枪都是第一次拿，可能怎么开枪射击都不懂（这确实是当时的一大悲剧，民兵不懂得枪的使用），他一枪未发就倒在了血泊之中，命丧黄泉了（当然，也不止他一人）。

为了不让死难战友暴尸荒野，我们组织了人去枪口夺尸。我要以身作则，也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刘友源、杨立相、张德建等有作战经验，冒着枪林弹雨向山脚冲去，我也将手枪上膛，跟着上。对方火力太猛，我们就停下来还击。我一扣扳机，枪不仅没响，反而枪栓给卡住了，真倒霉！要是用这样的枪打遭遇战，那非白送命不可。眼下顾不了那么多了，见冲不过去，就只好暂时返回去。下来休息时，杨立相问我板着脸干啥？我将那支破枪给他看。他毕竟是搞过公安侦察工作，枪也用过不少，接过去哗哗几下拆开来一看，就笑个不停地说：

“你真外行，封枪时上的黄油都未除去，你怎么打？”他接着再查看下去，撞针也是磨损了的（说真话，我确实是个外行，在学校搞射击运动用的是小口径步枪，机械构造与手枪根本不一样），幸好工业连带有个专修枪械的王师傅（他原在兵工厂工作过）。经他修理才成了一支真的手枪。几经反复，最终借着夜色还是将死难者的遗体给抢回来了。

我真搞不懂，当时我们这些人不知是啥迷了心窍，或许这就叫“信仰激情”？竟然用老掉牙的破枪去与新式武器抗衡？我们用的基本都是过时的，人称老套筒的枪，这些破枪的有些枪口，比子弹头大得多，尤其是汤姆式冲锋枪，射程最多有一二十米远，又易走火。这大概也是在学八路军、新四军的小米加步枪的辉煌事迹吧。

我们就这样被阻在58公里处好几天。那时虽已过立秋，但天气还是很热，无法洗澡，对方封锁特紧，白天无法找水沐浴，晚上又找不见水，实在无奈，只好钻进公路的涵洞里，用公路排水沟流来的水马虎洗洗了事。对这种前进不得，后退不能的窘境，我们真是一筹莫展，真所谓“出师不利”喽。

一天，天刚黑，宜宾市革筹的头李良来到58公里团部，跟着来的还有解放军。他们一来就叫各营营级干部去开会。经李良介绍一位魁伟的解放军，他是7790部队的师作战科科长叫张键。他和李良等听了我们的战况汇报后，李良问张科长有何建议打破这个僵局？张科长说他一来就将整个地形都看过了，要是由他们军人来打这种仗就比较容易点，由民兵来打就很难了。这不是等于说没有办法打了吗？

张科长看到大家愁眉苦脸的样子，很为难地说：

“不是没有办法，关键在于你们有没有这个胆量和不怕死的决心之人。”

大家问：“怎么个讲法？”

张科长说：“大部队硬攻肯定不行，人家占了有利地形不说，不单武器精良，还有明碉暗堡、工事掩体，是很有章法的打仗，唯一只有出奇不意的夜袭，或许还能凑效，而且只能是小部队的突发夜袭，打对方一个不防。但是，这支小部队要由稍有战斗经验、精干胆大、不怕死的人组成，趁夜色的掩护摸到山上各明碉暗堡下埋伏，拂晓前打响战斗就只管向前冲，山腰上准备的第二梯队跟即上去支援，第三梯队随后压阵和打扫战场，这样胜利的希望就大了。但是，危险性和伤亡也会大。”他最后表白：对我们这样的队伍打夜战，他不敢拍胸口。

他说完，几个营的干部都像得了哑症似的，一言不发。

要组成这样的突击夜战小分队谈何容易，特别是营的头头，不能不为各自营里的人的安危着想，弄不好是要流血死人的。当李良他们一个营一个营地“征求意见”时，其他营都说他们的人不行，比不上八八团的人精干勇敢、敢打硬仗。就这样一致将这个难题推到我们八八团人的头上（不知是否有人事前策划过的保存实力，以利后来）。花成果营长一句话不说（尽管他是老兵、公安领导，按理最有发言权，但毕竟对群众组织的底知之甚少，况且他的话造反派能否听得进也很难说），很为难地望着我，显然是想要我来表态。既然被推都推到刀口上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回营去动员、组织力量罢了。但我们的武器最差，我把这个情况提出来后，张键科长建议李良在各营强行抽调一些稍好点的武器给我们。李良首先当众将他警卫员向其昌（原市公安局的公安）俩人的“五六式”冲锋枪拿出来给我们（这是我们民兵团最好的也是仅有的两支新式武器，是专为保护李良同志配备的，张科长和他的警卫员都是空手），然后东拼西凑，总算给了我们十来支（挺）快武器。会议决定我营突击夜袭分队为第一梯队，我营剩下的两个多连为第二梯队，某某营为第三梯队。

散会后花成果和我留下，张键科长单独向我们建议说：

“最好是晚上两三点钟开始行动，事前不能告诉任何人（严格时间保密），就是参加突袭行动的也不告诉，只叫他们整夜着装待命，晚十二点饱餐一顿后原地休息，出发前给每人发点鸡蛋和肉食，三、四十人要精干，老兵有经验的最好，全配备快枪（哪怕是旧式轻机枪）和手榴弹，争取凌晨五时左右摸到对方阵地前隐伏，天麻麻亮（即晨六点左右）看到进攻信号弹升空，立即发起猛力攻击，先用手榴弹炸碉堡后，就开枪扫射一直往前冲。战斗一打响第二梯队立即跟上接应，速度越快越能减少第一梯队的伤亡，营的指挥位置应设在两个梯队的中间地段，行动的细节你们自己商定。”他说完后团部的信号枪也给了我。临行李良再三叮嘱小心行事，行前千万不能走漏风声。

回到营部，我和花成果将八八团连的刘友源、杨立相、黄海浪、张德建等人找来商议，由他们提出人员名单后，又商量了一下行动细节，花成果传授了一些临战经验。幸好被选上的人来营部开会，一动员和说明突击夜袭的重要性后，没有一个打退堂鼓的，一致认为成功与否，都在此一举了。经过两三个小时的准备，吃过加餐饭各人发了两个熟鸡蛋、一小砣肉食就集中休息了（营里其他战士知道有行动，但具体情况均不知晓）。到凌晨二时，命令突击小分队出发，借助夜色向山上运动。我和花成果带上警卫员、号兵随后出发，并向教导员杨某交待，两小时后带领全营余下的人按原建制赶到营指挥所下面坡上待命。

夜袭行动开始前忙上忙下倒不觉得紧张，当突击小分队悄悄向山上摸出去后（基本上是靠爬行，月黑风高的郊野，后面的人只有摸着前面的人的脚行进），我的心情随着夜深渐渐地静了下来。这一静脑子里就像开了锅的水沸腾了起来，开始回味团部开会的种种现象和张科长在会上讲的那番话，再联系到突击小分队这几十号人的生死攸关问题，心里就有些后怕了。万一他们在运动中稍有不慎，哪怕是发出任何一点声响，对方密集的枪炮不知要射杀我们人的多少条生命？而夜间去爬一座完全陌生的大山而不发出任何一点声响，谈何容易哦，就是正规部队恐怕也难啊！其实，事已至此，后怕又有何用？还不如干脆不去想它，听天由命好了。

现在说得轻巧，但当时脑子根本不听使唤，反而把问题想得更深、更复杂。花成果到沉得住气，见我在黑夜中东走走、西望望，心神不定的样子，就劝慰我说：

“老谢，静静的休息一会儿养养神，呆会够你忙的了，我看你们选出的这批人都还可以，年轻精干不说，加上不少人是当过兵的，特别是刘友源、杨立相、黄海浪他们带队，都是搞过侦察的，你就放心好了。”

当时我口没好说出来：放心？你到放心，人不是你带的，出了问题也不干你的事喔。

凌晨四点多钟，营通讯员来向我们报告，第二梯队的人全部运动到了指挥所的坡上等待命令。我的心情稍平静了一些，因为两个多小时了没出现问题，也有相当的火力压压对方，给一线的人减轻些压力。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心又一阵紧似一阵，想到呆会战斗一打响，几十号人不知有多少要倒在血泊之中，我回去将怎样向他们的父母、妻儿交待？我那时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来了。眼睛睁得大大的，紧盯着山上，希望约定的暗号能顺利地在山头上出现。特别是黎明前的那段黑暗，我站也不是，坐也不行，生怕漏过那一瞬即逝的联络信号（正如老兵们说的，人最紧张的时刻不是战斗打响后，而是战斗未打响前的宁静时刻）。快到凌晨六时，山头上终于出现了微弱的三下亮光，使我放了点心，现在就不知打响后又是怎么一个状况了。

当山形在夜色中出现一点轮廓，进攻的时间到了。我急忙叫号手张登奎、唐某某等三人准备，见到红色信号弹升空就尽全力吹响冲锋号。我的信号弹刚一升空，山上手榴弹的爆炸声四起，伴随着密集的枪声，加上冲锋号的号角声，整个山体一刹那就热闹了起来。花成果和我都向山上冲去。跑了不到五十米远，突然山顶上还有一个暗堡开枪向我们射击，我立即在一个坟包后卧下，幸喜坟头大，山上机枪扫射下来打得坟头泥土翻飞，弹头铲出了一条槽，其泥土都打到我头上了，生痛生痛的。我见事不妙，就地一滚到了下面低洼处，警卫员没看清什么，哇的一声哭着叫喊：

“谢营长，谢营长，你怎么样了？”

我没好气地吼到：“你哭叫啥子，我不是好好的吗！”

好在轻机枪很快就变哑 了，不然照这样扫射，我的性命就真的堪忧了。枪一停我们就赶紧爬起来又向前冲，背后大队人马也冲上来了。到了山顶我只顾看地上有无我们的人躺下了（地上有好几具尸体），对身边炸烂的碉堡工事和满地的香烟食品不屑一顾。二梯队的人都冲上了山顶，我仍没见到一个突击小分队的人员，真担心得不得了。

前面的枪声逐渐稀落下来，烟雾基本散开，这时才看到我们一梯队的人攻到另一个山头上去了（其实这不应是我们的任务）。我立即赶到对面山顶，黄海浪才向我报告，小分队队长刘友源负重伤，另有两名队员负伤不很重，均由救护队抢救并转送医院去了，但小分队无一人死亡。听到这样好的消息，我那悬吊着的心放了多半，但仍担心着刘友源的伤势。花成果和杨某、陈某正赶紧收集队伍，一齐向泸县县城小市进发。这次突击夜袭，我们缴获两挺苏制的新型重机枪（可惜没找到带轮子的机座）和一些五六式步枪、冲锋枪，这就使得八八团这个连的武器装备大大的提高不少。这次突法夜袭只伤无亡，确实是个奇迹，张科长得到报告后连声称赞：奇迹，奇迹，简直没有想到民兵会打得这么漂亮。它使我们八八团声威大振。不过，说句老实话，这次成功不能说明我们的队伍就完全过硬了，这其中或许就是相当的侥幸成分和对方过于麻痹等因素有机结合促成的，也正应了骄兵必败一说。而且，这也由此加深了对立派对我和我们的怨恨，就连外地武装去支持红联站的组织都恨得我们咬牙，特别是对我这个头。

说实在的，那次突击夜袭可能有人认为在前面打冲锋的是去送死，走后面打扫战场才是捡pa（火+巴，捡便宜的意思）和的美差，殊不知我们一、二梯队打冲锋走前面无一死亡，反而是认为捡pa和的还死了两三个人于黑枪之下。

由于58公里两山的重大防线被我们突破，小市的城防也立即溃散，我们无需一枪一弹就进入了小市，这时才知另一路人马早就顺利进入泸州市城区，见我们攻占了小市后山，他们也猛力攻过沱江大桥与我们会师，对立派的人几乎全部退守二五厂（即泸天化厂对外名称）。我派多数人主张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攻下二五厂，免除后患（特别是泸州造反派极力主张如此）。部分人认为应从大局设想，怕攻二五厂会引起对方孤注一掷，引发特大爆炸，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正在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时，传来宜宾地、市革筹指示：支援目的达到，立即撤回宜宾，泸州的事就由泸州造反派自己处理了。这也正是地革筹考虑到若攻二五厂恐发生大爆炸造成重大的厂毁人亡，故而强令撤回的一个策略。

听到这个指令，加之我很担心刘友源的伤情，我和花成果、杨某某、陈某某立即收缩队伍开拔返宜。

回到宜宾，在北门汽车轮渡码头受到宜宾“战友”和群众的夹道欢迎。当时我们觉得很荣耀，特别是缴获不少新武器，尤其是那两挺新式重机枪（说真的，开始发枪装备时，给我们的枪械比别人都差，就连老式的“马克沁”重机枪都不给我们一挺）使我高兴非凡，我们有了宜宾唯一的两挺新式重机枪。一回宜宾，就找懂行的师傅和部队转业的请教，如何给新式重机枪装备上带轮子的枪座，不然难以使用。工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如愿以偿，它成为了我们方面最新最强的武器了，也可见我们当时是处于何等的劣势。

重庆情况也不甚妙，大批“反到底”成员（“反到底”是重庆最大的群众造反组织之一，颇受当权者厌恶）由于武斗被撵了出来，大批涌向了宜宾。我的两姐姐，甚至在壁山的妹妹都举家逃到宜宾避难。由于人数众多，地、市革筹个方面军只好叫各组织分散接待（因为吃住问题不好解决）。还有更多的反到底的人在重庆坚持斗争，同样牵动着宜宾人的心。由因经受过“五一三”的困境，宜宾造反派（包括部分不在派的纯居民）自发组织募捐钱粮，然后集中到方面军和我们团部，用麻袋装好交给反到底总勤务组的一个头头背回重庆，支援重庆“战友”的艰苦斗争，其场面和情景，至今在我的脑海里保存着深刻映像。这种相互支援在当时是特别真挚和纯洁的，我们宜宾同样受到过成都、自贡、重庆等地的支援。当时大家只有用毛泽东说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和无缘无故的爱来高度概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