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下）、蹉跎 地市革委會成立 抓革命促生產 清理階級隊伍和九大
作者: 憲徽
日期: 2006-09-15 01:49

地市革委會成立 抓革命促生產 清理階級隊伍和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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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知識淺薄，至今我都沒能想通，文化大革命從一開始，就總是磕磕絆絆的，沒有一點安寧，干擾一個接着一個，武鬥猶似幽靈般總是伴隨着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個進程。

一九六八年初，由於局勢關係，長寧縣（也是宜賓屬縣）造反派請我到該縣座談。通夜的會議下來，確實疲倦極了。好在那時我們已習慣了什麼時候困了就什麼時候瞌睡，休息也不擇地點和形式，故一上車（因地革籌通知我回宜開會）就睡着了。當吉普車行至高縣（也是宜賓屬縣）時，駕駛員停了一下車，我也隨之醒來，見駕駛員滿臉倦意，我對他說：

“如果困得很，就停車休息一會兒再走吧？”

他說：“沒關係，剛才是有點打瞌睡，現在好些了，你要趕時間回去開會，我們這就走好了。”

我聽他說得很有把握，他又是個老司機，就同意繼續開車。車行駛了一段路，過了符江鎮（高縣境內的一大鎮），看來還比較平穩地行進，我也放心了。在車的搖來晃去中，我又睡着了。突然感到車“轟”的響，我也隨之昏過去了。

當我醒來時，發現自己是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我的愛人和一些屬下見我醒來都很高興。他們告訴我，我坐的吉普車在賈村與來復之間（同為高縣境內），從四十多公尺高的懸崖上翻下了河邊，幸虧山腰的一棵樹擋了一下，不然車就翻到河裡去了。現在是一死四傷，長寧縣造反派的頭唐世斌脾臟破裂，還沒脫離危險，並告知我已昏迷兩天多了，但沒有生命危險了，好好休養一段時間就能出院。

經過幾天的治療和休息，我勉強能下床走動了。團部的工作我想有劉友源主持，不用我擔心，但這段時間老不見劉友源的影子，不知他在忙些什麼？一想到這些，心情有開始煩亂了。那天，我剛躺到上床，傅文琪幾人急沖沖地跑到病房來說，我團宣傳隊在宜賓縣的觀音（鎮）被宜賓縣紅司的人圍攻，要我派人去營救。我問是誰叫派宣傳隊到縣區去的？傅不正面回答，只說是毋光漢帶隊去的。一提到毋光漢我就生氣，知道這個人最愛出風頭，喜歡捕風捉影、誇大其詞，一副自以為是瘋瘋癲癲的樣子，純粹是個惹禍包。於是我叫傅文琪找劉友源商量此事，傅很不安逸地走了，並說這段時間很難見到劉友源。我叫他派人去找。不到半天時間，就有三、四批人到病房來吵着要去觀音救宣傳隊，並說傅文琪接了好幾個觀音告急電話（一聽就知是誰煽動這些人到我病房來鬧的）。天快黑了，傅又帶着一批人氣沖沖地跑到病房來鬧，並問我到底同不同意派人去觀音解圍救人？我問他找到劉友源沒有？他說沒找到。我叫他們不要急，等找到劉友源來商量後再說。傅一聽就火了，說：

“你當然不急，要是打着你城區公社的人，你恐怕早就同意派人去救了。”並說毋光漢挨得最凶，被拖起在街上打。

旁邊一些“戰士”也七嘴八舌地說：“我們八八團從來沒受過這種窩囊氣，不能看着別人欺負我們的人。”

整個病房鬧動了，亂轟轟地一團糟。就這樣被某人畫龍點睛一鬧，我沒經受住衝擊了，更怕別人說我在總團部有私心，故只好同意某等人的要求，派部分去觀音將宣傳隊接回來。

不一會傅文琪就通知來百多人，在我住的醫院門前壩子裡集合（即宜賓地區一醫院）。我深知造反派的“脾氣”，總有股天不怕地不怕、老子天下第一的犟性，為避免事態擴大，我聽說人都在醫院壩子裡集中好了，趕緊從病房趕到院壩里，對集合好的人說：

“你們去（觀音）的任務是接宣傳隊回來，到了觀音一定要注意三點：一不准亂抓人；二不准打人；三更不准開槍。”

大家回答“清楚了”。可是隊伍出發了卻不見鬧得最凶的某某勤務員，百多號人沒有總團的頭頭帶隊，怕人些到了觀音無人招呼得住，問題就嚴重了。情況至此，逼得我只好帶病同去了。快到觀音的途中休息時，我又重申了三不準的紀律。

然而，到了觀音卻沒見看到宣傳隊的影子。這時毋光漢跑來說：人些都在鎮子裡。羅書林（分團勤務員）說他對觀音很熟悉，就帶領一些人隨毋光漢到鎮裡去了。我行動不便，另一方面也為了防對方斷我們後路，故我叫留一些人守住橋頭，警衛員孔慶銀和張德建就隨我左右。看着我們的人進入了鎮裡，我的整個注意力都集中在鎮子裡了，背後遠處有人在吆喝：“看你給老子還跑不跑！”此時我的注意力全在鎮上，根本沒管背後誰在吆喝誰。突然我深厚幾十米處“乒”—“乒”兩響槍聲，當時我還認為是對方從後面打來的，等我回過頭只看見遠處兩個我們的人端着槍楞在那裡。我叫警衛員孔慶銀過去查看發生了什麼事。張德建隨口罵到：“????些又在胡搞了嗦。”一會孔向我報告說對方有一個人被打死了。我氣極了攆過去，惡狠狠地問他們為啥子開槍打人的？孔慶銀說老的那個叫張志榮，拿槍吆嚇對方不慎走火（因老湯姆式衝鋒鎗潮了，輕輕一甩都會上膛的），年輕的叫周洪英，認為張的槍打不准（因槍響後人仍站着），就抬槍對着死者背心開一槍將人打死了。我氣極了，非常冒火地將他們的頭何國西叫來問是怎麼搞的？何是城區公社分團的民兵排長，他說他反覆問了那兩個人，確實是這樣的。我即命令何將張、周二人的槍繳了，看管起來回宜請示地革籌處理，死者也抬上汽車送宜賓衛校保存。

鎮裡的人聽到了槍聲，也趕緊跑回橋頭，當他們知道事情發生的經過後，都指斥張周二人。這時毋光漢跑過來對我說：

“謝團長，不要生氣了。事已至此，不如我們寫個聲明，說是對方把人打死的，與我們沒有關係。”

我一聽就更火了，吼着罵他：“你寫個球，都是你????闖的禍，現在明明那麼多人看到是我們的人開槍打的，你哄鬼呀，滾開！”

隨即我叫趕緊把我們的人收集攏回宜賓。任澤鑫（城區公社民兵連指導員）來對我說：

“老謝，不要着急，何（國西）排長已問清楚了，老的那個叫張志榮（小五金廠工人），是他用衝鋒鎗嚇死者（用槍把子撞死者的背膀）不慎走火（槍口是朝天的），年輕的那個叫周洪英（機制廠工人），他見張的槍響後那人還站着，以為張打不准，就抬起他背的七九步槍朝死者開了一槍，就這樣將人打死的。”

我再問何國西（城區公社北城運輸隊工班長），他說情況確實如此。這時蹲在地上悶起的羅書林見我氣的蹬腳，急忙走過來勸我不必着急，說死者是他弟弟，從小抱到田家去的，名叫田明貴，觀音郵電所工人，他曾叫田不要參加縣紅司，田就是不聽勸阻，死了活該。我叫他不能這樣說話，趕緊把人些集中攏回宜賓，請示地革籌處理，該咋辦就咋辦。

在回宜的路上我越想越不對勁，覺得可能是上了毋光漢等人的圈套。他是個到處惹是生非、無事找事干的人，特別喜歡炫耀自己，仗勢總團個別人縱容，愛到處亂跑不聽招呼。這次肯定是他個人跑到觀音去炫耀被縣紅司的人戳穿下不了台，就向總部謊報情況，再由某人編造宣傳隊被圍攻毒打的事，煽動下面的人的情緒，到病房逼我調人到觀音為他親信出氣（這就達到了毋炫耀能耐之目的）。不然為啥在觀音根本沒見到宣傳隊？為啥出動時某人突然消失？我真笨，後悔莫及。這也說明了自己的幼稚和造反派盲目逞強的弱點、怪毛病。

回到宜賓我即到地革籌找到王茂聚，他說他知道我們出事了。我將全部情況匯報完後，請求對我的處分。王茂聚沒好氣地對我訓道：

“你呀，你謝英富腦袋太簡單了，毋光漢說啥你都相信不出事才怪。好在你們不是真的攻打觀音，否則就難以收場了。問題不在你，你回去叫人把毋光漢和開槍的人送來審查，你好好給我在醫院養傷，我們會把問題處理好的。”

由於觀音事件的發生，我的心情很不好。特別是造反派的不聽話脾氣和激進思潮，引發我很多反思。管束不嚴（也無法管嚴），紀律鬆散，老子天下第一，不冷靜等等，是造反派的一個致命傷。自己表面是主要總勤務員，下面的人真正都會聽我的嗎？就是總團勤務員中也有個別明顯在陽奉陰違。每當我提出這個問題時，就有人勸我要看大節、看主流，不糾纏枝節，我也就無話可說了（畢竟是群眾組織）。我只想，今後只有多加注意，事事多分析，強調紀律性，否則將後患無窮。

正值我極度消沉，自責反思之際（我那時真想辭去總團長一職），地、市革籌領導找我商議我團進入兩級革命委員會的人選問題，名額各一人。我首先推介劉友源，他是部隊轉業到軍工廠的，又是我團主要創始人之一，他具備進入地革委的條件。至於總團其他頭頭看來都不大行。在他們再三追問下，我又推介傅某（是支筆桿子），當即被王、郭否決，問我了解這人以前幹過些什麼嗎？我無言以答，進而又推介鍾某。王茂聚、李良有點不高興地問我，其他就沒有人了嗎？我說只有兩個名額，就他倆人好了。李良問我懂不懂“毛遂自薦”的典故？（真不愧他是當過宣傳部長的）我也裝起不領會樣，他就直截了當地問：

“你呢？怎麼就不推介自己？”

我辯解說我進不進入革委不重要，只要有我團的人進入就算地市領導沒有忘記八八團這個工人群眾組織嘍。我話剛說完，地革籌政工組的主要成員羅某就搶着說，上級要求以產業工人和貧下中農為主，八八團雖大，但產業工人部分太少了，推介了兩名就夠了。我一聽就知她的弦外音是什麼，乾脆就不開腔了。那次商議就在這句（相當有分量的）話中，不歡而散，大家心中都有數就行了。

68年夏，市民兵團調我團民兵營（那時我團被指令擴編為一個獨立的加強營，指明我任營長，劉友源為教導員。），到隆昌縣一線布防，名曰保衛地、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的召開。按指令我們在隆昌縣的朝陽區（即原來的胡家寺）布防，後為了交通營的安全，我們又奉命推進到該區的金麥灣、雲頂寨一線布防。按理我該在醫院養傷，但地市領導再三強調我們這支部隊不能沒有我去領頭和指揮，加上觀音事件的陰影和某種深刻的原因，我也情願帶着傷病上前線，扶（杵）着一根木棍，告別剛出生的女兒和妻室，毅然走上了前線。由於我們基本上都是打硬仗惡仗，危險性極大，自身組建的醫療隊僅有川鐵分團從川鐵總隊醫院調來的醫生護士，力量單薄，宜賓地區第一人民醫院適時支援，為我們調來了知名外科大夫和護士長，極大地增強了我們的戰地救護醫療力量，成為當時全地區戰地救護醫療最強，最完善的戰地救護隊。

幸喜我們推進到金麥灣和雲頂寨布防（宜賓民兵團調令是要我們營部駐防朝陽鎮，因該鎮屬平坦地形，四通八達，難守也不易反攻，故我們改變駐防金麥灣，前哨推進至白水灘和雲頂寨山上），及時支援了交通營在隆昌縣光榮場防區和瀘縣天洋坪瀘縣紅司部隊反擊紅聯站的大舉進攻。

就在隆昌金麥灣期間，由於我部個別頭頭放縱下屬泄私憤（即用手搖電話機搖動生電來麻刺對立派人員之事）被我呵斥制止而產生矛盾，加之我發覺群眾組織里的個別敗類帶來的負面影響的嚴重性，即在金麥灣一班長肖某與被查訊的對立派女子發生兩性關係，我命令將肖某繳械了，押送回宜賓交民兵團處理，結果因不是強姦而退回，我即宣布撤消他八八團建築支隊支隊長職並開除出我群眾組織的決定，為此有人攻擊我“太兇了”。再加上我有一次當眾斥責某人的警衛員恣意虐待不同觀點人員，即打“腦震盪”一事，他認為太失面子了，故用計挑動起領導層的矛盾的白熱化，氣得我傷病發作，又住進了富順縣人民醫院。我部完成保衛地、市革委成立任務也即撤回駐市文化宮休整待令。

據說瀘州紅聯站得到重慶“八一五”和某軍界的支援，又大舉向我方縣市進攻，揚言要打到宜賓砸地革委。沿江數縣告急，一時宜賓又沸騰了。就在此時，宜賓市革委主任李良的大兒子李琪，在眾說紛紜之際語出驚人。他說：

“人家（指對立派，這也是宜賓地方土語）一打起來你們就趕忙應戰，我看是明擺着讓你們上當，流血流汗勞民又傷財，依我看就讓他們打到宜賓來，大家就把地、市革委的牌子栳（lao，扛的意思）起跑，退到宜賓縣，他打到宜賓縣就退到屏山縣，他再打到屏山縣就栳起牌子進涼山（即西昌地區，與宜賓鄰近），讓他們充分暴露，那時黨中央肯定會出面來解決的，這樣黨中央就能真正了解到武鬥到底是誰挑起和支使的了。”

別看他只是個十來歲的娃娃，他這個獨特的見解，確實震驚了不少人，也許連他的父親李良都會驚奇不已，他的兒子竟然會有這麼高深的見解（這或許也是他過早捲入父輩在黨的路線鬥爭中增長的是見識之反映）。可是在那個年代，人們“樸素的階級感情”已經上升到了頂峰：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新生的紅色政權，即“革命委員會”，宜賓的地市兩級革委會是毛主席、黨中央和省革命委員會批建的政權機構，能讓人說打就打，說砸就砸的呀？！那又把黨中央、毛主席放在哪裡呢？當然不可能。其實，當時若真像李琪說的那樣去做了，很可能黨中央和省革委會會追查王、郭、李“懦弱、無能”的責任了，可想而知當時的王茂聚，李良等左右為難的處境是什麼程度。所以，總體說來大家都認為李琪說的是屁話，是幼稚的表現，根本無須理睬（殊不知他正好言中了後來王茂聚的死因），絕大多數人立足應戰，拼着一腔熱血不算數，拼了！我說句良心話（不是為王、郭、李等幹部開脫），那時的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的處境確是如坐針氈，打也不好，不打又不行。瀘州成千上萬的“難民”涌在宜賓，單是吃住都得要一套班子去應付，更不要說成群結隊的人到兩級革委請願求援的陣仗了。四川人有句俗話叫：“抱膀子不嫌注大。”唱高調的那時也不乏其人，反正打頭陣，打硬仗有八八團的人頂着。不然，為什麼對立派的那麼恨我們八八團？那時的口頭禪叫：忠不忠，看行動。我們八八團是決不能落後的，打就打好了（也許就是後來人們說的“愚忠”很了）。

由於對方火器更加加強了，由輕型兵器進展到重型兵器，而我團的武器又老又少，我即向民兵團提出了這個實際問題。可能民兵團也考慮到要我們打硬仗、惡仗，確實火力太弱，經與某某軍工廠聯繫，特殊地調發了一挺高射機槍給我們，但總體火力仍大大低於對方（對方基本上全是正規部隊的新式槍支裝備，而我們竟連班用輕機槍都沒得一挺），地、市革委又無法增強我們的武器裝備。民兵團一個頭叫我去商議，說我們八八團不是與成都工人造反兵團的關係很好嗎？以前我們支援過成工兵團，現在何不去成都找找鄧興國他們想法，支援點武器給我們。經他一說我覺得這不失為一個好辦法，說得很有道理，於是他就到宜賓地革委小車班給我調了台小車，專門送我到成都求援。

由於局勢的惡化，我八八團人馬提前出發了，等我從成都返回，八八團部隊在劉友源的指揮下奪回了納溪（宜賓的一個屬縣），進駐到了瀘縣的黃艤。剛歸隊就有人悄悄告訴我，我不在時，黃艤槍殺了個對立派的人。我問是誰幹的？是誰敢如此大膽胡作非為？但此人不敢對我詳述。我即着手調查，可下面的人都不敢說實情，都推口說不太清楚。我向民兵團前線指揮部匯報，朱文德（前線指揮）、鄧躍光（前線政治部負責人）都說他們早就聽到這個風聲，由於我不在部隊，他們也就不好過多地查問了。我這個人有個怪毛病，凡事都想弄清楚來龍去脈，否則是不甘心的。繼後我打聽到：有個被抓的對立派人，由副教導員和一個參謀弄來審訊，被審者東拉西扯，不承認是奸細，被認為是不老實，想嚇唬他一下，營參謀許明清叫“拖出去斃了”，警衛員向國昌懵里懵懂地把人拉出去就是一槍（足見當時造反派里一些人的無知到了極點），等參謀後腳跟出來人都打死在地上了。許參謀、賀參謀就怪罪他，向國昌說：

“你們又沒交代是嚇唬他吔”。

然後，就有人專門給下面的人些打招呼：此事千萬不准給謝bai（足+拜，平聲）子說這件事（人些根據我受傷後依靠棍子一bai一跛行走給我取的綽號。這也可見要正直之難），這是我歸隊後一時查不出事件真相的緣故。當我知道情況後，曾多次要求民兵團對直接責任人進行處分，嚴肅紀律。回宜賓後我又找市革委分管民兵的某某領導反映，他叫我不要再扭着這件事不放了，手心黑不要伸給外人看嘛。萬沒想到，後來該領導竟將此事對有直接責任的人講了，更加深了我們內部的矛盾。

最後這一戰，就以瀘縣（黃艤、中心場與高壩瀘化廠）境隔江對峙十多天而告終。

又因我該不該進入地、市革委的問題，造反派內部也有紛爭。說句心裡話，我確實沒計較過這個問題，也不知內幕，更沒到任何一級政權去要過官、表過功。後經地區、省的革委干預並批准增補我進入宜賓市革命委員會的領導班子。這也加深了我們內部的裂痕，經個別人的煽動和挑撥，相當一些人就說我沒為八八團爭取多進入革委會的名額；八八團是宜賓地區最早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組織，才兩三人進入地、市革委，都是謝bai子不力的結果。加之那時中央號召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我極力主張一支（槍）不留，被誤認為“右”了。再加上中央又一指示，上級叫歸口大聯合，削平山頭，即解散一切群眾造反組織，為此郭林川代表地革委找我個別談話，指明八八團是宜賓最大的跨行業群眾組織，在文革中起了很大作用，有很大功績，是老造反派，必須帶頭削平山頭，回本系統抓革命、促生產。我說這樣急，群眾會想不通。他生氣地說：

“什麼群眾想不通？這是黨中央的號召，我看是你們中的一些當頭的想不通，想抱着那個山頭不放，你可不能怕別人說你的閒話就跟別人當尾巴，行得端、坐得正你怕什麼？你得首先表態，回你城區公社去搞大聯合，以後工代會將取代群眾組織，這是大局，不顧大局是不行的”。

說實話，難啊。這麼大一個組織說散就散沒那麼容易，思想工作難做，更加上團里個別頭頭沒能進入革委很不甘心，到處煽動、中傷。我到無所謂，反正遲早都得回本系統，特別是要響應黨中央的號召。無可奈何，我只好找劉友源統一認識，作出解散決定後，我們召集八八團大小頭頭些開會，宣布解散“宜賓八八工人聯合戰鬥團”。儘管如此，還是引來不少非議，而且矛頭指向我一人身上，真是有苦難言。我不敢越雷池呀，這是黨的命令，忠不忠看行動不是過說的。

還值得一提的是革委“第二勢力”。本來很統一的地區革命委員會，不知何時何故派生出了“第二勢力”，最明顯地體現在宜賓縣革命委員會的問題上，以嚴雲正（老幹部，劉張時期的縣級領導）為主任的宜賓縣革委，是經省地兩級革委批準的合法政權機構，嚴重受到宜賓縣紅司自組的縣革委（即人們稱呼的“二革委”）之抗衡。“二革委”是縣紅司嫌在縣革委得權太少而為，而地革委內的“第二勢力”逐漸顯露，主要是辦事機構內的一些人而非領導層，暗裡或公開支持縣紅司與縣革委唱對台戲，嚴重到縣革委不能正常運作不說，堂堂縣革委主任嚴雲正連在縣裡棲身之地都沒有，要由另派的高學成（對方攻擊的“高右派”）、毛玉堯等人保護到我住的醫院寄宿，這可能算是“文革”中的敗筆吧？我認為是很不正常的現象。其實宜賓市革委內也有第二勢力的現象產生，只不過不很明顯罷了。不管這種勢力是自覺還是不自覺形成的，我竟針鋒相對地在各種場合公開批評和指責這種現象。這也說明了自己個性太強，認死理，毫無變通和委婉的鬥爭藝術，難怪我要得罪不少人了。這種勢力的形成，也是宜賓紅旗派大分裂的前兆和誘因。也許這也是“任人唯親”的必然產物，以個人認識為標準劃線或親疏關係劃線所造成的惡果。深刻反省，我又何嘗沒犯過這樣類似的錯誤呢？

正因為這一連串的變故，加上以前的一些“積怨”，宜賓市工代會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我是抱着應付了事的心態進入主席團的。其實，自削平山頭那時起，我進行了多次深刻反省，我確實對群眾組織和新生的政權機構中的若干現象感到繾嘆和厭倦，故對工代會並不太感興趣。誰知就在這個工代會上，有人通過精心策劃，竟拋出一箭雙鵰、誹謗煽動性很強的論調：“謝bai子在二月黑風進京告狀期間，曾策動在京人員想抓劉張回宜交差之事”。一時間整個工代會就籠罩在這一謠傳的陰謀之中。此時正值工代會選舉高潮之際，我沒能進入工代會領導層無所謂，但承受不了這種惡毒的中傷。幸好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早知內幕，沒有中計，王茂聚還在工代會閉幕式大會上講話，指出這種錯誤論調：中傷同志，損害團結，並公開評價我不是那種兩面三刀的人。故一箭雙鵰變成了一箭單雕（因只我一人受點傷而已），但這種做法的出現，使王茂聚很為造反派內部的團結擔憂。後在地革委主持的“宜賓地區工代會”籌備預會上，十八縣市通過了王、郭提議，一致選舉我為地區工代籌主要負責人。由此可見這個“權”字的雙面性，它既可譽人也可毀人，要不是（私心）為了證實忠於共產黨，忠於毛主席的話，我真想急流勇退，當個世外閒人算了。我連進入政權機構都不在乎還能在乎群眾組織中的職務麼？總結我在群眾組織兩三年來的經歷，堅持真理難啊。但要我聽之任之，不講原則，我的性格和脾氣就決定了我辦不到。可是招來的攻擊和誹謗竟伴隨了我參加“文化大革命”四年的所有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