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變換 三次進京 準備臨刑到活罪難逃
作者: 憲徽
日期: 2006-09-25 01:35

變 換

轉眼就快到一九七0年春節了。整個城區公社系統的生產形勢都比較好，看來可以過一個較舒心的春節了。就在此時，宜賓地革委和宜賓市革委主要領導突然被召進京，一下子氣氛又緊張了起來。炮轟派（是經過某軍方策反從我們造反派分裂出去的）活動掀起了高潮，紅色派（對立派）也在復活，又把平靜的宜賓攪得亂鬨鬨的。主要攻擊“武裝支瀘”，紅色派甚至反咬一口，說宜賓五一三是王茂聚挑起的武鬥事件。其實宜賓五一三大規模武鬥期間，劉、張、王、郭、李等人均在北京參加中央解決四川問題工作會議，宜賓的絕大多數人民群眾還不了解這些。因那時黨中央解決四川問題“紅十條”還沒下達，詳情前第四章《禍胎》部分已述，這裡不再重複。

紅衛兵外地赴宜聯絡站的學生頭李錦凡，從四川大學畢業後要求來宜工作，不知怎麼搞的將他安排到宜賓造紙廠。按說李對宜賓的文化大革命運動起了相當大作用的，隨便都應安排到宜賓的地市級機關工作才是。其實，早在建宜賓地市革命委員會時，就有不少人提出對楊澤彬、李錦凡等有功勞的學生應進入兩級革委的問題。（據說）王茂聚、郭林川、李良是按省革委意見，這些外地學校來宜的學生不進入宜賓兩級革委會，故未安排，為此不少群眾還有意見。他們畢業了來宜，是應該安排好點才是，但當時領導是怎樣考慮的我就不清楚了。為此，李錦凡都向我談過幾次（可能是想我傳話到地市革委吧）。我想領導上也許是考慮讓他到工廠里去鍛煉鍛煉後再提到機關工作，又因我們的關係本來就比較好，故只好多加勸慰。

突然一天李錦凡同李某某兩人一路來找我，說是有重要事情商量。因為公社機關繁忙鬧雜，他們又要求在清靜點的地方，我就安排到社革委人保組（大明倫堂內）去談。他不愧是個說客，從全國形勢談到地方形勢，從文革造反談到革委會建立和炮轟派之所以形成，又是拉關係，又是談感情，我們幾乎談了一整夜。書歸正傳，二李找我談這番話主要是動員說服我“反戈”。可是，我有什麼“戈”可反？宜賓的武鬥，瀘州的武鬥是誰挑動的，宜賓七百萬人民最清楚。要說支持劉、張他們，那也是黨的中央叫作的呀。我參加過中央解決四川問題工作會議，中央的態度是我耳聞目睹的，怎麼能叫受蒙蔽呢？這倆人真是瞎子點燈——白費油，整得我熬了一晚上干夜。最後李錦凡就說我認死理，中毒太深，頑固不化，只有跟着劉、張他們一夥倒霉了，然後就氣沖沖地同某某某走了。真想不通，原來那麼賣力為劉、張等人翻案的大學生，一下子又變成了反劉張的說客。我以前本來不認識劉張，也無交往，更非親非故，中央叫支持我就支持，我倒什麼霉？！後來才知道，他和炮轟派都是經過軍方叫到重慶密商，並透露王茂聚都“畏罪自殺”了的消息來恐嚇他們，逼其轉向，並讓他們回宜賓展開全面攻勢，策反分化瓦解造反派的有生力量，達到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效果。

眼看就要過年了，突然接到進京參加學習班的通知。愛人又要臨產了，一攤子事都得要我做呀！但為要顧全“革命”這個大局，我也只好召集城區公社革委全會，安排布置工作。當時就有人提出，近來謠言四起、人心浮動，是否中央又有什麼變動？我對大家講：不管中央有什麼變動，首先我們自己心中應有數，我們是響應黨的號召，緊跟黨中央的部署幹革命，心中無愧也沒有鬼，就什麼也不用怕了，要堅定相信組織、相信黨的意念。正準備動身進京學習，幸得又通知延期半月，故在我小兒子出世後的第十天，才向家人告別，赴京“學習”去也。

北京學習班四川班的學員特別多，故分住在政治學院和總後勤學院兩處，四川班部就設在總後勤學院內。所有學員未經批准不得外出（大門都有警衛連的解放軍站崗），不准串聯，不與外界通消息，簡直是要與世隔絕。宜賓地區去的人被編成一個連隊，班、排、連長均由解放軍幹部擔任。宜賓連很特殊，專門從政治學院調個理論教員來當連長（該人後期竟調任宜賓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其餘全是十三軍的幹部。我們班長都是十三軍的一個連長擔任。更加上聽到王茂聚“自殺”身亡的確切消息，所有我們的人（除極個別外）都感覺得不正常（因為王茂聚性格雖然很內向，三天難說兩句話，但文革前與李井泉等人的鬥爭，條件環境那麼惡劣他都不想死，何以進京不久，又沒為他定性，他為什麼要自殺？很不符合他山東漢子的性格，人們只好用一個“迷”字來解釋了）。

儘管大家都有不妙的感覺，但開始時均認為大方向沒錯、沒有什麼可怕的，照樣活蹦亂跳的生活，甚至學兒時打蛇抱蛋、跳拱、翻牆外出去買酒和零食吃等。因院內只有個軍人服務社，不賣酒和小食類食品、大門不讓出就只好翻牆嘍。那會我們真像一群小學生，可幹部們卻都忙壞了，一會兒找這個談話，一會兒找那個談心，硬是在分秒必爭。

慢慢的氣氛開始緊張了，學習班大凡小事好像都是黃、吳、李、邱說了算，即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吳法憲；海軍司令李作明；總後勤部長邱作會作。那時學習班幹部們口中的“首長”，基本都是這幾人。

一九七O年的“五一”節，中央特准學習班的學員到天安門廣場，同毛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共度節日，參觀焰火，大家歡喜若狂。那天吃過午飯就忙碌起，因指定我們是下午四時進場，學習班特別給我們準備了雞蛋等食品和水果，到時無數的軍車開進學院，由各連依此上車向天安門進發，我們很有秩序地進入指定地點，席地而坐靜等那一刻的到來。可以說我們中的絕大部分人都沒參加過這麼龐大的慶祝活動，幾十百把萬人在天安門廣場，秩序井然，歌聲嘹亮，全然是一種幸福的感覺。

當偉大領袖毛主席登上天安門城樓時，整個廣場歡聲雷動、紅旗翻飛，“毛主席萬歲”的呼聲，此起彼伏，經久不息。毛主席滿面笑容，到城樓兩端頻頻向人們招手致意，人們狂熱的勁頭，久久平息不下來，讓外國來賓西哈努克親王都大開了眼界，毛澤東的聲望決不是個人崇拜和迷信搞到頂峰的，完全是七億中國人發自肺腑的擁戴，正應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中國古話。炮竹聲聲與火樹銀花交相輝映，多麼壯觀而偉大的場面啊！回到住地，我們的心潮都還在澎湃，毫無睡意，滅燈號都過了很久，在班長甚至連長的再三招呼下，人們才慢慢入寢休息。

說實話，按黨中央（特別是周恩來總理）的話說，我們是中央請去的客人，學習完後回去還要工作的，故我們的生活安排得很不錯。但後面的情況就不一樣了。

節一過完，就掀起公開批判劉張的旋風。但是大家心裡都不服。比如：在省革委工作的洪運珊在大會上“聲淚俱下”地揭發批判劉張，表現得有些過頭，不少人都反感，說她是十足的投機分子，原來死保李井泉，後又自稱死保劉張，所以被人瞧不起。晚上散步都沒人同她一路。有次她散步被人看見她手裡拿着一個盤桃（因花園道路兩旁都種的盤桃樹，學習班也宣布過不准隨便採摘），她走的又是最背靜、少人走的地段，故有人就大聲喊“洪運珊在偷桃子了！”一時間學習班就傳遍了。她急辯是在地上撿的，不是偷。但大家硬是要說她偷桃子。這明擺着就是要貶她，實際“偷桃字”是寓意為政治扒手，我想她洪運珊也不至於去偷一個桃子吧。

由於政治空氣的緊張，有些人開始“轉向”，順着上面意圖批判劉張。也有個別想不通的人消沉（或有輕生念頭）。古藺縣（原宜賓的屬縣）造反派頭竇某某有段時間老是單獨到屋頂平台或涼台幽靜的地方徘徊，大家都怕他想不開，問陳思英她也說不清楚，反正思想包袱背得有點重。有人建議我去做老竇的工作（因為我跟縣區的頭頭都比較熟），不讓他干傻事（輕生），我還真的找過他談。他說真的想不通，為啥又錯了？是啊，怎麼又錯了呢？結合黨史來看，政治鬥爭真是錯綜複雜、千變萬花，一會兒正確得不得了，一會兒又錯登了（錯到極致的意思）。可這次是毛主席發動、中央全會一致通過的運動，現在仍然是毛澤東的黨中央主席，全中國仍在他老人家的領導之下，何以出現今天的局面？真是費解啊。我也只好勸他相信黨中央，更要相信自己，捫心自問有沒有偏離鬥爭大方向是首要的，沒有就不用怕。要講名聲，我比他大得多，但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問心無愧，我就沒什麼好怕的了。也許正因為此，沒想到時隔不久，厄運就降到了我的頭上，那時後話了。在北京學習班裡，當時大家最想不通的是毛主席、黨中央都說劉張他們是堅持黨的原則的好幹部（有1967年中共中央的兩個紅頭文件可證），時隔三年情況就有那麼大的變化？難道又是一個“王、關、戚”（即原中央文革的王力、關鋒、戚本禹）問題再現？不可能因為劉、張、王、郭、李等是中央“平反通知”和解決四川問題“紅十條”文件肯定了的幹部，更何況劉張不是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的第一把手，那麼，問題到底出在什麼地方？大家都深感迷惑。

在宜賓，在市革委，我對王學明（宜賓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印象都不怎麼好（不止是我），可在學習班的一件事，改變了不少人對他的看法，覺得他還有點道理。那是：

學習班批判劉張在升溫，學習班領導為分化（劉張）和樹榜樣，連部出面指明要王學明去揭發批判劉張，因為他原是張西挺在宜賓市當市委書記時的警衛員，平反通知下達後，他是劉、張、王、郭、李等中的一員，故進入市革委任副主任的。稿子是連部找“秀才”些寫的，他沒有文化怕念不好，就叫人教他，當教念到“死豬不怕開水燙”一詞時（是比喻他緊跟死保劉張的頑固勁），他不幹了，不願去揭發批判了。連部領導再三給他作工作他就是不干。連領導拿他沒辦法，只好問他要怎樣才去揭發批判？他說有些詞要改過，比如“死豬不怕開水燙”就比喻不對，他不是豬，要比喻只能把他比作老黃牛，故他只能念成“老牛不怕鞭子抽”。連部拿着這個“大老粗”真沒辦法，只好同意改（這也是連里的刀筆吏將此事當笑話擺出來，大家才知道內幕的）。由此，大家對他有了些好感，都說這個大老粗其實不“粗”嘛。

反之，曾在宜賓赫赫有名的學生領袖李錦凡，在宜賓人們心目中是很受尊重的大學生，到了北京學習班卻成了連部的紅人。其實從在宜賓他對我策反時起，我就知道了他的轉變，因為他與我關係較好，故我沒外傳他搞策反事，大家就不了解他的轉變。在學習班，李錦凡到處當說客，盡說些違心的話，故很多人都對他產生反感（當然也有聽他的），有人就給他取了個外號——李麻煩（其實他和楊澤彬以前在宜賓，人們對他倆的印象相當不錯，他畢業回宜進了造紙廠，還有不少人為他打抱不平呢。他的轉變並沒給他帶來好運，學習回宜後照樣被囚禁反省，終於魂消魄散的厄運降臨到他頭上了）。

話又說回來，“功夫不費苦心人”。經過連部大做“分化瓦解”工作，是有一些人“反戈”了，跟着違心地寫所謂揭發檢舉材料，甚至不顧事實，捕風捉影地編造事實來窩裡鬥。丁紹雲（省輪船公司工人，造反派頭）和我就成了挨整的重點。於是，學習班將我倆“隔離”，並由所謂有“轉變”、表現好的人組成互助組來“幫助”我們認識“錯誤”。這樣一來，氣氛更加緊張了，人人自危的空氣籠罩在整個後勤學院。但我沒有違背中央指示，沒有做過違條犯法的事，心不虛，無所顧忌（特別是他們將宜賓謠傳的，又是屬於我在追究的什麼“盜賣軍筏”這些事來攻我，就知道他們是在欲加之罪，是在懵着整，我能怕？怕得了嗎？）。這時，我們有相當一些人就在猜測，中央可能出了什麼變故，即像“二月逆流”的情況再現。當時大家估計問題就會出在“黃、吳、李、邱”身上，造反派可能要受壓一兩年的時間，短期內問題是得不到解決的。看來，問題嚴重性的時限估計比較正確，但根子就不是黃吳李邱那麼簡單。不管怎麼說，根本沒想到林彪、陳伯達身上。因為林彪是被確立了為毛主席的接班人的，做夢都沒想到是他為了搶班奪權的問題上。黃吳李邱只不過是他前台的幹將（四大金剛嘛），真正幕後是林彪、葉群，故沒兩年“九一三”事件爆發，人們才認識到了根子的所在，這是後話了。

由於相當一部分人的“頑固不化”和牴觸情緒的加深，四川班就搞了個“公捕”大會，將某某某和丁紹雲宣布“逮捕”，押回地方判處，以此來打擊不受“感召”人們的囂張氣焰。這是人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丁紹雲在宜賓沒有很大的名氣，除他本單位省輪船公司外，就是在宜賓市區知道他丁紹雲的人也不多，更不要說全地區了。此人不多言不多語，一副樸實忠厚的樣子，誰會想到學習班要拿他開刀呢？說他是解放前長江河下的雙槍土匪，有名的“丁羅漢”，人們聽後都吃驚不已。我也升級為“隔離反省”（沒有任何上級指示和批示，只在連里宣布的，想必是宜賓的別出心裁了），單獨住一間屋，由多人輪流值班，晝夜有人守侯，拉屎拉尿都有跟班。後來才知道報捕人中還有我，可能是中央發覺報捕我的材料不實，姑不予批准。丁紹雲是因瀘州沿江曾有一個叫丁紹雲的雙槍土匪頭，年齡、身段、體形與他較符，故說他是混進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才批准逮捕，押解回宜查實後處理。由此，學習班內氣氛極度緊張，人心惶惶，一些人在高壓下“轉向”，如余某（宜賓三江機械廠造反派頭）等，不得不按連部指示和編造的事由來“揭發批判”，只要自己能過關，誰還能管違心不違心了。事後余某不止一次向人表白，他是逼不得已才按某些人的意圖（指使）來“揭發批判”我的，真有點對不起我，很感內疚。

可能黨中央有所察覺，因為即使在連我被隔離反省起，都在不斷秘密向中央反映學習班內不正常之情況，通過某種渠道發呈中央，其他未被隔離的人就可想而知了，總會有些材料傳到黨中央的，周恩來總理代表黨中央對學習班作了專門（重要）指示，大意是：兩派武鬥，你抓我的人，我殺你的人都是派性在作怪，只要不是階級敵人殺我們的人，就不要再追究個人責任了，這些人（指學習班的）學習結束後，回去還要工作的。這是周總理在學習班領導會議上宣布並令在全學習班開大會傳達的。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於八月十三日發出的中發（1978）48號文件，基本就是周總理七O年在中央學習班四川班代表黨中央作的重要指示的內容來制定的這個文件（有據可查）。這樣學習班內的壓力才稍減緩了一些。可我的問題在下面並未解脫，一切照舊，只不過沒像從前那樣逼我和進行公開批判了。為此，中央還特意安排我們學習班首批參觀剛竣工的北京地鐵工程。這是我國第一條地鐵修好後接待的第一批參觀人群，這在當時是相當榮耀的大事，可見當時黨中央對我們這批人還是很重視和關心、寄有希望的。

在北京妄圖抓捕我的圖謀雖然未遂，可宜賓的有心人並不甘心，仍然嚴令要互助組的積極分子們（特別是班長，即解放軍那個連長）跟隨監視我，我的的一舉一動，他們都得隨時報告。我想我借寫檢查給中央寫材料報告學習班情況的事，多少也會被告密了一些，反正我不反黨，我怕什麼？告就讓他告去好了。

一九七O年九月學習班學習結束，放假三天外出購物和觀光。

其實，我有要挨整的思想準備，但估計不足，大錯特錯了。原以為在中央他們都抓不了我，回宜賓大不了弄我來批鬥一下，撤職了事。仍然回去當工人還好點。當工人單純，少動腦筋還能照顧家庭。當幹部錢沒多拿，相反增（加）大開支，得不償失，一天到黑地忙這忙那，很不容易回趟家，有時板凳還沒坐熱又有事、找來了，弄得一家老小都不得安逸。想着回去當工人，以免老是要與一些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的人爭鬥，這想法未免顯得太幼稚、太簡單了。政治鬥爭要有那麼簡單，無數革命先驅就不用拋頭顱、灑熱血了。

在京休假都有兩三個（暗中）跟班“保衛”着我，我進商店他們也進商店，我入廁所他們就在門外站起了“崗”，我吃涮羊肉，他們就得守侯一兩個小時，看着他們怪辛苦的，我真不忍心了，只好少去耍點，早早返回後勤學院。

返川是專列，坐位由解放軍安排（美其名曰“軍事化”）。不少人肚皮頭都憋着一股氣回家，碰巧被列車員撞上了。由於是京列，大部分列車員都是北京人，說的都是京腔。他們打掃衛生習慣叫過道上的人“靠邊”，四川人聽到就不順耳，回敬一句“老子曉得要靠邊了”（川人理解的靠邊就是靠邊站，寓意為下台之意）。由此還發生過一些不愉快的爭執。過了秦嶺列車進入廣元車站，不知是回家心急還是另外的什麼原因，有人跳車了。這一下把我們班長嚇壞了，趕緊跑到我坐的那排座位來換位子。他是紅軍的一個副連長，雲南人，宜賓連的班長。他到我對面位置上就坐，生怕我飛了似的，好不緊張。相反我還覺得好笑，眼看就要回到家裡見久別的妻室兒女了，我幹嗎要飛（跳車跑）？

美夢畢竟是“夢”，嚴酷的事實才是最現實的。回宜與家人團聚的美好願望，隨着火車進站拉響的汽笛“嗚”——“呼”了。人們極度高興地爭相清理行包準備下車，坐我對面的班長卻拉起我直奔車廂出口，這時人們正在忙亂中，根本沒人注意到此舉。他將我帶到站台上停的一輛吉普車旁，推我上車，門一關就啟動衝出了車站。警笛呼嗚着一溜煙開進了宜賓市公安局，軍管會的叫馮占雲搜我的身後，將我關進了公安局裡的黑屋子，沒有出示過任何證件，更沒（手續）宣布理由，不明不白地被關進了牢中牢（就是牢房中的牢房）。因為該黑囚房是公安局修來關押臨時被抓來的犯罪分子的，一進三間，外面是大間，裡面還有兩個小間是關案情重大的人的，我就被關在最裡面那間小號，等於是雙重鐵鎖把我“鎖”住了，故叫牢中牢。裡面臭氣熏天不說，臭蟲多得來起串串，晚上一沾鋪就會被咬得你根本無法睡覺，隨便用手一抓就是拾來個臭蟲跑不掉。吃的是公安人員賣剩下來的飯菜，隨便賞點給你算一頓（餐）。其他被關的人可以家人送飯來吃，惟我不行，因為我特殊呀。

自打被關進這個籠籠，沒有任何人來問過我一句，只是叫那些小偷扒手把裡間小號盯緊點（即我這個人關的那個小號）。我想，他們到底想要幹什麼？這不是黑整又是什麼？！黨中央明確指示：（我們）這些人學習結束後回去還要工作的。我就這樣工作嗎？看來，在天子腳下他們不得不收斂着點（因為北京是首都，在黨中央領導的眼皮子底下，不得不有所顧忌），但回到宜賓就是他們的天下了。正如古人云：天高皇帝遠了。中國有一句最形象的話比喻這種情況：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如今只有看他們是把我炒來吃還是煮着吃了，聽天由命好嘍。因為，這是明擺着的，我要是真的有罪，他們上報的逮捕材料早就批准了，何苦要煞費苦心地等回宜才動手？中央不批捕，說明他們沒有真憑實據證明我有罪。我不是壞人，為啥宜賓還要這樣對待我？不難解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