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结局 劳改队岁月 牢底坐穿及贫困生涯 无法了结的了结
作者: 宪徽
日期: 2006-10-05 03:40

结 局

一辆破烂的货车，两名武装兵加上公安任某某（对立派的）荷枪实弹将我押送到离城几公里的“宜宾矿山机床厂”（劳改队的对外名称）。几公里路虽不长，由于是老式公路，再加上又脏又烂的大货车，我又被强迫坐在车厢地板上，甩过去甩过来的摇晃颠簸，似要将我的五脏六腑翻转来一样难受，明摆着是对一个长期关押在牢笼里的人的一种折磨。可是，事已至此，我也只有咬紧牙关忍受着，看他们下一步又将以什么方式来折腾我了。

在矿山机床厂的“入监队”，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由于我行走都困难，犯人头（组长）去向管教（公安）报告实情，希望管教同意我留队不参加劳动。负责管我的管教姓高（也是对立派的），他向犯人头吴某说：“我晓得这个谢英富，不要管他那么多，发把锄头给他，叫他杵着锄头也要给我上工地，叫他坐在旁边看劳动总可以嘛，不能松活（便宜之意）了他。”吴某回来很遗憾地对我说高管教不同意我留队不上工地，看来很恨我样，叫我要多加小心，谨防挨他收拾（整的意思）。于是，每天劳动我就杵着锄头到工地，在旁边坐着看那些人平整地基什么的。一天收工回入监狱，我杵着锄头走得慢，总是掉在队伍的后面，犯人头吴某就专门跟着监督我，一路上姓高的管教都要吼我几次“走快点，脚杆还没断吗。”我也不理他，让他吼个够。又一天收工刚进入“入监队”围墙，姓高的就叫住我，指着我的鼻子叫骂“谢英富，你跟我放明白点，这里是劳改队，不是你当主任、常委的革委会，你还在吹嘘周总理接见过你什么的，你知不知道你说这些就是违犯了监规……”他这是明摆着无理找茬借势教训我给大家看的，我没等他叫骂完就火了，同样大声武气地给他吼了转去。我说：“吹嘘？我吹嘘什么了？对谁吹嘘的？周总理接见我那是铁的事实，宜宾哪个不知？你否定得了吗？何况我自进你‘入监队’从不与人些多谈，除吴某跟我说过话外，我没同其他任何人有过交谈的事，你身为劳改队的管教干部，你得讲究点实事求是，少拿这一套来吓唬我。”当时他没想到我敢当着百多号人顶撞他，气得脸青面黑，无言以对，最后只好吼着骂道：“你太嚣张了，你会倒大霉的，走着瞧嘛。”我也想横了，鬼门关我都去过两次的人，还有比这更大的倒霉吗？大不了他把他腰间的手枪抽出来一枪把我打发了，但我量他不敢！事后有人主动悄悄地给我说：“你咋个要惹他哟，他是机床厂最出名最凶的管教，听说是红色派的一个干将、红人，你以后要多躲着他点，多加小心，谨防他要想方设法来收拾你。”这也许是我命中注定的，走到哪里都会碰上冤家对头想收拾我。也有人给我说：写信喊家属来接见，悄悄告诉家属回去找关系与机床厂头头疏通疏通，走后门留在机床厂，离家近，有啥事家里也好照顾着点，这样就吃不了什么亏。好些留在机床厂的都是通过疏通这个办法的。可是，我偏偏不吃这一套，相反，我是想离家远点，远离这个喧嚣的是非之地，越远越好，到远点地方免得拖累家属。九年多的磨难已经把我爱人拖得精疲力尽了。她在家上要照顾老人下要拖扯几个娃儿，够惨道的了，我还能给她增加负担吗？更何况家里根本无钱，她也不是那种走歪门邪道的人。俗话说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的，最好的办法是认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看他们要把我怎么个吃法好了。

其实我也应该想得通。自“12·25”批示一出，一夜之间所有革委会都被推倒重来，在“上了林彪贼船”的四川梁陈谢（即四川军方巨头梁兴初、陈仁琪、谢家祥）枪杆子的支持下，换成清一色的一派掌权，下面有权的都是清一色对立面人物，造反派的统统被镇压，一个不留，这不正应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吗？尽管它严重违背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强调的中国共产党只能是“党指挥枪，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原则！有时，我也想不通：在中共中央两个文件（即“平反通知”和“中共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决定”红十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级“革命委员会”，为啥别人想干扰就干扰，想反就反？在我们掌权期间，从未动用过专政工具来抓捕或审判过对立派的人，包括武斗期间杀过我们和平民百姓的人。而一个“12·25”批示下达后，一夜之间起来的一派掌权你想反也反不了？当然，他们掌握了强大的专政工具后，在对付造反派时，只要觉得你不顺眼或有点私怨，那是绝无宽容的，即便是在他们本派之间，对那些因权力之争而不听招呼的，如宜宾县红色派思想兵的头罗某，也会遭受随便动用的专政工具而被整垮整倒的厄运。这些人简直是把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关变成了保护当权者，镇压“刁”民的工具了。

幸好，我在矿山机床厂只呆了一个月。一九七九年快年末的一天，凌晨四五点钟，突然通知我们开饭，并宣布念到名字的吃完饭就收拾好自己的所有物品，听候通知，我也是其中一员。大约过了一小时，天还未亮，我们被念到名字的在坝子里集合，狱方宣布并强调若跳车逃跑，一律开枪击毙、格杀勿论。接着我们就被押出“入监队”，在荷枪实弹的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监视下登上了汽车。

在前后均有架设着机枪的武装军车押运之下，我们直达了兴文（县）劳改支队，即对外所称的“新华硫磺厂”。新华硫磺厂的公安再将分给各自管教的劳改人员带回自己中队。我被分到六中队。这个中队地处半山腰，是新华磺厂地理位置最低的一个中队，又是就业人员与犯人混合的中队。看守中队大门的都是就业人员，其他中队则是武装兵看守大门。我们被带进中队坝子里坐下，听中队长训话和管理干部分配工种。我被分在锤矿石的组里。这时老有一个面容严肃的干部在我身边转来转去的看我，当时我很反感，为什么老在我身旁晃来晃去的好象看稀奇样？心想：难道在这偏远山区都也遇上冤家对头了？过了好一会，他转到我侧面问我是否叫谢英富？我听了心里立时一惊，我与此人素不相识，何以他会知道我是谢英富？想来我肯定猜对了，要遭！不过，反正该来的都会来，躲是躲不过的。我回答道：是的，我是谢英富。他听了二话没说就走了。不一会，来了个拿听筒的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干部）叫我跟他走。没想到他带我进入了中队医务室。进去后，他很客气地叫我坐下，并自我介绍说他姓刘，是就业员，中队的医生。然后他说，刚才问我话的那个干部是中队指导员，叫张维舟，在全厂都很有威望，为人很正直，是个很重政策的干部，就业员些都佩服他，是他叫给我好好检查一下，看我有些啥子病，并惊奇地说：“你在看守所就被关了九年多，真不容易哦。张指导员说了，若有啥病就立即送你到厂医院住一段时间再说。”我介绍了我的伤病，目前最主要是身体虚弱痔疮长期流血。他说仅凭这点就该住院治疗了。随后，他叫我就在医务室坐着，说完开了张住院通知单到中队办公室，张指导员提笔就批了，并叫刘医生喊个犯人帮我挑行李到了医院。

到了医院，办公室门口站着一个小老头给刘医生打了个招呼就指着我说：“你是谢英富吗？看守所就关了你九年多，命真大。现在好了，到我们医院好好住一阵子把病养好。”我觉得很奇怪，在这偏僻的高山上也有人认识我、了解我被关的情况？不过仔细一想也不奇怪，在看守所一关近十年的确实叫奇闻，我创造了宜宾的吉尼斯记录，当然会出名。刘医生见我很诧异的样子，就给我说：“这个老头是我们厂医院的孙院长，善菩萨，医院管行政的，他肯定接到张指导员的电话才到门口来看你这个程咬金的。”孙院长叫刘医生送我到四病房去住就是了。

第二天上午，由袁院长带两名犯（人）医来查房。到我床前，袁院长就指着我鼻子说“好你个谢英富，咋个跑到我这里来住院了？”我又很诧异，怎么又有人认得我了？他见我迷惑就直言道：“我们是中学时的同学啊，只不过我比你矮两班，你当然不记得我了。你在学校还是点名人，当然我还认得你。我出学校就读医士校，毕业后分配到新华来了。你给我的印象很深，你在宜宾的情况我都清楚。”他虽然也是对立派的，可能因为是中学同学，故他与雷医生（泸州名医雷济川的大儿子，不知何事在此劳改）交代先让我养十天半个月后再动手术。我这也算是得到了同学的一次“恩赐”了。

我手术后刚拆线不久，张指导员找我谈话，他说中队正缺一个荒棚记录（即井口锤矿的工棚），就业员些闹得凶，说张某某（就业员）老昏了，经常记错他们的账，反映好久了，昨晚就业员开会时向他们表态说要调个好的记录来管，他们很高兴。为此，张指导员要我提前出院回队，他说这个工作不重，也不怎么劳累，就是记记算算进度、产量、填写报表就行了。我说我懂不起呀！他说，“有什么能难倒你的？井下出来多少车矿、多少车煤，炼磺炉日产多少硫磺统计出来就行了，肯定你能干好的。只不过这些就业员很刁，经常会找你扯皮，只要你做得公正就不怕。张某某搁不平，我想只有你去镇得住，这才叫你提前出院，帮助把下关。”我想我一到新华磺矿就受到他的恩惠，现在他需要我了，我能不同意吗？

回到中队，蒲干事（原是管教，很有文化，文革被贬成管生产的干事的）带我到记录室叫张某某与我办移交。张确实很大年纪了，故我称他张老师，请他多关照着点。他见我尊重他、有礼貌，也就很客气地把记录每天应做的事给我交待了，他还告诉我特别是就业员每月完成生产任务的数据要搞准确，否则找你扯皮闹得头昏。

第二天一上班我拿上记录夹子到荒棚里去看，轻轨两旁倒满了矿石，外面坝子里有两堆煤炭。在矿石堆里显然有两堆小很多，我找班长（就业员）问那两堆矿是谁运的？班长问推车斗的就业员都不承认。我就只好对班长说：“你清不出是谁我就很难记是谁短少的矿石，那就只好在你们班的总车数里扣除一车矿上报中队（因那两堆矿石合拢正好一车左右）。”班长叫我马虎点算了，我说不行，大家都是人，人家炉子上拖进不够数量的矿石，就炼不出那么多硫磺，你们任务是完成了，可别人的任务呢？这样公正吗？班长被我说得哑口无言。他们车班的人聚拢悄悄议论起来，我只听到有人说，这个记录眼好尖喔……最后班长对我讲，他们多打一车出来补起。这样，我算是闯过了一个杀着（刁难之意）。

那个荒棚不仅有判刑的人锤矿石，还有些干部的家属也在计件锤矿石。我在记录之余也自动拿起榔头一边检查改小一些不符合规格的矿石，一边帮一些年纪大的敲几块，静坐在荒棚里也很无聊，活动活动筋骨反而会有好处。但对待干部家属我一视同仁，不管他家的干部大小，我不去巴结她们，但有难处我照样能帮就帮，只要她不盛气凌人、歧视于我。几月下来，我与人们都相处得好，特别是经过李某某（就业员）与我闹事之后。那是李某某有一次半车硬要我记一车，我不答应他就与我闹，还骂说“你这个劳改犯有什么了不起？”我反问他：“你怎么叫就业员的？”他无言以对，就耍横来吓唬我，抓起一块煤炭要来打我，我也火了，骂他太不懂事了，一点不讲道理，要动手不会现学？我也从矿石堆上抓起一块矿石向他走去，他一见状就怔住了，其他几个就业员赶忙过来两边劝，拖走了李某某了事。至此以后再没人敢来欺负我了。后来这个人反而对我很好，冬天到了还帮我选挑好煤到记录室生烤火炉。

有一天，徐管教到荒棚检查，他把我叫到一边路上对我说：“谢英富，你知不知道你是因祸得福才到六中队的？”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楞住了。他说：“你们没来前支队研究从矿山机床厂来的人分配问题时，介绍了你最不服管，很刁，一点不认罪还敢与管教对嘴。新华知道你谢英富的人不少，所以各中队都不想要你（包括严管中队），张指导员就看中了你，原来他只在宜宾看到过你一两次，你一来他就认出你来了。晓得你吃了不少苦头，看你走路都恼火才叫送你进医院。支队有领导讲了，你的问题我们是清楚的，但我们是执行机关，管不了你的案子，只要你遵守我们这里面的规定，协助维护劳改队的秩序，你是不会吃亏的。你到我们六中队是全厂最轻松的一个队，好好干，平安度过这几年算了。”

我不甘心。为什么响应共产党中央的号召参加政治运动还要被同为共产党的专政？我要是反革命、刑事犯罪分子，就得有我犯罪的确凿证据呀，仅凭逼供信搞出来的所谓证言判我的刑，于理于法都是讲不通的吧？！我据理向党中央、省委、省高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无人问津。正在百感交集之际，宜宾市公安局的王家声到新华六中队找我调查李良的问题。我问他要调查什么样的材料？他说要实事求是的材料。我问他：“你们还要讲实事求是啊？”他说：“当然要讲实事求是的。”为了表白他的实事求是，他竟以我案的黄舣事件作佐证说：“比如你那黄舣事件就是我亲自到黄舣（泸县）作的调查，确实你到成都去了不在黄舣事发现场，我就如实结论黄舣事件与你无关。”他不提此事还好，一提黄舣我的火就串上来了。我一边起身一边指着他说：“你等倒。”我跑进记录室拿起枉判我的“判决书”回到中队办公室，“乓”的一声将它拍在他面前吼道：“请看看，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实事求是啊，为何你亲自调查我不在案发现场的罪名非要安在我身上，这是哪门子实事求是！”当时却吓了他一大跳，站立起来满脸滥贱出声不得。我见状就缓和了一下，叫他仔细看判决书第二款主罪是怎么定的。他看后做起很吃惊的样子说：“怎么会是这样呢？我回去一定向市委反映，问问罗由海是咋个搞的。”说完转脸向杨管教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我们再来。”随后就急急忙忙提上皮包走了。他走后杨管教对着我说：“看不出你谢英富平时都文文雅雅的，一气得来发火就吓人，把来调查的都吓住了。”我说：“我哪能吓住公安干警哟，是他们做的伤天害理之事被暴露出来太丢面子了而逃之夭夭的。”至此，以后就再也见不到这讲“实事求是”的人来找我调查了。其实这个来调查的王家声也是对立派的骨干，宜宾地区改市后，他还升迁至翠屏区检察院（司法局？）的主官了。

荒棚工作搞好了，可是中队新的矛盾出现了。据烧炼硫磺的班组反映，产量下降的原因在煤的质量和数量上，火力达不到就炼不出磺来。原来，煤班的记录也是就业员，在就业员之间打不开情面，有人就用矸石渗进煤中抵数量，严重影响了硫磺产量。张指导员反复考虑后又找我作工作，要我下井作煤井记录，一定要把煤的质量数量抓上去，不然完不成生产任务。

说实话，到新华磺厂我最怕的就是下井。矿井还好说，因巷道和行间都比较高，煤井就霸道了。以前常听人说煤洞里的人是埋了没死的，一不小心就会死在煤洞子里。可是想到六中队上上下下对我都好，特别是指导员和管教些，反正我也是几次差点就死了的，何必把死看得太重？为保六中队的先进，我答应了。

由于做荒棚记录就跟煤炭打过交道，基本分辨得出煤和矸石的区别，故大部分就业员和我相处得比较好，一旦我发现煤中夹带了矸石，他们都会捡开过磅，总的来说工作是顺利的，就是从主巷道进入煤井就得弓腰或爬着行进，是有点不舒服，若要到采煤行间掌子面那就更低了，不过我过磅记录的平台是在几个行间的总出口处，虽站不直身子，但坐在小凳子上还是满可以的。

这样干了有月余，一天，我正收捡记录夹准备出洞，突然灯灭了。我又没配备矿灯，看不到走路，只好坐在地上慢慢往下滑行。好在我平时比较注意矿井的走向和岔道的区别，大约公里多的坑巷道，我竟花了个多两个小时才摸拢洞口，喊了很久黄师傅（就业员看守矿井的）才来给我打开矿井的大铁门。他说煤班的人都说井下没人了才关的电灯锁的铁门，咋个你还在里面呢？

我回到中队都快成煤黑子泥人了，跟采煤的没有两样，大家看着我都在笑。指导员问我咋搞的？我将情况如实给他说了，他断定是有人故意收拾我搞的恶作剧。这天晚上，他集合就业员开会，黄师傅就是不敢说是谁跟他讲井下没人了的。指导员只好训斥了一顿，严正指出：若再出现这种情况就将停产追查，严肃处理。因为这不是对哪个人的问题，而是对整个中队不满，破坏生产的问题，所以不管花多少时间（指停工），都一定要追查到底，但任务一斤不减。事后，他又通知保管室每天都发个电瓶矿灯给我，以防万一。由于他在就业员中威信很高，向来说话算数，故这种事情后来就绝迹了。

一九八二年全厂大调整，犯人必须进入大围墙（新建成的，将各中队小围墙也圈在内了），严格与就业员分开。我被调到八中队。由于是紧急调动，八中队将我编入掘进工班，新开巷道。好在班长王殿扬叫大家关照着我，班上的人都对我不错，推斗车都另分配一个力气好的与我一道，除上坡我要帮着推斗车外，基本上都是站在车上滑行至倒渣处。全班都是年轻人，对我都很好，那时我也比较开心。

没干多久，中队的胡管教找我谈话，说他们了解我的情况后，决定调我到内保管室，专门保管犯人的财物。每天下班后两个小时犯人些来存放或取东西，顺便登记帮他们在外商店的购物。其中最主要的是出大围墙到厂部家属区的邮政代办所拿报纸取信件和寄信（主要是犯人经审阅同意发的信件和干部们的信件）。回队后就将报纸信件全交中队部。胡管教还交待我说，由于我要经常进出办公室办事，就不必依那些犯人到队部要喊“报告”的规矩了。其实，喊声报告也并不失格，军人进队部也得先喊报告嘛。不过，既然胡管教交待了，我就照办好了。

不巧有一天，我拿报刊信件回来进办公室，厂管教科丰大科长正与刘中队长谈话，因有刘中队长一封信，而干部的信件按要求是必须交到本人手中，我就喊道：“刘中队长，有你封信。”不料丰大科长借势发挥（因他也是对立派的），吼道：“你谢英富好嚣张，难怪不少人都说你是特殊犯人。”我也没好气地反问他：“我怎么嚣张了？”他说：“你进办公室为啥不喊报告？”我也懒得给他解释，反问他：“嚣张，你懂不懂什么叫嚣张？”他被我问住了，气得脸青面黑说不出话来。这时刘中队长赶忙打圆场说：“仅倒说啥子，快出去。”既然中队长出面招呼了，我也不想太让人家下不了台，只好闷声退出办公室。但心里明白大科长会记恨我，不会善罢甘休的。

没过几个月，厂部决定设专门严管队（即集训队），由八中队杨指导员负责（他是少数民族干部），和其他抽调的三名管教组成队部。杨指导员指名调我到集训队和其他中队调来表现好的值星员（犯人），由我当组长负责给集训人员送饭送水，掌管大小监房的钥匙。办公室要提讯某人，我们就开门将人提出送到办公室，完事后又将人从办公室门口接回关进监室内，晚上轮流值班，保证监室内不出任何问题就行了。除每天两次在监门外监督他们学习讨论外，就是到各中队去收集训人员的伙食费、粮计划（我们的工种粮是40多斤，根本吃不完，一礼拜两次肉，每次半斤。而集训人员只有基本口粮20多斤，半月吃次肉）。

一晃半年多过去了。我在集训队也干得不错，指导员和管教都满意。一天，集训队某管教对我说，队部根据我在六中队、八中队、集训队干得很好的情况，现在又是年终总评的时候了，他们准备给我写个减刑材料上报。我一听就急了，忙说：“某管教，你们千万不可这样做。我从未犯罪需要减什么刑？你们的好意我领了，我会铭记在心的。”某管教也急了，但还是耐着性子劝我：“你脑壳怎么转不过弯？早回去一两年在外面也好找法院申诉呀。你在这里面写了那么多申诉人家不理你，你也无法亲自去呈述嘛。”我说：“没关系，大不了我把牢底坐穿出去再找法院扯。我就不信共产党的英明政策得不到落实。”后来，不少干部都为我叹惜。

由于我的性格爱打抱不平，为一次抱不平加之从前与某些人结下的积怨，厂部强令退我回中队参加劳动。中队只好将我分到拖运矿石的班组下井拖矿。那里的行间巷道是上坡，拖个空船子在滑行的泥道上行进不难，难的是装好矿石出来一路下坡，从船子后拖不住船子下滑的惯性，人只能在船子前撑住船架子后退着往下滑行，若力不能胜就有翻船打伤压伤自己的危险。开初一个星期我每天是1000斤矿石的任务，按单船200斤计我得跑五趟，其他人是一吨多的任务，放双船还得堆尖也得跑五六趟。我一身伤病哪里挡得住上百斤矿石在溜滑的船槽里的滑行冲力，几次差点压我在船子下。班长张老幺看我真的不行，每次拖矿叫我拢下坡就等他来帮我放下去，有时还帮我往船子里装矿，这样才勉强完成了任务。一星期后给我的任务加到一吨，开初两天张老幺还能帮我完成，但俗话说的“长工无力汉”，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万一再给我加码他也就无计可施了，特别是张老幺看到我为了不拖累他，竟不在下坡处等他，直接取下背带（拖板）从船子后面将船子推下滑槽，让它自行滑下，由于无人掌控，有的在转弯处、大部分到了下坡尽头就翻了，我又慢慢将矿石装进船子，尽全力拖到平台。我这样干确实太危险，他只好将实情向张干事汇报（张干事很重视张老幺，多年来他带班完成任务出色，所以在干部面前能说得起话）。其实张干事也有难处，知道张老幺讲的是实情，一时他也想不出解决的办法，只好叫张老幺让我再干段时间再说。由于我的原因，班组任务完成得不怎么好，张老幺又不敢强令别人帮我。其间也有好心人帮我拖过，但这都是不可能长久帮的，唯一的办法还是只有找张干事。由于张老幺反映强烈，张干事就叫张老幺让我在平台上计数和堆码矿石，我的任务班里每人增加一船就摆平了。有了干部的指示，张老幺就好办了，班里其他人也没意见。可是不到一个月，一次，有个小青年的矿石拖不上堆子去倒，我见旁边有根拖带就拿起来勾在他船子的挂钩上，他在后面推，我在前头拉，快拢堆顶了，我想鼓口气将矿拖上顶，不料此时拖板（带）却突然断了，我的身子一下就向后倒去，正好掉进平台下等装矿石的斗车里，屁股先着斗底，一下就摔晕了。小青年吓呆了，不断大声喊“出事了！出事了！”张老幺等人赶来二话没说将我抬出了斗车，他背上我就往洞口跑。在中队门口碰到陈指导员，听说是我出事了，叫赶紧背进中队医务室。刘医生（就业员，医术较高的）一检查就断定是尾椎骨的问题，又叫人赶紧抬我到厂医院。经徐医生照片证实是尾椎骨骨折，住院治疗。每天给点七厘散或止痛药之类的，名曰“保守治疗”。后某医生透露，凡被判刑的人出了事故，都不可能花很多钱给你动手术认真医治，所以只能美其名曰“保守治疗”了事。住院月余，我基本能扶着拐子走路了就叫回队休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