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有不少失误，也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重要原因。因此，不能把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笼统地归咎于大跃进运动。必须特别说明的是，大跃进运动不仅有造成损失的一面，更有取得巨大成就的一面。不承认大跃进的成就，当然不可能做出科学的评价。

大跃进运动发端于农田水利建设，由于具备物质条件，因而成效也较大。从1957年冬到1958年春，从事农田水利建设的劳动力从二、三千万上升到高峰时的一亿人，在我国建设史上划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仅北京市就建成了十三陵和怀柔两座大水库。十三陵水库工程量是180万土方，按照当时正常的施工方法要三年以上时间才能完工。由于先后集中了四十万人参加劳动，仅仅用了160天就胜利地建成了。怀柔水库控制流域面积达五百四十平方公里，蓄水一亿方，能浇地一百万亩，总工程量土、石方二百零九万立方(参看《薄一波副总理在怀柔水库落成典礼大会上的讲话》《北京日报》1958年7月21日)。天津市完成了‘咸淡分家、清浊分流’工程。天津的水源河道是海河，而海河又是一条潮汐河道，每天两次涨、落潮。当上游来水不足时，海水就趁潮上溯，进入市区，造成咸淡水不分；海河又是一条排水河道，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都往海河里排放。由于咸淡水不分，清浊合流造成水质很差，严重时自来水供应困难，有的工厂因水质恶劣被迫停工，郊区水稻秧苗有的因咸水致死等等。1958年在全国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下，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建成了海河闸，改建了污水管网，基本实现了‘咸淡分家、清浊分流’，使海河的水质得到改善。施工高峰时，在工地上义务劳动的人数曾达到10万人，工程投资8000万，为天津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市政建设总投资的1．3倍，工程规模是历史上空前的(参看《天津志》第六卷重点工程)。这一工程的胜利完成，对天津市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具有深远的意义。全国各地的水利建设成就很多，有修水库的，有引水上山的，有洼地改造的，有整个流域治理的等等，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当时的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有个发言，标题就是《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是说截止到1958年1月31日，四个月实现扩大灌溉面积一亿多亩，相当于我国四千年积累的灌溉面积的一半(参看《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五号第64～65页)。人们只要深入农村调查就会知道，大跃进年代的农田水利建设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影响是何等的巨大和深远。我国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是实实在在的大跃进。以五十年代为起点的农田基本建设，六十年代初期，在毛泽东的“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继续发展，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是实实在在的大跃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评价建国二十多年来的农业成就时指出：“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第301——302）

灌溉面积由三亿亩扩大到六亿七千多万亩，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我国农业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总共才积累了三亿亩灌溉面积，而新中国建立才二十多年，就把灌溉面积增加了一倍多，二十多年的成就超过了几千年，这还不是大跃进吗？！

历史上我国的水旱灾害频繁。“水旱灾对农业生产的威胁，是普遍、严重而有历史性的。据历史记载，我国自公元前206年到1936年共二千一百四十二年间，发生过较大水灾1031次，旱灾1060次，几乎平均每年一次大水灾或旱灾。据不完全资料统计，1928年华北、西北、西南等区十三省普遍遭旱，受旱县占全国县份1/4强。灾民达1。2亿人，农产品收获量平均不足二成，很多地方颗粒无收。1931年全国大水，仅长江、淮河流域即有1。2亿亩，水稻损失占常年总产量的38%，棉花损失占常年总产值的24%。在清代267年中间，就发生了旱灾201次。到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水利失修，山林破坏，旱灾更加严重。”（《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2日）新中国建立才二十几年，“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这还不是大跃进吗？！

原江苏省的省委书记许家屯，《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的发言》说：“解放以前，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我省农田水利常年失修，淮、沂、沭、泗等河经常泛滥成灾，农业生产基本上处于‘望天收’的状态--------二十八年中，我们一共投入90多亿个工日，搬动二百一十多亿土石方，开挖7万多公里河道，建成1177座水库，筑起2802座闸坝，培修17000多公里堤防，建成了124万多个涵管、田间节制闸等小型配套建筑物。”（《人民日报》1978年7月31日）江苏省的农业生产，在全国名列前茅，这和农田基本建设的巨大成就是分不开的。山东省也是我国农业比较发达的省份。原省委书记白如冰说：“建国以来到1977年底，全省共开挖治理大中型河流三千多条；建成大中型水库175座，小型水库5053座，蓄水能力120亿方；共建大小排灌站22039座；建设万亩以上灌溉区692处；打机井45万眼，全省现有耕地中，有效灌溉面积达6400多万亩，占58%；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达3969万亩，占36%。”（《人民日报》1978年8月5日）这些数字对不熟悉农业生产的人来说，可能形成不了什么概念。仅就江苏省二十八年投入90多亿工日说，按每个劳动力每年劳动300天计算，相当于二十八年来，每年投入100多万劳动力，专门从事农田基本建设，这是多么巨大的工程啊！能说这不是大跃进吗？！

认为大跃进得不偿失的薄一波同志也承认大跃进运动取得重大成就，他指出：“1958年由于全国人民战天斗地，大干苦干，加上年景也好，核实后的粮食产量为4000亿斤，比上年增长2．5％。棉花产量为3938万担，比上年增长20．1％，钢产量(剔除土钢)800万吨左右，比上年增长49．1％。在钢铁生产的推动下，一些基础工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同1957年比较，煤产量由1．31亿吨猛增加到2．7亿吨，发电量从193亿度猛增加到275亿度，金属切削机床产量从2．8万台猛增加到8万台。”(《回顾》第709、710页)“据1964年统计，建国以后到1964年为止，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属于1958年以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三分之二以上。从1950年至1979年新增加的生产能力中，在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加的，炼钢占36．2％，炼铁占32．7％，采煤占29．6％，机制纸占33．8％，棉纱锭占25．9％”(《晚年》第125页)等等。实际上大跃进运动的成就远不止这些。

大跃进运动的成果不仅表现在农田水利建设、工农业生产等方面，还表现在其它战线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北京的十大建筑。有些建筑虽然完工四十年了，但并不逊色于现今的工程。

以上是就大跃进运动本身的得失来看。由于大跃进是具有开创性的运动，因此在评价大跃进时必须考察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些什么内容?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趋势?等等。只有结合上述内容，才能对大跃进运动做出全面而科学的评价。

大跃进运动的开创性有两个方面：一是人与人关系的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方面。

从社会关系方面看，是如何充分调动劳动者的主人翁责任感、如何处理企业内部干部与劳动者的关系问题。其实，这是一个老问题，从共产党建立以来，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但是，建国以后，尤其是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二亿多农村劳动者已成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所有者，如何启发他们的主人翁的责任感，调动起他们为社会、为集体劳动的积极性，如何正确处理干部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根本问题，

从人们改造自然的方面看，如何发动作为生产资料主人的农民，使他们摆脱小生产者的大自然奴隶的心理，敢于改造大自然，而且开创出一条科学的技术路线，使广大农民成为敢于、善于改造自然的劳动者，这是高速发展生产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大跃进运动在两个方面，都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开创了一个新阶段。

在社会关系方面，大跃进运动使广大劳动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得到了充分的发扬。亿万劳动群众不计报酬，夜以继日地奋发劳动。按毛泽东同志的话说：“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177、178页)。他要求干部以真正平等的态度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说：“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对待人，改革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319页)。这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与雇佣奴隶的关系，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劳动者不过是生产要素的一种，与工具、设备、厂房同属一类。有的人只强调劳动者要服从管理，遵守规章制度，不提倡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只强调罚款、奖励，不讲调动劳动群众主人翁责任感；只讲少数人管理，不讲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等等，实际上是西方经济理论的运用。大跃进运动开创了与西方经济理论根本不同的原则。如果说过去强调了农村干部要参加生产劳动，那么1958年则开创了全国范围的干部、知识分子参加劳动的先河。上自毛主席、周总理，下至一般干部都到十三陵水库等地参加过劳动，当时北京所有高校的在校学生几乎都轮流到水库工地劳动过。大跃进所开创的原则：充分发挥劳动群众的主人翁精神，自觉地为社会劳动，为集体劳动，征服、改造大自然。这种原则不仅在大跃进期间而且在以后的生产建设中，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下，得到了发扬、贯彻。如果没有这种精神，而仅仅靠商品买卖的原则，在那时就不可能买来大庆油田、成昆铁路、虎头山的梯田和林县的红旗渠等，也不可能买来两弹一星等高科技产品。

大跃进运动在生产方面开创了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要充分发挥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能力，就必须让他们掌握劳动资料和对象，否则虽有积极性，也不能进行生产建设。而一定时代有其既定的劳动资料。如二十世纪末，我国农村浇灌农田，一般都用水泵，平原上打的深井用潜水泵等。当五十年代中期，这种比较先进的劳动资料不足，多数群众还只能采用比较原始的劳动资料时，能不能充分利用的各种劳动资料进行生产，提高劳动效率，这成了能否充分发动群众的关键。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其中心就是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土法上马，逐渐转变为洋法生产，由小型逐渐转向大型，这就成为充分发动群众的关键。只有突破生产技术的陈规，既运用先进技术，又采用较原始的技术，才能充分发动群众。大跃进运动中群众创造的“两条腿走路”的技术路线，为以后的经济发展开拓了道路。从1958年以后，我国广大农村的改土治水运动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由单纯的农田水利建设发展到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在工业方面，小化肥、小机械等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对我国的化肥生产、机械生产和农业生产等都建立了丰功伟业；尤其是其后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更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即使像原子弹、导弹等高科技的武器，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土法上马’，逐渐转变为‘洋法生产’的。可见，大跃进开创的这样一条技术路线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在我国之所以能取得辉煌的成就，除了靠充分发挥广大劳动群众的主人翁精神之外，就是靠这样一条“两条腿走路”的技术路线。如果处处追求‘洋法生产’，追求大规模、高标准，就不可能充分调动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只有求助于帝国主义，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自力更生为主”了！

“自力更生”的力量就蕴藏在大跃进所体现的原则和路线之中。

总之，在评价大跃进运动时，不能仅看物质生产成果，还应该包括它所开创的原则和技术路线，看其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否符合我国的实际，否则就不能做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只要从大跃进运动所包括的全部内容看，不局限于生产一时的曲折，就不会得出“大跃进”是得不偿失的，“大跃进”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大灾难的结论，而应该承认大跃进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生产运动，是亿万劳动群众充分发挥主人翁精神的表现，是一条符合实际的技术路线的成功探索。正是在经过调整之后，继续沿着大跃进所开创的道路前进，我国才能在经济建设中取得辉煌的成就。在短短的二十几年中，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建成为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个成就是在帝国主义实行经济封锁的条件下取得的。当时我们既没有那么多的钱“买现代化”，帝国主义者也不会卖给我们一个“现代化”。因此，更显示出大跃进运动的伟大意义。

三、大跃进与毛泽东

大跃进运动是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毛泽东同志反映了这一客观必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大跃进运动。但是作为一个生产建设的群众运动，研究其成因和得失时，本来可以抽象掉他个人的作用。但是，近些年来发表的专著或文章中，往往把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全部扣在毛泽东的头上，把毛泽东反对过的一些错误也说成是毛泽东的错误，严重地歪曲了事实。因此有必要专门作为一个问题来进行讨论。

有人说；“毛泽东好大喜功脱离了中国实际，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晚年》第125页)。有人写道：“毛特别强调政治挂帅，……总路线就完全将客观经济规律搁在一边。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很短时间里，大跃进运动进入高潮，狂飘聚起，云海翻腾，浮夸风、瞎指挥、高指标迅速泛滥。各地农村争相出现高产‘卫星’…”(李锐：《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第242—243页)。有人形象地描写道：“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在听取重工业部门汇报时，就主张钢产量每五年翻一番，今后就采取这种‘一番加一番的增长法’。”((交锋》第18页)看！在这些人的笔下，毛泽东成了一个主观主义者，完全不顾客观经济规律，喜好浮夸、高指标；是主张“一番加一番的增长法”的人。那么实际情况真是这样的吗?

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中的表现，充分证明他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家，而且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正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学，运用在我国的经济建设的实践中。

在发动大跃进时，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畏气概，提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口号，号召广大劳动群众“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建国以来的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236页)，从剥削阶级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他又反复强调“办事要留有余地”，“要压缩空气”，“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等等；在群众运动中出现浮夸风、高指标时，他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竭力说服干部、群众，提出要“尊重科学”，要“实事求是”，不要“务虚名得实祸”。但是他不给群众“泼冷水”，当运动出现失误时，他做自我批评，承认“第一仗打了败仗”(以上参看吴冷西：《忆毛主席》)。在国家面临严重经济困难时，他身体力行，与群众同甘共苦，“七个月没有吃一口肉”，“两腿浮肿”(《晚年》第126页)，但并不惊慌失措，而是冷静地分析形势，改正错误，绕过暗礁，坚持正确航向，经过短短的三年，又把国民经济领上了正确的航道。这难道是主观主义者吗?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吗?当然不是。下面就通过事实作进一步的说明。

在发动大跃进运动时，毛泽东批评了“反冒进”。“南宁会议开始时，毛泽东一上来就讲……1956年‘反冒进’是错误的。这里说的‘反冒进’是指1956年6月到11月中央一些同志发现不少地方和部门的基本建设(包括农田水利建设)过大，造成财政赤字，原材料非常紧张，因而提出反对急躁冒进”，“毛主席认为，一个时候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进’的口号。‘反冒进’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是错误的方针。”(《忆毛主席》第48页)可见，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是为了给包括1955年冬至1956年春的农田水利建设在内的建设高潮撑腰，为了保护劳动群众的积极性而提出来的，

此后在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等一系列的会议上，他又反复讲要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对劳动人民的影响，号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批评贾桂式的‘奴才习惯’，赞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风格等等，充分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这些就不再叙述了。

当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他反复强调要“留有余地”，要“压缩空气”。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当毛泽东看到辽宁省计划要一年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时，他说；“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又说：“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指基本改变面貌——引者注)。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忆毛主席》第63页)虽然在估计发展速度的问题上，只有主客观符合不符合的问题，并没有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分歧，但是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留有余地的态度却鲜明地表现出来，宁肯被说成是机会主义也要坚持。

1958年4月，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现在报纸宣传报导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忆毛主席》第64页)。“他在武汉会议上讲，今后〈人民日报〉不要轻易宣传什么化了。有些地方稀稀拉拉地种了几颗树就算绿化了，这怎么行。……他提出宣传工作要务实：一要深入，二要细致，三要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晚年》第133页)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他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同志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晚年》第138页)。在湖北省时，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试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信’。外国朋友问他，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晚年》第138～139页)

“从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会议开始，到1959年7月中旬庐山会议前期，毛主席和党中央接二连三地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在一片‘胜利冲昏头脑’的气氛下，毛主席虽在赞赏‘六亿人民尽舜尧’那热气腾腾的局面，却最先冷静了下来。”(《回顾》第806、807页)

“在11月2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热衷于搞翻番的同志说；你们说服我是可以的，你们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们得打通我才通。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准备作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连别人，将来算起帐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凡是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晚年》第140页)他说：“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晚年》第138～139页)尽管他反复讲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的道理，但是仍纠正不了高指标、浮夸风的盛行。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他个人的名义，用党内通信的形式写信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其中说：“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包多少。……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文稿》第八册第237页)。“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成了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同上书)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无产阶级领袖的气概，实事求是的作风，本是历史上罕见的。但是，有些人却不深入研究毛泽东的所作所为，认真宣扬这种高尚的精神，反而把大跃进中出现的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等等，统统扣在毛泽东的头上。他们认为反正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的，因此存在的问题也都是毛泽东造成的，什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什么‘毛泽东好大喜功，脱离了中国实际，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等等。这些说法，有的歪曲了事实，有的甚至颠倒了黑白。由于毛泽东坚持“气可鼓不可泄”的原则，主张对“热心搞大跃进的同志，应该是既批评又鼓励，不要挫伤他们的积极性”。通过循循善诱，组织学习等办法解决，不主张用反冒进办法，因此形成了一个渐进的转变过程。

直到庐山会议召开的前夕，“关于高指标，毛主席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指标订得高了，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农业究竟增产多少?对增产三成，毛主席表示怀疑，他说：‘假定有三成，全国也只有4800亿斤。今年根本不要理那个10500亿斤的指标，就是按去年的实际产量，今年只增产一成、二成、三成。听说包产的结果是6000亿斤，但是我看，我们过日子还是放在4800亿斤的基础上。本来是富日子，也照穷日子过，这样安排好。”对“工业，明年的指标切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按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回顾》第846页)。类似的事实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为了反对浮夸，了解事实的本来面目，他不仅自己下去调查研究，而且派工作组去调查；组织干部学习等等。后来由于反对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扭转了斗争的方向，造成高指标、浮夸风继续蔓延，经济生活困难加重。直到1960年底，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错误才得到纠正。

毛泽东对大跃进中的失误也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和唯物主义者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的。他勇敢地面对现实，不讳疾忌医，不坚持错误，而是认真地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他首先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指出；“省委自己全面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回顾〉第901—902页)他率先身体力行，组织调查组深入农村调查，自己“带着急于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的紧迫心情”，用近一个月的时间，离开北京到广州，沿途听取了七个省委和三个调查组组长的汇报，还同一些县委书记谈了话。正是他的这种实事求是态度和一抓到底的精神，使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基层核算单位，由公社到大队，再由大队放到生产队，使生产与分配统一于生产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几亿农民的生产情绪，成为我国农村摆脱连接三年的严重灾祸，迈向60年代中期新发展的转折点”((回顾)第900页)。

毛泽东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也不隐讳。1959年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说：“去年(指1958年——引者)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在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等等。吴冷西回忆说：“从去年(指1958年——引者)11月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上海会议，毛主席曾多次作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议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忆毛主席》135—136页)以后他多次作自我批评，承担责任。如谈到闯‘1070’这个祸时他说：“第一个负责任的是我”(《回顾》第701页)。1962年初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毛主席在会上不仅作了自我批评，而且带头承担所犯错误的责任，体现了党的领袖的广阔胸怀”。所以薄一波同志以亲历会议者的身份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所以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人当中，永远不会忘怀，而且我相信会历时越久，影响越深”(《回顾》第1027、1029页)。

面对上述事实，能说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失误是由毛泽东的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造成的?能把大跃进说成是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事实证明，只有毛泽东这样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和辩证法大师，才敢于在广大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思想束缚时，号召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把广大劳动群众的主人翁自豪感、责任心调动起来，作大自然的主人，作社会的主人；当广大劳动群众发动起来，出现浮夸风、高指标等倾向时，又首先提出“压缩空气”，“留有余地”，抑制浮夸等错误；当运动出现重大失误时，敢于面对现实，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找出问题的症结，认真解决，并且坦率地作自我批评，承担责任。这里有主观对客观认识的失误，但决不是什么主观主义，更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是事实和历史的结论。经历过困难时期的人，都深深地感受到那几年的艰难处境。但是，还有一些更尖锐的问题可能是一般人所感受不深的，这就是苏修对我国的压力，苏修与美帝、印度等反动派联合对我国所施加的压力。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除了面临国内的困难外，还要承担国际上的巨大压力。只有经过艰苦磨练的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才能在短短的几年内，扭转乾坤，重新走上了康庄大道。

从发动大跃进至今已四十年了。四十年在人类历史上不过是短暂的瞬间，但是，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显示出划时代的意义。让我们认真地总结大跃进运动的宝贵经验教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