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胡适以1923年为界将现代思想分为前后两期：第一期是“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第二期则是“集团主义（collectivism）时代。一九二三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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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
作者：章清

【内容提要】“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走向，与《新青年》群体的分化息息相关。分化后的《新青年》群体，其同人各自搭建起新的发言台，汇聚成不同的政治力量。只是，此时对思想派别的识别仍保持着鲜明的“文化色彩”，“思想界的联合战线”之议，即表明思想界仍维持“我们”与“他们”的区分。随着中国社会进行重新组织，“思想界”也被重新定位。思想界的“分裂”在1920年代后期愈发突出，实际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同步。追踪《新青年》同人思想的分化，对“后五四时期”（主要是 20年代）中国思想及中国社会的走向，或许也有新的认识。

　　将“年代”视野引入现代中国，或也难免聚焦于作为时代命名的事件，毕竟，历史上能够作为时代命名的事件并不多。审视1920年代思想界的走向，就难以绕开“五四”。“五四”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分水岭，原因必多，其中之一当与 “分裂”相关。“分裂”是全方位的，世界大战、巴黎和会以及学生运动，都预示着种种“分裂”的肇端。研究中国现代思想的学者，也大体接受这样的看法： 1920年代是思想冲突加剧、思想界随之分裂的时代。

　　学者思考的起点大都立足于五四“思想”的多歧性，论证则指向“政治”立场的分野。娴熟这段历史的周策纵就指出，1919年以后，知识分子首先在思想上、继而在行动上的不一致与日俱增，以致在以后的年代里这个运动产生了巨大分裂。 “一方面自由派和保守派徒劳地要求在军阀统治下实行温和的改革，另一方面左派份子和民族主义者在苏俄与日俱增的影响下加速了他们的组织活动。”（注：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2页。）或许是因为这个观察稍嫌简略，且偏重于政治因素的分析，近年来也出现了从新的视野对此展开讨论的论作，罗志田就从“西方分裂”的角度分析了“后五四时期”的思想分化：从整个近代这一中长时段看，新文化运动既是西潮在中国的颠峰，也是其衰落的开始。早期的《新青年》尚处西方整体观的余荫之下，“五四”以后即渐分，表面是分裂为激进与稳健两派，实则与“西方” 的分裂有很直接的关联，如学界与思想界就都有所谓英美派、法日派以及尚不明显的俄国派之分。（注：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通过对“后五四时期”（主要是1920年代）《新青年》同人思想分化的追踪，以审视中国思想的走向及思想界的分裂，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依我之拙见，1920年代思想界因何分裂，分裂的程度如何，尤其是如何评估思想界的分裂，及所涉及的时间断限，值得进一步申论。关键在于，聚焦于思想界的分裂，往往将中国社会的重组掩饰，而这其中所发生的转变，却是同样值得重视的。这也意味着，本文希望能够结合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思想界的“分裂”做一概论性申述；以期在增进对“1920年代”了解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及中国社会的走向。

　　一、审视思想界分裂的“后见之明”

　　关乎现代中国思想界的“分裂”，显是易于搀杂种种恩怨的话题。如何避免纠缠于其中的“后见之明”，尤其是当事者事后的种种说项，便成为绕不开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如不能对此略作说明，恐是难以做到“返诸旧心”的。（注：就此而言，柯文考察义和团所提出的“历史三调”，以及舒衡哲对五四“记忆”如何延续的探讨，都提示了历史学家处理有关问题时应有这样的“自觉”。参见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舒衡哲，李国英等译《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此外，罗志田近年《历史记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等文也涉及此问题，见氏著《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174页。）因此，在问题展开之前，略为勾画思想界分化问题的缘起，也是必要的。实际上，“后五四时期”思想界的“图景”，即由此塑造。这其中，胡适与李大钊围绕“问题与主义”的论辩，就构成塑造历史的重要元素，并以此作为思想界分裂的象征。胡适即有其“后见之明”，作为当事人之一，晚年他把“问题与主义”之争看做“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注：参见唐德刚译注《胡适的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页。）这样的解释当然有“郢书燕说”之嫌，论者对这段历史的考辨，就指明这场论战的历史图景是如何塑造出来的。（注：见李林《重论“问题与主义”之争》，收入刘青峰编《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3 页。）实际上，这样的“回忆”并非只发生在胡适身上，关于“五四”的“记忆”，差不多都由此展开。譬如，夏衍也指出，“1919年到1920年，是一个新旧决裂和分化的时刻”，“五四”初期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政治口号，逐步增加了反帝反封建（特别是反礼教）的新文化运动的色彩，“这事件，标志着中国思想界出现了进一步的伟大的分裂”。（注：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6—27页。）凡此种种，都提示我们注意，重塑1920年代思想界的图景，需要面对种种“迷思”，甚至“迷思”是由当事者自己营造的。

　　应当承认，“后五四时期”思想界的分化，当时即已成为问题。1920年瞿秋白即有言：“中国社会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变动的时候。一般青年都是栖栖皇皇寝食不安的样子，究竟为什么？无非是社会生活不安的反动。反动初起的时候，群流并进，集中于‘旧’思想学术制度，作勇猛的攻击。等到代表‘旧’的势力宣告无战争力的时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潜伏的矛盾点——历史上学术思想的渊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则——渐渐发现出来，于是思潮的趋向就不像当初那样简单了。”（注：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新”、“旧”之争，是探讨五四时期思想界走向的基本向度，无须多作说明。这里瞿指出思想界“新派”与“旧派”之分，即是延续了有关话题。只是他已注意到，“新派思想”中“潜伏的矛盾点”已“渐渐发现出来”——尽管未曾具体言明“发现”的究竟是什么。

　　“新派”知识分子中存在的派系之争，在“后五四时期”也偶有提及。主要是针对个人及所属籍贯和教育背景而言，并不一定确有所指。胡适进北大主要靠陈独秀援引，校内当时主要由章太炎门下弟子把持，陈去势孤。汤尔和、蒋梦麟等常在人事安排方面党同伐异，被指为 “浙派之植党揽权”。此外，沈尹默是所谓北大“法国文化派”要员，与李石曾、顾孟余等“结党把持”，与胡适对立。胡则逐步培植自己人脉，即后来鲁迅所谓的 “现代评论派”。吴虞注意到这一现象，因而评论说，“李石曾辈很有势力，北大教职员会，李派与胡适之派人数平均”（注：吴虞：《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295页；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5册，1925年1月17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参见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1926年下半年鲁迅南下厦门、广州，在厦门、中山大学均与顾颉刚卷入复杂的人事纠葛，甚至闹到有你无我、你来我走的地步，报上就有“胡适之派和鲁迅派相排挤”的说法。（注：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2月2日、1927年4月2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22—430页；鲁迅：《两地书》第2集，“厦门—广州”（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277页；鲁迅：《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398—401页。）此外，学生方面也被时人指为有“两种大的倾向”，五四运动之后，两者“越发分明”：前者是新潮社，“隐然以胡适之先生为首领”，“渐渐倾向于国故整理运动”；后者是国民杂志社，“显然是社会主义、尤其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仰慕者”。（注：黄日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北大廿五周年纪念刊》（1927年12月17日）。）

　　约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思想界的分化成为言说的中心。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民族精神”成为建构三民主义的重要符号，相应也产生种种批评“五四”的意见。叶楚伧《由党的力量来挽回颓风》就声称，“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且将黄金时代定于三百年前，明显表现出对近代以来的文化变革，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屑。陈立夫更是表示，自五四运动以来，所有的文化工作，“大部分均系破坏工作，以致吾国固有之文化摧毁无余”（注：陈立夫：《文化建设之前夜》，《华侨半月刊》第46期，1935年5月10日。）。而在“革命”名义下，“五四”思想也被分解。朱镜我1930年发表《中国目前思想界的解剖》即道出，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机会主义代表着“在现状态下有相当势力的思想系统”，而“资产阶级底自由主义的思想系统”，即是胡适一派的理论，新月派的立场。他们完全失却了革命性，“看不出帝国主义实使中国沦于崩溃的事实，也看不出封建残余阻碍中国的自由发展之事实”。（注：朱镜我（署名谷荫）：《中国目前思想界的解剖》，《世界文化》第1期，1930年9月10日。）这里可以看出思想界的分裂是如何被定性的——主要来自于敌对思想的互相涂抹；“资产阶级底自由主义的思想系统”的命名，形成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也自有其深意在。这多少表明有关思想界分化的看法，缘自政治的立场；同时也提示当紧扣20年代末30年代中国社会的演进，审视思想界的走向。

　　像这样本于政治立场针对 “五四”思想进行的解释，不仅得以延续，而且政治色彩愈加浓厚。1940年翦伯赞就撰文指出，在五四运动中，胡适及其流派，“一面对于还正在与他们直接斗争的封建思想，作正面的批判；另一方面，对于真正在兴起中的社会主义思潮拼命的打击，而积极的鼓吹资本主义合理之资本家的精神。”同样是将“胡适及其流派”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尤有甚者，因为抗战时期广泛开展民族动员、文化动员，胡适等还要承担“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责任，认为胡适等抨击中国古典圣经贤传，殊未知儒教“也不是完全没有积极的成分”。即便否定，也并非完全消灭，是要把“被否定的诸要素中的积极的东西保存着并发展他，当作新的东西之发展的契机”。（注：翦伯赞：《评实验主义的中国历史观》，见《中国史论集》，文风书局1944年版，第21—34页。）国民党方面，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也对“五四思想”贴上新的标签。以蒋介石之名炮制的这本书，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等而视之，认为五四后输入国中这两种思想，不仅不切于国计民生，违反中国固有精神文化，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这两种“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抄袭和附会”的思想学说，“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台北，正中书局1976年版，第71—73页。）

　　“五四”时代的思想人物，同样也在进行着对思想分化的分析。1933年胡适以1923年为界将现代思想分为前后两期：第一期是“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第二期则是“集团主义（collectivism）时代。一九二三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注：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1册，1933年12月22日。）这一分期当然也有其“成见”，几乎全以他所理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为依据，尤其突出了政治运动对于思想文化运动的干扰。稍后不久，胡适明确将《新青年》群体归于自由主义，并且认为北京大学 1919年3月26日开会辞去陈独秀，“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因为“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注：胡适：《致汤尔和》（1935年12月2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81—282页。）

　　值得重视的是鲁迅等对相关问题的揭示。1935年鲁迅在一篇文字中讲到，20年代最初几年，作为“五四运动”策源地的北京，自从支持《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后，“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注：鲁迅：《现代小说导论（二）》，见蔡元培等著《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40年版，第132页。）。这样的看法，也出现在研究新文化运动的论著中，1936年出版的《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就注意到，回应西潮冲击达于颠峰的新文化运动，因尊西的新派分裂为实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派，中国思想文化界就“失去了重心”（注：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上海生活书店 1936年版，第339页，转引自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所谓思想文化界“失去了重心”，甚为要紧。“分裂”导致“重心”的丧失，本不难理解，但问题随之而来，思想文化界“失去了重心”，还只是问题的一面；同样值得考虑的是，如果思想文化界的“分裂”是中国社会重组的产物，那么在重新组合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界的“位置”又如何？是不是同样有“失去了重心”的问题？这或许是更值得关注的。

　　这里只是对“后五四时期”思想界的分化略作说明，以显示问题的缘起。之所以特别提示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的对思想界分化的看法，最基本的正在于，伴随中国社会的重组，“思想界”也形成新的格局，往往是基于特定时期的政治立场对此前的历史进行回溯。此亦表明，中国社会的“重组”与思想界的“分裂”，实有密切关联。

　　二、《新青年》的“分裂”，抑或陈独秀的“出走”

　　审视19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走向，通常都围绕《新青年》的“分裂”展开。我们也熟悉了于此所发掘的最具象征性的事件，那就是前述胡适与李大钊围绕“问题与主义”的辩论。这场论争作为中国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浮出水面的象征，自有其深意在，只是其中之“意义”，并非即刻呈现出来。既如此，以此作为当时思想界分化的向度，就值得斟酌。因此，同样以《新青年》“分裂”作为问题的起点，也存在不同的取向。我想强调的是，追踪《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的思想分化，确需确立问题的起点，但与其致力于发掘具有象征性的事件，不如聚焦于《新青年》群体的分化。因为该群体不仅提供了检讨“五四”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分裂”的视角，更重要的是，思想界的“重组”也与这个群体的分化息息相关。只是，是表述为“分裂”，还是“陈独秀的出走”，却值得考虑。（注：胡适后来就谈到，“1920年1月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见唐德刚译注《胡适的自传》，第206页。）

　　约在1919年4月李大钊给胡适的信中，就谈到“团结”问题，提出应该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的人结合起来，“为文学革新奋斗”。“在这团体中，固然也有许多主张不尽相同，可是要再想找一个团结像这样颜色相同的，恐怕是不大容易了。”但主张不必相同，只要“都要向光明一方面走是相同的”。所要者，“《新青年》的团结，千万不可不顾”（注：李大钊：《致胡适》（1919年4月），《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6页。）。这当是有所指。就在这年年底，《新青年》第7卷第1期出刊，内中刊登的据称代表“全体社员共同意见”的一则宣言，颇为引人注目。一本已发行到第7卷的杂志，表示“本志的具体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已足使人惊讶；既说社员持论各不相同，却又“要将全体社员的公共意见，明白宣布”，更令人回味。（注：陈独秀：《〈新青年〉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合理的推断是，《新青年》内部已出现不谐之音，且引起社会上种种猜疑，否则大可不必在这个时候宣示什么“公共意见”。

　　从宣言本身也不难发现，在一些基本问题的认知上，《新青年》内部确实已产生裂痕。究其实质，是在杂志经历一系列风波，引致其成员间潜在的分裂倾向时，编辑部成员重新在寻求共识，焦点则是“政治”。拾起“民众运动”与“社会改造”的旗帜，并表示要和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即是试图找寻在政治上沟通的契机。但这样的沟通，收效甚微；其成员间的裂痕，也难以弥合。

　　问题并不是要不要“谈政治”那样简单。照胡适的说法，1919年以前，《新青年》大致还是“不谈政治而专注意文艺思想的革新”；有意不谈政治，主要受其影响，“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诸先生都是注意政治问题的”（注：胡适：《纪念五四》，《独立评论》第149号，1935年5月4日。）。陈独秀对此还颇有报怨，“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但他坚持认为，“政治问题，往往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应该装聋作哑呢？”况且，“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注：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1918年7月15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68页。）其实，1919年以后《新青年》更多介入现实政治的讨论，也是事出有因，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以及由此催生出的学生运动，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新青年》又岂能置身事外。

　　这其中的区别主要在于，陈独秀毫不讳言要“谈政治”，是因为有了明确的“理想”与“主义”。在《谈政治》一文中，他就表示，我深信许多人所深恶痛绝的强权主义，有时竟可以利用他为善；许多人所歌颂赞美的自由主义，有时也可以利用他为恶。”劳动阶级的枷锁镣铐分明是自由主义带上的，“若仍旧妄想否认政治是彻底的改造，迷信自由主义万能，岂不是睁着眼睛走错路吗？”（注：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 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不在于陈大张旗鼓要“谈政治”，关键在于，文中所表达的——如把自由主义看做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显示如何“谈政治”，陈已有了他的答案。而胡适也未必忌讳“谈政治”，《星期评论》出版后，他就撰文表示，“如果要使思想革新的运动能收实地的功效，非有一贯的团体主张不可”。只是胡尚未形成具体的“理想”与“主义”，所以仍守护于“谈政治”要基于“研究的结果”（注：胡适：《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每周评论》第28号，1919年6月29日。）。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是否谈政治，而是如何“谈”。宣言反复声明要和过去及现在的各党派“绝对断绝关系”，且“永远不忍加入”，才是症结之所在。具体说来，导致《新青年》团体陷于分裂的导火索，当是这个杂志的“色彩”越来越趋向“过于鲜明”。

　　就在这则宣言发表后不久，1920年1月陈独秀离开北京到了上海，同时将《新青年》带到上海编辑出版。当陈将编辑工作交由陈望道、李达、李汉俊等倾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担当后，这个杂志逐渐成为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在这种情况下，《新青年》该如何走下去成为其成员不得不思虑的问题。胡适再度祭起“不谈政治”的戒约，认为问题已到必须解决的关头。1920年12月他致函陈独秀说，尽管你本人也声称并不为然，但杂志“色彩过于鲜明”，却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况且“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他提出三个解决办法：第一，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第二，将《新青年》迁回北京出版；第三，“暂时停办”。当时在北京的《新青年》同人，也对此发表了意见。（注：胡适：《致陈独秀》，见张静庐编《现代中国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8—10页。关于《新青年》的分裂及此后其同人所搭建的发言台，笔者在其他文字中有更详细讨论，此系对前文之补充。参见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尽管多数编委主张《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却没有能够落实。在上海编辑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因为遭查禁，最后只好移到广州出版。虽说《新青年》这个旗帜还在，但不难看出，自这个杂志迁往上海，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曾经掀起过巨大波澜的《新青年》群体分道扬镳，已无可挽回。

　　如何看待《新青年》群体的分裂，是不该回避的问题。上述种种，似都给出明确信号，《新青年》的分裂缘自政治上的分歧。所谓“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近年来表述为“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于此也有了确凿证据。然而，这样的评估却难免“后见之明”的痕迹。关于什么是五四的核心，从来就是言人人殊的问题，和历史上其他充满歧见的事件一样，五四给后人的昭示也并不完全一致。张灏曾归纳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揭示出五四思想中存在一些对立发展的趋势。（注：张灏：《形象与实质——再认五四思想》，见韦政通等著《自由民主的思想与文化》，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0年版，第23—57页。）这有助于认识中国现代思潮的诡谲歧异。同样的，在政治立场上清楚辨析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或也是轻率的。如论者所说，“五四”时围绕“政治”问题进行的辩论，“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或者最有益地被理解为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的幼稚或短见的表现；或者理解为激进分子偏向政治教条化的倾向”（注：格里德：《五四知识分子的 “政治”观》，见王跃、高力克编《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

　　揆诸“后五四时期”的历史，也不难发现，“问题与主义”之争，或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论辩，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即以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来说，也未见有什么严重分歧。（注：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学人》第4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笔者也曾对此有所讨论，参见章清《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离：自由知识分子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图景》，收入瞿海源等主编《自由主义的发展及问题》，台北，桂冠图书公司2002年版。）关键在于，尽管《新青年》为同人杂志，但杂志中人的思想背景与价值取向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可以说，同人间的分歧其实早已潜埋，只是在启蒙的诉求下，这种分歧被遮掩着；随着政治话语慢慢浮出水面，分歧即暴露出来。只是，此时的“分裂”主要由陈独秀的“出走”表现出来。至于思想界的“分化”，主要体现在《新青年》群体的“瓦解”，还没有通过形成不同的思想派别表现出来。未来的情形如何，还需要通过对杂志同人“后五四时期”的思想进一步追踪。

　　三、政治歧见：一个目标，两条道路

　　《新青年》南迁上海后，胡适曾表示有意另创一个专事哲学与文学的杂志，但这样性质的杂志却没有能够出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包括胡适在内的原《新青年》杂志一群人，再汇聚知识圈及政治圈的其他力量，走上的仍是“谈政治”的“歧路”。这里的意味是，《新青年》群体分化后，其同人各自搭建起新的发言台，而且均关注于现实政治。这样，追踪《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也有了重要依凭。藉此，可以进一步了解“谈政治”的知识分子，又有怎样的“政治歧见”。

　　由“不谈政治”到走上“谈政治”的“歧路”，这是知识阶层的一个新动向。其实，在那样一个时代，不单知识阶层有新的动向，其他社会阶层也是如此。梁启超1921年在天津讲演，就曾表示，“近来许多好人打着不谈政治的招牌，却是很不应该；社会上对谈政治的人，不问好歹，一概的冷淡，也是很不应该。”国中优秀分子当有一种“觉悟”：“国家是我的，政治是和我的生活有关系的。谈，我是要谈定了；管，我是要管定了。”（注：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1921年11月7、8日《晨报副镌》。）正如白吉尔所揭示的，自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也许就注定了这个信誉扫地的政府再也没有能力控制中国南北分裂的局面，而在军阀横征暴敛的年代，所有社会集团的利益都受到损害。在经历一段拒绝参与政治事务的消极抗议后，愈来愈多的商人与企业家意识到，只有通过改革，实现政治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变革，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和深入的发展。（注：〔法〕白吉尔著，张富强、许世芬泽：《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第5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不单一向远离政治的商人与企业家“思出其位”，知识圈中人，此时也同样感受到不得不卷入政治的压力。1920年底陈独秀赴粤前，曾特地致函胡适、高一涵，提醒说，“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颇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还坦陈此乃他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注：陈独秀：《致胡适、高一涵》（约1920年年底）；《致胡适》（1921年2月15日），见《现代中国出版史料》甲编，第 7、8页。）一开始，许是种种流言在传布，却也绝非空穴来风。即便知识阶层仍守望于学术理想，也不能杜绝各种政治势力对知识阶层的关注。李大钊就用“处女的地位”，说明了知识圈的处境，“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国民系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一点醋意”（注：李大钊：《致胡适》（1921年），《李大钊文集》下册，第951页。）。对此，胡适也深有体会，研究系蓝公武曾拖其加入他们的“联省自治”运动，只是胡仍坚持，“我虽现在不主张放弃政治，但我不能玩这种政客的政治活动”（注：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2册，1921年9月21日。）。这些或都表明，在那个政治情绪高昂的年代，大学中人同样有不能免于政治影响的尴尬。《新青年》迁离北京后，留在北京的一群人同样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整合起来。终于在1922年5月，一个新的杂志问世了，只是，这个新杂志与原先胡适所期许的纯学术性杂志全然不同，以“努力”命名的这份刊物，明确指向的是对政治事业的图谋。而且，该刊第2号发表的由16位学者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所标举的“好政府主义”论纲，与梁启超的见解如出一辙。

　　从前或宣言“不谈政治”，或信仰各种主义的一群“清高人士”，竟能平心降格提出“好政府”的主张，在思想舆论界也激起热烈反应。赞同的意见大多来自教育界人士，北京几所学校的校长就联署作为宣言的“赞成人”；批评性回应则较多来自其他政治派别。（注：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批评可参见邵力子《读蔡孑民、胡适之诸先生的政治主张》，1922年5月18、19日《民国日报》。来自无政府主义方面的批评则以区声白的评论为代表，见区声白（署名声白）《中国目前的政治问题如何解决》，《民钟》第1卷第5期，1923年7月10日。）较之“问题与主义”的论辩，《努力》的创刊对于了解不同思想的交锋，无疑更具意义，提供了审视思想界“政治歧见”的重要资源。

　　据张国焘回忆，当时聚集在上海的一群共产党人，认为好人政府的倡导会“阻碍革命思潮发展，将一般人引导到改良幻想的歧途”，故主张“不必顾虑到与蔡元培、胡适等好人政府派的原有友谊”，应将“我们的主张公开出来”。（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80年版，第231—233页。）由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就批评“好政府诸君”为“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注：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先驱》第9号，1922年6月20日。）《先驱》编辑部还发文说，“我们要知道好政治与坏政治，不是几个好人或坏人弄成的，乃是一派怎样特殊势力或特殊阶级弄成的”，在北洋派武人势力的基础上建立“好政府”，“未免太空想，太滑稽，而且太不努力了”，“在未实现之前，即已定了死刑”。（注：《先驱》编辑部：《批评“好政府”主义及其主张者》，《先驱》第 9号，1922年6月20日。）

　　甫经成立的共产党对《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质疑并不令人奇怪，这不过是五四后“革命话语”流行的一个表象而已。在军阀蝇营狗苟的政治环境下，不单共产党表达出对“阶级革命”的关切，《努力》的普通读者也希望“好人”诸君能深入民众，甚至不乏革命的呼声。在这一点上，《努力》所主张的确是倾向于对现存社会秩序进行修补式的改造，明显与革命的呼声适成对照。不过，从当时的思想格局看，无论倾向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都还只是刚刚汇聚成政治力量，也许政治主张已渐渐趋远，但未来的政治走向如何，仍有诸多未确定的因素。

　　事实上，中共二大宣言仍表示，“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紧接着胡适所写《国际的中国》也积极呼应，明确表示宣言认同于“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是可喜可贺的事。所不同的是，中共将“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军阀的扰乱”作为中国内忧外患的祸源，胡却要人们相信，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尽可不必做惧怕国际侵略的恶梦。“我们的朋友陈独秀先生们在上海出版的《向导》周报，标出两大目标：一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第一项，我们是自然赞成的。对于第二项，我们觉得这也应该包括在第一项之内。因为我们觉得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注：胡适：《国际的中国》，《努力》第22号，1922年10月1日。）胡适后来曾言，这是他最挨骂的文章，“共产党至今骂我此文，国民党也不会了解此文”（注：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508页。）。

　　论者将《我们的政治主张》视做“是对那些可看作‘自由主义’的观点的第一次系统的概括”，大抵不错。（注：〔美〕格里德著，鲁奇译：《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除阐述“好政府”的政治论纲，《努力》也提出了对斯时现实问题的具体意见。在这些具体的政治主张上，譬如“联省自治”，双方也有所交锋。《向导》创刊号上，陈独秀就撰文表示对胡适等人的联省自治主张，“期期以为不可”，认为要救济中国，“首在铲除这种割据的恶势力”，且须用“革命的手段”，在群雄割据的扰乱中，鼓吹联省自治，只是“徒以资横梗中间的武人用为永远巩固割据之武器，使老百姓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连向中央请愿这条可怜的路都断了”（注：陈独秀：《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向导》第1 期，1922年9月。）。胡适对此有所回应，强调“根据于省自治的联邦制，是今日打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凡反抗这个旗帜的，没有不失败的”（注：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努力》第19号，1922年9月10日。）。随后，蔡和森也加入进来，指出中国乱源，“在封建的旧势力之继续；而不在胡适之先生那种新发明的‘统一’史观”。胡适的主张是肯定“打倒军阀的第一步在联省自治。但我们也可以大胆告诉适之先生：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在民主的革命。”（注：蔡和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

　　不难看出，双方的分歧，其实可归结于：一个目标，两条道路。胡适回应《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就对彼此的分歧做了这样的归纳。他认为其中所阐述的十一项原则，“并无和我们的政治主张绝对不相容的地方”，只是步骤有先后而已。也许他并不清楚为什么共产党把他们看成是“小资产阶级”——“有产阶级至无产阶级之间的一种第×阶段”，但他对宣言中所提出的理想目标并没有太大歧见。只是强调，《努力》所着重的是“现在”最低限度的要求，事事都考虑只从“现在第一步” 着手，所以，“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的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注：胡适：《这一周》，《努力》第10号，1922年7月9日。）说起来，“问题与主义”论争中，李大钊与胡适所论辩的中心，也是如此。

　　从胡适与李大钊、陈独秀的交往中，也可看出双方还保持着密切关系。胡适拟好《我们的政治主张》，首先想到的是与李大钊商议（宣言发表时李也具名于上）。李从事的政治活动，也主动与胡通报。（注：李大钊：《致胡适》（约1922年8月），《李大钊文集》下册，第955页。）1923年9月，李大钊还致信胡适，希望能将蔡和森所著《俄国社会革命史》一书，纳入《世界丛书》出版。（注：李大钊：《致胡适》（1923年9月7日、10月下旬），《李大钊文集》下册，第956、957页。）该年陈独秀给胡适的信，除希望《努力》出版后“每期赐寄一份”，还推荐瞿秋白新著，“国人对于新俄，誉之者以为天堂，毁之者视为地狱，此皆不知社会进化为何物者之观察”，秋白的书必能去掉世人诸多误解，“望早日介绍于商务，并催其早日出版为要”（注：陈独秀：《致胡适》（1923年4月7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94页。事实上，瞿秋白这段时间也曾多次致函胡适，其中还特别提到，他有意促成其任教的上海大学，成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并希望胡适能常加指导。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1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159—162 页。）。事实上这样的“交情”一直得以延续，几年以后，胡适游欧期间还与国共两党著名人士于右任、蔡和森等密切沟通。胡适的一则日记甚为重要，不只是表达对社会主义的认同，还清楚表明短短三天时间修正了他多年来的想法，其中投身政治活动乃至“组党”的想法，是颇不寻常的。当他看到政治革新具有如此效力，也才有“应该出来做政治活动”甚至组织政党的表态。（注：《胡适全集》第30卷，“日记”1926年8月3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 223页。）难怪李大钊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注：胡适：《漫游的感想》，《胡适全集》第3卷，第41页。）

　　略为分析《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重新搭建的发言台，可以清楚把握“双方”在政治上的“歧见”究竟有什么具体的表现。看得出，依托新的发言台的《新青年》同人，都在各自表述改革中国政治的意见。分歧不是没有，主要是在手段与方法上。或许用“一个目标，两条道路”归纳双方的“歧见”，更为确当。这也表明，审视《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的分化，对此应有清楚把握，即《新青年》群体瓦解后，并未即刻形成对立的思想派别；所阐述的政治主张也并非完全不能相容。明乎此，也能更好认识思想界何以有“我们”与“他们”的区分，以及何以会产生“思想界联合战线”之提议。

　　四、“我们”与“他们”：思想界的联合战线

　　约在1921年初，胡适曾写了封措辞严厉的信给陈独秀。这封常被征引的信，确值得重视，内中引人瞩目的即是对“我们”与“他们”的区分，且将彼此的畛域悉数道出。胡适颇有些责怪陈不能区分“我们”与“他们”，足证他牢固树立了这种意识。（注：胡适：《致陈独秀》（时间不详，约在1921年初），《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19—120页。）后来鲁迅、周作人与陈源之间发生笔战，胡适也致函表示这是朋友中最可惜之事，“国内只有这些可以作工的人，大家努力‘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还怕干不了千万分之一的工作，——我们岂可自己相猜疑，相残害，减损我们自己的光和热吗？”意思很明确，“我们”“横竖是水，可以相通”，因此“‘他们’的石子和秽水，尚且开始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小误解，一点子小猜疑呢？”（注：胡适：《致鲁迅、周作人、陈源》（1926年5月24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377—380页。徐志摩也曾致信周作人表示，“关于这场笔战的事情，我今天与平伯、绍原、今甫诸君谈了，我们都认为有从此息争的必要，拟由两面的朋友出来劝和，过去的当是过去的，彼此大家合力来对付我们真正的敌人，省得闹这无谓的口舌，倒叫俗人笑话。”见徐志摩《致周作人》（1926年1月31日），《徐志摩全集》第9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90—91页。）书信往来揭示的生活史与思想史的汇通，涉及思想界的划分，自有其深意在。我们要问，“我们”与“他们”的区分，勾画出思想界怎样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