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中国行解密：调解皖南事变 收集军事情报zt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1900-1982年）在来华之前就已经是一个中将集团军司令员，因为苏芬战争中作战失利，被解除职务。1940年，崔可夫被苏联领导层相中，重新起用，接受命令作为第4任也是最后一任顾问来华。崔可夫在中国逗留了14个月。作为数面人的军事顾问团团长，崔可夫在这一特殊时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在1940年崔可夫来华之前面见斯大林，接受了赴华的特殊使命。

1940年12月，崔可夫带了一份厚礼———150架战斗机、100架轰炸机、300门大炮、500辆吉斯5型卡车以及其他一批相关的装备和备件，到达中国。然而，重庆迎接他的却是皖南事变，毫无疑问，中国爆发内战是苏联和其他的西方大国不愿意看到的。对苏联而言，如果中国发生内战，将破坏苏联利用中国来牵制日本的战略目标。因此苏联与其他的西方国家一起对国民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外交压力。

崔可夫在会见国民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的时候婉转地问道：“是否在和新四军的冲突中使用了我国提供的武器？”这样的提问在当时的条件下，实际上就是威胁：如果中国发生内战，很难保证苏联的援助。接着崔可夫还拜见了包括白崇禧在内的国民党官员，表达了苏联的严重不满和关切。同时苏联方面还同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了接触，劝说与国民党妥协。当然皖南事变比较妥善的处理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以大局为重的忍让，但是苏联的作用也不可完全忽视。在这个过程中，掌握着苏联对华军事援助的崔可夫军事顾问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扮演了其他的外交手段所扮演不了的“和事佬”角色。

促成了《日苏中立条约》的签署

皖南事变带来的冲击刚刚结束不久，1941年4月3日，苏联和日本签署了《日苏中立条约》。条约实际上是日苏双方数年的艰苦的接触和谈判的结果。条约有助于日苏关系稳定，对避免苏联两线作战有一定的影响，另外条约也帮助日本对中国施加了压力，并为其“南进”政策的实施扫清了道路。

在这个条约的签署过程中，不能不提到崔可夫军事顾问团的情报搜集作用，因为崔可夫军事顾问团不仅仅负担着作为军事顾问的任务，还负担着从中国获得最重要的第一手军事情报的任务。通过中国和法国驻华使馆的情报网，崔可夫可以清楚地知道日本在中国南方和印度支那正在广泛地作军事准备，并建立日本海军的前进基地。

1941年年初，一架日本海军的飞机坠毁在广东境内。飞机上有关日本军队在东南亚布防和军事设施修建的重要文件被中国所缴获。为了得到这份文件，崔可夫亲自拜访了蒋介石，并且最终在条约签署几天之前将这份重要的情报摄影复印件用飞机送往苏联。

然而条约的签署却对中国的抗战产生了重大的冲击。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对蒙古和东北的主权。更为重要的是，套用日外相松冈洋佑的话来说：“在冷却中苏关系这一点上，中立条约对我有利。”日军在1941年4月发动了中条山会战，将陇海铁路置于威胁之下。但是重庆国民政府后来发现中条山会战与签约的签订关系不大。苏联方面也努力地将冲击降到最低点，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表示不会影响中苏关系。崔可夫这时候也在中国到处与神经高度紧张的各方接触，为条约一事努力“消毒”。经过了最为紧张的几天之后，到4月22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称“苏联对我的军火接济如故”。

准确判断日本“南进”战略，成功地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然而在这一场风波过了仅仅两个月，苏联的卫国战争就爆发了。中苏日三边关系到了一个最为微妙、最为紧张的时期。苏德开战使中国国民政府感到，苏联有可能加入对日作战，将大大地减轻中国战场上的压力，这正是4年抗战以来所梦寐以求的。同时对德国和日本两线作战，使苏联10年外交斗争中所极力避免的事变成了现实。

发动战争的主动权并不在中国和苏联手里，而是掌握在日本手里。苏联能做到的事情就是，尽量地利用中国战场拖住日本陆军，努力地搞清楚日本的主攻方向，及时合理地调整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部署。苏联在中国战场上实施这一个战略的直接执行者就是崔可夫的顾问团。

日本到底是会“南进”还是“北进”？在苏德开战之后，日本“北进”的调子高了起来。尤其是刚刚签订了中立条约的外相松冈积极鼓吹“北进”，不过由于各方从现实角度出发的反对，7月2日日本决定同时进行“南进”和“北进”的准备。日军在南方进驻印度支那，在北方进行代号“关东军特别军事演习”的大规模军事调动。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关东军兵力增加到70万人（到1942年甚至达到110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最高当局要求崔可夫顾问团提出报告，判断日本的动向。在这个问题上顾问团的成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些人指出日本的主攻方向是“北进”，而崔可夫和其他的一些人却在研究了中国和远东的局势并依据占有的第一手情报分析得出“南进”结论。

在当时正确地得到日本主攻方向改变情报的不仅仅是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在日本的著名间谍佐尔格等人也得到了准确的情报，佐证了崔可夫所作结论。然而佐尔格的情报是从日本的高层直接得到的，而崔可夫的判断是由中国战场日军的动态和战局的发展方向、结合各种点滴的信息分析综合得出的。

1941年12月，正在成都休养的崔可夫通过报纸看到了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消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终于摆脱了长期的单独对日作战，苏联也基本摆脱了日本侵略的威胁，避免了两线作战。用崔可夫的话来说是“已经成功地完成了预定的任务”。1942年2月，早已经急于回国参战的崔可夫收到了返国的通知，结束了自己10多个月的在华使命。

（《环球军事》吕严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