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 / 清秋子

　　有一个古词儿，是形容乱套了的，叫做“鱼烂”。挺形象，我一下就记住了。那年北京一闹，全国就稳不住了。对那一年的8月，文革时御用的 “伪史”称为“红八月”，不过也真是够火的。如果说在此之前，人们还只是在本单位闹腾，社会秩序、世道人心还在依惯性维持着一个治世的样子，“8、18” 以后，那是真正的开始“鱼烂”了。在某些角落，甚至一直烂到现在。
　　8月20日，也就是林彪的湖北腔绕梁未止的第三天，北京各中学的红卫兵杀向社会了。继而，在我们长春，也遍地冒出了穿黄军装的“革命小将”。那天，我坐公车去五商店瞎逛，半路上上来两个小牛魔王，女的，扎刷子辩儿，不知是哪个学校的。我那时判断力极强，一看岁数、气质，就知道是初二的。两丫头手拿《毛主席语录》，一本正经，上了车，就堵在车门，不买票。售票员哪里敢问。一会儿，一个翻开语录，高声朗读：“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念了两条，两人忽然又齐唱《造反歌》，节奏铿然。词曰：
　　
　　老子革命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的，
　　你就站过来，
　　要是不革命——
　　（白）你就滚????蛋！
　　
　　这歌里的“老子”，是指爸爸。红卫兵的“思想”，在这两句词儿里，可见一斑。车内多是成人，那时市民心理还处“惯性”状态，对这种小玩儿闹还不大适应，就装作看不见听不着。当俩虎妞声嘶力竭喊出“就滚????蛋”时，终于有一位大学生模样的男子忍不住，嗤了一声：“这什么玩意儿！”声音很大，全车都听得见，人们会意，但没有敢搭腔的。俩小丫气势虽凶，但显然是初上阵，不敢造次，也就装听不见。那时大学成立红卫兵要比中学迟一些，大学生们对待革命的态度，也要比小孩严肃得多。车到站，俩小妞连呼两声“造反有理，造反有理”，便下车了，扬长而去。
　　这是小意思，又过了两天，市面上就沸反盈天了。各路红卫兵四处“破四旧”，街上黄流乱注，红旗招展，一副要“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架势。张承志也说过，他忘不了红卫兵“为底层人民的申张”。不过，果真如此，倒也好了，哪怕你爬上土豪劣绅小姐的牙床去蹦一蹦，大家也没意见。
　　他们这帮小牛魔王在干些什么呢？——捣毁名胜古迹、禁止奇装异服、烧古旧书籍及字画、改街名店铺名、抄家、殴打“黑五类”分子、揪斗“黑帮分子”。如今凡你在名胜区看见缺鼻子烂眼睛的石佛石像，八成都是那时候搞的。
　　革命前，一到上班，街上人很少。一进8月，闲杂人多了，乱哄哄的。大街上，传单满天飞，闲人就乱抢。这么看上去，是很美，有点儿像革命，像“五四”或 “12、9”，打倒孔家店或救亡。但看看传单内容，现在的人恐怕就要晕了——整个一义和团大师兄的逻辑和语言。略举一二，供观赏：
　　其一，“强烈要求交通部门把红绿灯颠倒过来。红色是革命的颜色，怎么能表示‘禁止通行’？”
　　其二，“现行的《毛泽东选集》是用白纸黑字印的，白色和黑色都是象征反革命的颜色，因此我们强烈要求今后《毛选》用红纸金字印刷。”
　　其三，“广大的革命群众注意，长春市新生塑料厂生产的凉鞋，底部的花纹是一个‘毛’字，穿上这种鞋，就是把‘毛’字踩在脚底下，我们强烈要求公安机关抓获设计这种鞋的丧心病狂的反革命分子！”
　　其四，“请大家注意，某月某日《吉林日报》第某版的主席像，在阳光下透过去看，背面是一行大标题，毛主席身上，恰好是‘毒蛇’两个字。强烈要求专政部门揪出隐蔽在报社的反革命分子！”
　　其五，“副食品店卖点心蛋糕，是提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勒令从即日起只能卖符合工农大众的食品窝窝头！”
　　等等，等等，左不过是这类货色，也不知道在申张什么正义，倒像是刚从北京安定医院跑出来的。
　　就算是大师兄，也罢。人家大师兄是灭洋，精神可嘉，而红卫兵却是专灭自己人，欺辱弱势群体，形同恶奴。
　　那时候，被红卫兵砸了个落花流水的，有两类人，一是“黑五类”，一是“黑帮分子”。黑五类就是地富反坏右，黑帮就是在单位里被打倒的老教师、人文知识分子、艺术家。黑五类其实原本就很惨，是社会边缘人物，苟且地活着，低人一等，连子女都上不了大学。人文知识分子之流，工资虽然高，但也是边缘化人物，总是夹着尾巴做人。两者都是靠劳动吃饭的，根本谈不上是欺压劳动人民的恶人。正因为是弱小者，所以成了红卫兵痛打的“落水狗”。原本在60年代初，这种歧视和不平等，就已经很厉害，红卫兵更是变本加厉，往死里糟践他们。
　　那时候的闹市区，是节场，是马戏大棚，是疯人院，见着什么都用不着奇怪。革命群众发明了一种宣传车，汽车上装着高音喇叭，走到哪儿喊到哪儿。人们都机灵了，一听宣传车哇哇叫，就知道准有热闹，又是拿黑帮游街了。这后遗症我到现在还有，在街上只要一听到银行揽储或酒厂促销的宣传车叫唤，就回头想看有什么热闹。
　　有一天在斯大林大街上，锣鼓喧天。我看见，远远就过来了一伙黑帮，穿着古装戏服，敲着锣，喊着自辱口号，摇摇摆摆地游街，官帽子上的两个帽翅，还颤颤地晃动。后面是革命群众压阵。看热闹的人见得多了，只是冷冷地看，也不喝彩。敲锣的黑帮只是目不斜视地敲，也没有羞愧的神态。
　　那是一日三惊的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红卫兵就又弄出什么花样来。“破四旧”，把常态的社会砸烂了，人们开始热衷于观赏别人的尊严如何被践踏。
　　那时候，其实也是有法律的，有警察。虽然那时的警察，现在看来比较窝囊，不敢跟老百姓吹胡子瞪眼，但乱打人，乱抄家，他们总可以管管吧？不行，中央文革有令，公安部发了文，不许警察干涉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北京女八中小牛魔王殴打老舍先生那天，老舍的同事见再搞下去先生恐怕要玩儿完，就把老舍“掩护”到了派出所。但小牛魔王们又撵到派出所，继续打，直打到半夜。警察能说啥？
　　鱼呀，就这么开始烂了。张承志笔下“理想主义”的红卫兵，“动机纯洁”的小牛魔王们，他们在北京，一个多月里，就革掉了1772人的老命，比我们学校当时的总人数还多。在北京大兴县，竟有22户被灭门，死的最小的一个，出生才28天！小子们固然可以“理想主义”，但是天理何在呀！当然了，张先生尽管可以继续“礼赞”他的红卫兵，我在这儿，只是说说而已。
　　我们东北那个地方，民风虽然骠悍一点儿，但在那个年代，还存留着文革前的一点儿理性。同样是红卫兵，长春的小子们不过就是狂一点儿。我那时，没听说有打死人的。

第七章 文 / 清秋子

　　在家里混了半个月，忍不住，又去了学校。学校里，走廊的大字报已经是满坑满谷。最醒目的一张，题目叫做《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落款是“省实验八一红旗战斗队”。这个标题，就是当年最著名的“血统论对联”，是红卫兵的基本理念。至于内容，无非是些狂妄之论，但以当年我们这些卑微者看来，真像句句都在扇我们嘴巴子，一掌一个血印。
　　正彷徨间，我忽然遇到班里的一位宫姓同学，他父亲是某军医大的教授，想必他本人也算“革军子弟”。如今也是个红卫兵了，戴个红袖标。感觉上有点儿新鲜的，是红袖标上面印的是黑字。老宫对我很热情，把我拉到风雨操场坐下，促膝谈心。他说：“参加组织吧，别在家瞎混了。这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错过了可惜。”我无比羡慕地看着他的红袖标，迟疑道：“可……我不是‘红五类’ 出身。”所谓“红五类”，是与“黑五类”相对应的身份，即：工、农、革干、革军、烈士，这五种。只有老爹是“红五类”，才可入红卫兵。老宫这时笑了，说： “你老爸是地主？是资本家？”我连忙摇头。他又说：“这不结了！你虽然不能加入红卫兵，但可以加入革命群众组织啊。我们是新成立的‘革命造反大军’，是最有前途的组织，凡不是‘黑五类’出身的同学，我们都欢迎。你完全可以加入，怎么样？”
　　他见我懵懂，就给我上了一堂形势课。原来，我校已经有了三个学生组织。第一个，叫“毛泽东思想前卫队”，由原来“校卫队”的那一伙发展而来，哺乳之恩难忘，所以是“保皇派”，一点儿都不前卫，认为校党总支没什么大错误。他们态度保守，又拉了不少出身可疑的同学加入，所以人虽多，但名声臭。我班几乎所有的原班干部，都加入了这个“前卫队”。第二个，就是前面提到的“八一红旗战斗队”，这是个纯红卫兵组织，非“红五类”不要，以“革军”子弟为主体，人虽少，但比较跋扈，态度也很保守。第三个，就是“造反大军”，这是一股新兴势力，精英分子多，政策性强，态度坚决，以打倒王书记、搞垮前两个组织为己任。
　　我被说活了心。“破四旧”以来，虽然看热闹看得开心，但经常有被时代抛弃的失落感，毕竟是郁闷。风声最紧的那几天，家里也很紧张。父母在那一年不过39岁，但他们已有的一生，无疑是一部“四旧史”。家里老照片多、旧书多、书信多，如果被抄家，也许就是惹麻烦的祸端。他们倒不是很怕，反正大学毕业以后就在解放区的天下，没做任何亏心事。姥姥可吓坏了，一听敲锣打鼓就心惊，于是偷偷“坚壁清野”。白天父母上班，姥姥就把她认为不安全的东西撕碎了，扔进茅坑用水冲走，在厨房用火烧掉，趁人不注意扔到垃圾站去……老人默默无语，忙得很辛苦，犹如被捕前的地下工作者。东西也不敢卖给收破烂的，怕被追查出来。那一时期，宿舍区经常飘出烧纸味儿，看来干地下工作的还不少。幸亏老百姓还算淳厚，居委会和邻里并没有去揭发的。大难当头，谁都不易，落井下石的事情那时还不多。
　　姥姥是家庭妇女，劳动了一辈子，然而早年是小康出身，也不知哪个年代存了一条细细的金项链，即使放在今天也值不了多少钱，她偷偷交给我，让我扔到南湖里。我慨然应命，像个敌后小八路，遛跶到湖边，见左右无人，赶紧扔了。
　　我最心疼的，是爸爸小时候的儿童读物，图文并茂，纸很厚，图画都是彩色线描的，典雅细腻。我记得有讲救火队的、有讲养蚕人的、有讲运动会的，五花八门。这些书是一套丛书，总名大概叫做《中华民国少年文库》，这名儿就犯忌，不烧怎么行？
　　革命来了，我的家人却惶惶如丧家之犬，这感觉很不好，与我年年清明在烈士墓前的宣誓不大符合。现在，老宫拉了我一把，终于有了一个重新踏入主流的机会，于是我略加考虑，就同意了。
　　老宫大喜，马上拉我去办手续。很简单，初三的一个小子随便问了问，主要是问出身。我说是职员。他说：“你爷爷解放前呢？”我说：“解放前就是。”他说： “哦，是伪职员。灰色的，没干好事，也没干什么坏事。”老宫连忙说项，那小子说：“行！欢迎参加‘造大’，好好干革命。”
　　过了两天，老宫给了我一个袖标，黑字印着“革命造反大军”。这是群众组织袖标，一般根本没人戴。红卫兵到现在已经泛化了，一个组织里面，即有红五类，也有非红五类，咸与维新。不同的是，红五类都戴“红卫兵”袖标，非红五类什么也不戴，军装与仿军装也不能穿，只穿蓝学生服。
　　老宫告诉我：“北京最先起事的红卫兵，是用墨在袖标上印了‘红卫兵’仨字儿，是在毛主席的几个题词中扒下来的字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黑字兵’。主席在天安门检阅，戴的都是黑字袖标。这袖标，表示血统最纯，资格最老，一般组织不让用。咱们造反大军有几个人跟他们北京黑字兵是哥们儿，因此获准用黑字。你看看，多精神。他们那些黄字的、白字的，多土！”
　　我仔细看看他的红袖标，果然有贵族气，就越发珍视这份儿荣誉，尽管我没有。当下的年轻朋友们大概要问了：这红袖标是个啥东东？如今的街上，还能看到一些残迹，就是——交通协管冷不防罚你款的——那些主儿，胳膊上戴的红胳膊箍儿。

第八章 文 / 清秋子

　　“破四旧”那时已经过了全盛期，但学校红卫兵仍然经常出去抄家。我们这个造反大军，果然是“王者之师”，气象不一样。一天我到学校，正逢我们的总头儿要带一队红卫兵去抄家，在做战前训话。总头儿当时的职务叫“勤务员”，我们的总部也不叫总部，叫“总勤务部”，意思跟现在的“公仆”差不多。我们的一把手姓姜，是个转业兵，保送来上高中的。他年纪大，人很沉稳，在队列前拿出《语录》来，带大家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特别讲了“缴获要归公”和“不许打人骂人”，出外抄家要特别注意形象。这一点，使我大感惊奇。老宫说，咱们造大在外面不乱来，跟老姜的个人品格很有关。
　　然后，一伙人上了卡车，疾驶而去。那时抄家，是到居委会、派出所去找线索，也有居委会主动要求学校去人的。至于双方如何联系，完全是偶然因素。我并非红五类出身，所以没资格参与抄家，那时还体会不到抄家是个什么滋味儿。
　　我加入组织后，才知道：老宫那么热心，其实是在拉人。我班像点儿样的人，都参加了那两个组织，再去掉“黑五类”子弟不敢到学校来，剩下的，就寥寥无几了。老宫在造反大军里，是个光杆司令，他琢磨着也拉起个小队伍来，过过领袖瘾。一共拉到了四个，张同学、涂同学、薛同学和我。他说：“咱们成立个‘红色铁血队’吧。”那时，大的组织里，有无数的小战斗队，最少的一人，多的二三十人也有。名字花花哨哨，多半用主席诗词里的词儿做名称，说成立就成立了，也不用报总部批。早年“抗联”有个“少年铁血队”，是打日本的，我们“僭用”过来，堂而皇之。
　　学校的教室，都让人占了，我们没有场所。老宫在校办厂找了个小破屋，敝帚自珍，摆了几把桌椅。他看看屋子有点脏，就把语文老师佟某某叫了来。佟早已是黑帮，大背头剪掉了，剃了个平头，穿一身黑衣服，戴个白名签，天天在“黑帮队”里待命。老宫对他喝道：“对问题有新的认识吗？”佟老师低下原本高傲的头颅，鸡啄米似地点头：“有，有！我有罪。”老宫问： “你是不是反对毛主席？”佟老师说：“不反……啊，反，反，我有罪。”老宫指指脸盆和抹布：“现在，你把这屋子好好收拾一遍！”佟老师一怔，如蒙大赦，连忙动手。老宫说：“别偷懒！”佟老师说：“一定让革命小将满意。”
　　我们走出屋子，让他自己忙。一会儿，收拾干净了。佟老师出来打了个立正：“报告！收拾完了。”老宫进去看看，出来说：“行了，滚回去吧，”佟老师低头便走。老宫大喝：“站住！”佟老师一机灵，连忙停下：“报、报告，还有事么？”老宫命令：“我让你一边走，一边唱《黑帮歌》。”佟老师又啄了几下米，说：“是，是。”然后迈着齐步走的步伐，找了找音调：“我，我……（唱）我是一个黑帮，我是一个黑帮，我有罪，我该死……”他黑色的身影渐行渐远，歌声也微弱了。老宫做个鬼脸，一笑，喊道：“大声！”于是佟老师的歌声，在操场那边，又猛地响亮起来。
　　“铁血队”成立了，油印了几百份成立宣言，上街去撒了。那年头，只要有传单，就有人抢。接下来再干什么，是个问题。像高年级同学那样学社论、研究王书记的罪行，我们没有兴趣。老宫提议：“我们来审问老王吧。”他去黑帮队唤了王书记来。王书记跟佟老师的打扮一样，但是不像佟老师那么卑微，进了我们屋子后，眼光里有点儿警觉。我们开始审问，提了些问题，比如，是否在文革前“十七年”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否跟毛主席教育思想唱反调，用过哪些手法毒害学生，等等。老王是久经考验的，他应对审问的办法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什么罪他都认，然而一谈到具体问题，就抵赖，最后等于他一点儿没做错什么。我们于是很气愤，一边拍桌子，一边喝斥他。
　　我们这几个小毛孩子，看来拿不下这个狡猾的修正主义份子，喝斥也没用，老宫忽然一笑，吩咐我们：“去拿个拖把来，给他加加压！”他让老王坐下，把拖把杆儿横在老王大腿上，让我们在拖把杆儿两头一边坐一个人。“不说？”他下令，“往下坐！”我们就使劲往下坐。可是老王也很狡猾，没等我们使劲儿，他就杀猪一样叫起来。“至于吗？使劲儿！”老宫继续下令。涂同学心比较软，赶紧阻拦：“这是干嘛？这样不好。”老宫说：“造反嘛，怕什么？”涂同学说：“这太不人道了。造反是造反，这样干，怎么行？”老宫说：“你别管，对付顽固分子，就得这样。”于是我们又压，老王又杀猪，如是几回。声音一叫得太大了，我们就赶紧松开，怕门外有同学听见，进来指责我们胡闹。涂同学仍然固执，说：“这真的不行，算了吧。”老宫说：“好，算了，饶他一回。”让老王起来，吩咐他写十页检查材料送来。
　　王书记态度，比刚才恭敬多了，顺从地走了。
　　他一走，老宫就说：“这个王锐符！”说着，学了几声杀猪叫。我们一阵大笑。
　　闲暇时间还是多，老宫就把校工老杨找了来。老杨当过几天国民党兵，是黑五类，属于管制对象。他手巧，什么都会做。老宫先是假装要打他，一扬手，吓的老杨 “妈呀妈呀”直往地上缩——他是给打怕了。在学校，只要是个人，就可以随时踹他几脚。老宫说：“起来，起来，不打你，你给我做个东西。”他拿出一本少年航海模型书籍，翻到一页，指着一个图说：“这能做吗？”老杨看看，说：“能。”两人就研究了半天用什么木料、刷什么漆的问题。
　　没两天工夫，航模真的就做好了，刷的是铁灰色的漆，甲板上还有炮，很漂亮。我们高高兴兴拿到南湖里去放。小船炮口高扬，破浪前进，真是很威武，能保卫祖国的样子。
　　后来这个老实善良的老杨，因为天天被红卫兵捉弄、踢打，给吓疯了。他做的船，就一直摆在我们战斗队里。

第九章 文 / 清秋子

　　老宫一直在致力于拉人，9月下旬，他又把我们班原先的劳动委员刘同学拉进了造大。刘同学的老爸是工厂的一个科长，爷爷也没有问题，所以一进来就是红卫兵。原来在班上，他不过是个忙忙碌碌的角色，没什么尊严。文革一起，再见面时，竟然有了架子，很牛，也忽然多了不少心机。
　　“铁血队”继续凑热闹。涂同学的毛笔字好，我们就琢磨着写大字报，但苦于文采太少，写不了连篇累牍的轰动文章，就写大标语，到处乱贴，什么“炮轰”、 “打倒”之类的。那时的大字报已经冲出室内，街上只要有一面墙，就可以贴。也没有什么“城管”机构，决不会遭遇干涉。一般大字报都写着“请保留多少天”，意思是“请勿覆盖”。等风吹日晒，几层大字报结成了硬壳，就有那捡破烂的，把它们撕下去，卖钱。这一新冒出来的生财之道，当时接济了不少弱势群体。
　　学校虽然陷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了头头，但行政机器还在奇迹般地运转。几位年轻而有没有修正主义问题的教师，组织了“维持会”，大概叫“校文革”，协调原行政班子和几大派组织，保持了学校的财务、供应水电暖气、食堂伙食、楼道卫生、校办工厂的正常运行。一大批教工就这么，拿着国家工资，陪着我们玩儿闹。各科的老师，能依附学生组织的，就混了进来；有一点问题的，则完全不来校了，白拿工资度日。
　　我们如果想写大字报，就到总务处去领纸，一次限制给多少卷。都是上好的白纸，外带墨汁和面粉。面粉是用来自己熬浆糊的。大字报一写就是十几张、几十张，用小瓶浆糊根本不够用。笑熬浆糊，也不难，在小桶里装上面粉，用热水一冲，搅得稀稀的，用扫把蘸着往墙上抹几下，一贴纸，就粘得死死的，撕都撕不下。
　　9月下旬，“破四旧”把黑五类搞得已接近“三光”，没什么搞头了，于是又兴起新花样。革命群众那时候聪明透顶，一天都不能消停。这一次，叫做“革命大串联”。就是学生不再局限于学校了，到外地城市去开眼界，走四方，犹如现在流行的“驴友”。其间，截止到11月初，在北京共检阅了十一次红卫兵，更促成了学生全国性的大串门。
　　一开始，是只有戴红袖标的才能走，而且进京也是由尚未瘫痪的省委组织的。“十一”过后，我们造大，有幸去了一批红卫兵见毛主席。铁血队里，只有老宫和刘同学是红色血液，因此他俩也去了。回来后，高年级的代表兴奋异常，给我们传达精神。他们说，这次组织的检阅，意义非同寻常，参加者都是全国的“造反派”，态度最坚决。中央首长对我们很垂青，安排我们住在左家庄，检阅后又在体育馆开大会，劝勉有加。那时以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三司）为首，全国各地都有造反派，今后我们再不是孤军作战。
　　我们的对立面，叫“保皇派”，大多都想保住本单位的头头。基本成员，是原来的班干部、团干部，好学生，既得利益者，对造反天生恐惧。他们目前势力虽大，但臃肿僵化，早晚要垮。周总理给他们面子，建议不要叫“保皇派”，说现在哪有什么“皇”，还是叫“保守派” 好，尊重一点。但总理的话，不灵。
　　在长春，也是两派。全市性的红卫兵总部有两个，“一总部”，是保皇派，驻在人民广场附近的寺院里，俗称“大庙”总部。我们属于“二总部”，总部在市体育馆办公。二总部人少，受压制，省委也不大待见，但我们气势大，舆论上很有一套，印发的各种材料很受欢迎。
　　到11月初，老宫决定，带我们出去串联串联。那时候，全社会为接待外地学生忙的焦头烂额，居委会、小学校都在忙着腾房子、蒸馒头。串联学生坐火车不花钱，到哪里都白吃白住。有那傻不几的南方学生不知北方之冷，穿两件单衣就出来逛，天一凉，政府还要组织棉大衣，借给他们穿。
　　我们天天看报，知道全国已经开了锅，铁道部连火车都派不过来，心里早痒痒的。回家跟爹妈一说，爹妈也没叮嘱什么。我们虽小，但当时是社会的最精英阶层，报纸上天天发表《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这样的文章，没人敢欺负我们。远走千里，也没问题。于是，我们几个几乎一文不携，就上了路。

第十章 文 / 清秋子

　　出发时，涂同学和张同学没有去，我们一行只有四人。到火车站一问，才知道，到北京的票全吉林省都拿不到。千条江河归大海，青年学生都疯了似地往北京跑。老宫当机立断，决定先去吉林市，再从那里转乘去沈阳的车，一点点靠近北京。
　　去吉林市，乘客不多，我们“买”的是“革命师生大串联乘车证”，纸的，有现在的身份证那么大。跟普通旅客混在一起，自己找硬座。到了吉林站已经是下午，一问，果然有从牡丹江到沈阳的火车，连忙拿了第二天的票。而后，大家也没心思逛吉林。初冬的这个化工城，感觉比长春凄凉、破旧。刘同学有个亲戚在吉林，他带我们去了那家。那亲戚是个中年工人，热心而敦厚，见我们几个小孩出门，很关心，感叹如今小孩也能独自跑这么远。他叫媳妇儿做了热饭，请我们饱吃一顿。又让我们晚上就住他家，他媳妇儿、孩子另找地方借宿。工人的家，也是大炕，烧煤，很暖和。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工人就把我们叫起来，送我们上车站。初冬的早上，寒冷彻骨，公车在空旷的马路上跑，城市的路灯寂寞地亮着，远方炼油厂有点点灯火，很奇异。到了车站，等到检票，工人还是不放心，千叮咛万嘱咐。见我们穿得不够多，又面露忧色。我们安慰他说：“不要紧，这次是往南走，越走越暖和。”
　　牡丹江来的车，人也不算多，舒舒服服就到了沈阳。在沈阳，又没票，千军万马堵在这儿，免费乘车就是不花钱的消费，人类史上几千年都不曾有了，学生们怎能不疯狂？没办法。老宫是老油条，说：“沈阳没什么意思，咱们先去大连，躲过高峰再说。”于是又南下大连。
　　在大连，玩得不错，很多地方酷似长春，路宽而且干净。一下车，就看到有接待站，给分外来学生分配住处。住的地方叫什么，记不大清了，在城南，边缘地区的一个小学。几个人住下，去大连海运学院看了大字报，又到老虎滩看了看，见到了海，还拾了小贝壳。那时好像大连还叫旅大市。老宫有点知识储备，说：“旅，就是旅顺口。日俄大战的地方。”
　　吃的果然免费，十人一桌，凑齐了就开饭。比现在旅游团定的伙食点做得实惠。住的就是教室，课桌全搬走，打地铺。一屋子人，袜子臭烘烘。常跟我们一桌吃饭的，有个中原不知道哪个省的学生，说话极不标准，人还有点儿二百五。刘同学实在忍不住，就学他讲话。两人斗嘴，刘同学摹仿他，惟妙惟肖。气的那家伙红头涨脸，险些打起来，负责接待的老师连忙劝阻。
　　刘同学表情极蔑视，愤愤道：“妈的，山东棒子，开不起玩笑就别开。”
　　从大连到北京有车，我们玩了两天就继续出发了。车是学生专列，有如眼下的民工专列，是瞅空子发的计划外车次。走走停停，见车就让，应属于特慢车。车上人山人海，转身都难。上车是在晚上，挤得像上下班高峰期的北京公交。一个高二模样的女生挤在我前面，臀部无比浑圆，压迫着我，躲也躲不开。我那时情窦未开，虽然文革前正常上课的时候，也心仪过班上一二女生，但没生理要求，也不知道该怎么要求。像这样与异性亲密接触，还是第一回。那女生，在我当时看来就是丰满妇人了，紧贴了一个多小时，我理智与欲望经过反复斗争，最后，终于轻轻摸了一下那浑圆的部分。冬天穿得多，女生毫无察觉。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流氓活动吧，所以记忆深刻。
　　过了两个多小时，稍微松动了一点。我们身边，是几个南方学生，哇里哇啦说着听不懂的语言。他们还背着碗，装在碗袋里，袋子上面印着学校名，模糊得看不清是什么。老宫问我：“他们是哪里人？”我说：“八成是越南的吧？”老宫后来跟他们搭上了话，居然也可以说兑水普通话，原来是广西的学生。
　　路途长，上厕所的生理要求还是有的。不断有人喊着“借光借光”，踩着椅子背和人的肩头来来往往，被踩的人也不以为杵，反而伸手扶住。情景有点儿像“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时间渐晚，有人挺不住，开始找地方睡觉。非常状态下，人的适应力简直非凡，不少人就睡在座椅的靠背上面，那么一线窄窄的地方，居然可以不掉下来。还有钻到椅子底下的、爬到行李架上的。有乘务员发现架上有人，且架子吱吱作响，赶忙往下撵，并义正词严地训斥：“这架子怎么能睡人，塌了怎么办？你还毛主席的红卫兵呢！”众人也附和，那人只好羞愧地下来。
　　椅子底下，算是上等铺位了。我们抢到一个，两人一组，换班睡。铺上报纸，管他春夏与秋冬，这一宿，也就熬过去了。
　　第二天白天，车在山海关附近拉起了老牛破车，速度慢得跟人走差不多。一路上不断地停小站，有人上，有人下。我们抢到了一个座位，大家轮流坐。差不多三十个小时过去了，车上空气污浊，大家已极其疲惫。薛同学开始晕车，座位就理所当然他坐，其他人牺牲一下。刘同学照顾他，我和老宫挤到车厢接头处呆着，空气清新一些。老宫就说：“早不晕车，晚不晕车，偏偏这个时候晕车。”我听了，大惊：“难道……你说他晕车是假的？”老宫嘿嘿了两下。我说：“不能，决不可能，他不是那样的人。”老宫就说：“你不信，就算了。人心隔肚皮。”我不说话了，心里有东西被猛地轰毁，薛同学是少有的老实人，我不怀疑，而且我不相信有那么卑劣的人，反而是老宫居然产生这样的怀疑，才使我感到人心的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