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文 / 清秋子

　　那个一点儿也不觉得寒冷的冬季，在我的内心永远留存。我们是野百合，无人照料了，可是青春仍在蓬蓬勃勃地生长。那时我们最爱朗诵的一句诗词，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不过那只是少年矫情。到如今，倒是可以这么说了，但是我从那稠稠的记忆中打捞出来的，究竟是些什么呢？
　　革命的年代里，表面上看，几乎没有男女私情，可是朦胧爱意却在我心中萌生。我喜欢高三的那位傅同学，她亲切、热情、开朗。那时女生的打扮，只在颈部以上与男子不同，衣服无论是黄是蓝，都是制服。冬天时，女孩子愿意围各色的毛围巾，北方话也叫“围脖儿”，显示出女性的妩媚来。毛绒绒的，衬着脸蛋儿。傅同学围的是一条火红的围巾，她每次从寒冷的室外走进教室，都使我心里一跳。傅同学也很喜欢我，不过我知道，那不过是一个大女孩喜欢小弟弟的意思，但这已足够。她愿意支使我去干事，总是笑眯眯地喊：“小家伙，去跑一趟！”我“嗳”一声，乐不得地从命。我渴望每天都听到“小家伙”三个字，为此，有时就故意坐在她的视线以内。
　　那时二总部有个资料发放点，设在吉林艺术学院，离我们学校有三站地的样子。我们“红旗”战斗队负责收集资料的，就是傅同学，每隔两三天，就要去一趟。即使大雪纷飞也照去，大家都劝她不必，她不在乎，说：“早一天拿到，就早一天了解外面的形势。”
　　傅同学是圆脸，颧骨处微微发红，人丰满，我那时小，还想不到什么别的。晚上我要是回家住，就常在洗脚时发呆，想起那张可爱的脸来。
　　高三的同学对我们都很好。我们刚并过去的时候，几乎每个人看到，都惊讶连声：“哎，你们怎么这么小？”
　　有一位高三的张姓同学，出身工农，极憨厚。他擅刻蜡版，每天夜里都要刻到很晚，具有焦裕禄的精神。他对我很照顾，吃饭时常为我垫饭票。我是走读生，不能买饭票，因那时是计划经济，只有粮食关系转到学校的，总务科才卖给饭票，就算是革命起来，这规矩也没打破，因为谁也变不出粮食来。但高年级同学总有办法，计划经济也不可能那么精确，有时可以“吃空额”什么的，帮助我弄点饭票出来。
　　我晚上在战斗队呆晚了，在教室里住，拼两张课桌当床。老张就替我去借棉被、褥子，还把他的棉大衣给我盖，并且感叹：“哎呀，你们这些小孩儿。”好象我吃了多大苦的样子。
　　还有一位，姓什么我忘了，喜欢穿中式棉衣，也就是今之唐装。模样有点儿像电影《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有点儿酸酸的文才，看着像三家村学究，实际老于世故。他毛笔字写得好，经常受命书写大字报，写完，要欣赏自己的字迹良久。
　　他和老张，都是搭铺在教室睡，铺位就安放在教室的角落里，用两张书桌叠起来略挡一挡。这个“老余”，生活上略邋塌，有时臭袜子就甩在床上。一天，他悟到不大对：“哎呀，这女生天天来，进来看到不好啊！”于是用白纸写了个字条，上书“男生寝室，女生勿入”，贴在了他床头的书桌上。
　　教室就是战斗队的办公室，女生们每天都要来工作和聊天。这日，傅同学又跑来聊天。老余不在，傅和老张他们几个聊形势，兴致勃勃的，脸都有点儿红了。我在一旁听着，心里越发的生出喜爱来。忽然，傅同学一掉头，看见了纸条，愣了一愣，脸上的兴奋还来不及消失。几秒钟后，才勃然大怒：“这谁干的？是老余吧？流氓，这个流氓！”她涨红了脸，一把撕下纸条，扯得粉碎。
　　大家散去后很久，老余从外面回来，看见纸条没了，有些惊讶：“嗯，怎么没啦？”老张笑了，说：“小傅给扯了。”老余抹了抹冻出的鼻涕，嘿嘿了两声：“她扯的呀？扯就扯吧。我也没什么别的意思啊。”
　　那是些很奇异的岁月，我们也是一些很奇异的学生。在那幢外观略带苏联风格的教学楼里，我们把1966给送走了。下一年，会怎么样？我们的革命，什么时候成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本家、妓女、赌徒、伪警察、黄世仁，在我们尚未出生时，就在我们的国家里消灭了，在今后的新纪元里，还将消灭所有隐蔽的资产阶级。那样完全崭新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呢？站在冬天光秃秃的操场上，我有时会这样冥想。
　　而且我看见，1967年1月初早上的太阳，在薄雾里，无比的红，无比的红。

第十七章 文 / 清秋子

　　1967是1966的延续，中间是断不开的。有了1967，前面的一切，都好像只是个序曲。现在，城市每天一早，就像一口沸腾的锅。一多半的人，在这一天里的任务，就是蠢动。这局面，终于使某些人如愿以偿了。这样的城市，上下五千年，都不会再有了。革命中的城市，那是连续演奏的激情交响曲呀。
　　那时候，每个单位、每个学校，几乎都有高音大喇叭，有自己的广播站，声音能覆盖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从早上六点钟起，远远近近的播报声就响了起来，有的因为有高楼反射，还带有很特别的回音。那时的广播员，虽然也没吃什么好东西，底气却足得不得了，声音之高亢，现代人无法想象。早六点，一个响遏行云的男声或女声，就会准时在一段音乐之后，提醒整个世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还教导我们……”，然后， “我们是——吉林省长春市某某单位革命造反大军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现在开始播音。革命的同志们，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首先播送我造反大军对时局的严正声明……”诸如此类，可以想象。
　　一个城市，几千个广播站错落分布，其嘈杂的混响，常常使我想起，大概这就是时代的脚步声吧。它使人永远热血沸腾。当这种声音后来终于基本消失了之后，我真的还不习惯。我觉得，一个城市怎么可以这么安静。在这种安静当中生活，哪里还会有什么激情？
　　听觉上的效果是这样热烈，视觉上，在那个年代也是万花齐放。不说大字报，只说斯大林大街地面上刷写的标语，从来就没断过。旧的刚刚模糊一点儿，新的又刷上了。这种地面标语，不用纸，是用墨汁或白灰水直接在地上写的。每隔几米，就是一条横贯马路的标语，一句口号，后面是几个大大的惊叹号，落款是造反组织名称。
　　我们战斗队的涂同学，美术字写得好，我们有一次冒着寒冷晚上出去，从斯大林大街南端我校门口，一直写到北端的火车站。十里长街，我们整整写了一夜，走了一夜，不觉东方之既白，也不觉得累。那是一个汉字最为张扬的时代，它从来没有被人这么酣畅淋漓地书写过。
　　那也是个文艺复兴时代，老百姓从来没看见过如此之多的街头宣传画。真正的画家，大部分都扫厕所去了，业余画家成批地冒出来。为了复制的方便，那时的群众组织宣传画，多为版画。画面上，主角是工农兵，有很粗的胳膊与拳头，拿着长矛一样的巨大蘸水钢笔或大扫帚，怒指老鼠一样委琐的反党分子。或者是，高举着光芒四射的《毛选》。这类画，以粗大的线条勾线，套红色，气势夺人。在今天的商业广告上，还有人拿这类画做噱头。工农兵，个个如梁山好汉。工人一般都是浓眉大演，鼻梁挺直，农民一般都处理成头白扎毛巾的河北农村小媳妇。
　　那个时代，人们的阅读也呈现空前狂热。虽然杂志很少，报纸只有四个版，且用的是大号字，但这并不说明信息贫乏。真正的信息来源是革命组织印发的材料。这些东西，是花了一定本钱的，一般不卖，只是在各组织间交流。大概分几类，比方反党分子罪行录、反党言论集、中央首长接见红卫兵讲话。这种东西读多了，老百姓也泛政治化了，都学到了些官本位思想和宫廷斗争术。至今我们民族的很多人，还不能平和友善地对待意见相反者，就是那时的流毒。
　　在如此的全民蠢动中，1967注定了它要骇世惊俗。一过了元旦，上海的革命同志们，就给全国人民送上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礼包。这个风花雪月之城，在文革中首次执了全国的牛耳，此后，又在近10年的时光中一直把风头出尽。

第十八章 文 / 清秋子

　　1967年的元旦假期刚过，1月4日那天，势力还不算特别强大的上海市造反派，突然夺了上海《文汇报》的权。中国大地上的火山就此爆发。“夺权”，在当时是个时髦的词儿，指的是非正常的权力接管。《文汇报》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是个左右舆论的地方。上海造反派把它夺了过去，上海市委就发不出声音来了。这是“打蛇打七寸”之举，狠毒到了家。夺权的过程充满了戏剧性，当时上海保皇派势力很大，名曰“赤卫队”，以产业工人为主。但这些工人大哥们未免太文明，反映太迟钝，没能挡住造反派的这一手。我在后来的有关文献中得知，《文汇报》沦陷第二天，也就是1月5日，张春桥、姚文元就从北京赶到上海，当起了造反派幕后的总坛主。接下来，上海原有的行政秩序，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辟里啪拉地倒了一片，看得全国人民目瞪口呆。5日，《解放日报》也被夺权。6日，全市各造反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批斗了市委、市人委的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诸人。会后，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政权正式易手。8日，造反派建立“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发表《告上海人民书》和一个《紧急通告》，宣布夺了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权。消息传到北京，毛主席马上作了一个评价，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意思是表示支持。8日当天，主席指示，由中央文革小组执笔，为中央和国务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号召全国都来学上海的造反经验。9日，《人民日报》登出了上海临时政府的《告上海人民书》，又加了《编者按》，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22日，《人民日报》又发社论，把上海夺权事件定名为“一月风暴”，说此举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
　　共和国政权史上最奇特的一幕，就这么上演了。
　　至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呱呱问世，这等于是一个新政权。张春桥是鼓吹取消货币流通起家的，念念不忘的是建造乌托邦，估计上海公社这个名称，多半出于他的主意。不料，毛主席对此不买帐，迟迟不予承认。弄得张、姚心里发毛。后来才弄清，原来毛主席认为新政权叫“人民公社”不好，如果叫“公社”，那么中央政权将来叫什么？难道叫中国人民总公社不成？连国家形态也不要了？这样的话，在外交上也将会很不方便。因此，老人家认为“叫革命委员会好”。毛主席的这个思路，在其后不久就流传了出来，我当时看了，认为很有一定幽默感。2月23日，上海公社改称为“革命委员会”。这次轰动全国的大夺权，后来又被上海造反派自称为“一月革命”，私心里怕是想沾沾列宁“十月革命”的光。
　　这个“一月革命”，是文革发展史上的一个关节点。造反派扑腾了半年多，大部分时间是在与势力强大的“老保”厮杀，不过是求生存，继而想争个老大罢了。上海的这一声轰天炮响，给全国的造反派送来了“夺权主义”的春风，所有的造反派，一眼就看明白了，原来历史走向是这么一个路数。
　　《告上海人民书》在媒体发表时，气势无比磅礴，落款竟然有七、八十个各行业的造反组织的名称，大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阵势。那个年头，造反组织的名称，是怎么大怎么叫。有叫“联合兵团”的，有叫“司令部”的，有叫“总指挥部”的，有叫“纵队”的，有叫“联络总站”的，在街头大喇叭下收听的人们，简直都要听呆了。我那时小，看到中央第一次在媒体公开承认造反派，心中只是狂喜。不知当年那些有野心的大学生、机关干部该是怎样的彻夜难眠呢。
　　毛泽东要求，革命委员会的组成要“三结合”，一是群众代表，二是军队代表，三是愿意改正错误的、没有大问题的革命干部代表。这“三结合”，头两条好办，最难办的是第三条。那年头的高级干部，哪里还有“革命”的，通通倒光了。为了三结合，就得扶起几个来。这，就为后来完全失控的局势埋下了伏笔。这里先暂且不表。
　　中央表态如此明确，再顽固的保皇派，也已看清了大势。上海的百万“赤卫队”，顷刻间就做鸟兽散。各地保皇派也是心头一片哀鸣。
　　唯有长春的铁杆保皇派教大主义兵，剑走偏锋，在上海事件后不久，窜进了省委，挨个屋子收缴大印，宣布夺权。机关造反派甚为愤怒，宣布夺权为非法，全面抵制。其后，二总部于1月18日正式夺权，机关造反派里应外合，宣布夺权成功。
　　2月份，以二总部为主体，联合机关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成立了全省的总造反组织“红色造反者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之后，为尊重二总部“首义”之功，“红革会”始终与“二总部”并称，简称为“红二”。不过，听着有点儿江湖气。
　　我们那时是二总部的元老人员，对“红革会”之称，甚不满意。因为在上海，也有一个“红革会”，是大专院校红卫兵的联合组织。我们认为，我们省造反派的总组织，怎么能跟上海的一个学生组织同名呢？气派太不足。这个上海红革会，后来出了大问题，他们竟然在“一月革命”后不久，反起了张春桥。贴张的大字报，还把张、姚扣为人质十几个小时。只是最终敌不过张、姚的力量，旋即，被定为“反革命组织”，垮掉了，可惜了一世清名。我们吉林省的造反总组织，跟这样一个倒霉的造反组织同名，中央能对我们有好印象吗？然而我们的不满，当时是无人理会的。二总部，也就是“红二”，那时已逐渐开始了官僚化，大量机关干部进入“红二”的中枢，带来了一些不易察觉的变化。
　　不过，总的来说，1、2月份是我们凯歌行进的月份。天天都有拥护“红二”的大游行。尤其市公安局“红色造反团”支持二总部的游行，场面至为壮观。那时警察的服装跟解放军差不多，队伍是一色的草绿，人人都带白手套、红袖标，威风凛凛。看热闹的群众忍不住欢呼鼓掌，都说，红二这江山坐定了！教大主义兵早已是臭不可闻，居然改名为“毛泽东主义教育大学红色造反团”，真是要“咸与造反”了。然而他们毕竟气数已尽，不足为虑了。

　　

第十九章 文 / 清秋子

　　从1月初到2月初，是我们造反派喜上眉梢的日子，那时我们“省实验造大”战士的脸上，无不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那种幸福的样子，不是今天的人所能有的，只有《朝鲜画报》上现在也许还能找得着。你想，我们不过才是十来岁的毛孩子，一年前还懵懵懂懂地坐在教室演数学题，背俄文单词，哪知道革命是个什么滋味儿？老前辈们奋斗了20多年才打下了江山，我们只奋斗了半年多，居然就把革命闹成功了。
　　在历史的新纪元里，我们就是“开国功臣”啊，一辈子得享受着“老红军”的尊崇。再过三、四十年，我们的儿子、孙子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我们讲那过去的事情时，我们可有的说了。
　　至于讲什么，怎么讲，我们都没细想，反正还早，到时候就讲怎么给老师写顺口溜大字报、往校长头上倒墨汁、一宿工夫把斯大林大街写满“省实验造大”的大标语什么的，就行。哈哈，小子们，你爷爷可是个人类社会最先进的左派，是消灭资产阶级的急先锋。看不出来吧？
　　在长春，“一月风暴”也是摧枯拉朽。我前面说过，临时工那时也瞎造反，他们那伙乱七八糟的闲杂人员、还有盲流、以及流氓，成立了什么“吉林省工人造反大军”、“长春市群众自发造反大军”，简直是糟蹋”造反大军”的好名声。其实都是“伪军”。还有一个，更是歹毒，就是“吉林省体校革命造反大军”。这个学校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看名称，这应该是我们的兄弟部队，但它却是死硬到底的保皇派。当时吉林省有个副省长叫张文海，是主管体育的，为人爽直，在体育系统有不少人保他。去年11月，二总部在体育馆斗争张文海，体校造大就跑到会场大砸了一通。后来简直成了张的御林军，有他们在，谁也动不了这位张省长了。他们在大街上，公然贴标语，说“张文海就是毛主席的好干部”。他们私下里，更有人说“张文海就是我们的父亲”。体育棒子的头脑简单，可见一斑。
　　体校造大也是二总部心头的一根刺。在“1、18夺权”的前4天，为了给夺权扫清障碍，二总部在公安“色团”的支持下，发动好几千人围住了省体校。大喇叭敦促投降，猛念毛泽东的旧作《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一时南岭公园那边闹翻了天。体校造大固守大楼，我们这边也派出了体育棒子——师大造大体育系的学生，块头儿不亚于他们。公安“色团”组成第二线包围圈。这次最引人注目的，是驻长部队也出动了人员，前来压阵。
　　当天全市的二总部支持者，都在关注着南岭公园那边的事态。当晚，我在学校，天黑后，傅同学狂喜地从外面奔进来，说：”打下来了，打下来了！”原来是体校的据点被我攻下，大家一片欢呼。过了一会儿，有我们的联络员从现场赶回来报喜，他气喘吁吁地说：“那体校造大太可恶，那都是些什么人，搞体育的，都是流氓！拿砖头往下砸，砸着了非死不可。”大家就叫他喝水，慢慢说。他又说：“公安造反团和部队都来了，他们还死顽抗。眼看天黑要不好攻，咱们这边就开始冲锋。那体校造大就一层一层的往上退，还有藏到天花板上去的。咱们这边师大体育系的也很厉害，不怕死，硬冲，拽下来一个就揍，拽下来一个就揍，打得他们嗷嗷叫！然后公安就上来给他们戴手扣子。公安和部队根本没动手，就解决了。”
　　当天，顺便又把什么“工人造大”和“自发造大”也一勺烩了，头头儿全部当成“现行反革命”予以逮捕。
　　就在那几天，又冒出来个“全国荣复转退军人红旗军吉林总部”，听着就跟威虎山的队伍似的，也是假造反、真要福利的主儿。二总部照样拿下，交公安，一律反革命待遇，收监。
　　二总部，谁敢惹！？
　　到1月底，基本天下大定。《吉林日报》、《长春日报》早就易手多日，差不多成了二总部的机关报了。
　　坐天下是什么滋味儿？只有一句粗话来形容才最妥贴，那就是“牛逼闪闪”。那几天，我校前卫队解散了，省实验也是一统天下了。我们造大的人，确实是鼻孔朝天地走路。月底，大连市的大专院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宣传队来我校友情演出。在大连，我们去串联的时候就知道，凡是保皇派都叫“思想兵”，凡是造反派都叫 “主义兵”。所以这支演出队是我们的友军。礼堂里，洋溢着革命胜利后的高涨气氛。大连高校宣传队的老大哥老大姐们演出的红卫兵歌舞，好像黑人土风舞，扬胳膊踢腿儿，刚劲异常，看得全场愕然。一舞罢了，还得有人端着盆上台去洒水，不然满天是灰，全场的人都会心地大笑。
　　列宁说：“革命是人民群众盛大的节日。”千真万确。
　　然而，我们的二总部，我们的红革会，就跟现在连战先生的国民党似的，命途多舛。这样的好日子，一共过了没有10天。就在2月初红革会成立的同时，一件不祥的事情发生了。

第二十章 文 / 清秋子

　　2月初，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二总部在大专院校的几支骨干力量——地质学院兵团、工大造大、光机学院“8、15”、人民大学“红野（红旗野战军）”，陆续宣布退出二总部。
　　这都是赫赫有名的造反派，十分骠悍，为二总部的崛起立过大功。我们简直惊呆了，有什么话不可以在内部说呢，非要采取这种激烈手段？他们杀出去后，立刻成立了一个新组织，叫做“长春人民公社筹委会”。
　　这几个组织另拉山头的具体原因，我已经记不得了。总的来说，这是一批造反派里涌现出的激进派，对二总部在夺权过程中的某种妥协与不彻底表示不满，或者是因为权力分配不公而闹意气。那个时候造反派的脾气也真是火爆，说干就干，连个协调的余地都没有。
　　就在同一时期，全国各地已经夺了权的造反派当中，几乎都分裂出去了一小批激进派，而后，兄弟阋于墙，势同水火，全不顾往日的友情。对于这两派，当时没有命名，区别就在于一个是执了政的，一个是在野的；一个较保守，一个较激进；一个有军区支持，一个是跟军区过不去的。为了叙述方便，以下在需要的时候，我就以“保守派”和“激进派”来称呼。
　　我们二总部是以敢打敢拼起家的，没想到眨眼之间成了“保守派”。事情确乎有些幽默。
　　当时我们这些中学造反派非常惶惑，内部争个不休，有坚决要保住光荣革命传统、决不叛变的；有认为“地、工、光、野”才是真正不妥协的造反派的。为了制止人心浮动，我们造大总勤务部分别到二总部和我们的近邻工大造大去了解了一下情况。经过分析，最后决定，留在二总部，不当石达开。总勤务部召集全体战斗员开了会，解释了决策经过。
　　那时的人们思想比较独立，总勤务部决定了的，不等于就是真理。我们红旗战斗队里，对总勤务部的决定表示怀疑的，大有人在。为了谨慎，一个高三的孟姓同学带领我们几个小同学，跑去了工大造大和二总部的中坚——师大造大，分别摸底。在师大造大的外联部，我们受到热情接待。我们直言不讳地说明来意，就是说，叛变还是不叛变？这是个问题。人家也没对我们的犹豫不满，而是振振有词地细说是非，说得我们心服口服。而一墙之隔的工大造大，那天负责接待的人心不在焉，提出的理论极其缺乏说服性。两下对比，谁能成大事，是太清楚了。回来后，我们红旗战斗队就做了决定：跟定“红二”，绝不变心！可是我们恰恰错了，我们把个案，当成了主流。两派在斗争艺术上的高下，不久就见了分晓，这是后话。
　　这个伪“长春公社”刚刚拉杆子的时候，处境很尴尬。二总部如日中天，深得民心，他们这么干，显见的是气量狭窄，如水泊梁山上的王伦，所以根本拉不走什么组织，中学生没有一个造反组织跟班他们走的。在2月初，长春公社召开的筹备会成立大会上，送去贺信贺电的，竟有不少是单位里垮了台的的保皇派组织。臭名昭著的教大主义兵也对他们表示欢迎。
　　对此，二总部极尽嘲笑。当时我们这一派还是虎虎有生气，人才也多。吉林艺术学院造大的学生，创作了一首《反对分裂歌》。歌词开头一句是：“地、工、光、野一小撮，分裂主义者……”旋律很滑稽，就像今日老鼠爱大米，因而马上流行开了，全城妇孺都会哼哼。其杀伤力无与伦比，长春公社几乎陷入过街老鼠的地步。在当时，二总部谁也不看好这个怪胎长春公社能有什么出息。但是我们忽略了，它的出现，给某些人提供了天赐良机。
　　二总部独坐天下，逼散了各校、各单位的保皇派。这些背时的人们并没有全部都归顺二总部。长春公社一出，给了他们一个继续与二总部为敌、并且能出一口恶气的机会。从这方面说，长春公社可以说不愁“兵源”的问题。后来，果然也就急速地膨胀起来了。
　　那时提倡军队“三支两军”。这个术语，主要是说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派。上面有林副主席的命令，军队只能硬着头皮介入。在绝大多数省份，军区都表态支持了已经夺了权的造反派。而中央文革那几个文人，却另有“小九九”，他们揣着心思要搞乱军队，所以几个分量稍轻一点儿的小喽啰，比如王力、关锋、戚本禹，暗地里都很支持分裂出去的激进派，鼓动他们给军队找麻烦。这一点，是长春公社极端狂热的心理支撑点，是他们的尚方宝剑。
　　长春公社成立后，教大主义兵欣喜若狂，不仅公开支持，还于其后不久成立了一个杂凑“东方红公社”。这个东方红公社，能文能武，态度死硬，跟二总部不共戴天。里面的骨干之一，是公安系统的老保“公安联总”。那“联总”也甚是厉害，袖标特别大，上面大大地写着“联总”两个字，犹如宪兵。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是规律，跟原则没关，毕竟是利益决定一切。一开始几天，长春公社还挺珍惜羽毛，痛斥保皇派教大主义兵不要高兴过早，这里面没有什么稻草可捞。可是到2月下旬，两家终于合流，捐弃前嫌。后来始终是既相互独立，又统一步调，对我“红二”形成夹攻，步步紧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