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文 / 清秋子

　　大约2月中旬的时候，傅同学找到我，说：“小家伙，你不是朗诵得挺好的吗？咱们红旗战斗队在省教育学院设了一个广播站，缺一个男播音，你去吧。”
　　说完，她又告诉我地址，让我自己去。高三的张同学和一位女播音员已经在那里工作好几天了。
　　省教育学院在“四分局”。这个地方，既有公安分局，也有邮政分局，所以这一片，就叫了这么个名儿。教育学院一面临着斯大林大街，是个舆论宣传的好阵地。而另一面，与东北人大紧邻，又很幽静。如今教育都没有了，教育学院也没什么用了，只有个把留守人员。我们红旗战斗队就在三楼两间房里，设立了一个很简单的广播站。我去的时候，老张正在值机，见到我来了，很高兴，说：“就缺你呢！”
　　他还是那样，披着个棉衣，一副焦裕禄的憨厚劲儿，忙着给我倒热水。那个女播音员，我也见到了，是高二的一个孙姓女生，貌美，苗条，但是很冷，话不多。广播站一间是播音室兼办公室，另一间是孙同学晚上住的地方。因为每天播音要到较晚，孙同学自己回校不方便，社会上形势正紧张，估计警察也顾不上治安了，因此专门给她安排了住处。教育学院还有一个很小的食堂，孙同学的一日三餐和我的晚饭就从那里打出来吃。我的工作时间是下午到晚上，上午孙同学值班，晚上我们共同工作。因为晚上高音喇叭传播得远，所以主要播音时间是在晚上。
　　广播站其实很简单，就一个电子管扩音机，俩话筒，教育学院的楼顶上，有三个大喇叭。老张交代了我如何开机，又叮嘱每过一段时间要关机休息，以防电子管过热被烧坏。
　　广播站的生活富于激情。我曾经出去试验过，走出一公里远，都可以清清楚楚听到我们的声音，覆盖斯大林大街的这一段，没有问题。每天我下午去，孙同学就把工作交给我，她去艺术学院取材料。我可以念念稿件，也可以转播中央台和吉林台的广播。真正出活儿是在晚上，那时候晚上没电视，人们没事情干，附近的居民即使关着窗户，在家中也能听清我们的广播，引导舆论是没有问题的。晚上吃完饭，大约6点钟，开机，看着电子管那奇妙的颜色慢慢亮起来，用手弹弹话筒，有声音了，就可以播音。
　　下面就是我和孙同学一般比较典型的开头语——
　　
　　（男）：吉林省实验中学革命造反大军红旗广播站。
　　（女）：吉林省实验中学革命造反大军红旗广播站。
　　（男）：现在开始广播。
　　（女）：现在开始广播。
　　（男）：革命方知北京近，
　　（女）：造反倍觉毛主席亲！
　　（男）：革命的同志们，
　　（女）：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
　　（男）：我们下面播出的是——
　　（女）：吉林省实验中学革命造反大军对长春公社一小撮分裂主义者无耻行径的愤怒声讨！
　　
　　诸如此类。孙同学的声音非常清亮，我的声音则比较浑厚，搭配得相得益彰。外人决听不出来是一个大姐姐和一个小孩儿的组合。
　　傅同学、张同学有时会来看看我们，聊聊天。傅同学还笑嘻嘻地说：“小家伙，还习惯吧？你声音真不错，老远就能听到。”
　　老张说：“长春公社最近挺猖狂，你们要密切注意动态。有紧急情况也可以自己写写稿件，但是要注意口径，和二总部的提法要一致。”
　　红旗战斗队还有一个刘姓的高二男生，是军干子弟，人很酷，不大说话。平时老是穿件披着黄呢军大衣，非常挺拔。他是美男子，还留了一点小胡子，鹤立鸡群的样子。我多年以后看《安娜-卡列琳娜》，觉得当年的刘同学简直就是沃伦斯基的中国版。我们省实验的这位沃伦斯基可能很悠闲，有时会从学校到广播站来坐坐。他和孙同学是同班，有时聊上两句。但来的次数也不多。
　　和孙同学在一起工作，有一种非常幸福的感觉。毕竟是美女，虽然需要仰视。不过，我那时既没贼心也没贼胆，连个贼细胞都没有，就是觉得惬意。孙同学是个文静的女孩子，围着一条浅蓝色的毛围巾，很优雅。她话不多，心很细，到食堂打饭总是她自己去，顺便替我打来。她说：“我跟大师傅都熟了，我去，能多打点儿。”在细微处对我的这种照顾，让人很温暖。
　　2月23日这天，我在广播站晚上准备收班，只听得附近人大一带，广播站和宣传车声音特别嘈杂，好像出了什么事。
　　不一会儿，傅同学跑了来，急匆匆地说：“不好了，教大主义兵和公安联总在围攻人大‘八舍’，红二的人被困在里面了。咱们造大已经去了不少人支援了。你们赶快写稿，赶快声援！小家伙，你今晚就别回去了。”
　　说完她又赶去人大八舍，加入声援队伍。临走前，又叮嘱：“你们也要小心，他们那帮家伙，什么都干得出来。把门一定要锁好，有事赶紧往学校打电话。”教育学院看门的老职工也是红二派的，他说：“你放心，你一走，我就把门锁上，没人进得来。”
　　我们连忙开机，然后不断呼喊高亢的口号，强烈声讨教大主义兵和公安联总，声援战友。
　　“青山不老，二总部不倒！红色造反者是压不垮的！”
　　“强烈抗议公安联总的法西斯暴行！”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公安联总一小撮倒行逆施必然灭亡！”
　　清脆的口号声回荡在凛冽寒风中，为四分局动荡的夜晚增添了无比悲壮的气氛。
　　深夜，喧嚣声渐渐弱下去了，人大八舍那边，我们的战友是否守住了大楼，损失如何，都不得而知。我把嗓子都喊哑了。
　　到了半夜两点，估计不会再有什么事了，我们也不敢出去打听，就关了机，准备休息。
　　播音室里没有床，只有一张长椅可以栖身，孙同学去她的屋子里拿了大衣、被子，帮我铺上，又担心地说：“会不会冷啊？”
　　我说：“没事。”
　　孙同学又说：“可能要不舒服，你将就一下吧。”
　　我说：“行。”
　　她又说：“你明早什么时候起来都行，明早不播音了。那……我过去睡了，你也赶紧睡吧。”
　　晚上，外面寂静得几乎没有任何声音。教育学院晚上不烧暖气，室内冰冷冰冷。我闻到被子上有香味儿，难以入眠。这个夜晚，很幸福。

第二十二章 文 / 清秋子

　　第二天上午，红旗战斗队来了不少人，通报了一下情况。昨晚，是忠于二总部的人大“红造大”和东方红公社发生冲突，公安联总派了一支骠悍的队伍砸了人大八舍。我方损失惨重，不少人受了伤，还有被俘虏过去的。大家讲到动情处，悲愤填膺。我堂堂造反派被老保这么欺负，放在以前怎么能想象？都是长春公社搞分裂惹的祸。傅同学对公安联总尤为咬牙切齿：“这帮混蛋，不得好死！”
　　大家又交流了一些目前形式和我们的任务。二总部最近忙于斗赵林、罢赵林的官。赵林已是死老虎了，再斗人们也没什么激情了。而长春公社最近的活动却非常吸引人眼球。因为军区对群众组织表了态，公社的人就到省军区门口静坐示威，喊出的口号是：“军区有鬼！”那年头崇尚“怀疑一切”，谁最激进，谁就更能抓人眼球。一时“军区有鬼”竟成了长春市民的流行语。军区方面的发言人是副司令员贺吉祥，结果，他成了首当其冲的人物。长春公社的大喇叭点名要他出来辩论。
　　就在前几天，公社派还发动全市大游行，要揪“红二”的黑后台。当年跟二总部结下梁子的保皇派群众，此时一哄而起，南关区、二道河子区又成了二总部不能插足的地方。
　　谈起形势，大家忧心忡忡，都盼望中央早日发话支持我们夺了权的造反派。但是当时的媒体很有意思，自造反派起事，到文革终结，报纸、广播上始终没出现过 “造反派”这三个字。提到群众组织，只说是“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可是这个光辉帽子，是谁都可以戴的。我们只有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中午，傅同学见我嗓子哑了，亲切地拍拍我肩膀，说：“小家伙，你就回家歇两天吧。”
　　下午，我离开教育学院，走路回家去。天正下着小雪，很温暖。四分局一带，本来就很幽静，下雪天，更没有什么人。杂乱的世界在雪中忽然变得纯洁了。银白的、无声的世界，很美好。我走在路上，心旷神怡。忽然想起了文革前的一些日子，也是这样宁静而美好。记得66年的元旦，我到市体育馆去看乒乓球赛，在那种公共场所的感觉很温馨。那时乒乓球是国球，让咱们中国人扬眉吐气过的。一场普通的乒乓球赛，都要凭票才能看到。开赛前，体育馆的大喇叭放着《扎红头绳》的乐曲，高音胡琴拉得如醉如痴。那种和平的时光，是很让人留恋的。
　　我在雪地里慢慢的走着，带着对过去的一点儿怀念，沉浸在激情宣泄过后的惬意里，用手去接那一片片细碎的雪花……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的朋友劝我：还写那些事情干什么，现在，还能有人看么？是啊，那是一场民族的悲剧，早已被时间掩埋掉了。当年作恶的人，和当年受害的人，都不愿再提及了。可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一段历史，是可以埋葬得掉的么？我们是可以装作不再记得了么？不能！我们成长的路，在那么早的时候，就被打断了，从此开始了人生黑夜中可悲的探索。我们当中的数学尖子，语文尖子、外语尖子，在三年的混乱过去之后，已经变成了一些平庸之极的孩子。他们已经注定了，今后没法给这个社会有什么贡献了。其结果也确实如此，一生中，我们这一代人的绝大多数，只是苟苟且且地活，谋碗饭吃。永远也赶不上所谓“时代的步伐”了。
　　我们曾是20世纪第一代未经战火的孩子，我们中的有些人，名字就叫做“和平”。我们的童年，也确实是日日夜夜沐浴着和平的风。类似“当我们荡起双桨”这样优美的日子，那时在我们看来是天经地义。
　　可是，时光老人很残酷。它只在1966把我们捧上了天，然后就不断以各种理由宣布我们这一代已经过时了、废掉了，在后来的任何历史时期，都是过了时的人。
　　从1966开始的那动荡十年，我们的祖国已经把它给绕过去了，可是我们却绕不过去。它就像山一样，压在我们心里，压在我们清夜不宁的梦中。
　　隔了无数的尘埃回过头去，我永远会记得，那个在雪中步行回家的少年，他跟现在的少年们一样，心中同样充满对美好世界的渴望。

　　
第二十三章 文 / 清秋子

　　在托翁小说《安娜-卡列琳娜》的扉页上，有这样一句话：“申冤在我，我必报应。”估计这是上帝他老人家的口吻。二总部当时还真是有上帝在眷顾，没过三天，“公安联总”就遭了报应。军区方面不能容忍联总如此挑战权威，遂将“2、23”事件定为武装镇压学生的反革命事件。事件一上纲，联总立刻土崩瓦解，为首的人被抓起来了。
　　红二趁势而起，大造舆论，过了没两天，又在市中心人民广场召开盛大集会，声讨联总反革命暴行，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我们参加了，联总的头头被军人押到主席台前，列成一排，帽徽领章全被撕掉，一个个彪形大汉捆的跟龙虾似的。
　　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幸福？就是看到跟你过不去的人，在你面前痛苦地毁灭最幸福。二总部人员群情沸腾，高呼口号“血债要用血来还”、“公安联总罪该万死”等等。公安联总遭此一击，万劫不复。此后不久公安系统被军管，尽管后来东方红公社“贼势复炽”，但联总却没能再度复苏。
　　这一拳打得公社派晕头转向。二总部在造声势时，胡乱编了些中央来电、沈阳军区来电之类，把这场镇压搞得很有来头。其后几天，是公社派的黑色日子，工大造大、教大主义兵不得不屈服于形势，由头头带队，在自由大路举行“向长春市人民请罪”大游行。大势已去，其情状也甚为可悯，一副“昏惨惨黄泉路近”的样子。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是红二掌权后的太平盛世，社会上的活动不多了，提倡所谓“复课闹革命”。红旗广播站随之撤销，我们都回了学校。
　　在学校，造大的人员以原来的班级为单位，组织学习，无非是学批判刘少奇主席的材料。当时报纸上很长时间没有公开点名，只说是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而在红卫兵材料上早就点了名。
　　我在前面曾经提到一个于姓同学，就是对农村的厕所有独到见解那个，他其实是造大的元老，不过不大跟我们在一起，而是依附在另一个高中战斗组里。现在，他也和我们在一起了。
　　于同学造反资格非常老，不大买老宫的账，又口无遮拦。一次他说，高二的“沃伦斯基”，一直想勾搭广播站的孙同学。老宫有一天见沃伦斯基在场，就提起了这事。沃伦斯基大怒：“说我勾搭孙同学？谁说的？”老宫说：“于某。”沃伦斯基一转身，黄呢军大衣随着抡了个圈，发现了于同学就在不远处，立即走过去，阴阴地问道：“你说我勾搭孙同学？”于同学支支吾吾，沃伦斯基便把大衣一扔：“兔崽子，我擂你！”于同学见不好，撒鸭子就跑，边跑边喊：“我说的又怎么样？事实胜于雄辩！”说完，一溜烟不见了。
　　那时，同学之间谈恋爱，总给人不大正经的印象。沃伦斯基倒是个花花公子的外形，可为人处世还是非常严谨的，孙同学当然就更受人尊重。因此这场“沃伦斯基事件”也就从此打住了，没人再提。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很少再见到孙同学了，但她的那种安静之美，令我永不能忘。
　　我们继续学习材料。于同学看不惯老宫的飞扬跋扈，就拉拢人，要成立以自己为首的“核心小组”，取代老宫早先的领袖地位。事情有步骤地在进行，我因为对老宫耽误了我去北京见毛主席的机会，至今耿耿于怀，就加入了于某的阵营。陆续加入的还有几个人。见时机成熟了，于同学就在一次会上庄严地宣布，以他为首的 “核心小组”正式成立了，负责指导红旗战斗队初一分队的革命工作。大家要一切行动听指挥。

第二十四章 文 / 清秋子

　　于同学口若悬河，又擅长搞人际关系，是个当小头头的料。“夺权”成功后，志得意满。然而，他低估了老宫的能量。老宫虽然失势、但也仅是脸上挂起一丝冷笑，并未惊慌失措，暗地里立刻展开了反击。他的手法，一是取得红旗战斗队头面人物的支持，发了话，不赞同于同学搞的小圈子。二是逐一做对方阵营的瓦解工作。某日，他找到我，展开了攻心战术，先是重温了一番往日友谊，又指出于同学现在实际已众叛亲离，只剩我一个没表态了。老宫说：“识实务者为俊杰。你想想看吧。”我不作声，思想斗争得十分厉害。老宫又紧逼一步：“我知道你不愿意卖主，但于某马上就要完蛋了，你为什么要当他的殉葬品。我也不要求你反戈一击，你不表态支持他，就行了。”我踌躇良久，只好同意。这是生平第一次我领略到了，当叛徒，有时也是出于无奈啊。
　　过了几天，红旗战斗队的老张，召集我们开会，说是要解决内部问题。于同学懵然不知他的阵营已经溃散，踌躇满志的步入会场。宣布开会后，老宫首先发难，历数于同学若干非组织活动的阴谋与错误，口气严厉。于同学拍了一下桌子，说：“笑话！”就要起来反驳，老张板着脸说：“你等会儿再说。”那倾向，已经很明显。然后，刘同学、张同学、涂同学、薛同学纷纷表态，支持老宫意见。只有我低头不语。于同学观察情势，心里已明白大半，木然许久。待众人说完，他涨红脸，站起来，嘴唇抖着，说：“我，我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请同志们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所谓‘核心小组’从今天起宣布解散。但，有一点要申明，我生是造大的人，死是造大的鬼，忠于造大的心……不会变……”说着，忍不住抽咽一声，跑出教室去了。此后，就不大见他到学校来了。
　　老宫排除了异己，脸上又恢复了蔑视一切的笑容，他不在乎什么核心小组这样的名义，还是继续当大家的精神领袖。
　　1967年的3月，是文革初期难得的平静日子。红二掌了权，像模像样地坐起了天下，分别成立了教育、工交、财贸系统的小“红革会”，要准备料理一百万长春市民的吃喝拉撒睡了。其间学校活动也仅仅是开一些走过场的批判会，批一批本校的死老虎当权派。
　　当时全国各省基本都由一派造反派夺了权，然后向毛主席发了致敬电。致敬电的电文，堪称一绝。历史上大概只有屈原能把汉语词汇使用到那么灿烂的程度。大概的风格，就像现在网络上流行的什么“我们对您的景仰犹如滔滔江河……”之类。发致敬电，目的就是期待早日被承认“合法”。但中央的表态极为谨慎，只有上海、黑龙江、贵州等少数省市获得认可，成立了钦定的“革命委员会”。在那些地方，夺了权的造反派也就有了不可摇撼的合法身份，坚挺不坠。有个把更激进的小派别跳出来挑战，马上就会被灭掉，如上海的大专院校“红革会”。
　　《人民日报》在每一个省革委会成立时，都要发表一篇社论以示庆贺，内容八股就不用提了，关键是标题妙笔生花。比如《东北的新曙光》、《西南的春雷》等等。后来哈尔滨出了一种香烟，牌子就叫“新曙光”，作为纪念。这种钦定，其光环效应无可抗拒。二总部在镇压“公安联总“时，就因为钦定的造反派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的一辆宣传车，在长春街头反复播放支持镇压的声明，因此收到了“传檄而定”的效果。在上海，王洪文先生的“工总司”，也是轻而易举就把昔日战友“红革会”给灭掉了。
　　但是，绝大多数省份的夺权造反派却陷入了无限期的等待。
　　我们红二派，没有等来《人民日报》的钦定社论《红日高照长白山》什么的，而是于4月12日出乎意料地听到广播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要爱护一切革命小将》。这个社论，明显指责了对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所做的镇压。
　　我们目瞪口呆，公社派一片欢呼。近一个月来，公社派等于无形中解散了，而现在，“春暖花开，面朝大海”，他们一下子从各个角落里冒了出来。

第二十五章 文 / 清秋子

　　这年的4月1日，各媒体同时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是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长文，无疑是一声号炮，向刘少奇主席公然开火了。虽然还是没点名，但两顶大帽子甩出来，傻瓜才看不出来，一顶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一顶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这一天起，《人民日报》，发了不知道多少万字，都是老调重谈。后来还专门开辟了《七亿人民都是批判家》的专栏，发老百姓写的批判稿。“赫鲁晓夫”这位前苏共领导人的名字，成了中国媒体上知名度最高的一个人名。
　　《清宫秘史》不过是解放初的一部黑白电影，说的是光绪、真妃及慈禧事。1967年曾内部放映过，供批判用，剧情比较紧凑，观众中居然有为光绪找不到真妃而着急的，下意识地拍起了巴掌。这部电影，刘主席大概是随口说过一个好，现在也给翻腾出来，要定大罪了。
　　刘主席曾著有一本书，叫《论共产党的修养》，此时也成了靶子，报纸上标准的称呼是“黑修养”。其实里面不过引用了几句孔孟语录，讲的也不过是如何修身。因为“修养”这词当时人们不大用，又与“修正主义”一词共有一个“修”字，所以现在，就只好任由愚民们胡批乱批了。
　　少奇同志是我党资深的革命家，在他当国家主席时，我有幸是他老人家治下的一位小公民。刘主席治国有方，当年常开“最高国务会议”，参加的人不多，从报纸上的照片看，气号召回校闹革命了。
　　我们回到长春，发现造反派的地位，跟我们走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同了。走的时候，二总部及其所属的小组织，还是个少数派的姿态，而现在，已有问鼎天下的架势了。
　　1966的年冬天，长春市的誓师大会、游行、广播车特别多，动不动红旗招展、大喇叭义正词严。
　　这里要说说“吉林师大”，这个学校的保皇派是罕见的顽固和狡诈。“破四旧”一起，他们把校名也给改了，嫌“师大”低人一等，改成了“毛泽东主义教育大学”，他们自己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若连起来念，一口气喘不上来，得噎死，于是长春人就叫他们是“教大主义兵”，听着，跟个邪教似的。这教大主义兵是长春保皇派中的精英。大字报写得漂亮，传单也漂亮，油印材料上的手刻的小楷，让人爱不释手。其他学校的保皇派，则是“景升父子皆豚犬”，不值一提了。
　　当时的形势是，国家元首一旦受到冲击，其治下的整个文官系统，自然就岌岌可危。在吉林省，怒潮终于冲向了省委。这个教大主义兵，在学校是死保师大党委书记黄彦平的，辩护大字报写得振振有词。这一次他们杀向社会，采取了一个奇特的政治策略，就是，一方面猛攻省委，一方面仍然死保黄书记。他们猛攻省委，赢得了不少喝彩，弄得我们也很吃惊，因为这帮小子的火力，不输于任何造反派。
　　当然，他们也自有天敌，那就是师大的“造反大军”。这师大造大也不是善类，个个能说能写。后来有一天，师大造大忽然向全市人民揭露，教大主义兵有人竟敢宣称：“黄彦平书记是我们心中的黄太阳！”这一下，全市大哗。这还了得！保皇派的尾巴终于被揪住了。我估计这个话，也是师大造大的那帮鬼才炮制的小说家言。但是，教大主义兵竟一时百口莫辩，因为这和他们的一贯政治态度太吻和了。
　　从此，教大主义兵名声一落千丈，成了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