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文 / 清秋子

　　
　　那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整个中国，就像一锅沸水。任何一个水滴，掉在里面，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就是圣人也不能免。现在的“北大三老”之一，学者季羡林，因为看不惯“老佛爷”聂元梓，当年就参加过北大“井冈山公社”。而钱锺书老和杨绛先生的女婿王得一，则是聂派“新北大公社”的小头头。除了那些“有罪”的被迫害者，在旋涡里能超脱的人，很少。
　　在斯大林大街轰轰隆隆地跑着的这七、八万人，他们既无辜，又的确是构成了那个时代必不可少的背景。置身在这个人海里，我头一次感觉到，人世间，真的有一种不可控制的力量。
　　猛然间，老温叫我们：“跟我来，就在那里！”
　　我们跟他跑过去，只见老温把手上的军衣往一个年轻人头上一罩，我们一拥而上，七手八脚把他按住。这是个“12、27”的普通一兵，脱了军装来看热闹的，连脚上的黄解放鞋都没换。
　　周围的人纷纷闪开，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来头。那倒霉鬼还想挣扎，我们把他抬起来就跑。
　　进了学校大门，把俘虏往地上一放，大家围住就踢。院子里，有一些同学跑过来围观，有的女生还喊“打，打啊！”那俘虏根本无法反抗，被踢得死命地叫。我感到有些诧异：他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顽强。每踢一下，他就一阵抽搐，发出痛苦的叫声。老温在一旁质问他：“你小子，为什么给长春公社卖命？”那年轻的军校学员捂着肚子，哼哼着说：“我错……我错了。”我们又是一顿猛踢：“还解放军呢，支持搞分裂！”他连忙死死捂着头，喘息着告饶道：“是是，我错了，我有罪啊！”“还敢不敢了？”“不敢……不敢了。”
　　老温看看打得差不多了，就说：“行了，给他点儿水喝。我来教育教育他。”我们把那俘虏拽起来，给了他一张椅子坐。
　　俘虏坐在椅子上，浑身尘土，低着头，谁也不敢看。老温训斥他一句，他就一点头。
　　训够了，我们让他洗了脸，放他回去了。那俘虏连声说谢谢，一瘸一拐地走了。
　　此次虐俘，没造成什么后果。那俘虏回去以后，大概也没好意思实说。桀傲不驯的“12、27”，就这么，终于尝到了省实验造大的一点儿厉害。
　　虐完俘，大家很痛快，正在议论间，老宫从主楼跑过来，阴着脸说：“败了，败了，技校的人全撤回来了。”
　　啊？我们撒腿就往操场跑。
　　果然，一队一队的人，正在撤回。与中午出发时有宵壤之别。队伍完全没有行列，人们疲惫已极的样子。接应的卡车已经停在操场上，正在往上搬伤员。轻伤挂彩的无计其数，最惨的是三个重伤员，被长矛当胸贯透，要活不成的样子。沮丧笼罩着这支败军。
　　我们看着，只是气愤，都在小声骂着：“这群笨蛋！废物！”心想，这流氓到底还是不成，怎么就拿不下工大造大？
　　这景象太过悲惨。我理解到了，什么叫风云变色，日月无光。转过头，大家都跑去跟总勤务员请战。头头安抚说：“我们还是不要乱动，今天是有统一部署的。围工大造大，技校的人只是其中一部分。毛主席说，有奋斗就会有牺牲，大家要正确认识。现在，咱们的人已经基本把他们给困住了，晚上开始总攻，大家耐心等候好消息。”
　　情况确如头头所说，从对面“12、27”广播站越来越激昂的语调中，我们听出来了，事态对他们已极其不利。
　　看看的确是没事了，我就回了家。晚饭后，全市所有的广播站都响起来了，工大、师大、305所那边，广播声就像开了锅。这一晚真是非同寻常，我家宿舍一带，早早就没有了人影。推窗看，工大方向的上空，一片火红。可能是红二的总攻开始了，工大造大的广播声已有无限悲愤的意味。保卫苏维埃，就在此夜！
　　春夜里，外面不是蛙鸣，而是一片沸腾的广播声。

第三十二章 文 / 清秋子　　

　　第二天，战况出来了。从街头大字报、广播站、还有人们口中传达出来的信息是，5月3日晚，红二数万人将工大造大的大本营——一座教学楼围住，但屡攻不下。那时候，没有炮，也没有攻城器具，单凭长矛步兵的匹夫之勇，如何能成？工大造大方面当然知道这是绝地一战，所以反抗得非常激烈，红二顿兵于坚城之下，放火烧了一些桌椅板凳，到后半夜，有命令，就全撤了。
　　这一战，红二在道义上和实际上，满盘皆输。既没有剿灭死敌，也没在舆论上占到什么好处。从战略上说，没达到任何目的。在此之前，红二在长春市民面前，多少还有点儿书生形象，工大包围战一役，骤然露出了狰狞的面孔。从第二天起，长春公社宣传机器就开足马力，渲染包围战的惨烈。其声势，不亚于另一场战斗。老百姓都有同情弱者的心理，舆论顿时沸腾，红二成了人人皆曰可杀残暴匪徒。
　　第二天在学校，大家也讨论了此事，都觉得半夜撤围，甚不可解。资格老的老造反们，就发牢骚说：“红二自从吸收了那些省委干部进来，就完了。干部哪有什么造反精神，这也要考虑影响，那也要考虑政策。前怕狼，后怕虎的，还打什么仗？”众人都很沮丧，确实啊，打又没打痛快，还落了一身骚。红二，真是越来越不行了。
　　然而，时隔近40年后，我前前后后分析了一下这场包围战，发现问题并不像当年我们所感觉的那样。红二此举在舆论上的输棋，这是肯定的，决策者应该早就考虑在内了。关键是这一仗，让长春公社领教了红二的实力，红二决不是任人欺辱的呆瓜。它的战斗组织能力、动员能力、资源掌控能力，远不是公社所能比的。红二的下属组织，绝大部分是在单位或学校里的掌权一派，造舆论虽然不行，但基本队伍庞大，可调动的人力、装备十分可观。仅仅事前没走露任何风声，就完成了几十万人的调动与协同，就足以使公社决策层中明智的人，知道了厉害。
　　大兵压境，然后又放了他们一马，公社方面不会不知道，这决不是因为仁慈。这不过是个警告，他们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因为回忆起来，从那以后，长春公社也好，东方红公社也好，都没有再敢组织一次类似查封《长春日报》那样的主动战。后来长春发生的几场有名的武斗，都是随机爆发的，且是红二方面主动而且凶猛。长春公社此后，一直扮演着“哀兵”的角色，在武斗上是守势，在舆论上是攻势。从这一点说，红二的最高决策者，也可以说完全达到了他们的预期目的。
　　在我漫长而又纷繁的一生中，很偶然的，在文革结束后，居然见过红二的最高负责人。此人叫许肇昌，原为吉林省委机关的一般干部。许某这个人，戴个眼镜，国字脸，有一点儿沧桑感，是个典型的行政干部，严谨、稳重，但思想毫无创造力。以我后来的观察看，他充其量够当个省厅的头头。很奇怪的是，这样一个遇事看三步的科室干部，当年是怎么会跳出来造反的？
　　见过许某之后，我对当年红二处处被动、每战必败的原因，总算明白了些许。在这样一个庸人的指挥下，什么样的雄师，都难免要走下坡路。
　　当年的中国，是很有意思的。全国各地，先后不等地都爆发了武斗，其升级的进度，也都相类。但是，从媒体上，你看不到任何这样的迹象，除了批刘，还是批刘，好像七亿人民都在一心一意耍弄笔杆子。
　　自从戚本禹“吹响了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攻的号角”后，批刘在社会上完全公开，掀起了一场丑化刘主席的恶毒浪潮。报纸上是在冠冕堂皇地批，民间的大字报和造反组织自印的“文革小报”，则以漫画与“丑闻”为主。
　　1967年初，刘主席的前妻王前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揭发”了一些莫须有的事情。比如，“刘少奇截留党费，买了金鞋拔子”，“刘少奇叫我吃小亏占大便宜”等等。从此，在造反派的漫画中，我们的国家主席形象，腰里就总是栓着一个汤勺样的金鞋拔子。过去的女人们手工做布鞋，因为担心日久松垮，就故意做得小一些，穿的时候很难提上，于是要有一个器具来帮助，这就是鞋拔子，一般用铜或铁制成。所谓“金鞋拔子”一说，难以置信。人格的侮辱还不仅如此。人们在写 “打倒刘少奇”标语的时候，又故意把“奇”写成类似“狗”的样子。我那时小，没有觉悟，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可是千千万万的成人，他们是亲眼看见、亲身体会过国家主席扭转经济颓势所带来的实惠的，当时并没有强迫人们一定要写成“**狗”啊！我们的人民，为何要如此忘恩负义？
　　在长春，看大批判专栏上的漫画，成了一大时尚。二总部别的不行，写写画画还行。在市中心人民广场附近，师大造大有一个大批判栏，就像现在的阅报栏一样，专登彩色的批刘漫画。每出一期，必引来人山人海。那时候，电影没有了，文艺书也没有了，广播报纸则是老八股，看漫画，成了稀有的娱乐之一。
　　一日三惊的武斗，狂欢式的民间大批判，冲击着勉强还在维系的社会秩序。科研单位的人，不研究了；文化单位的人，也武化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人，心里也长了草。从1967年初起，原先的家底大概折腾得差不多了，物质供应明显开始紧张，此后，一直就没再缓过来。

　　
第三十三章 文 / 清秋子

　　长春是个幽静的城市，那时候还不大，一条7公里长的斯大林大街，就纵贯了整个城市的南北。城里没有几座很高的楼，显得平和。到处都是绿树，沿街单位有小围墙或竹篱笆，竹篱是漆成深绿色的，入夏就有紫色的喇叭花攀援其上。阳光明媚的日子，篱笆内的野生荒草蓬蓬勃勃，有一种安宁气象。
　　但是这一切，在那个5月，在那个6月，被彻底打破了。空气中，有隐隐的血腥气。一个多月内，我连连参与了几起暴力事件。
　　那是宽平大桥附近一个技校，名字记不住了，有两派组织闹纷争，一派把另一派赶出了校园。比较特殊的是，校内的两派组织，由于历史原因，竟然都属于二总部，两个都在争正统。其实二总部内也有派系，我那时听说的是，以师大造大为首，是一派，以财贸学院造大为首，是另一派。总的说，还是师大要霸道一点儿。技校被撵出来的A派，是师大一派的，最早加入二总部。后来B派在申请加入时，就有了逻辑上的障碍，但是，他们走了财院造大的门路，所以也混了进来，而且逐渐坐大，鸠占雀巢。B派的组成，多为流氓分子，驱逐A派的时候，动了武。被打得鼻青脸肿的A派头头，就跑到我们学校来“哭秦庭”。
　　兄弟有难，我们义不容辞。5月中的一个下午，我校声援A派的队伍出发了。步行来到宽平大桥，堵住了技校的大门。这还是我校造大第一次出征，虽说是“内战”，但士气一样的高昂。队伍一字排开，大军的军旗，在艳阳下刺目地红。我们先礼而后兵，广播车吼了半天，动员B派赶快解散。
　　技校正门的铁栅栏门紧锁，院里没有人，人都据守在楼内。B派都是些五大三粗的学生，年龄相当于高中生，没把我们这群参差不齐的队伍看在眼里。他们在主楼二楼平台上拉出横幅，上写“二总部某某技校某某造反兵团誓死保卫毛主席”。一群小伙子坐在平台上，冲着我们嘻笑怒骂。跟随我们一起来的A派常委，指认了里面几个曾经作恶的打手。我们高年级的同学，便默默认准了目标。
　　我们身后，就是有轨电车线路。当我们刚把正门围住时，一辆2路电车“哐哴哐哴”驶过。乘客里面一个中学女生，探头看见楼上B派的横幅，以为是长春公社的人在围困，就挺出身来，举臂高呼：“长春公社必败！二总部必胜！”
　　我们一听，条件反射似地全体鼓掌，欢呼不止。那女生闹了个满脸疑惑。她当然想不到，二总部也会打内战，更想不到内战场面也是这么严峻。
　　“文攻”了一个多小时，屁效果没有。烈日下，我们有点儿不耐烦了。终于，我们的二把手，一个文质彬彬的帅哥，下了命令。
　　六、七百名省实验的雄兵一涌而上，拿着鎯头与砖块儿，三下五除二，把铁门砸开了。人群潮水般地涌进去，就如攻占冬宫。转眼间，突击队冲上了二楼。技校的流氓大爷们，万想不到我们身手有如特种兵，根本来不及反应。我们的人，俩拽一个，把他们往楼下扔，下面就有无数的手接着。然后，按在地上就打，半分钟之内，刚才得意洋洋的笑脸就被打成了歪瓜咧枣，连衣服袖子都给撕掉了。看看七、八个主要打手都已经就擒，头头果断地下了令：“把俘虏押上宣传车，先走。”
　　宣传车插着红旗，高叫着走了。我们的人便撤出来，依旧守在门口。看来，B派的流氓们没见过什么世面，楼上各窗口都有人探头探脑，还有唱“抬头望见北斗星”的，就是没人敢出来。
　　有了人质，就算达到了战果。头头下了班师令。我们一千来人浩浩荡荡，齐唱歌曲，凯旋了。
　　那几个流氓，押到我们学校后，倒也没有被虐。毕竟是自家人，都姓着一个“二”。我们叫来了公安“色团”，交给他们处理。“色团”的人，还是比较讲政策的，问明了情况，批评了流氓们一顿，答应马上与B派头头交涉，让他们退出侵占的地盘。然后，把人带走了。技校的事情，就这样处理了，我们自是扬了一次军威。后来我听说，B派不久之后终于还是给逼反了，投奔了长春公社。
　　技校这帮流氓，加入了二总部，也照样是流氓。这是我们当时的共识。
　　一天傍晚时分，有两个喝得醉熏熏的技校学生，骑车路过我们校门，出言不逊，居然敢调戏我们的女生，大概说了“给我当媳妇儿”之类的话。几个女生气得直哭，掉头就找来了男生，撵上去，踹倒自行车，揪住就是一顿暴揍。又把两人拽到主楼教室里，准备继续上刑。头头听说了，赶忙过来问情况。其中的一个，看样子还比较精明。听说我们是二总部的，连忙喘着大气，掏出学生证来，说：“哥们儿，对不起了，我们也是二总部的。我们是粮食学校造大的，我是总勤务员，二把手，他是常委。我们俩喝多了点儿，说话走了板儿，你们多多原谅。”我们看那另一个小子，委琐得连话都说不清楚，还能是常委？头头也觉得他的话里有水份，打电话给粮食学校，因为晚了，没有人接。他想想，就又问了问情况，那“二把手”对答如流。头头考虑一下，就说：“算了，自家人，下次注意点儿。二总部的人，哪能这样。”那“二把手”点头道：“那是，那是。”头头就下令放人，还问他们车能不能骑了。那人说：“没事，没事，我们推着回去。”
　　人走了，第二天头头把电话打过去，才知道，他们倒确实是粮食学校造大的，但什么“二把手”，什么常委，都是扯蛋。那答话的，是个战斗队的小头头，那说不出话的 “常委”，狗屁都不是。紧接着，又有风声传来，那“二把手”在粮食学校，还是有不少哥们儿的，遭了这一顿羞辱，决不能善罢甘休，近日就要来砸我们学校。头头立刻放了话：流氓什么都能干出来，全军上下，马上要做好应变准备。

第三十四章 文 / 清秋子

　　那几天，学校真有枕戈待旦的味道，军部一直高度警惕。我们在粮食学校也有内线，传来了越来越肯定的消息。某一天晚饭后，忽然有了确定消息：今晚，粮食学校造大决定拉队伍来砸我们，时间在深夜。不得了啦，紧急动员令立刻下达，在寝室休息的人员，一律集中到主楼。一楼不好守，拟彻底放弃，坚守二楼以上。各战斗队把守好自己的窗口，楼梯口由坚兵扼守。备战说干就干，整个三层楼，灯火辉煌，人们跑上跑下，忙着构筑临时工事。楼梯口是战略要冲，至关重要。一楼到二楼之间的楼梯上，堆满了课桌，暂时留一个小小的通道。敌至，立即堵死。校办工厂的师傅，不知从哪里端来了好几箱电线杆上用的绝缘瓷瓶。这些白色瓷瓶里面有充填物，一个就有一斤多重。一个师傅拿在手里掂了掂，说：“这玩意儿最好使。来了，我们就拉下电闸，你们就往死里砸！”各战斗队，都准备好了铁锹、棍棒，窗口也用课桌堵死。
　　乱了一个多小时，各队归位，静等敌来。大战前，连空气都很异样。造大的人员，高度亢奋，没有一个胆怯的。
　　时间静静地流走，却始终没见动静。到了后半夜，军部下了指示：敌人可能不敢来犯了，同志们大部可以就地睡觉，留一小部分游动哨警戒。
　　一夜过去，平安无事。过后几天，再无动静了。想来粮校的人也不是傻瓜，省实验造大威名赫赫，又有所防备，他们不可能不派人来刺探。我军的同仇敌忾，终于阻嚇住了他们。
　　自3月份以后，学校就是我造大的一统天下，前卫队的残余势力，全部被驱逐了。长春公社新生之后，前卫队咸鱼翻生，挂到公社名下去了，但不知在哪儿办公，反正是个“流亡政府”。至于血统纯正的“八一红旗”，因为那套血统论早就臭不可闻，销声匿迹已多时了。
　　也是在5、6月份的一天，“八一红旗”的头头，大概是姓朱吧，我记得不很清楚——带了一伙喽罗，跑到校园来逛。他们还是一色的旧军装，神态傲慢，见到我们的人，语带讥诮。这伙生活在大院里的人，好象不食人间烟火，现在已是什么情势了，他们居然一点儿不明白。过去造大势力弱小时，我们对他们是能忍则忍，今天我们人强马壮，他们还敢来示威？一向还比较平和的头头，也给激怒了，发了话：胆敢挑衅，打！
　　他们不过才来了十几个人，端着往日的架子，在操场上遛跶，手里晃着一贯的打人工具——军用宽皮带。要是在去年8月，这模样，还真能把人吓住，到今年，这些纨绔的名堂能吓得住谁？只见我造大人员从主楼里成群地涌出，把他们团团围住。那朱姓头头一脸傲气，喝问：“你们想干什么？”我们的人一声喊：“揍你个杂种的！”众人一拥而上，眨眼就把老朱的旧军衣撕开，扯下。几个精壮小伙把他双臂反剪，带上楼去了。其他几个喽罗知道不好，一哄而散。
　　押到二楼的一个教室，有人把老朱双手捆在背后，嘴里塞了抹布，脑袋上套上麻袋。然后十几个人围住，拳打脚踢，乱棍齐下。造大对“八一红旗”的憎恨，由来已久，这次是总爆发。大家下手极狠，那老朱是个非常壮的帅哥，可怜被打得满地乱滚，“唔唔”的又叫不出来，白衬衫上到处是血。一开始，我找了一个铁锹把，也挤进去狠狠打了几下，忽然被人死命拉了出来。一看，是我班的刘同学，他夺下我手中的锹柄，把我拉到角落里，压低声音狠狠地说：“你跟着打什么？你什么出身你忘了，万一打死了，你兜得了吗？”我想他这是对我好，也就算了，只在旁边看热闹。
　　足足打了有20多分钟，叫我知道了，古代人怎么用刑的。那次打人之狠，我此前此后都未见过。老朱开始还能挣扎，后来就渐渐没了动静。我忽然感到有些后怕，心想，不会是打死了吧？
　　头头看看行了，就叫住手，松绑。那老朱，1米8几的大汉，硬是给打瘫了。有人提了一桶凉水进来，哗地兜头一浇，他才动了一下，开始呻吟。人们把他拉起来，让他坐在椅子上。他头向后仰着，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有出气没进气地呢喃着：“妈呀，妈呀……”有人喝道：“你服不服？”老朱咽着唾沫说：“服，服了。”“以后还来不来了？”“……不来。不来了。”
　　头头说：“给他擦擦脸，让他歇会儿。其他人都散了吧。”
　　朱某大名，在学校是无人不知的。这次痛打老朱，报了将近一年前的宿仇，全校都很轰动。大家都说，他实在是观念太落后了，北京的“联动”给关了好几个月，才放出来没多久，已经构不成一股势力了，他还敢来耀武扬威？

第三十五章 文 / 清秋子　

　　运动搞到这个地步，所有的人都觉得：好像有点儿乱了。如果按照上海“一月革命”的模式，造反派一夺权，发个致敬电，获准成立革命委员会，文革就可以清场。皆大欢喜，只等共同开辟新天地了。可是，自2月份以来，各地造反派全部分裂成两派，还有的保守派也改头换面，成为两派中的一派，神州演起了“全武行”。我们这些造反派虽然有反骨，但总还是觉得这么打来打去，何时是个头？我们就希望中央发个话，谁黑谁白，一锤子定音。可是那段时间，中央偏偏就没有话。只有毛主席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在文革的那段时期，毛主席的话，也没人听，人们非得分出个高下来。
　　那时的首都三司，早已不是我们的精神领袖，而成了各地激进派的盟友。但是早在2月的时候，中央有令，不允许北京三司再向各地派联络站了。所以这时候，各地的组织，还没有横向的联系，都是各干各的。总体来说，是激进派在舆论上占了上风，保守派的实力比较雄厚。红二之所以还能坚持，也正是占了这个便宜。长春公社还没有得到全国性的声援。在吉林省的范围内决斗，鹿死谁手还不一定。我们也知道，中央文革话里话外，是倾向于长春公社的，但我们认定：是他们蒙蔽了中央，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
　　就在这微妙的时刻，5月中旬，吉林省委以阮泊生为首五位领导干部贴出大字报，名曰《对当前长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一些问题的看法》，表态支持红二。在领导干部中，他们几个举足轻重，又没有什么致命的问题，按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是允许他们站出来革命的。这下，舆论立即炸了锅。红二笑逐颜开：“三结合”就等着他们这一结合呢。长春公社没料到会有这一手，简直气歪了鼻子。
　　红二这么一来，已经具备了登临“大位”的全部条件，给了长春公社不小的压力。他们立即反扑，“火烧”阮泊生，又揪住其中一个叫宋任远的省委统战部长，穷追猛打。
　　2月份的时候，一批不满文革乱搞的军队老帅，曾有过大闹怀仁堂的事件。老帅们，劳苦功高，毛主席不能对他们怎么样，但反对文革的思潮却是要批的。从4月份起，中央文革就开始批判“二月逆流”。现在，红二与长春公社则互相指责对方是“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各自开大会，宣誓要踏平对方的“贺兰山阙”。在两派出版的各种小报上，我骂你是“长春黑社一小撮”，你骂我是“黑二派一小撮”。
　　长春公社在干部政策上失了一着，马上补救，他们看好了省委书记处的一位书记，叫郑季翘，算是他们的革命干部资源。郑书记是个全才，文章写得很棒，有一篇《论“形象思维”》曾上过《红旗》杂志，被毛主席夸奖。郑的口碑还不错，但红二方面，当然要起而反对，赶紧给郑罗织罪名，痛批不已。
　　这个时候，已经有点儿像“三国”了，各挟“天子”，以令诸侯。
　　处境比较困难的是军队，“2、23”镇压，现在看来是不合时宜了，但又不能撤回对红二的支持，全盘否定前段的“支左”，麻烦会更大。于是做了一些让步，宣布对体校造大平反，对公安联总也拟平反。军队退一退，公社就得寸进尺。那时中央文革老是旁敲侧击，在讲话里时而提一提“拿枪的刘、邓”。公社有了上方宝剑，就完全把军区当成了敌人，开大会誓师，要“与贺吉祥所执行的拿枪的刘、邓路线血战到底”。
　　面对这一团乱麻，军队的顾忌很多，就是拿着枪也不敢用。因为这年的2月23日，青海造反派“8、18”进占〈青海日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奉命要求“8、18”赶快撤出来，造反派哪里肯听。赵永夫便派部队包围了报社，两下里僵持了几天。2月23日凌晨，楼里有人鸣枪，部队战士误以为受到攻击，立即开枪还击，强行驱散了占领报社的造反派。冲突中，民死169人，兵死4人，酿成严重事件。这以后不久，反“二月逆流”，赵永夫被请到北京，关进了秦城监狱。
　　公社派，现在就把贺吉祥副司令员当成“吉林的赵永夫”，必灭之而后快。他们抓住我们吉林省也有个“2、23”镇压事件，强烈要求平反。6月中旬，组织人马包围了已经军管的长春市公安局，起先是静坐示威，三句话没搞对，一彪人马冲进去，把公安“色团”的办公室砸了个落花流水。市局院里就是看守所，里面关押的流氓地痞激动得泪流满面，隔着铁窗狂呼：“长春公社好！”
　　6、7月之交，情势越来越紧张。驻长的六大军事院校和兵工厂造反派，声称要与“贺匪吉祥血战到底”，乘坐60辆卡车绕城示威。老百姓人心惶惶，都说：“这八是要开仗了！”
　　7月5日，二总部设在市医院大楼的广播站，惹恼了长春公社。五千多社员围住了市医院，逐层攻坚。当天我到现场去看过，红二的第一、二层楼已经失守，不少人站在很高的楼顶，看样子都是文职人员，都没带柳条帽，只是有节奏地挥动红宝书，俨如当今的“跳楼秀”，备极悲壮。战斗进行了整三天，两派在舆论上都造足了势。但红二方面很奇怪，又是没有采取有效的营救行动。数万两派观点的群众，围在医院外面看热闹。公安“色团”惺惺相怜，派了一架救火用的云梯车，开赴现场，缓缓升起云梯，往下救人。救下来一人，红二群众就是一片掌声。公社哪里肯让对手如此放肆，一把火把云梯车烧成了废铁。事后红二控诉，说云梯车乃东德进口，价值若干，长春黑社拿国家财产不当回事。长春公社则反唇相讥，说动用救火设施来参加武斗，是慷国家之慨，又说是驾驶员操作不当，把发动机憋着了火。口水文章，你来我往。因事起仓促，楼内的红二人员，连饭食都没有，红二的许总指挥居然想得出来，让航空俱乐部派滑翔机出动，向市医院楼顶空投大饼。飞机飞临，下面的百姓哗然，长春公社趁机鼓噪说，这是“省军区派直升飞机营救红二的武斗人员”。
　　折腾了半天，楼还是被人拿下，我们的人，都做了俘虏。红二抗议了一阵儿，也就不了了之。
　　谁都看出来了，这天下，是大乱了。可是“中央首长”总有些奇怪的说法，说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文革的时候，很多高深的理论就是这样，搞得你一头雾水。只要还有正常思维的人，谁不私下里嘀咕：锻炼了谁呀？锻炼了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