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文 / 清秋子　

　　“7、20事件”尘埃落地，却在全国溅起了红尘漫天。当时各地两派斗争正是难解难分，四川、广西已动枪动炮，杀人之惨烈，又远胜于湖北。在长春，七月这火也流得大了，长春公社揪住军区贺副司令员不放，不断在声讨他的“滔天罪行”。他们知道，红二在市民中已无什么根基，被民众讥为“红二政府”，之所以还屹立不倒，除了自身庞大、一时还倒不了之外，军区的支持是个关键。贺吉祥倒了，臭了，红二自然独木难支。
　　在长春，军队对于各派的态度，也有微妙的不同。军区是坚定地“支”红二，驻长16军则较为公允，对两派都还不错。空军则稍稍倾向公社派。
　　武汉事变一起，公社派狂喜。傻瓜都能看出来：红二的地位、处境，以及和军队的关联，简直就是“百万雄师”的翻版。百万雄师如今已成钦定的“百匪”，那么红二灭亡的一天，还会远么？公社派的广播大喇叭语调陡然高了八度，宣传攻势铺天盖地而来，一面在讨伐“百碗熊屎”，一边在做比附影射，猛攻“黑二鬼子”无耻匪徒。
　　红二方面强自镇定，摆出紧跟中央的架势，做官样文章，也跟着高调声讨百万雄师。一面对内加紧凝聚，贯彻一套拙劣的思想工作，强调“吉林省情不同于武汉”。
　　那时，我已经基本不去学校了。
　　我在6月份的时候，跟同学到南湖游泳，不小心被水下的罐头瓶扎坏了脚。老宫他们把我背到校医室做了处置，又把我背回了家。开始我还不觉得怎样，结果伤口在水中已经感染，高烧不退。伤在脚心，好不容易愈合了，却在脚背上鼓个包出来。父母单位医务室的医生甚感蹊跷，最后只好一刀切开，放了许多脓水出来，才渐渐消了炎。但天热，恢复得很慢，我也就渐渐脱离了学校生活。每天看小报，临摹批刘漫画，听听外面大喇叭打口水仗，自得其乐。
　　7月23日，外面大喇叭突然广播“中央代表团胜利回京”的消息，我目瞪口呆。我虽对百万雄师没有任何耳闻，但一听，就知道，那就是武汉的红二。我第一想不到他们会如此凶猛，连中央代表都敢扣留、殴打，第二是想不到，这百万人的大组织，中央会断然定性为反革命组织。湖北于我，山遥水远，但百万雄师的倒掉，怎能不令我兔死狐悲？以我当时对全国局势的了解，中央如果不发话评价两派，我们还有喘息的余地，中央如此明确的表态，那就预示，红二快完了！
　　我那时小小年纪，就尝到了什么叫哀鸣，什么叫垂死挣扎，什么叫“最是仓皇辞庙日”。过去看革命历史回忆录时，看到“钟山风雨”一节，总在想，当年蒋帮，该是何等心情？现在明白了，就是如此罢！七月流火不停，我心内如汤滚沸，呆呆地站在窗口，听大喇叭里广播“百匪”的罪行种种，人都傻掉了。
　　我妈妈教训我：“说你不听，红二就是错误的。今后不要再去学校了，别闹个反革命回来。”
　　我只能承认，历史潮流滚滚，我们错了。我为之奋斗无数日夜的红二，完全违背了潮流。它就要倒，就要完了。我的革命史，到此是终结了。
　　23、24号，各种小报蜂拥而出，武汉来电、武汉快讯车载斗量。其中，一首以“三钢派”女中学生口吻写的诗《放开我,妈妈!》，感动了神州。我最近查阅，作者为武汉新华农东方红成员吴克强，于“7．20”之前所写。原诗不长，现照录如下：
　　
　　 放开我,妈妈!
　　　
　　面对着“百匪”的大规模屠杀，妈妈怕我到学校去被“百匪”杀害，拉住我。我说：
　　　　
　　　　放开我，妈妈！
　　　　别为孩儿担惊受怕。
　　　　我们的战友遍天下，
　　　　“百匪”的长矛、匕首算得了啥？
　　　　我不愿做绕梁呢喃的乳燕，
　　　　终日徘徊在屋檐下；
　　　　我要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学游泳，
　　　　去迎接暴风雨的冲刷！
　　　　
　　　　放开我，妈妈！
　　　　你可还记得哥哥和爸爸，
　　　　为了取得抗日斗争的胜利，
　　　　二十年前，爸爸牺牲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下，
　　　　人民政权的奠基石呵，
　　　　洒满了革命烈士晶莹的血花！
　　　　而今天，在两个阶级决战的关键时刻，
　　　　哥哥高举工人战斗队的大旗，
　　　　却惨死在陈再道之流的长矛、匕首下，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的生命迸射出了光辉的火花！
　　　　
　　　　想一想吧，妈妈，
　　　　活着的人应该干些啥？
　　　　难道父兄的鲜血能够白流？
　　　　难道能够让武老谭（指“武汉的潭震林”）把革命造反派任意屠杀？
　　　　难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要捍卫？
　　　　难道能让资产阶级重新统治我们的国家？
　　　　革命者从来不在困难面前低头；
　　　　陈再道之流的长矛、匕首和水龙，
　　　　又怎能使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惧怕！
　　　　
　　　　我走了，妈妈！
　　　　请您转告隔壁的苏蒙蔽和马大哈，
　　　　叫他们别再为陈再道卖命，
　　　　五元钱的贿赂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据传武汉郊区农民参加游行每天可拿5元补助），
　　　　叫他们转告“百万雄师“的操纵者，
　　　　人类的罪犯绝然逃不脱历史的惩罚！
　　　　刽子手的痉挛，
　　　　显示出病入膏肓的虚弱，
　　　　魔鬼的疯狂，
　　　　只是死神到来前的最后挣扎，
　　　　光辉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革命造反派永远也杀不绝、压不垮！
　　　　
　　　　再见吧，妈妈！
　　　　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催令我整装速发，
　　　　阶级斗争的疆场，任我驰骋，
　　　　门庭梨院怎能横枪跃马？
　　　　等着我们胜利的捷报吧！
　　　　让我们欢聚在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下，
　　　　不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儿誓做千秋雄鬼永不还家！
　　
　　手拿报纸，我双手颤抖不已。我固然知道，武汉的“三钢”不过是长春公社之流的奸诈之徒，这诗歌也不过是公社式的吹牛笔法，但内心还是不能不为之震动——毕竟他们可以这样堂堂正正！
　　从7月23日起，我在心里，正式告别了我亲爱的红二。红二崛起的历史，无可挑剔；红二壮大的过程，可以泣鬼神；但它彻底的没落了，真正成了新的斗争里僵化老大的那个“国”军了。
　　武汉“三钢”的英勇，鼓舞了公社派，几天来，他们已有横枪跃马的之势，必欲摧毁红二而后快。红二方面，则也还未呈败亡之像，毕竟它拥有30万之众，死也要死一阵子。前段的争斗，动摇者都走得差不多了，现在留下的，都是死硬分子，“7、20”以后，杀回马枪的，几乎没有。这个庞然大物，困兽犹斗，手段更加激烈了。
　　据记载，7月13日，长春机车厂两派在工厂三宿舍发生武斗。武斗打死一人，造成停产。这是长春市武斗有记载的第一次死人。死的是哪派的，不可考了。7月14日—23日长春车站两派爆发武斗，酿成“7·14”铁路停车事件。事件发生后，国务院来电报指示立即恢复通车，至23日，列车方恢复运行。这件事，对母亲的触动非常大，她考虑的是，武斗战火愈演愈烈，老家四川已动了枪炮，长春也是早晚不等。万一开起炮来，火车再不通，想走都走不了啦。
　　母亲是亲历过抗日战争的，逃难、躲防空洞，都经历过。她本能地觉得，大战前夕，身处危城是一件朝不保夕的事。那几夜，她辗转不眠。
　　两派都拉出了大厮杀的架势，“气吞万里如虎”。广播喇叭里，红二怒骂“长春匪社”，公社回敬“黑二匪徒”，究竟孰为匪，只有刀下见高低了。
　　果然，到29日，长春市三处同时爆发大型武斗，机车厂一处，死一人；305所“黄楼”一处，死四人；305所技校“红楼”一处，这一处，一楼是我的小学母校，技校的流氓们放了火，烧了三楼。
　　那夜，火光冲天。305所就在距离我家约一公里半处，在我家，凭窗就可看到火光熊熊。那一晚，母亲未睡，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第四十二章 文 / 清秋子　

　　7月末，长春已出现凶险的气息。陈再道的倒台，迫使军区对红二的支持不能太公开化；长春公社则稳操胜券，有恃无恐，加紧了他们的“洛东江战役”，而红二深知“成王败寇”的道理，为避免百万雄师的下场，必须跟公社来个“徐埠会战”，打烂它再说。
　　月末的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一是批判武汉“拿枪的刘邓”陈再道的小报满天飞，一时洛阳纸贵。因为批判材料里，编造了大量黄色内容，真真假假，难辨是非。那年月，在文字上涉及两性关系的，非常罕见。小孩和青年人的性教育，全赖长篇小说《苦菜花》（抗日战争题材）和《创业史》（农业合作化题材）中的少量色情语句。看见批陈的材料中连篇累牍的“腐化”情节，人们不禁兴趣盎然，纷纷抢购。
　　第二件事是，305所公社派“五四兵团”遭到红二激烈围攻。五四兵团的据点，就在305所黄楼，扼守于工大通斯大林大街的路口，是名副其实的“桥头堡”。五四兵团是公社方面的舆论重镇，搞出来的东西极富激情，向来是红二的眼中钉。
　　我的一个表叔，就在五四兵团当常委，是张良、萧何一类的核心人物。表叔那年顶多25岁。他于1964年于天津某大学毕业，分配到305所。人是一表人才，温文尔雅而又精明干练。那时因文化氛围太稀薄，东北的大老爷们多为粗率之辈，很难见到这样名士派人物。表叔一到305所，立刻倾倒了一大片娘子军。他已有未婚妻，尚在天津。为应付尴尬，只好短暂地将表婶接来临时小住，以抵挡热情攻势。
　　表叔人缘很好，除了业务以外，对文体活动也很热心，组织出黑板报、在食堂放广播，都是他的事。我那时在305所子弟小学，常去他那儿，有时食堂人都快走空了，他还在那里给广播放唱片。一边放，还一边评价： “这张唱片的曲子怎么这么难听！”表叔组织的黑板报，不知是哪些秀才搞的，期期都贴出些很精致的手绘美术作品，素描、水彩，美轮美奂。
　　表叔是我母亲一系的亲戚，刚分到长春来时，没什么亲友，就常到我家来。每年8月中秋，我妈都要叫他来我家吃月饼。他对我和弟弟们都很友善。
　　文革一来，他不知怎么就当上了“五四兵团”的常委，而且据说是实权人物。4月末的一天，我从外面回家，看见表叔来了。他问我上哪儿去了，我说：“去看‘查封无理’展览了。”表叔惊讶得像看见火星人：“哦，还有个‘查封无理’？”继而又宽容地笑笑，没和我争论。
　　这次大概也是他们在宣传上惹火了红二，红二于7月29日调集大批人员围攻黄楼，声势很大。工大造大也紧急出动援救，双方大打出手。共开来了100多辆汽车，工大把土坦克又开上了战场。在我家都能听见，五四兵团的大喇叭有个高亢的女声，把拼死的口号喊得震天动地。攻楼战打了一整天，晚上旁边的附属技校又开打，一把火起。这一夜，我家的人惦记表叔死活，都没睡踏实。第二天得知，红二又没拿下。攻到半途，被大队解放军赶来强行制止了。
　　第二天一早，母亲跟父亲商量了一下，断然决定：全家逃亡，去北京。长春实在是太恐怖了！305所那边仍然是战区，去也是危险，我们顾不得表叔了。只要黄楼未沦陷，他多半也没事。
　　全家迅速收拾细软，锁门，开始了逃难之旅。
　　当时长春的火车刚刚恢复通车才一个星期，我们喘息未定，上了火车，奔赴全国唯一的安全之地——首都北京。
　　中国人的导师孔夫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我固然知道这是真理，但我们就生在这危邦乱邦，你又能让我怎么样？
　　这一去北京，我原想也不过就个把月，只要红二一倒，估计局势也就平静了。但哪曾想，这一去就是三个多月。1967年的从夏到冬，我都是在北京度过的。
　　北京的文革，又是另一番景象，不愧是大国之都，连运动都和外省的不一样。我在九城通衢上到处乱逛，真正地开了一把眼界。
　　到了北京，我们投奔了一个远亲家，就在外交部街。说是街，其实就是个大胡同，离北京站不太远，好像也没有什么外交部，大概是个老街名吧。到了亲戚家，说明来意，亲戚很惊愕，不过也理解外省人的不易，忙着安排我们住处。可是这时他们家已经来了四川的两个小姑娘避难，按辈份，是我们的小姨，一个上初三，一个还是小学生。人多，不好住，父亲等我们安顿好，就独自打道回家，在长春留守。男人，在需要开溜的时候，总要比妇孺好跑些。
　　首都北京，气势磅礴，在那时就是全国之冠。我们到北京时，正是如火如荼声讨“百万雄师”的时候。8月初，北京各影院便开始放映纪录片《北京支持你们》。从王力回京，到百万人欢迎大会，一一展现。王力与到机场欢迎的诸位，各个握手，惟独江青更热情些，很夸张地与王力拥抱。然后是“臂挽臂、肩并肩”的怪异场面。据说中央高层以这个姿态面对群众，是建党至今唯一的一次。我当时虽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敢心存怀疑，但也觉得这场面太过夸张，像做秀。然后是欢迎大会，王力诸人登上天安门。那场面，没有毛主席在场，显得非常缺乏正统性，虽然只缺老人家一人。王力手扶栏杆，傲视下界，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那种表情，集傲慢、得意、盛气凌人、唯我独尊于一体。在我迄今为止的一生中，没有在现实中与镜头里见过第二人有过这样跋扈的表情，哪怕江青和康生也没有。我感觉，王力冷笑似的表情，不仅在嘲笑百万雄师的必然灭亡，也在嘲笑全国所有保守派组织的命运。这一笑，让我脊背寒彻，历史真是踏着千千万万人的血泪前进的啊。过去，出于对中央文革的崇敬，对王力这个名字，还曾有一定的好感，今日见到他这个样子，我几乎要喊出声来：这决非善类，绝非善类！从那一天起，我就有了点儿觉悟——占据历史舞台中心的，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善良人。看完电影，我不仅没有被洗脑，反而对王力生出一股仇恨。红二固然不争气，但要我承认长春公社是什么左派，是什么代表历史正确方向的鸟儿，那是决无可能的。
　　王力，也为他的狂傲付出了代价。据说，在江青、康生不久后决定抛弃王力的时候，江青曾对毛主席说：“王力成了大英雄，自认为了不起了。他认为天下是他王力的了，不是你毛泽东的了。”此言促使毛泽东以决然手段处理了王力。这个说法，我看其源有自，王力的那种气焰，不是谁都受得了的。
　　在长春的时候，我印象中北京所有的组织，都是支持激进派的，好像只有北京的造反派没有分裂。到了北京一看，才知道，北京的群众组织，也分为两大派，一派以北航为首，称为“天派”；一派以地院为首，称为“地派”。似乎双方并没有大的原则分歧，但互相掐得很厉害。总的来说，“地派”要激进一些，势力大一点；“天派”温和一些，显得有点儿弱小。天派有“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清华“4、14”；地派有“地院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清华井冈山”和“北大井冈山”。其他院校，也各有两派。我因为是保守派的缘故，对天派感觉要亲切一些。但只有对北大例外。在看大字报时，觉得老聂太霸道，所以对“新北大”没好感，对北大“井冈山公社”的言论倒颇为赞赏。
　　中学也成两派。北京的中红卫兵，原为三大派，即：“四三派”、“四四派”和“老红卫兵派”。这个“老红卫兵派”是何人？就是1966年6月最先组建红卫兵的那一拨儿。那帮小爷，出身红五类，以高干子弟为主，军用皮带不离手，打人心黑手狠。如今都改邪归正了，经商的经商，画画儿的画画儿，只有当年平民出身、跑龙套的张承志还在为老红卫兵叫屈。正所谓，人要是愚起来，那是没有底的。
　　当年，老红卫兵崛起时，曾向江青送过“沙果”（大众水果，大概就是海棠果一类），江青大为高兴。 1966年11月，两下闹翻以后，老红卫兵骨干于1967年1月初被逮捕、关押。由于老红卫兵派提倡“血统论”，又在“红八月”疯狂迫害平民，已丧尽人心，所以镇压他们，全北京都叫好。老红卫兵在整个社会上，都处于孤立状态。
　　被关押在公安部的“联动分子”，十分愤怒，他们不望北斗星，而是编了歌谣：“想起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可怜今天送果人，戴起手拷把牢坐。” 直到1967年4月22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会上，周恩来召见了关押在公安部的“联动”头头。向他们宣布毛主席指示。周总理批评了他们一通，同时指示“联动”可以在民族文化宫挂牌子公开活动。“联动”头头感动得当场失声痛哭。会后，他们全部获释，但哪里还有心思挂牌活动，至此，联动便告瓦解。“老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等于退出历史舞台，进入了迷茫状态。据有人说，著名的朦胧派诗人食指，当年就是“联动”成员，他的著名朦胧诗歌《相信未来》，写的就是“联动分子”的朦胧与苦恼，而决非“自由主义”呐喊。我看此说大有道理。在60年代，自由主义早已断流多年，怎么可能在一个小小联动分子的脑袋里，突然发出耀眼光芒？
　　老红卫兵一后撤，在北京中学的红卫兵主要就剩下两派了，“四、三派”和“四、四派”。“四三派”以江青1967年4月3日讲话命名。江青在这次讲话中，批评1966年最早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讲话，受到文革初期不大吃香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学生的欢迎。他们就是日后的“四三派”，是激进派。由于江青的讲话打击面太广，众多红卫兵反响强烈。4月4日，北京军区政委李钟班又在工人体育场的一个大会上（有江青在场）给大家消火，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围绕此观点，集合了另一批中学生，就是“四四派”。主要由平民子弟组成，属于原保皇派。“四三”与“四四”也是斗得厉害，北京大马路上，到处都是他们针锋相对的标语。老红卫兵残余自然支持“四四派”，但其成员大多已饱经沧桑，对文革的荒谬有所醒悟。这帮小爷多成了“逍遥派”，有少数人开始抽烟、喝酒、拍婆子 (即泡妞)、唱“黄歌”（即《外国名歌200首》）。
　　我到北京后，还看见过老红卫兵呼啸街头的景象。一般七、八个人，穿质地很好的老式黄军装，扎宽皮带，戴宽大红绸子袖标，幅宽竟有30多公分，几乎是一面小旗子了。骑“永久”名牌自行车，一个带一个，呼口号在街头飞驰而过，袖标飘飘若飞，给人极深印象。但路人对他们很漠然。
　　我到北京后，北京造反派批判“联动”的舆论尚未停止，各种小报都在揭露他们的丑行。其中有关他们“红八月”暴行令人发指。1966年8月25日，北京西城区八中、四中、六中等校红卫兵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俗称“西纠”。他们私设监狱，抓捕黑五类子女，严刑拷打，惨叫之声传出大墙之外。以北京一中、六中两处“监狱”为最甚，共打死、打残废200余人。狱室内血流满地，红卫兵行刑手竟然用人血做墨，在狱室墙上写大标语“红色恐怖万岁”，后面还有三个“！”。我在买来的造反派小报上看到这张照片，心胆俱裂，差点儿没呕了一地。当晚又做了恶梦。我的小爷，难道，这就是革命？这就能保住红色江山？
　　那时候，我也在街头买到了老红卫兵的《莱茵报》，办得很有品位。文章厚重，充满了自责。报头下面还有一行德文，是马克思参与办的那个《莱茵报》的报头影印件。不过，马克思要是知道声称信奉他主义的这帮小爷，曾经拿人血来写标语，老人家还不得气活过来？
　　据记载，1967年春夏之间，全国各大专院校和中学的红卫兵纷纷出版报纸。当时，中学生只要几个人凑一凑，把手表卖了凑几百元，就能出一张报纸。其中刊载遇罗克《出身论》的北京《中学文革报》(四三派报纸)，一次印刷就能达到30000份，而且一抢而光。
　　我到北京时，正逢小报盛行，北京的报纸在外地有“航空版”、“联合版”，各省的也运到北京来卖。于是，从东北到广西的两派态势，我就全能知道。

第四十三章 文 / 清秋子

　　不到北京，不知中国之大，到了北京，才算是放眼天下。北京的两派，也有武斗，不过都是“小儿科”，最激烈的一次，听说是放了几下汽枪。天子脚下，自然是谁也不敢太放肆。到北京后，因为看各地小报看得多了，才知道，全中国已经是“烽烟滚滚”了。我惊喜地发现，红二并不孤立，在各省，像红二这样受军区支持的保守派，还多得很，他们与激进派的实力较量，也是强弱各有不同。保守派也很凶的，不都像红二那样窝囊。
　　其中有个“广西联指”，武斗甚是厉害，把全省的民兵都发展进去了，据文革后揭露，他们有很残忍的杀俘行为，和灭绝“黑五类”的暴行。他们的对立面激进派“广西4、22”也是神兵天将，但被仍杀得够呛，节节败退。广西联指的宣传工作也做得好。在北京，保守派一般都吃不开，有如过街老鼠，但“联指”的标语、小报满天飞，攻击 “4、22”抢了援越的军用物资，说得煞有介事。“4、22”在宣传上，总是略逊一筹。
　　其他各省，也有各路英雄。按保守派和激进派分，成都有“红成部队”（红卫兵成都部队）和“川大8、26”；重庆有“8、15派”和“反到底派”；辽宁有“辽联”和“辽大8、31”；安徽有“好派”和“屁派”。激进派里还有一个好手，是湖南的“湘江风雷”，杀人如麻。这个组织很奇特，1967年2月时，曾被中央文革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头头被抓捕，我们都看过有关的传单，确实一个个像土匪一样。但到了7月份，中央忽然又为它平了反，据说是毛主席的指示，随之大名传遍全国。它的对立面“红联”反而名不见经传。
　　武斗，以四川、广西为烈。重庆5月份在朝天门码头，两派就有水陆激战，炮声隆隆。反到底派的“舰队”重创“8、15”的船只和江岸要塞。我在四川的几个表兄表姐，参加各派的都有。其中一个表姐，初三学生，居然还在解放碑“反到底”一个著名的广播站当播音员，被“8、15”恨之入骨。真是为了造反，连脑壳都豁出去了。
　　7月30日，《红旗》杂志“8、1”社论发表，明确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那时的运动，下一个目标要攻击谁，都是事先造风声，这成了极左派的宣传套路，连老百姓都熟悉了这一套。我看了社论，知道完了。“揪军内一小撮”一旦成为一个阶段性目标，各省支持保守派的军区主官，一个都跑不了。吉林的贺吉祥副司令员，必倒无疑，红二的末日，屈指可数了。
　　远在长春的30万弟兄们，我是顾不了你们了，好自为之吧。
　　我在北京用学生证买了一张通用的公交月票，大概也就一、两块钱吧，可以坐汽车电车，也坐到郊区去的车。于是就开始了北京大旅游。有名的景点，都去了一遍，各郊区县，也都去看看，连通县、昌平都去过。
　　北京的夏天热，东北去的人，真受不了。晚上不过12点，热得没法睡。亲戚家住在一个四合院内，里面有个大大的庭院，住了大概六、七户人家，以老太太居多。不过那些老太太也并不老，不过40多岁，家庭妇女，比较能品评人。吃完晚饭，一院子的人，就坐在藤萝架下纳凉，一人手里拿个大蒲扇，听老太太东扯西拉。这时候，我才第一次领略，在北京民间有这么一个阶层——老太太阶层。她们的审美以及好恶，很能左右民间的舆论。
　　四合院的生活很平稳，文革也没能使伟大首都生活窘迫。老太太们日复一日地用蜂窝煤炉子做饭，以劳动好不好、手巧不巧，来评价每个人。我那时既不会生蜂窝煤炉子（我们东北有煤气），也不会做饭。老太太们很不屑，觉得这样的人，于社会不就是废物吗？两个四川来的小姨可是比较能干，她们会生蜂窝煤炉子，也会做饭。有一次，大的一个到北海、景山一带去玩，还摘了两个莲蓬，拿回来剥，剥出莲子，交给我姥姥煮粥。一个老太太见了，说：“哦？喜欢吃这个，下回我教你们一招。”不久，老太太摘了一朵大荷叶来，洗净了，扣在粥锅上，煮出来的粥碧绿，满口清香，真是开了眼界。
　　小四合院，白天静静的。窗上有竹帘挡阳光，地是青砖铺的。我很惊讶首都还有这么古朴的民居，特别是一院子的人共用一个厕所，很尴尬。晚上纳凉，你往厕所一去，大家都知道你要干什么去，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厕所，需要有点儿勇气才行。
　　住了一段，亲戚似乎有点儿烦，嫌白天人多太乱。于是我们家就分为几组，白天各自出去逛，中午随便买个烧饼吃，晚上在某处一个餐馆会齐，全家吃顿简单的饭。然后再逛逛，晚上回去就睡觉，不打扰人家。
　　我们选中吃晚饭的地方，在东风市场（原东安市场）附近的“老正兴”。每天点几个比较便宜的菜，全家补充一点营养。招待员师傅都认识我们了，没准心说这一家子可够馋的，天天下馆子，但他们也不好奇，也不问。在文革当中，什么离奇的事情都有，首都人见怪不怪。
　　母亲有一次感叹，有家不能回去呀！太不容易了。

第四十四章 文 / 清秋子　

　　母亲那年40岁，又要照看着60多岁的姥姥，又要拖着我们哥儿仨。我的小弟弟，当时只有4岁，那情景，真个是“挈妇将雏”。难为她老人家了，那时那么坚定，一定要把我们都带出来。她那时也许有预感，假如不幸死于武斗，必将一钱不值，后人连个纪念的由头都没有。北京天热，城市又大，我们每天都不知疲劳地跑。母亲没那么轻松，姥姥是半小脚，还得考虑不能让她太累了。每天母亲就算计，怎么找那些公共澡堂、公园凉亭、冷饮店一类，能多坐一会儿的地方。呆几个小时。
　　那应该是最早的“北漂一族”吧。好歹我们还算幸运，北京有亲戚，家庭收入也还支撑得起，多数的老百姓，就得硬挺着。
　　还有比老百姓不如的，就是那些倒了霉的“黑帮”、“反党分子”。从文革一开始，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就倒掉了，后来各省委、市委、部委，一片一片地倒。红卫兵、造反派，没完没了地折磨、批斗、侮辱，不知道哪一天才能见晴天。那时北京的老百姓口味都刁了，彭大帅被押到街上示众，看都没人看。
　　那时候，北京各校造反派“术业有专攻”，北航和地质学院专门批彭德怀，政法学院专门批陈毅，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就专门揪刘少奇。在这一片一片的黑帮名单背后，不知多少人家破人亡，昏天黑地。
　　我在北京时，清华井冈山正在吹嘘他们“智擒王光美”的功绩。1967年1月6日，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干了一件大事，他们给刘少奇的秘书打电话，诈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在路上被汽车压断了腿，需要截肢，意在把王光美引出来批斗。结果令他们喜出望外，不单王光美到医院来了，同时来的还有一个大人物——刘少奇。当得知真相后，王光美只好“就擒”，被绑架到了清华，刘少奇颓然而返。这件事情的始末，清华人详详细细登在小报上，小人物的刻毒与无廉耻，跃然纸上。
　　同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经“上面”同意，在清华主楼前召开了据说有50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还逼迫王光美穿上出访印尼时穿的旗袍接受批斗。咱们中国女人穿旗袍，在60年代初还非常普遍，1965年以后才不多见了。“破四旧”以后，居然成了腐化的标志。清华井冈山的这些鸟，就用这种方式来侮辱一个女性。
　　在当时的小报上，登载过造反派逼迫王光美穿旗袍时的一段对话。王女士据理抗争，努力在捍卫自己的尊严；清华井冈山不过以势压人、穷咋呼而已。
　　在看这些小报时，我很感意外，本来批刘已经批得我对刘主席没什么好感了，但他的举动，使我动容——他在闻听女儿遭车祸之后，心急如焚，不惜在那种险恶情况下抛头露面。毕竟，这是一个好父亲啊！
　　而王光美女士面对侮辱，不失尊严，从道义上完全压倒了疯狂的对手，也使我有所触动。我对母亲说：“为什么我觉得还是王光美说得有道理呢？”母亲仔细看了小报，也说：“是啊。”
　　在北京府右街一带，我亲眼看见以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为首的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看样子有上千人静坐，汽车、旗帜、帐篷，什么都有，布下了“揪刘火线”。大喇叭整天整夜的吼，要把刘主席揪出中南海。那一段时间，不知道中南海里边是怎么办公的，吵都要吵死人了。
　　北京虽然没有枪炮声，但给人印象仍然是闹哄哄。武斗不让斗，文斗就有一些创造。北京的东、西单、王府井靠长安街的十字路口，那时四面都有巨大的牌子，不过不登广告，而是专门贴巨幅美术作品。有毛主席登临山河图，画面大气磅礴；有“无产阶级司令部”群像图，排序严谨，决不会出错儿。每过十多天，就要一换，为首都增光添彩。有的是画在大纸上拼起来的，有的是直接在牌子上画的。我每逢看见广告牌上搭起了架子，就知道有新画要出来了，第二、三天再去看，就能看到成品或半成品。都是彩色水粉画，多数功底很好。也有画得不像的，严重变形，不过一看，也都知道那画的不会是别人。
　　父亲一人在长春，观察形势，探测风声，经常有信来。果然如母亲所料，武斗在升级。
　　由于《红旗》杂志“八一”社论的激发，长春市终于响起了枪声。据记载，8月3日，“人大红野”自行制造出“自卫地雷”和“自卫化学弹”，并发表“不首先使用这些武器”的狗屁声明。三天后“地院兵团”也试制成功两颗放射性“自卫弹”，也发表了狗屁声明。
　　在王力精神的鼓舞下，北京及全国的激进派，对长春公社进行了空前的声援。8月3日，全国168个支持“长春公社”的群众组织代表，在北京地质学院召开 “彻底捎毁吉林省的反革命暴乱、与贺吉祥血战到底大会”。当晚，“长春公社”和驻长军校激进派在长春地质学院召开了“热烈欢迎首都革命造反派大会”，欢迎北京来的援兵。8日，又有一批援兵到，“首都红代会”一千多人和“首都医务界大联合赴长医疗队”来到长春。公社就此声势大振。
　　迫于压力，8月11日，驻军16军首长汪洋，代表吉林省军区和驻长部队党委，在地质宫广场对压制“长春公社”的错误进行了检查。北京来人没大吃这套，第二天，“首都红代会”及全国各地激进派赴长代表，就在军区门前召开了“声讨贺吉祥大会”，会后举行了大游行。
　　武斗就在这狂热情绪中和升级。
　　隔了一天，14日，有60辆汽车到白虎屯武器库抢武器弹药。解放军劝说阻止无效，在拦截汽车时一名士兵被轧死。15日，两派动用了手榴弹，炸死一人。 16日，两派都到发电设备厂附近的武器库抢枪，狭路相遇，发生激战，死一人，伤三人。双方都动用了手枪、冲锋枪、自动步枪和半自动步枪。这是长春市武斗以来第一次开枪杀人。红二疯狂了，长春公社也杀红了眼。首都来人哪里见过保守派敢如此猖狂，咬了牙要把长春的“百匪”一口吃掉。当天，“首都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等71个造反组织发表最后通牒“敦促贺吉祥投降书”。杀声陡起，天欲堕了！

第四十五章 文 / 清秋子　

　　赤日炎炎的8月，在知了的叫声和槐树的绿荫下度过去了。其间，香山、八大处，我都去过。在通往郊区的长途车上，看见墨绿的原野被太阳晒得冒白烟。田地里，仍有农民在劳作，伺候着大片的葡萄园。革命的人们，在享受着狂欢。而普通的人，却永远也摆脱不了劳动。
　　9月到了，天气微凉，可以喘一口气了。就在9月初，忽然看见街头有红二驻京人员贴的大标语——王力栽了！我愣住了。这消息给我的冲击程度，无异于听说地球暂时脱离了运行轨道。
　　王力怎么会倒？就是那个王力吗？那个7月25日还站在天安门上毛主席站过的地方耀武扬威的人，那个穿着军装（文革期间中央文革的人，都穿军装）的刀笔吏，那个不可一世的王大胖子，怎么会倒？可是，千真万确，他就是倒了。欢呼标语越来越多，全国的保守派都为之一振。
　　跟王力一起倒的，还有刀笔吏关锋。过了几天，专杀刘少奇的戚本禹也倒了。不久，《红旗》杂志的林杰也倒了。中央文革的笔杆子，连锅端掉。这是什么风向？他们这伙鸟文化人，简直就是文革的代表嘛，他们都倒了，文革还搞什么搞？
　　各地保守派的驻京人员，也都不是吃白饭的，内幕消息一条一条地抖出来——原来是主席发了话。
　　王力的倒台，让我看到了，一个人是怎样从权力的顶峰跌落下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的这种事情，从来就说不清，也没什么道理可讲。我从此记住，为人万不可张扬，你的敌人，不知道就藏在哪里。静悄悄地过一辈子，起码还能保个平安。
　　据当时的材料披露、以及文革过后的揭密，王力的倒，有一个角力的过程。
　　在“7、20事件”发生时，毛泽东仓促撤离武汉东湖。此前，梅岭一号的内卫，是由他随身带的少数8341部队担任。而整个东湖宾馆的保卫，则由独立师承担。8341再强悍，毕竟寡不敌众。形势确实命悬一线。但是独立师居然没有靠进主席一步，显然这不是逼宫。在毛主席眼皮下抓走王力，独立师的中层干部心里应该是有数的——他们估计是要做给主席看，民意究竟如何？万分紧张之下，汪东兴忙着调兵，紧急中哪里有那么好调？据说还是武汉空军的刘丰，亲自把主席和随侍的代总长杨成武接到了空军司令部，这才算脱离险境。然后，又送往王家墩机场附近的专列里，等候上机。主席在撤离时，据说也曾十分恼怒，觉得陈再道真是要反了。
　　不过，在前往上海的途中，老人家很快就冷静下来，抓住了这件事的实质。他对杨代总长说，“7·20事件”不是“兵谏”，不是“反革命事变”，他毛泽东也不是“住到贼窝里去了”。他点出了要害问题，7·20事件“不过是要以王力作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想到了这一步，伟人对历史的操纵，就不会有大错了。主席在1967年初处理四川问题时，曾有一个模式。就是用舆论压垮保守派，让政权归激进派。四川成都曾有过一个十分有势力的保皇派组织“产业军”，被中央表态的巨大压力所摧垮。毛泽东到武汉去，也想照过去方针办，宣布“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让它自行崩溃。而结果，适很不理想。先是独立师的蔡政委擅自向下级传达了中央精神，独立师指战员立即表示不服；后是王力到水运学院煽风点火，说武汉有个钢铁的无产阶级造反派，激发了“钢派”狂热举动。“百万雄师”抓王力，也就是给中央一点颜色看看，要求中央改变“一边倒”的不公正态度。
　　毛主席对“7·20”有了这样一个准确的判断，才有可能于7月26日，在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中，在陈再道的名字之后，亲笔加上“同志”二字，在那个时候，这就意味着陈再道属“人民内部矛盾”。后来，果然也没把他怎么样。
　　风起8月12日，仍在上海的毛主席看了《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批了“大毒草”三个字。不过瘾，又批：“还我长城。”他还在林彪送审的一份准备下达全军的文件上，圈去了多处“军内一小撮”字样，圈到后来，不耐烦了，批示：“退林彪。不用！”
　　毛泽东发了雷霆之怒，要追究到底。中央文革，乱成了一团，连老谋深算的康生，也急得三天没吃下饭。江青、康老先是往陈伯达身上推，但陈向江青诉苦说，自己是“四号人物”，倒了的话，中央文革还有好吗？然后，奸贼们又商量，只好丢小卒，可怜文革初期的一帮吹鼓手，稀里哗啦，全体倒掉。8月20日下午两点，在钓鱼台16楼召开中央文革扩大会议，张春桥、姚文元特地从上海赶来出席。在座的有周恩来、江青、“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还有军方的杨成武、吴法宪。
　　江青宣布开会，说这次会是中央文革的“生活会”，主要批判王力和关锋。康生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批王力。伯达也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批关锋。这是中央文革一次“自残式”的会议，想必每个人都刻骨铭心。这大尾巴会直至8月31日凌晨两点才结束，江青宣布：“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俩文革暴发户就此失去自由。被软禁于钓鱼台二号楼，后来统统栽进了秦城。
　　文革这条船，一个悄悄的大转舵，就从这时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