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文 / 清秋子　

　　这时再来回望7月末，已恍然如隔世。武汉正闹得凶的那几天，那位江青，也没闲着。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团时说：“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就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的一个革命组织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叫作‘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这是第一条。……但是还有第二条，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这段话，有记录在案。第二天，上海《文汇报》就登载过。日后，成了她的一大罪状。我当时看江青的各种讲话稿，就觉得她讲话不大过脑子，什么东西都敢胡讲。作为中央领导，这样的煽动语言也敢讲，惟恐天下不乱。好像这些“拿着枪支、长矛、大刀”的人，不是自己的人民，杀了白杀，砍了白砍。
　　再回头看看《红旗》杂志1967年的第12期社论，也就是“八一”社论，诸位就会知道，中央文革为什么要慌。这个臭名昭著的社论，题目叫做《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里面的要害，是这样一句话：“我们必须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这个社论，就是在当时，也是抗不起推敲的。谁是“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准备如何把他们“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王力诸人不过就是弄倒了一个陈再道，便以为天下再无对手，口气之大，大过了天。
　　这社论究竟是怎么炮制出来的，也是一段公案。据说林彪为了排除异己，是最先有过这个提法的。“7、20”之后，他的儿子林立果在《空军报》也以“红尖兵”为名，发表过“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以示响应。毛主席一发怒，副统帅马上闭口，装聋做哑，没他什么事儿。
　　要搪灾的是中央文革。
　　尽管《红旗》第13期8月17日才刚刚出版，陈伯达为了亡羊而补牢，19日又发了个第14期社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试图遮丑。但12期的责任，毕竟还是要是追究的。为什么追到了王力、关锋头上？一种说法是，关锋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7月27日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里就有这个口号。”这封信是由陈伯达起草，王力负责修改的。王力就马上推责任，说：“信是伯达老起草的。”但这位伯达老记性并不差，他说：“我原稿里没有那句话。”原稿当众就给找出来了，王力一看，傻了眼，那原稿上只有一句含糊的提法：“武汉地区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们”如何如何，正是王力自己在上面加了“党内、军内”。于是王力自然就跑不了啦！
　　还有一种说法是， 陈伯达是负责全国宣传的，追究到他那里时，他慌了神儿，赶紧推责任，说：“《红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的，王力、关锋审定的。”然后，马上就有人提供了有关材料，说早在 1967年1月《解放军报》发表的“宣传要点”中，便已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说法。在这个“宣传要点”清样上亲笔签字的是胡痴，另外还用铅字排印着“王力、关锋、唐平铸”。当时的王力刚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负责《解放军报》。这下，就把这两人完全扣死。
　　人要倒，康生总是习惯地要拿出“证据”。于是这一次，他连夜翻查了王力的档案。王力原名王光宾，1939年入党，介绍人是谷牧。后来王力曾在东北军的一个团做统战工作，党组织负责人又是谷牧。文革中，谷牧被打成特务。于是康生有数了：合上档案，就把王力定为了“国民党特务”。主席后来向他征询意见时，他也就如此这般地汇报了。
　　康生这次的下手之狠与慌张，还在于他本人与王、关都曾有过密切的关系。早在40年代，康生曾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书记，王、关那时都是他的下属。60年代初期中苏论战，王力与康生又是同僚，共赴莫斯科谈判，一块儿起草文件。王力被任命为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的时候，主管中联部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恰是康生。这种渊源，如何得了！所以，杀王力，杀关锋，是一定要杀到底的。否则，不足以证明自己清白。
　　这种极端主义的投机家，日常所说的话，都是冠冕堂皇。然而“大业”尚未成功，风浪一来，却先杀开了自己人。他们焉能不败？不败的话，还有什么天理？
　　王力的倒台，还比别人多了一层因素，就是那个著名的“八、七讲话”。这又是另一段公案了。7月25日，就在周总理离京赴武汉解围的时候，外事口一些院校的造反派不顾周总理的多次批评，组成千人“揪陈大军”，到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交出，决不收兵”。谢富治22日从武汉返京后，还和戚本禹等人一块儿去慰问了这帮造反派。那一段时间，外交部一带，昼夜喧嚣，不绝于耳，外交人员被吵得昏头涨脑。
　　8月7日晚，在武汉受伤的王力拖着伤腿“召见”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听取汇报。造反派代表提出：“我们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其三反言行，属于敌我矛盾；我们的口号是：誓与陈毅血战到底！有关对陈毅问题的看法，我们多次与总理谈过，但现在外交部运动阻力仍很大。”
　　王力马上插话，说：“外交部运动阻力大？（轻蔑地）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有人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
　　造反派又说，现在外交部的“三反分子”没有真正打倒，业务工作还是由原来的班子抓。
　　王力突然就激动了，估计也是没过脑子，就问道：“你们1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总理不是讲过‘老、中、青’三结合吗？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
　　造反派回答道：“有人批评外交部夺权过头，说业务大权是中央的……”
　　注意，到这里，讲话原文的记录是——王力（异常激动地）：“这话不对！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嘛！我看你们现在没有真正掌握实权，有点实权才有威风。现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干外交）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对那些不革命的、不拥护主席革命路线的，不管他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统统打倒！”
　　数十年后，来看这段记录，狂傲之徒的嘴脸仍跃然纸上 。军队刚刚给他搞乱，又来插足外交。一国之中，又有什么比这两样更大呢？王力，不是没过脑子吧？就在我写本文的时候，有人还转发过来一篇为王力辩护的文章。里面把王力写成了徇徇大儒，温文尔雅。写他当年的栽倒，简直是岳飞就义风波亭，冤枉透顶了。诸位，这可能吗？
　　王力的脚，实在是，伸过界了。
　　他的“八、七讲话”，在外交部立马就掀起了滔天大浪。

第四十七章 文 / 清秋子　

　　王力因为他的“八、七讲话”，赢得了一个雅号，叫“王八七”。最后，搞到连毛泽东都知道了。
　　“八、七讲话”一石入水，激浪千重。外事口造反派立刻掀起揪陈毅的狂潮，动不动召开万人批判大会。在大小八次批判会上，周总理不是亲临会场“陪斗”，就是安排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等予以保护，令陈老总几次脱险。总理平素是个隐忍的人，但在“保陈”这个问题上，却表现出了罕见的执拗，以至因过度劳累，引起心脏病发作。
　　早在7月23日那一天，周总理刚刚在钓鱼台研究完武汉的事情，就带上从上海来的杨成武，直奔人民大会堂去救陈毅。陈毅见到杨成武，一喜，知道他是从毛主席那里来的，就拉住他问：“有什么消息？”杨代总长说：“有。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陈毅两眼放光，站起身就是一声吼：“同学们，现在让我们共同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整个会场一片哑然，陈毅把胸一挺，朗声道：“请同学们打开毛主席语录第271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 台上台下有带了语录本的，马上就拿出来核实，只见最后一页，是270页！造反派立刻大哗：“造谣！”陈毅指指身旁的代总长：“杨成武同志传达，有周总理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陈毅是个好同志。”这段文革中著名的轶闻，就发生在那个时候。
　　8月16日，造反派对陈毅发动总攻，采取了夺权实际步骤，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宣布夺了外交部党委的大权。又封闭了所有副部长办公室，责令姬鹏飞、乔冠华等白天在地下室写检讨，至晚8时才放出向造反派“汇报”
　　掌权的滋味确实是威风。造反派虽然名份尚未定，但已在开始行使“外交部部长”和“副部长”的职权。短短几天内，几十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名义签署的电报飞往驻各国的我外交机构,其中，电文上还写有“打倒刘、邓、陈（毅）”的口号，令我国驻外使馆“贯彻执行”。
　　如果仅止于此，倒也罢了。但疯狂了的人，必然会将疯狂进行到底。8月22日晚，外事口造反派联合北京的部分高校造反派，在抗议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镇压“港九暴动”的示威活动中，一把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酿成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起涉外事件。这件事，我方完全理亏，无法对国际上解释，导致对外关系降至冰点。数年后，还令毛泽东耿耿于怀。
　　8月23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大火被扑灭后两个多钟头，周恩来立即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头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了几条指示。最关键的一条是说，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党中央、国务院。
　　造反派头头知道他们自己踩了雷，但仍不大服，公开顶撞总理，打断总理的讲话，还有人把王力的“八、七讲话”拿出来为自己辩护。自此，“八、七讲话”引起了周总理的注意。
　　8月25日凌晨1点，在钓鱼台五号楼，杨成武将周总理的一个讲话纪录交给他本人过目。上面有周总理对16个省和自治区文革运动的看法及处理意见，内容也涉及外交部夺权及“八、七讲话”。周总理审阅无误后，请杨代总长按此向主席汇报，并叮嘱杨不必多言，一切“听主席指示”。杨成武赶到上海，向毛主席逐条做了汇报。主席听完，未予置评。老人家思考了一夜，仔细看了那篇“王八七”讲话，批了五个字：“大、大、大毒草”！第二天（26日）把最后决定告诉了杨：他同意对王力、关锋等人进行断然处理。
　　中国的这条大船，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彻底地掉了一个头。
　　毛主席在武汉时，亲眼看见局势靡烂不可收拾，两派相杀，国无宁日，跟他本人对文革的设想已相去很远了。数年后，他自己也承认：“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在从武汉撤离的过程中，他曾两次提到当初对文革部署的设想——“一年发动，二年巩固，三年扫尾”。但如果这样乱下去，中国恐怕真的就成了“三百诸侯国”，收不了场了。于是，他不再坚持浪漫，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兴奋，说“要给左派发枪”。他明白，现在的形势必须收。要收，就只能依靠目前唯一的一支有效、听命且强大的力量——解放军。所以解放军，不能再被瓦解了。今后，要倚重解放军，解散两大派。中央文革，就让它淡出好了。林彪在武汉事件中的作为，当然很有些可疑，也许是“想要打鬼，借助钟馗”。而且在事件中，林对军队的调动，海、空、总后诸位猛将穿梭武汉，也可能引起了毛泽东的一些警觉。但现在还是要看看再说。日后发生的“9、13”事件，考究起来，不过是一个总的结局，而祸端，大概就肇始在这“7、20”期间了。

　　
第四十八章 文 / 清秋子　

　　“王八七”的倒台，对全国保守派来说，是天遂人愿。一个月前，他还频频登台，横扫千军如卷席，把保守派气得吐血；今日成了阶下囚，保守派又怎能轻易放过他？满街的批王大标语，往往不是愤怒声讨，而是充满了嘲骂。昨日的“中央首长”，今天成了标语上的“王八……七”、“小爬虫”，书写人的幸灾乐祸之情，溢于言表。王力本来就长得有些特点，漫画上的样子就更是不堪了。
　　我觉得从文革起，中国的民众，就特别渴望看到有人倒台，这也不尽是因为心术坏了，而是某人倒台前的风光无限，和倒台后的万人唾骂，构成了看客人生中的一种无比快意。
　　现在，该轮到激进派们尴尬了。好在王、关、戚的倒台，并没有在公开媒体上公布，不像陈再道那样是公开点了名的。所以，激进派们虽然也贴标语、欢呼，但极力把此事缩小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枝节。两派仍然在斗，激进派在舆论上仍占上风，北京造反派声援各地激进派的口径一如既往。可是，有一点，一般人看不出来，就是，未来胜败，形势已易。
　　我估计，各地两派的决策人物，此时肯定都仔细分析过形势。保守派一方，多为“拥军派”，前一个月还背着“军内一小撮的走卒”之恶名，毛主席批示“还我长城”一出，立刻摘帽，成了真理的拥有者。他们想不到绝处还能逢生。先前的暮气，一扫而空，准备与激进派大战三百回合了。我在北京街头，再见到红二、成都“红成”和广西“联指”卖小报的驻京人员，都已是神闲气定，不再委琐了。
　　而激进派功亏一篑，苦在心里。眼见得全国大胜在即，却猛古丁折了主子，希望顿然渺茫。此时的中央文革，再也不发表“支一派，打一派”的言论了，而是各打五十大板，一派高调拥军，激进派们怎能不暗自叫苦。再研究一下“7、20”陈再道的倒台，没逮捕，也没进监狱，仅仅是公开撤职，悬搁了起来。而倒陈的得力人物王八七先生，则一栽到底，政治上彻底见了阎王。那么这“7、20”，该怎么来计算胜负？激进派大多是以“反军”为道义号召的，如今釜底抽薪，再不能揪解放军首长了，今后还能以什么理念来做大旗？
　　在长春，不等王、关、戚倒，形势就有了微妙变化。8月16日，首都和各地的公社盟友还在气势汹汹地敦促贺吉祥投降—— 他们看准了吉林就是第二个武汉，准备再做一回时代英雄。可是17日，就有一道金牌下来，堵死了他们的路。这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吉林省军区和驻长部队《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开信》加了批示，号召长春市两大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促进三结合。
　　这时，已是在毛主席追查“八一”社论之后，而且他在武汉时期有一个思路，后来在上海公开讲了出来，那就是：“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个理念虽然还没有见诸媒体，但显然已在开始贯彻。这就是“8、17”批示的背景。在这个批示中，虽然红二被排在了两个公社的后面，但已决无成为第二个“百匪”的危险性。红二对此求之不得。公社方面则奋斗了好几个月，不过才是两大派之一，独大无望，还要服从“大联合”。这无疑是一瓢冷水浇下。
　　自这一天后，首都三司及其一伙救世英雄，自知“摘桃”没戏，都先后蔫撤了。公社只有硬挺。
　　这以后，吉林省军区和驻长部队开始着手促成两大派停火。实事求是的讲，他们是做了大量工作的。有武汉的前车之鉴，军方对两派的态度，也是能一碗水端平的。假如没有军队的努力，长春的武斗，还不知要延续到几时。
　　只是“8、17”批示之后，武斗的轮子一时还刹不住。且红二气焰复振，要杀杀对方出气。据记载，8月23日，师大两派在校内爆发武斗，打死武装保护 305所器材库的解放军士兵一人。25日，长春铁路两派爆发武斗。省军区的武斗监督小组做了工作，两派才停了火，但枪声仍然不断，好多铁路职工不能正常上班，造成长春市第二次铁路中断。27日，公社派占领南关浴池和南关大桥，以之做为武斗据点，实行戒严。开枪打死、打伤乘车路过的解放军战士各一人。28 日，吉林农大和省体校的红二派开赴吉林市的尖山子，拯救救被吉林市“八·三一”（亲长春公社派）抓走的二总部人员，发生了两次大规模武斗。双方开枪射击，共打死六人，伤十七人；打死生产队马四匹，猪一头。31日，两派在长春电业局大楼发生武斗，使用了半自动步枪和轻、重机枪等武器。共死三人，伤五人。9月 2日，红二以市人委大楼为据点，公社以市医院大楼为据点，展开激烈枪战。
　　从记录来看，每过两、三天就有一仗。规模虽不能和四川比，但子弹不长眼，恐怖气氛一点儿不差。市民都陷入惶恐之中。我后来看过一篇关于那时的回忆，说枪声一响，街道立刻不见人影。居民除外采购食物，要冒生命危险。因此，心情都极其郁闷。
　　这段时间，在军队的撮合下，两派也开始了谈判。有了些前所未有的迹象。8月25日，军区和驻长部队召开爱民大会。两大派组织都应邀参加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这是几个月来，两大宿敌头一次坐到一个板凳上。31日，长春公杜、东方红公社、红革会、二总部、长春卫戍区司令部五方代表协商签定了《关于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规定两派于9月2日中午12时起无条件全面停火；严禁打、砸、抢、抄、抓，严禁拦路劫车。
　　这样看起来，好像有了点儿曙光，但实际上还是在打打谈谈，协议的效力很微弱。就在规定停火的当天，仍然有激战，且是在五商店附近的闹市区。
　　9月5日，长春公社、红二、长春卫戍区司令部等三方代表第二次达成《关于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协议规定：所有群众组织的武器一律于10日12时以前无条件地全部上交；任何组织，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借口抢夺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不准再自制武斗工具；不准再进行武斗。
　　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在这一天，中央下了一道重要命令，后称“九、五命令”，是关于禁止抢夺武器的。武斗中，各地解放军武器库连连遭抢，军方受武汉事件教训的束缚，不敢动武，守卫战士又要尽职，往往白白牺牲。在主席调整了思路后，一系列强行制止武斗的举措出台了。“九、五命令”是经毛主席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全称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文件用了“命令”这个提法，本来就异乎寻常，里面的内容，又十分强硬。要害是说：“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哪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抢夺军火仓库、军用仓库和国防企业中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拦截火车、汽车、船舶上装载的武器弹药；不许外部人员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今后如有违反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是反革命行为，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在海防、边防、沿海岛屿和国防、机要重地值勤的战士遇有人夺枪时，有权自卫反击。”
　　这实际是下了开枪令。而且里面关于“不管是属于哪一派”的说法，也大有深意。中央已经不在乎你什么“左派”不“左派”了，可以说格杀无论。
　　这个命令，对激进派是致命的。“左派”、“无产阶级革命派”都不是免死牌了。不许抢枪，弹药就不济，弹药不济，就再也打不下去。保守派则一般比较欢迎，因为可以制止住激进派的强大攻势。而且军方一般与保守派渊源很深，有军队在，保守派即使缺乏弹药，也不会被消灭。
　　命令一下，军队方面军心大振，各地武器库战士早就憋得乱叫，如今可以开打，即视来抢枪的人为敌人。望见有造反派来，立刻架起机枪，靠进一步就要宰羊，再无什么顾忌。各地造反派，当时一般都吃透了“命令”精神，见好就收。在广西，有“4、22”的一股小队伍不听邪，仍然去抢。进了军队伏击圈后，被一顿枪林弹雨扫过，悉数“尽忠”，以后再无人敢去充当“义和团”。

　　
第四十九章 文 / 清秋子　　

　　我在北京成了“逍遥派”。虽然还关注两派斗争，但狂热之心已经没有了。当身处吉林省时，觉得红二的对错，对于我来说，至关重要。待走出来一看，全国各处皆是纷争，是是非非哪里能说得清楚。就像若干年后，我曾惊讶地发现，朝鲜人民也称他们有“全世界唯一的太阳”，我这才醒悟：这世界上，不仅没有“唯一”，是否是“太阳”也未可知哩。还是一笑了之吧。
　　母亲怕我们遭遇不测，带我们兄弟三个逃到了京城。她的思维方式，在当时是很典型的。据我所看到的资料，武汉“百万雄师”在某个时期，就曾有明确的军令，说：大学生是祖国未来，遇到“钢派”的大学生，不要往死里打；如果对方是工人什么的，才可以可往死里打。我们哥儿三个，都是祖国的未来，我们那时跑到了北京。只是，很遗憾，我们躲过了武斗的炮火，却都没能成为祖国的未来。我和小弟，都不能算有什么成就，目前基本上成了祖国的累赘。大弟倒是功成名就，但他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是“美利坚国”的未来了。
　　我在北京，不能深切体会到危城中的同胞是怎样度过那几个月的。爸爸一个人在长春，捱过了那个惊恐之秋。他是个物理学家，对于“人文”的事情，感觉不是很细腻，他的来信，只是写着“（供销）合作社卖的菜很少，白天晚上都是枪声”。
　　我们的祖国，从1949年到今天，都是和平时期，查阅67年那个时候的正式报纸，也没反映出有什么硝烟气，但我们的人民，却实实在在经历了一场战争。
　　在这里，我要引用一位名叫“姜东平”的人写的回忆片段，当年，他也是一个长春少年。他家住的地方，离我家不是很远，从文中表述的来看，应该就是在四分局——
　　
　　学校失去了安全感，危险即来自于内部的两派对立，又来自于社会上更强大的造反派组织。有一天，吉林工业大学“革命造反大军”的两辆汽车开进了校园，抢走了学校所有的细粮（注：即大米、白面）。为了避开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我由住校转为“走读”。尽管每天坚持正常到校，但学校已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教师无书可教，学生无书可读。而在社会上，两派组织已经开始到部队抢劫枪支和武器弹药。街头枪声骤起，特别是在两派组织犬牙交错的地带，已不断地发生小规模的枪战。
　　在学校通知无限期放假那天，我像往常一样，穿过植被茂密的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回家。走到12中附近的时候，见一片正在抽穗的玉米地头，新起了一座坟墓。一位中年妇女趴在上面，她的半张脸贴在湿润的黄土上，两肩在抽动，泪水不断地从眼眶里流淌下来。坟墓四周围满了她的亲属和看热闹的人们。
　　我在人们的议论中得知，她的14岁的儿子，不幸被流弹击中殒命。
　　这天晚上，枪声响了一夜，隔着玻璃窗，能够看到曳光弹划过夜空的亮光。早上，母亲把我唤醒，并叫我看窗户上的玻璃。只见最上层的玻璃被子弹打穿了一个椭圆形的洞孔，子弹是从西南方向斜射进来的，半自动步枪的弹头已嵌入东面的墙上，露出带有“来复线”的尾部。不久后的一天傍晚，我和几位邻居在院子里闲谈，一颗流弹飞来，打在一位转业军人的肩膀上，经手术取出的枪弹是发射于美式冲锋枪，这种枪的射程只有百米开外，显然是从附近的建筑物上打来的。
　　母亲感到十分恐惧和忧虑，这段日子父亲已经不能回家，听说父亲单位的造反派制定了抄家计划，我们家也被列入了名单之内。
　　母亲患有肝炎，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家务负担使她几乎难以支撑。为了避开这段危险的日子，母亲将我弟弟送到（黑龙江省）五常县的姥姥家。这样，只有我和母亲两人在家艰难度日，我的怀里整天揣着一把一尺多长的钢锉，心里想，如果家里被抄，我就和那些人拼命。
　　那时副食品和蔬菜供应奇缺，到了白天，我和母亲就到各个副食和蔬菜点上去抢购酱油和蔬菜。有一天，母亲去桂林路买菜，正遇上两派的枪战，眼看着有人被击中倒地。母亲跑回来时仍然心神不定，嘴里不住地念叨着：那个人死了，眼睛都没闭上啊！
　　这年8月初，坦克学校“公社派”组织的坦克车，沿着斯大林大街由南向北驶过。趁着夜幕，“红二”派在市图书馆的楼顶向坦克射击，结果，坦克车开了一炮，打掉了楼顶一角。由于市图书馆离我们住的居民楼只有一墙之隔，为了躲开枪战，左邻右舍都蜷缩在走廊里呆了半夜。母亲终于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精神恍惚，犯了抽疯病，严重的肝炎越犯越频，身体彻底垮掉了。1972年母亲去世时，只有45岁。
　　
　　以上这段资料，是我在此次写作期间偶然查到的。平白无华的叙述，让人体会到老百姓的无助与悲哀。我们的祖国，当时非常强盛，所有的外敌，都不敢轻易来挑衅。我们是自己在杀自己。如果是抵御外侮，人们不会这样恐惧和忧伤。在本该太平的年代，却可能在某个早上死于“无义战”，怎么能不让人感到生如蝼蚁呢？
　　下面，我还要引用一位当年只有19岁的女士近年来所写的回忆。她那时是长春师范学院的大一学生，亲历了武斗的炮火和“战友”的阵亡。那种朴素的叙述，同样是让我久久不能释怀——
　　
　　一直到8月20日，那天我和大妹妹去她的学校，听说二总部开追悼会，牺牲的战友有一个是长师的，我大吃一惊，一问正是我造大的同学。我觉得我不能再待在家里了，我要回学校。
　　妈妈上班，爸爸不常在家，我回校了。
　　武斗不断升级，67年9月15日，上午10点多我和芬去食堂，刚过宿舍楼，就听见枪声大作， 是坦校造大的的坦克来了，高射击枪横扫过来，我和芬紧紧靠在楼角，看到教学楼里有同学跑出来，其中有坦校的战友。他们拿枪冲了上去。这是我亲历的最激烈的战斗。
　　突然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一会儿就看到有几个同学背着一名伤员从前面下来。枪声停了，坦克瘫了。我和芬赶紧跑过去，受伤的是坦校的一名战友，叫董尚才。他的左肩衣服上有个洞，上有不多的血渍。他昏迷不醒，脸色灰黄，身子瘫软，裤子被尿湿了一片，我们意识到他的伤很重，当时大家都忙乱的说：快，快，送医院去。那是一辆军用吉普车，我已记不得它是怎么来的，大家慌乱的把他抬上车，到医院去了。那辆坦克就停在教学楼前的马路上，枪声再也没有响起。那天，天气非常好。“天高云淡”，太阳暖暖的照在我们身上，而我们的心里却阵阵的发寒。
　　11点多，有人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董尚才同志牺牲了。他受的是贯穿伤，高射击枪的子弹从他的左肩斜斜的射进身体，从后腰穿出。血都流在了他的胸腔和腹腔里。听到这个消息，大家的心如刀绞的一般：刚刚还生龙活虎，转眼间阴阳两世，很多人的泪水不由自主的流下来，女同学更是痛哭失声。尚才的女朋友下午才到，听到这个消息哭得死去活来，我们不知怎样解劝，只好陪着哭。短短的一个月，我经历了两次痛失战友的生离死别。
　　中午，大家都没吃午饭。回到教学楼，我们发现停电了，再一查，是变压器被高射击枪打穿了，变压器油漏了一地。不知是谁找来一位老电工抢修，他说，修不上啊，变压器油特别贵，刚解放都是进口的，偷变压器油犯死罪，你们武斗，破坏了多少东西呀，说着说着老人流下泪来。
　　
　　我作为过来人，很真珍视上面的这些民间资料。它们所承载的，是一种快要消散在历史深处的悲哀。读这样的文字，我所感受到的，远比读那些“人文主义”不着边际的卖弄文字来得真切。我想，我们的人民，是有思想的。是他们，忠实地记录了历史。读这样的文字，忍不住要掉泪。我不能不想起一句古已有之的俗语—— “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懦弱，是农民意识。但是老百姓的所求，不就是一个平安么？你能指责他们胸无大志么？那些曾经“胸怀大志”、跟着跑、跟着舍命的人们，又收获些了什么呢？他们今安在，可瞑目？是否能有一抔堂堂正正的黄土，每年掩上他们的荒冢？
　　我承认，我是属于荒废了的一代、落伍了的一代。严格的来说，我连最基本的教育都没受过。但是，我总觉得，公理，跟这个是没关的。不见得我的所有的念头，都是过时的。
　　年轻的精英们和不年轻的既得利益者们，近些年来，把50、60年代嘲笑得差不多了。但是我不能忘记，那些年代也曾给予了我不少正确的熏陶。我至今记得文革到来之前，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我在中学课本上学到的一段课文。我不管写这文章的老作家是如何地落伍了，我只是认为，对于我这种坎坎坷坷活到了今天的人，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谓“真理”的话，那么，就是老作家说的下面的这段话——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