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

临时政府成立的宣言是由汤尔和宣读的。汤是留学日本的医生，内定为教育部总长。这个宣言有两个方面很突出：首先是内容清楚地显示了新政府对国民党极端蔑视，其次是文体证明其作者为十足的儒生。该宣言[**]强调说：“国民党窃据政柄”，以致“灾害洊臻”；该党“欺罔民众……税敛苛毒……倒行逆施，不顾社稷之将覆，犹且不早悔悟。”至于说到同日本的战争，那首先是国民党对日本采取敌对态度，国民党“夫既自知流朽，何以轻动干戈，业已备战十年，何以脆弱至此”，所以就“百战百败”了。又说“（国民）党人方且标榜清廉……实则辇金外国，化名存储，已成公开秘密。日倡礼义廉耻，而魑魅魍魉白昼横行，盘踞要津，荡无法纪”。由于国民党政府“犹复不负责任遁逃，不能收拾”，所以就“丧其国都”了。[23]

文告还在另外两个问题上做文章。第一个论点是中日同种：战争之真正可悲乃在于“同种相噬”。第二个是反共：国民党以中国人民的名义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其结果是“拾共产党唾余为党权高于一切之邪说”，排斥了所有其他人的意见。

从此以后，临时政府一再反复宣讲它十二月十四日文告所表明的这些论点。它把这些论点和“王道”哲学结合起来，其目的是为大搞控制社会的活动提供理论基础。儒家哲学中的王道是衡量国君的统治是否贤明的一个崇高标准。它认为；要是一个国君由于受礼教的陶冶，能够本着仁义道德来进行统治，那他就是一个模范的贤君。君主通过树立完美德行的典范来证明他是受命于天的，从而使他的臣民必须忠诚并确保社会的协调。但在一九三八年，王道却被临时政府用来作为一种解毒良方，以对付现代中国（实际或假定）流行的许多毒素。总之，王克敏和他的同伙所谓的王道强调：国民应恭顺地把统治者在道德方面的教诲铭记在心，并以王道作为武器防止受西方唯物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感染，因为这些“主义”都是以国民会积极主动地去改造原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为前提的。

最重要的是打算用王道来反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约瑟夫·利文森在谈到日本在满洲国搞“清朝复辟”时写道：“之所以提出‘王道’显然是为了反对‘三民主义’……日本人和满洲国分子都硬说三民主义是西方的思想。”[24]在华北“提出”王道显然也是为了同一目的；这就使某些人责难日本企图使华北“满洲化”的论点得到了证实。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临时政府是怎样复活了清朝的政治体制（例如，恢复“道”），并且任用了好些清朝的遗老；但是，强调王道这一点却是它企图复辟清朝的最明显的证据。[††]

“王道”不仅仅只是中国和日本少数几个守旧派想要实现的东西。在华北全境灌输“王道”思想很快就成了临时政府的一项主要工作。这项大规模的工作主要由教育部和新民会这两个机构负责。新民会是在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没几天就成立了的。它基本上是喜多将军构想出来的一个组织，因为他对临时政府那些既老朽又不受尊敬的头目们是否能够掀起一场（特别是在青年中）热烈拥护王道的运动深感怀疑。喜多也主张采用新的名称，并建议说：“王道”一词听起来太古老了，为了便于向公众宣传，应该把它改称为“新民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喜多将军认为“新民”一词听起来比较现代化，对青年有吸引力，所以主张使用它，可是这个词却是采自最能体现儒家学说的《大学》一书。[25]

新民会是一个有多种政治目的的组织，主要用以垄断政治思想，动员民众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支持政府，并从总的方面传播日本的宣传和日本文化。它是以满洲国的协和会为蓝本的。它并不是一个松弛地联系着几百万个会员的群众组织，而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机构。通过历史悠久的儒家保甲制度和类似奥威尔复合体的分支机构，来保证严格的纪律和秩序得到实现。[‡‡]

设立了新民会中央训练所来培训从事会务工作的骨干。又设立了主要培训政府工作人员的新民学院。这个学院的第一期毕业生先到日本游历了一番之后，再回国担任各种官职（主要在教育部）；毫无疑问，有许多毕业生被分配到各个新民模范学校去工作。童子军改名为新民少年团。还建立了防治疾病的新民医院。在娱乐方面，人们可以收听国家办的新民合唱团在新民广播电台里演唱的新民歌，或者可以到政府经营的许多新民茶馆去喝茶。这个政权的机关报《新民报》则是正确的理论和时事评论的唯一来源。

新民会承担的任务是如此包罗万象，它的分会和职员又是如此之多，以致它几乎可以代替临时政府成为华北的统治机构了。一位颇有学识的观察家对这个组织的无孔不入的性质作了如下的叙述：

几乎没有一项政府的活动没有新民会的份儿；在北方的每一个省、每一个被日军占领的大城市、每一个县都设有新民会的分会。为了庆祝纪念日、庆祝大城市被日军攻陷、反共周等等而举行一的群众集会和游行统统由新民会主办。它向各级学校发布命令，强迫他们参加此类庆祝会；它训练城乡的青少年，组织尊孔、崇敬祖先、谴责国民党等等的集会。它掌管一个完整的实验县；组织合作社，照管灾区救济工作，向农民发放贷款和种子，指导收割和农具的使用，向乡村提供医疗服务，教所有的人学日语，送学生去日本留学，自办一所学校，编写教科书，草拟并分发各种宣传品，自办一家广播电台，派出流动电影放映车，鼓励戏剧演出，进行新闻检查，举行考试，召开家长会议，开设免费的茶馆，进行不可胜数的调查，普查户口，提倡中国艺术，控制劳工，管理公众的娱乐活动。它甚至还进口猪来做饲养试验。它举办巡回图书馆，对学生作文发给奖品。它大事吹嘘模范村。它的种种活动简直是没完没了的，它的活动能量也是无穷无尽的。从天津到太原府，从济南到保定，旅行者到处都可以看到以阴阳为标志的新民会会旗。[26]

如上所述，新民会的御用哲学新民主义是用来抵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西方思想的残渣”——的影响的。[27]新民主义强调儒家的德行，强调重礼、敬上、孝顺和好学。虽然这些新的“主义”从未被系统地（更不用说合乎逻辑地）加以发挥过，但它们却都有一个可以说是共同的命题，即：只有日本‘能够使中国得救，并实现土肥原将军所谓的“东方文化的复兴”。[28]

缪斌是新民会的主要理论家和第一任会长。他原是国民党的革命家，一向对日本极为崇拜，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对这个组织起了影响。缪早就认为，中日两国之所以对现代世界作出的反应大不相同，其原因乃在于日本有武士道精神。缪还认为武士道精神渊源于儒家传统，只有学习日本的尚武精神，中国才能象日本那样生气勃勃而不再是死气沉沉。[29]这个新哲学思想还把佛教视作中日两国共同遗产的一部分并给以同等的尊崇，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它的折衷主义手法。例如，一方面准备在山东设立一所教授儒学的大学，同时又准备在山西开办一所教授佛学的大学。[30]

要是说“复兴东方文化”的奢望并未能象预期的那样使华北的广大居民改而信奉儒教的话，那末新民会的巨大努力至少可能已经使很大一部分居民在效忠什么的问题上搞得稀里糊涂了，而新民会所提倡的朝拜孔庙和学习《大学》等事，按设想本来可能对一些人（主要是年岁较大的人们）是会有一些意义的；至于对广大的学生来说，那就很难设想他们对于以下这类事情会有多大的劲头；具有明显宣传性质的作文竞赛和演讲竞赛（《为什么我们要打倒蒋介石政府》，《中日如何亲善》，等等）；（“按照北平教育局的命令”）首先强调学习日本历史而不是中国历史；大量采用日本批准的教科书并把日语作为必修课；课程中包括例如《易经》这样玄奥的教材，或者用伦理学（“修身”）来代替公民课。公民课由于强调了对国家的责任和中国民族主义而遭到怀疑，因为民族主义只会妨碍中国人投身于中日合作，而中日合作正是一九三八年在华北纷纷成立的各种“教科书改编委员会”的最终目的。[31]

曾在华北派遣军服役的山崎重三郎中佐指出过新民会存在的一些缺点。他把新民会说成是一项“旨在建设新华北的思想运动”。他写道，新民会虽以满洲国的协和会为蓝本，但它却“没有抓住华北人民的心理，而他们的文化程度远比满洲国人民为高。”他坦白地承认，新民会是失败的，因为它“太官僚化了，而且它的日本味道也太浓了。”他说，结果新民会“变成了一群在思想上打了败仗的人的组织，面对着共产党的宣传攻势，他们简直束手无策。”[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