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是“革命”的年代，这要求革命者应具备有别于传统的新的思想观念。这观念，不仅仅是社会政治方面，还包括许多其它方面，比如有关两性的观念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革命是“以俄国为师”的，因而在两性关系理论方面也师承了俄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新政府大力宣传“婚姻自由”政策，这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正面的，但当时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却以“革命”的旗号鼓吹消灭家庭和实行“妇女国有化”，他们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法令中要求“从1918年3月1日起废止对17-32岁的妇女的私人占有权”，继而宣扬所谓“一杯水主义”的理论，即“在共产主义社会要满足性欲和恋爱的要求，就象喝一杯水那样轻而易举，不算回事”。虽然列宁等革命领袖对此予以了批驳，但“一杯水主义”在一些反传统的激进革命者中尤其是青年中还有一定影响力。这种“主义”也传到了中国，在一些热血沸腾的革命青年中一度颇为盛行，比如陶铸的夫人、“老革命家”曾志在其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说：“当时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投身革命，……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又是唱又是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学者高华在其《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中也曾指出，1937、1938年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怀着对革命和新生活的憧憬奔向延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一度在延安盛行，男女交往相当随意，“一杯水主义”很有市场，一些历尽艰辛的老干部率先“与传统作彻底决裂”，“打游击”和“革命的恋爱”成为新生活的标志。可见，在革命之初那种“革命制度”不太健全、“革命思潮”比较纷繁浪漫的情况下，两性关系的“革命”也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而实际上，这种“一杯水主义”与1960年代达到高潮的西方性解放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有反对任何约束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子。

　　不过，以马克思主义为正统的革命在本质上是与无政府主义不相容的，“革命的两性关系”也是排斥性自由的“一杯水主义”的。在当年，对于郴州青年的行为，中共湘南特委特派员曾大发脾气道：“这还了得，晚上男男女女都搂在一块睡，男女都不分了！……这些人也是反革命，破坏我们的革命道德！如果发现谁再这样，就枪毙！就杀头！”在延安，“一杯水主义”也只是流行了一个短时期，1939年后“新型的革命等级制度开始建立并严格执行”，此后实行的是“以干部级别为基础的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严格的两性关系被纳入“新社会”的制度中。比如毛泽东，在井岗山时期他明知妻子杨开慧还活在国民党的监狱中，但仍心安理得地很容易地就和贺子珍结了婚，而到延安时期他想与江青结婚却一度不被中共中央批准，后来还是靠其不管不顾的强悍作风才达到目的，可见当时对革命者的两性关系管理之严。

　　一般来说，对革命者的两性关系管理严格，是因为它处理不好会对革命产生不利影响。据曾在中共中央担任过要职的郑超麟在其回忆录中说，192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的妻子与另一常委彭述之“发生了恋爱”，对此，总书记陈独秀就在中央常委会上严厉批评彭述之“不能自我节制，有伤同志的亲爱关系”。彭述之后来与另一位领导人罗亦农的妻子陈碧兰交好，有一次罗向彭汇报工作，“彭述之躺在床上听他汇报，给他指示。陈碧兰睡在旁边，罗亦农泰然自若，不以为意。”失去妻子的罗亦农后与中央委员贺昌的妻子诸有伦恋爱。郑超麟指出这些都“不是个人私事，而是政治斗争，党内的政治斗争，罗亦农从此不能和彭述之合作，而贺昌也成为罗亦农的仇人。”由此可见，不严谨的两性关系影响了党内政治斗争乃至对敌斗争，其隐患不可小视。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革命还处于“砸烂旧世界”的反秩序阶段、革命中的两性关系还相对自由的话，则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新秩序”建立的内容之一，两性关系立刻就被规范起来。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全国公布施行，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期这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法律，由此可见对两性关系的重视。这部婚姻法以“婚姻自由”为主体，一般来说还是比较进步的，但正像后来许多“看上去很美”的法律在实际生活中形同虚设一样，这部法律所体现的观念实际上也没有完全实行，这不仅表现在结婚要经“组织批准”的荒唐规定上，更体现在两性关系的观念逐步回复到“传统”甚至一段时期还有禁欲的苗头上，我小时候就曾看见过很多次把两情相悦、男欢女爱的两个人抓起来挂着“破鞋”、“流氓”的大牌子游街示众的场面。

　　不过，这种对两性关系的严厉要求主要是施之于普通百姓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则似乎并不在其列。据《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一书中说，建国初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在两性关系上很不检点，常常借在家里搞“家庭舞会”之机寻欢作乐，以至有一次周恩来受邀参加他的“家庭舞会”时不堪目睹，愤然离去，并宣称“他的舞会我再也不要参加”，但高岗并没因此受到党内处分。原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的小女儿罗点点在其《点点记忆》一文中也曾谈到，一位姓陈的姑娘被其身为“解放军的高级将领”的亲叔叔“很早夺去了贞操”，但其后“那个可恶的老男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高官稳做”。之所以如此，也许主要是因为在高岗和那个“高级将领叔叔”所处的阶层实行的是“品格事小、政治事大”的逻辑，而且在夺权时期他们都“战功赫赫”，因而“革命成功了当然要给他们相应的回报”，在两性关系上可以不拘“小节”就是这种“回报”之一？实际上，以前关于在高墙大院中的“女服务员”的传说也都印证了这一点。

　　然而，两性关系对搞政治斗争的人来说也许是“小节”，但在政治斗争中它却往往成为有力武器之一。1954年高岗被定为“反党集团头子”后，“私生活糜烂”就成为他的罪名之一。“文革”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四处发匿名信说林彪夫人叶群在“参加革命”前就“生活作风不好”，为此，1966年5月14日林彪特意在中央会议上作证说：“叶群在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两性关系的“小节”在什么情况下会变成影响政治斗争的“大节”，这真是一个复杂高深的“辩证法”课题。

　　在当今的中国，两性关系在人们的观念中似乎又有“开放”、“自由”的趋势，或许这正是“革命体制”终结的象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