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壁生：魯迅是如何被敗壞的

【作者：陳壁生 2003-06-13】

時下的中國，提到現代的“文化英雄”，魯迅仍是多數人心目中的首選。這是一個非常奇異的文化現象。魯迅在“文革”中被尊為半個“神”——有人說是“聖”，當這場運動被徹底否定之後，大大小小的“神”們紛紛從他們虛妄的神壇上跌落下來，有的甚至開始接受唾罵。然而當魯迅在一部分知識分子心目中被還原為“人間魯迅”，他卻贏得了更多由衷的尊敬。這個寧願自己的文章“速朽” 的老頭，卻總是被一再言說，他的文章至今讀來，更是擲地有聲，毫不過時。

然而，也有不少人從各種角度批評魯迅，抱怨魯迅難以接近。

一個對生命懷着那麼強烈的愛，對尊嚴與自由表現出那麼突出的敏感，對權力於奴役那麼警惕，對苦難與悲哀懷着那麼溫情的悲憫的人，居然被各種彩衣、光環、頭銜，乃至惡諡、口水環繞，以至於成為一個走不近的老頭，這是為什麼？

對年輕人而言，他們之所以無法走近魯迅，緣於從小學、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學語文課本中的魯迅形象。如果我們研究從小學到大學中的教科書裡企圖向學生們灌輸的魯迅的形象，那麼可以看到，教科書對“魯迅”這一符號的理解，和現在王朔先生在《我看魯迅》中對魯迅精神的理解幾乎是一模一樣：

“說到魯迅精神，這個我是知道的，就是以筆為旗，以筆為投槍或匕首，吃的是草，擠的是奶，痛打落水狗，毫不妥協地向一切黑暗勢力挑戰。與之相聯的形象便是孤憤、激昂、單槍匹馬，永遠翻着白眼，前面是一眼望不到頭的明槍，身後是飛蝗一般放不完的冷箭，簡言之，戰士的一生。”

事實上，教科書向學生們灌輸的魯迅精神，就是王朔描寫的這樣子的精神。研究魯迅的學者，應該感謝王朔作為一個作家的妙筆，把教科書裡的魯迅描出來了。

從這一形象引申出來，魯迅的一切文章都得到解釋：

《一件小事》體現了作者對勞動人民的同情與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軟弱與局限性；《祝福》體現了萬惡的封建禮教對勞動人民的殘害，地主階級的魯四老爺也是兇手；

《藥》表現出資產階級革命的局限性，脫離了群眾所以不能成功；

《風波》表現出資產階級革命的不徹底性。

總之，“魯迅”這一符號，是代表勞動人民向封建地主階級、資產階級進行不妥協的鬥爭的代名詞，是弘揚革命精神的重要理論武器。

對《故鄉》中的少年閏土與中年閏土的前後對比的描寫被一再放到試卷里考試，目的就在於讓你回答，正是萬惡的舊社會，“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把閏土從一個活潑可愛的少年變成一個枯老、瑟索的可憐的農民。你只有這樣回答才有分數，否則便是“錯誤”的。

教科書對魯迅文本的解釋，和歌頌雷鋒的歌曲“愛憎分明不忘本，立場堅定鬥志強”是基本一樣的。王朔之所以對“魯迅精神”做出這樣令真誠的魯迅研究者大跌眼鏡的解讀，就是來自教科書的印象，或者說，來自接受教科書而沒有深入讀魯迅原著的人們心目中的魯迅形象。

在目前，敗壞魯迅的，更多是一批以魯迅捍衛者自居的學者、准官僚。

魯迅以他的全副生命踐履了他早年提出的“精神界之戰士”的呼籲。魯迅的生命，是戰鬥的生命，而與書齋里的學者毫不相干。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今天言說魯迅解讀魯迅的，大多數就是魯迅當年所不屑甚至憎惡的學者文人、正人君子。

並不是學者文人正人君子就研究不好魯迅，而是他們往往不是真正的研究魯迅。他們蟄伏在書齋之中，通過各種各樣淺白可笑或玄乎其玄的手法，把魯迅納入各種各樣的理論框架。他們從來沒有把生命燃燒在魯迅作品之中，把魯迅當作一種生命存在，而是把魯迅對象化之後納入各種框架進行學術肢解，再用一篇篇一二三四甲乙丙丁的八股論文封存起來，拿出來換取頭銜、職稱。

我在閱讀魯迅的時候，常常覺出那種文字有一股深沉的力量，挽動着心的和鳴，使我不禁時時讚嘆，擊節，恐懼，激動，而在這一切豐富無比的情感體驗中重新認識自我與世界。而在閱讀很多詮釋魯迅的小冊子，則反而感到一種無名的壓抑。大量貌似詮釋魯迅的學術論文，實際上只不過用晦澀、刻板、毫無活力的語言，製造一個陰森森的古堡——古堡的城頭就掛着一面寫着“魯迅”的大旗。這些學術論文中的魯迅，並不見教科書、政治領袖口中的魯迅那樣的威權，但是同樣顯得晦澀無比，面目可憎。

在尊重言論自由的大前提下研究魯迅，至多就是把魯迅變成古堡。而真正在人們心目中敗壞了魯迅的，就是那些把魯迅隔絕在正常的文藝討論範圍之外的行為。陳漱渝先生主編的《誰挑戰魯迅——新時期關於魯迅的論爭》中收錄保存了一批這方面的材料。

《青海湖》雜誌1985年第八期登出了邢孔榮的文章《論魯迅的創作生涯》，該文把魯迅的創作生涯劃分為“準備時期”、“創造時期”、“衰退時期”，認為魯迅早期文學活動“僅僅是嘗試與探索的準備階段，而且它本身失敗了”，創造時期，《狂人日記》的致命弱點在於模仿，《阿Q正傳》中“漫畫式的傾向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開創了一個危險的先例，即以所謂的本質代替形象”，雜文“不過是魯迅先生創造力衰退的另一例證”。同時，作者也肯定《孔乙己》“充分顯示了魯迅先生藝術創作的成熟”，《故鄉》“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最後作者指出，“無論是中國文學史還是世界文學史，無疑都會記載着魯迅先生的名字，但是與這名字聯繫在一起的將是一位作為人的藝術家，而不是一尊作為神的偶像。”“重新認識魯迅先生是歷史的必然。”

這篇文章寫於1981年，發表於1985年，這時魯迅在大多數人的心目中，特別是在一些沿襲着文革思維，認為領袖一句頂一萬句，領袖的斷語就是真理的人的眼裡，魯迅還是不能批評的。於是這篇文章遭到群起的攻擊。對一些長期研究魯迅的學者而言，他們能夠看出邢孔榮的文章中的大量缺陷，從而為魯迅辯護，在觀念上進行爭辯，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如果超出言論自由之外的指責，那麼就是很有問題的了。

林默涵在1986年1月19日的《光明日報》發表文章《戰士與蒼蠅》，矛頭不僅指向作者，而且直指編輯：“登載那篇奇文的刊物編者說：‘此文不代表本刊觀點。’那末，可否請你們把‘本刊觀點’也亮出來看看呢？”一種刊物的意義，在於提供一個公共平台，公共平台意味着思想可以公開交流，觀點可以平等爭論。難道每發一篇文章都要亮出自己的“本刊觀點”麼？而且“本刊”一定要有自己的觀點，不同的聲音，就不能發出來麼？

《青海湖》於1986年第六期以“《青海湖》文學月刊編輯部”的名義登出了一篇《我們的教訓——關於發表〈論魯迅創作生涯〉的自我批評》，把他們發表一篇對魯迅有所批評的文章的“錯誤”提升到了這樣的高度：“我們在刊物上公開發表貶損魯迅的文章，顯然是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利益的。”

批評魯迅，就是違背“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利益”，這樣的“魯迅”是何等陰森可怖！《論魯迅的創作生涯》是文藝評論，這是一個純粹的文藝問題，不是政治問題，這是一個評論者獨立評論一個名作家的問題，不是人民、民族的所謂“根本利益”問題。批評一下魯迅，就損害了人民、民族的根本利益，損害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根本利益，這難道不是最荒誕無稽，最充分的體現了某些人的想象力的事情！魯迅終其一生，都僅僅能夠代表他自己，而且他的“精神界之戰士”的求索，更包含了使人成為他自己，樹立主體意識與獨立人格的意義。日本侵華的時候，魯迅提出來的第一步卻是“爭取言論自由”，而在當代以捍衛魯迅自居的文人政客手裡，最珍視獨立人格的魯迅卻變成一系列“根本利益”的代表，最憎惡言論壓制的魯迅卻成了壓制他人聲音的工具。這是何等的諷刺！

文藝問題的討論，必須在公共平台上展開平等的對話，而不付諸於權力和權力機關，更高的要求，是作者以獨立人的身份發言。在一本刊物上登出某種觀點，任何人可以對這種觀點極盡讚美或嘲諷之能事，因為這是一個人的言論自由權利。但是，如果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刊物——公共平台本身，那就是對遊戲規則的破壞。

《收穫》2000年第二期登出了王朔、馮驥才、林語堂三篇批評魯迅的文字。引起了相當大的反響。其中只有不少健康的討論，但是仍然有人以捍衛魯迅的名義把矛頭指向《收穫》雜誌。紹興市作協主席朱振國先生著文《貶損魯迅，意欲何為——致中國作家協會的一封公開信》，以“讀者”的身份“迷惘”地發問：“這次《收穫》討伐魯迅，到底出於這樣的考慮？作為我們協會主席和刊物主編的巴金知不知道這事？如果不知道，那麼，這次‘倒魯’是誰策劃又代表了誰的旨意？用意何在？”

這樣的責問實在令人莫名驚詫！難道《收穫》主編巴金“崇敬魯迅”，《收穫》就不能登出批評魯迅的文章？伏爾泰有句名言，“我雖然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表達觀點的權利。”王朔們的文章寫得好，而且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真實想法，不知道這些想法有什麼罪過，以至於不能在《收穫》上發出來？難道“我們協會主席”、《收穫》的主編是“崇敬魯迅”的巴金，魯迅就必須被供奉起來，頂禮膜拜，不能批評？——而且批評的不一定就是作為生命體的魯迅，往往只是作為符號的魯迅。

朱先生的文章更惡劣的風格是下面對葛紅兵的批評。葛紅兵寫出一篇《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寫一份悼詞》，這篇文章充分表現了這個所謂“新生代思想家”對魯迅的隔膜。葛紅兵的文章的一切觀點，作為學術問題都是可以商榷、討論也必須商榷、討論的。然而，針對葛紅兵在課堂上把巴金《家》中的一段話朗讀給學生聽，學生大笑不止，朱先生的批評卻是：

“這位三十二歲的教師就這麼狂妄地站在他占着的講台上，這麼刻薄地嘲諷着現代白話文學的拓荒者、先驅者，這是一位一邊鞭笞前輩又一邊啃着前輩骨肉的寄生者（他是現當代文學博士）。如果我們縱容這種無知和狂妄，縱容這種對前輩流氓式的戕害，是一種嚴重的失職！”

我一樣同意葛紅兵的做法是一種無知和狂妄，是對前輩流氓式的戕害。但是，朱先生向作協申訴，“我們縱容”這種行為就是“嚴重失職”，那到底該怎麼做才能避免“失職”，才能“盡職”！葛紅兵站在“他占着的講台上”的資格，不是靠寫《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寫一份悼詞》一文得來，不是靠罵魯迅得來，更不是“我們協會”給的，那麼，這裡的“我們”到底指什麼人？為了不“失職”，是不是應該把他趕下“他占着的講台”？——這已經是言論之外的“實際解決”了。

魯迅在著名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中，魯迅引用徐懋庸給他的信中所言：“對於他們（指胡風、黃源）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們的盾牌，人誰不愛先生，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鬥爭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魯迅直接指出其中的“實際解決”四字嚴厲質問：“而且什麼是‘實際解決’？是充軍，還是殺頭呢？在‘統一戰線’這大題目下，是就可以這樣鍛煉人罪，戲弄威權的？”言論、觀點上的不同，如果付諸“實際解決”，那就是對最起碼的言論自由的破壞！動輒付諸言論之外的力量以期實際解決，是極其卑劣的。

朱先生作為“我們”的一員，也沒有真正做到不“失職”——《收穫》也不至於公開寫檢討，這也算是時代的進步罷。但是，評論家批評一下魯迅立刻遭到各方面的攻擊，雜誌登載幾篇批評魯迅的文章立刻遭到攻擊，在這個時代難道還要把魯迅當作不能批評的聖物！

張閎有一篇文章叫《走不近的魯迅》，文中說：“這些‘魯學家’們埋伏在光芒四射的魯學圈子四周，虎視眈眈，監視着任何企圖接近魯迅的人。人們如果不是心存頂禮膜拜之意的話，就大有可能屬於妖精之類，自然也就無一例外地被阻擋在那些神秘的光圈之外了。”

魯迅為什麼走不近？要不是自己不願意走近，就是沒能力走近。“走不近的魯迅”仍然是一個沒有深入閱讀魯迅原著，過多的閱讀詮釋魯迅的小冊子的人眼中的魯迅。

儘管張閎的話令人感到刺眼，但是，從八十年代《青海湖》發表一篇批評魯迅的文章就要整個編輯部公開寫檢討，《雜文報》發表一篇青年學生李不識的一篇非議魯迅的文章便受到各種大人物的批判，到王朔、葛紅兵批評、攻擊魯迅便有人建議實際解決，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某種意義上張閎道出了一個客觀事實。敗壞了魯迅的人，不是罵魯迅的人，而更多的是以魯迅的捍衛者——有的甚至以捍衛魯迅為捍衛“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利益”——自居並且時時準備攻擊別人，甚至動輒就把矛頭指向刊物，要求實際解決的人。他們眼中的“魯迅”，與其說是一個偉大的生命存在，不如說是一個欽定的符號，一種御批的立場。

在魯迅逝世之後，經過各種政治運動，各種政治勢力都企圖依靠魯迅，利用魯迅達到目的，無論是批判孔子，還是批判馮雪峰、還是批判周揚，魯迅都被當作理論大棒。在毛澤東的眼裡，魯迅成了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在文革中的許廣平筆下，魯迅成了毛主席的一名戰士、旗手；在紅衛兵眼裡，“打倒落水狗”可以現炒現賣為 “打倒牛鬼蛇神”。總之，在數十年的歷程中，魯迅被蒙上了太多太多的光環、灰塵乃至口水，魯迅成了一個符號，一個可以做大棒、旗手的符號。

如果不把作為生命體的真正的魯迅和作為符號的“魯迅”區分、甄別開來，任何談論魯迅，不論是攻擊魯迅的，還是捍衛魯迅的，都不得要領。王朔眼中的“魯迅精神”，就完全是教科書裡的魯迅形象——而這種形象是從文革的語言體系中發展而來，所以王朔的批評“魯迅精神”，與真正的魯迅絲毫無關。而對那些認為批判魯迅就“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利益”的人而言，魯迅完全是政治化、符號化的一種立場的象徵，他們的捍衛魯迅，更與魯迅本人、魯迅思想毫無關係。

所以出現這樣一種奇異的現象：無論是以批評魯迅的姿態出現的一方還是以捍衛魯迅的姿態出現的一方，都是架空了作為生命體的魯迅，而在符號魯迅之間作言辭爭執——他們的爭執與魯迅毫無關係。許多捍衛魯迅的姿態，與其說是捍衛一種理想、人格，不如說是捍衛一種符號、立場。這種捍衛恰恰是對魯迅最大的傷害。因為他們按照固有的解釋魯迅的模式來解讀魯迅，不可避免的繼續把魯迅立場化，符號化。而且他們往往看到有人發出不同的意見，便以正統——政治中的文藝的正統自居進行反擊。因此“魯迅”便顯得“走不近”了。

走近魯迅的唯一辦法，就是直接閱讀魯迅原著。王富仁先生早在寫博士論文時就提出“首先回到魯迅那裡”的口號，突出的意義，就在於打破符號化的魯迅而直接接近魯迅生命本體。

近幾年，錢理群先生在講座中一再號召閱讀魯迅原著。林賢治先生則開始以民間魯迅專家的姿態注釋魯迅選集，為人們閱讀魯迅原著提供必要的知識輔助。

魯迅是極其深沉、博大、豐富的。魯迅文章的魅力，在於其燃燒的激情與廣博的愛。對今天的中國人特別是中國青年而言，只要關心現實，關注中國的進步及路向，你便能夠從魯迅的文字中感受強大的時代脈搏。郁達夫說：“要了解中國前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讀《魯迅全集》以外，別無捷徑。”林賢治先生說：“一部《魯迅全集》，恰如現代中國的普羅米修斯之火。周圍的世界，從來未曾因它的蔓延而發生燎原大火；它是屬於靈魂的，光和熱直接轉化為個體的實踐性而非群體的事件性。”（見林賢治《魯迅的最後10年》）

認識魯迅的意義，在於認識自我，認識中國。魯迅的意義，就在於他把他認識到的所有無論如何殘酷的真相赤裸裸的呈現在你的面前，逼得你無路可逃，讓你不得不重新打量你自己，重新打量這個世界。魯迅給予人的永遠不是獲得智慧之後的愜意，而是看到真實的缺陷而後產生的痛苦，不是跳出蒙昧而產生的救世主般的自足，而是陷入永遠存在的矛盾而產生的焦慮，不是得到藥方而產生的快意，而是無可療救而激發的迷惘、徘徊。在一個陷於欺與瞞的大澤中並且常常不自知，反而從欺與瞞中挖掘出美與真實來的民族，只有充分體驗痛苦感受焦慮，在迷惘與徘徊中掙扎，才能摧發一種充分正視現實的慘烈與缺陷，充分理解歷史的殘酷與現實的無奈，充分體味擺脫的艱辛與拯救的艱難的勇氣和力量。這種勇氣和力量的導向，就是誕生一種具有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精神、自由品格的精神。

在這個時代，魯迅同樣必須接受自由的批評。例如王朔筆下的“魯迅精神”與張閎筆下的“走不近的魯迅”，都不是空穴來風。正是政治意識形態的歪曲與學者的肢解，以及把魯迅當作一種立場、符號來捍衛的人，把魯迅變成一個陰森的符號。而王朔、張閎們，不過是真實的說出那些沒有閱讀魯迅原著或讀而無所得，而主要依靠二手資料去接觸魯迅的人們心目中的魯迅形象。因此，今天研究魯迅的人們，面對魯迅遭遇的各種批評，所應該注意的主要還不是在於他們怎麼批評魯迅，而在於他們批評的是哪個魯迅，也就是“魯迅”為什麼會變成他們心目中的那種形象。魯迅還走在我們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