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提示： 本帖只代表 強國導彈分子 的個人觀點，不代表人民網觀點。
如將本文用於其他媒體出版, 請與作者本人或 強國社區 聯繫。





張 捷:評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二)
[強國導彈分子] 於 2006-11-04 14:06:27上貼

--------------------------------------------------------------------------------

評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二）

張 捷

二、秘密報告講了些什麼
上面說過，波斯彼洛夫的委員會提交給蘇共中央主席團的調查報告只講上世紀三十年代的鎮壓行動，而赫魯曉夫在秘密會議所做的報告內容大大增加了，時限從三十年代延長到五十年代初。它的開頭部分講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於個人崇拜的論述，接着就開始講三十年代的鎮壓行動，然後講戰爭年代斯大林的活動（其中包括把一些少數民族居民遷往內地的做法）、戰後年代的鎮壓行動、蘇聯和南斯拉夫的衝突以及斯大林在他的《傳略》中和其他場合進行“自我吹噓”的表現。最後是結論部分。
秘密報告雖然一開頭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話，但是沒有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對個人崇拜這一社會歷史現象作具體分析，更沒有講清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社會基礎和形成過程。赫魯曉夫襲用上世紀二十年代反對派反對斯大林的做法，搬出了列寧於1922年12月24日給代表大會的信和1923年1月4日對這封信的補充，摘引了其中列寧對斯大林的評論；同時赫魯曉夫又宣讀了克魯普斯卡婭向加米涅夫敘述斯大林如何粗暴對待她的信以及列寧給斯大林的絕交信，來說明斯大林的為人。應該指出，當年列寧給代表大會的信對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皮達柯夫等六人逐個進行了評述，指出了他們的長處和弱點，赫魯曉夫只引用列寧對斯大林的評論，無疑是為了給代表們造成列寧只對斯大林有意見的印象。至於說到克魯普斯卡婭與斯大林之間的衝突，那麼列寧的妹妹瑪麗婭•烏里揚諾娃作了很好的說明，她說，列寧與斯大林之間發生的不愉快事情“具有純粹個人的性質，與政治毫無關係……這件事發生的經過是這樣的：中央全會根據醫生的要求，委託斯大林進行監督，不要讓人們在伊里奇患重病期間告訴他政治方面的消息，不要讓他激動，以免使病情惡化，斯大林因伊里奇家裡的人告訴他此類消息而申斥了他們。伊里奇偶然知道了這一點，——而此類保護制度通常都使人覺得難以忍受，——就對斯大林進行了申斥。斯大林道了歉，事情就了結了。不用說，如果伊里奇當時不像我指出的那樣病情很重，他會對這件事作出另一種反應。關於這件事的文件都在，如果中央需要的話，我可以立即出示。”[1] 由此可見，赫魯曉夫宣讀這兩封信說明不了什麼問題。
秘密報告用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講三十年代的鎮壓行動。他說，在1935－1937－1938年這個時期，“形成了在國家部門進行大規模鎮壓行動的做法，開頭針對那些早已被黨擊破的列寧主義的敵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接着也針對許多忠誠的共產黨人，針對那些在國內戰爭時期、在工業化和集體化的最艱苦年代肩負重擔的忠誠的共產黨人，那些曾積極反對過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捍衛黨的列寧主義路線的人。”。[2] 赫魯曉夫雖然稱反對派為“列寧主義的敵人”，出於種種考慮沒有為他們平反，但是認為他們都是無辜的，也是斯大林恣意妄為的受害者。[3] 他向大會公布了波斯彼洛夫的調查報告中的材料，說1934年第十七代表大會選出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有九十八人（70％）被捕和被槍決，出席大會的一千九百六十六名代表有半數以上（一千一百零八名）被捕，以此來說明鎮壓規模之大。[4] 他指責斯大林使用“人民的敵人”的概念，說有了這個概念，就可以違反任何法制任意處置不同意見的人。他嚴厲譴責國家保安機關粗暴破壞法制的種種行為，並且指出，這種做法是經過斯大林批準的。他還說，大規模鎮壓行動是在1934年底基洛夫被刺開始的，並且強調這個案件的有關情況至今還有“許多無法說明和無法理解的地方”，[5] 暗示是斯大林指使內務部人員干的。這裡順便提一下，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里說，他深信基洛夫是根據斯大林的吩咐殺死的，目的在於嚇唬人民。[6] 而二十大後根據赫魯曉夫的指示成立專門委員會進行調查，沒有拿出任何證據；“改革”年代又重新進行調查，仍然如此。關於斯大林與基洛夫之間存在着矛盾和關繫緊張的斷言，早已為事實推翻。可見這是赫魯曉夫的猜測。報告大段引用了艾赫、魯祖塔克的申訴書以及講述了某些案件的審理過程，來說明內務人民委員部人員如何威逼利誘和嚴刑拷打以及受害者如何屈打成招，並且強調這一切都是在斯大林指使和縱容下進行的，從而把這場肅反完全描繪成一場斯大林為排除異己殘殺無辜的慘劇，可是他有意避而不談當時存在不存在應加以鎮壓的敵對分子的問題，不講他所說的錯案具體錯在哪裡，根本不提1938年聯共（布）中央採取的糾偏措施和對破壞法制的人的懲治，這就歪曲了歷史真相。
列寧說過：“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7] 因此脫離具體歷史條件來看待各個階級、政黨和個人的活動，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要求的。赫魯曉夫恰恰就是這樣做的。我們知道，三十年代蘇聯面臨的形勢十分複雜。從國際上說，蘇聯處於資本主義的包圍之中。西歐國家，包括英國和法國在內，對它採取敵視態度。法西斯主義在意大利和德國的勝利及其反共的叫囂和侵略擴張的野心，使得蘇聯一直處於戰爭陰雲的籠罩之下，需要從各方面做好反對外敵入侵和保衛國家的準備。而從國內來說，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重大進展，敵對階級的力量大大削弱，但不甘心於自己的失敗，仍在用各種方式進行反抗。黨內鬥爭餘波未息，反對派的首領們仍在進行活動。而且蘇聯當局從獲取的情報發現，他們正在與國外敵對勢力勾結起來。在這種情況下，進行一場肅反運動，無論對保持國內穩定還是對防止敵人內外勾結搞垮蘇聯來說，都有其必要性。也可以說，這也是備戰的一個重要部分。我們知道，二戰開始後，西歐不少國家在法西斯發起進攻後一觸即潰，德國“第五縱隊”起了相當大的作用。而蘇聯在法西斯入侵後國內沒有發生裡應外合的叛變活動，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徹底肅清了反革命。曾在1936年到1938年大清洗高潮中任美國駐蘇大使的戴維斯在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後說，“全世界大部分人曾認為1935年到1939年對叛徒的審判和大清洗是令人非常氣憤的野蠻行徑和忘恩負義的行為，是歇斯底里的表現。然而現在可以看得很清楚，這些做法證明斯大林及其親密戰友具有驚人的遠見。”[8]
當然，肅反犯有擴大化的嚴重錯誤，造成了不少令人痛心的悲劇。在三十年代下半期國內形勢發生了變化的情況下，斯大林把敵情估計得過於嚴重，沒有根據階級鬥爭的新特點及時調整政策，有時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用處理敵我矛盾的方法處理思想問題和黨內鬥爭的問題，沒有嚴格按照法律辦事，輕易地採取一些極端措施，殺了不少受到懷疑或罪不當誅的人，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損失。。對這一切斯大林當然應該承擔責任。但是造成悲劇的原因不能單純用斯大林個人的問題來解釋，那就把事情簡單化了。這裡還有別的因素起了作用。首先，在當時的條件下不大容易做到像在正常情況下那樣對各種案件進行深入細緻的審查；其次，有一些異己分子混入了執法機關，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肆意破壞法制，草菅人命；第三，在當時的氣氛下，有人或為了保全自己，或為了取得信任，或為了得到升遷，進行相互揭發，亂攀亂咬，弄得一時真假難辨。在幹部隊伍中，尤其在高級幹部中，有一批對肅反過於熱心的人，他們表現得異常積極，採取了許多過頭的做法，這些人對肅反擴大化的錯誤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那位站在代表大會講台上理直氣壯地指責斯大林的赫魯曉夫，就是這樣的高級幹部當中的一個。
根據熟悉內情的人透露，斯大林逝世後赫魯曉夫通過他的親信國家安全委員會領導人謝羅夫和他直接領導的保管各種檔案材料的蘇共中央總務部的有關人員，銷毀了關於他參與鎮壓行動的文件和材料。現在擔任直屬總統的平反委員會秘書長的納烏莫夫證實，銷毀的材料達十一紙袋之多。[9] 同時，據前克格勃主席謝米恰斯內依說，謝羅夫還幫助赫魯曉夫消除某些文件上的簽名。[10] 但是儘管赫魯曉夫及其親信作了很大努力，仍無法做到消除所有痕跡。1988年蘇共中央政治局專門委員會的報告裡說：“克格勃的檔案里保存着能證明赫魯曉夫參與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大規模鎮壓行動的材料……他本人呈交了建議逮捕莫斯科蘇維埃和莫斯科州委領導人的文件”。另據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委員會秘書波利亞科夫說，1937年赫魯曉夫每天都給莫斯科內務局打電話詢問逮捕犯人的情況，他說：“莫斯科是首都，不能落後於卡盧加或梁贊。”[11] 同年8月14日，他在一次講話中又說：“需要消滅這些壞蛋……要做到手都不抖動一下，要為了人民的利益跨過敵人的屍體往前走。”截止1937年底，三十八名莫斯科州委和市委的書記中有三十五人遭清洗，莫斯科州的一百四十六名區委和市委書記中有一百三十六人被捕，遭到同樣命運的還有許多蘇維埃機關、工會、經濟部門、共青團的領導人以及科學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逮捕令是由赫魯曉夫參加的“三人小組”簽發的。[12] 1938年1月他調到烏克蘭工作後，那裡有大批黨政機關和經濟部門的領導幹部，其中包括烏克蘭人民委員會副主席、一批人民委員和副人民委員以及州委書記等被捕並被判處極刑和長期的有期徒刑。[13] 在這期間他還向斯大林寫信告狀，信中這樣寫道：“親愛的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烏克蘭每月報送審批逮捕的為一萬七千到一萬八千人，而莫斯科批準的不超過兩千到三千人，請求您採取緊急措施。熱愛您的Н.赫魯曉夫。”[14] 歷史學家茹科夫在政治局檔案里找到了一些文件，證明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工作時曾請求批准槍決八千五百人，把三萬三千人送往勞改營，而調到烏克蘭後，請求槍決或關押三萬人。[15] 這些事實證明，赫魯曉夫本人曾對三十年代的肅反擴大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從“改革”年代起擔任平反委員會主席的雅科夫列夫說：“赫魯曉夫並沒有少讓人流血，而與某些人相比要更多些。”[16] 這是雅科夫列夫研究大量材料後不得不承認的事實。
赫魯曉夫指責斯大林為採取大規模的鎮壓行動製造理論依據。他說，斯大林在1937年二三月間召開的中央全會上的報告中就企圖這樣做，說什麼隨着我們向社會主義推進，“階級鬥爭會愈來愈尖銳化”。[17] 他又說，混入國家安全機關的別有用心分子和無恥的追求名利之徒曾利用斯大林提出的“愈接近社會主義敵人愈多”的公式和這次全會根據葉若夫的報告通過的決議，以黨的名義來掩飾大規模的恐怖行動。[18] 斯大林確實曾幾次說過階級鬥爭尖銳化的話，這是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激烈鬥爭的時期。例如，他在1930年6月代表中央向聯共（布）十六大做的政治報告中說：“我們對資本主義分子展開了大規模進攻，我們大大向前推進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我們展開了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的建設。這些現象對於剝削階級不會沒有影響。通常伴隨着這些現象的是垂死階級的破產，農村富農階級的破產，城市小資產階級各階層活動地盤的縮小。很明顯，這一切不能不使階級鬥爭更加尖銳，不能不使垂死階級對蘇維埃政權的政策的反抗更加激烈。”[19] 而到1937年，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這時斯大林的提法有了變化，他在上面赫魯曉夫提到的報告裡是這樣說的：“相反地，我們的進展愈大，勝利愈多，被擊潰了的剝削階級殘餘也會愈加兇惡，他們愈要採用更尖銳的鬥爭形式，他們愈要危害國家，他們愈要抓住最絕望的鬥爭手段來作最後的掙扎。”[20] 斯大林明明說的是“剝削階級的殘餘”，赫魯曉夫卻硬說斯大林提出了“愈接近社會主義敵人愈多”的公式；斯大林說的是這些殘餘將“採用更加尖銳的鬥爭形式”，赫魯曉夫改為“階級鬥爭愈來愈尖銳化”。赫魯曉夫的篡改流傳甚廣。科索拉波夫不無感慨地說，幾十年來人們一直引用赫魯曉夫的話，卻沒有想到去與斯大林的原文核對一下。
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時，肅反運動已過去了二十來年，當年的錯誤正在糾正或已經糾正，它將成為歷史，在這種情況下，作為黨的領導人本應採取冷靜態度，引導全黨在查明事實和全部真相的基礎上正確對待過去，認真總結經驗教訓，防止類似的悲劇再次發生。可是赫魯曉夫為了達到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不這樣做，他用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和誇張的語言講述過去發生的事，並且即興發揮，加上自己的臆測和推斷，同時大量引用某些受害者的申訴，來揭露斯大林和其他當權者的“殘暴”和“不人道”，這增強了報告的揭露性和煽動性，而沒有對造成悲劇的原因和應該汲取的教訓作出像樣的分析和說明，他這樣做，實際上為國內外敵對勢力攻擊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提供了炮彈。
斯大林在衛國戰爭中建立的偉大功勳是舉世公認的，也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威望。赫魯曉夫深知，要否定斯大林，除了誇大他在肅反方面的錯誤外，還應把他領導戰爭取得勝利的功勞一筆勾銷，於是大講他的失誤。因此揭露斯大林在戰爭年代的所謂錯誤和失算成為秘密報告的一個重要部分。報告的這一部分的特點是歪曲事情的本來面目，毫無根據地下各種斷語，編造事實，達到了信口開河的程度。
首先，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把戰爭初期發生的悲劇歸咎於德國人對蘇聯進行了突然襲擊，說什麼斯大林在“既有時間又有能力”的情況下沒有認真做好備戰工作。[21] 照赫魯曉夫的說法，在戰爭爆發前，斯大林對從各種渠道得到的德軍準備發動進攻的情報“置若罔聞”，他的“這種漫不經心，漠視明顯的事實的態度”造成了嚴重的後果，使得敵軍在戰爭一開始就在國境線附近擊毀“我國的大量飛機、大炮和其他軍事裝備，消滅了眾多軍事幹部，打亂軍隊的指揮，結果我們無力阻止敵軍向我國內地推進”。[22]
而實際情況是，希特勒上台後，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領導人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覺，認為戰爭不可避免。他們實行加快國家工業化的方針，就包含着備戰的目的。儘管作出了極大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於過去的基礎太差，與德國比較，國力還有相當大的差距。莫洛托夫後來在談到這一情況時說，“採取了許多措施，但仍然不夠。許多事情還沒有來得及做……”他還說，“斯大林在戰前曾認為，只有到1943年我們才能與德國人勢均力敵”。[23] 因此斯大林想盡各種辦法以推遲戰爭的爆發。他在外交上採取了一些步驟，與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在進行軍隊部署和採取具體的備戰措施時儘可能不使對方發覺，以免對方以此為藉口提前發起進攻。在戰爭前夕，蘇聯領導人確實從各種渠道得到各種情報。那時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莫洛托夫曾說，他每天要用半天時間看這些情報，什麼樣的情報都有，所說的德軍發動進攻的日期各不相同，一時難以作出準確的判斷。當時蘇聯尚未與英國建立相互信任的關係，因此斯大林對丘吉爾提供的德國將進攻蘇聯的情報抱懷疑態度，認為丘吉爾這樣做另有所圖。根據他的看法，德國在結束西歐的軍事行動之前不會東進，並不完全相信德國會在近期入侵蘇聯，因而也就沒有要求邊境軍區部隊立即進入戰爭準備狀態，直到接到德軍將在6月22日凌晨發動進攻的報告後，才下達備戰和反擊的命令。這就使得蘇聯紅軍在戰爭爆發後一時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遭受了重大損失。應該說，這是斯大林判斷上的失誤，是一位領導人難以完全避免的，而不是像赫魯曉夫所說的那樣“漠視各種情報和信號”，不作迎戰準備。
赫魯曉夫接着指出，戰爭初期的失利還因為1937年到1941年“斯大林出於自己的多疑，根據誣衊性的指控殺害了大批部隊指揮員和政工人員”。[24] 這裡他指的是1937年圖哈切夫斯基和其他將領的案件以及在這之後對部隊幹部的清洗。應該指出，這是事出有因的。圖哈切夫斯基當時擔任副國防人民委員，握有實權。蘇聯政府從不同渠道收到了關於他與德國軍方聯繫密切並有可能發動軍事政變的情報。同蘇聯保持友好關係的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貝奈斯於5月中旬親筆寫信，告知他從德國了解到的有關情況。斯大林採取果斷措施，立即逮捕了圖哈切夫斯基等人。圖哈切夫斯基在被捕後很快在筆供中承認了犯罪事實，於是軍事法庭迅速作出判決，圖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七名高級將領被判處死刑。這件事成為在軍隊裡開始清洗的訊號。應該說，在當時的情況下對圖哈切夫斯基等人採取堅決措施是必要的，可以撤銷他們的職務並對他們進行隔離審查，萬一確有此事而不加以防範，後果不堪設想。問題過於匆忙地作出死刑判決，如果發現錯誤就無法補救。同時，當時擔任國防人民委員的伏羅希洛夫及其副手們在清除滲透到部隊的外國代理人的過程中搞過了頭，原內務人民委員葉若夫則藉口政治不可靠而從部隊中清除了約四萬名有經驗的指揮員，這些做法確實影響了部隊的戰鬥力。赫魯曉夫指摘斯大林時，大概又“忘記”了他作為軍事委員會委員的基輔軍區也搞了大規模清洗，他和其他領導人在一份報告裡說，那裡的九名軍長被全部被撤換，二十五名師長撤換了二十四名，九名旅長撤換了五名，其他各級幹部被撤換的比例也很大。[25] 不過聯共（布）中央於1938年開始糾正這些做法，恢復了一萬一千名有經驗的指揮員（其中包括後來成為傑出統帥的羅科索夫斯基、麥列茨科夫、戈爾巴托夫等人）的軍籍，從而減輕了損失。另一方面，戰爭爆發後在處於不利的情況下，紅軍內部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倒戈行為，這說明這次清洗是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的。而且關於圖哈切夫斯基案件是否是錯案一直有不同意見。當年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人認為圖哈切夫斯基等人確實企圖發動軍事政變，反對為他們平反。一些歷史學家也持這樣的態度。最近作家卡爾波夫在《大元帥斯大林》一書中說，開頭他曾為圖哈切夫斯基辯護，認為他是無罪的，在研究了大量材料後，改變了看法。[26] 赫魯曉夫不講當時的具體情況，不分析當時得到的情報（尤其是貝奈斯提供的情報）的可靠性程度而一概加以否定，籠統地把錯誤的產生歸結為斯大林的多疑，這就再次歪曲了歷史真相。
在談到戰爭初期斯大林的表現時，赫魯曉夫斷定說，“在前線遭到最初幾次嚴重的挫折和失敗後，斯大林認為末日來臨了……在這之後他很長時間實際上沒有領導作戰行動，什麼事也不管了，直到某些政治局委員去見他，對他說為了改善前線的狀況需要立即採取某些措施時，他才重新擔負起領導工作”。[27] 可是戰爭爆發時赫魯曉夫遠在基輔，根本不可能親眼看到斯大林這時的心情和表現。翻一翻赫魯曉夫的回憶錄，才知道這是他從他在秘密報告中痛加批判的貝利亞那裡聽來的。[28] 事實是：在戰爭爆發前後，斯大林不顧身體有病（根據他身邊的人說，這時斯大林得了嚴重的咽喉膿腫，體溫高達四十度[29] ）始終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他發表命令，調兵遣將，領導抗擊敵軍的鬥爭；他對政府部門進行改組，以適應戰時的需要；他安排軍工生產，以保證部隊的武器彈藥供應；他在做大量的組織工作的同時，還會見各方面人士，鼓舞他們的鬥志。克里姆林宮接待室的一本來訪者登記簿逐日逐時地記下了這些日子斯大林會見的人。根據登記簿記載，1941年6月22日即戰爭爆發的一天，他會見了二十九人次，6月23日會見了二十一人次，6月24日會見了二十人次，6月25日會見了二十九人次，6月26日會見了二十八人次，6月27日會見三十人次，6月28日會見了二十一人次，在他會見的人當中有政治局委員、元帥、將軍、人民委員和意識形態部門的負責人，有時會見一直持續到深夜。[30] 在這些日子裡莫洛托夫一直在斯大林身邊，對情況最為了解。詩人丘耶夫在與他談話時問他：“有人這樣寫道，在戰爭的最初日子裡斯大林驚慌失措，喪失了語言能力，是這樣嗎？”莫洛托夫回答道：“不能說驚慌失措，心情沉重倒是真的，但是不表現出來。斯大林無疑有他的難處。要說心情不沉重是荒謬的。但是有人把他描繪成不是他當時的樣子——居然把他描繪成一個悔過的罪人！這當然很荒謬。所有這些日子他都像平常一樣夜以繼日地工作。他連驚慌失措或喪失語言能力的時間都沒有。”[31]
赫魯曉夫在他的秘密報告裡又說：“斯大林根本不了解各條戰線的實際情況。這是很自然的，因為在整個衛國戰爭期間他沒有到過任何一條戰線和任何一個解放的城市，只在前線處於穩定狀態時閃電式地去過一次莫扎依斯克公路……可是斯大林直接干預作戰的進程並發布各種命令，這些命令常常沒有考慮到該作戰地段的實際情況，不能不導致重大的人員損失。”[32] 作為例子，他講了1942年5月的進攻哈爾科夫的戰役。他說，當哈爾科夫地區的形勢變得十分嚴重時，西南方面軍領導作出了停止包圍哈爾科夫的正確決定，並報告了斯大林，斯大林卻要求把戰鬥繼續進行下去。於是他打電話給總參謀長華西列夫斯基，請求他拿出地圖向斯大林說明形勢。然後他又給斯大林打電話，斯大林不接電話，卻讓馬林科夫轉告說：“一切按原計划進行。”結果犧牲了十幾萬士兵的生命。[33] 這樣就把這次戰役失敗的責任完全推到斯大林身上。
首先應該指出，赫魯曉夫說斯大林在整個戰爭期間沒有到過任何戰線的說法就不符合事實。根據貝利亞的兒子謝爾戈回憶，斯大林在莫斯科保衛戰期間曾兩次親臨前線，謝爾戈帶着電台陪同前往。[34] 華西列夫斯基也在回憶錄里寫道，斯大林在1943年8月就去過西方面軍和加里寧方面軍視察。而且在華西列夫斯基看來，對最高統帥斯大林來說，這樣的外出大可不必，他待在黨中央和大本營最合適，因為有現代化的通訊工具，各種各樣的情報源源不斷，他能及時了解軍事行動的過程以及各方面軍的需求和困難，作出有效的和正確的決定。[35]
至於說到哈爾科夫戰役，那麼應該指出，進攻哈爾科夫的計劃是西南方面軍司令員鐵木辛哥和軍事委員赫魯曉夫提出來的。總參謀長認為實施這次戰役是冒險的，建議不要進行。但是鐵木辛哥和赫魯曉夫堅持自己的意見，並向斯大林保證必獲全勝，於是斯大林才批准了這個計劃。在實施過程中，開頭進展順利，不久情況發生了變化，敵軍突破了防線，到5月18日，形勢急劇惡化。總參謀部建議停止進攻。根據朱可夫回憶，5月18日他“在最高統帥部參加了斯大林與西南方面軍司令員的一次談話，清楚記得，最高統帥當時對敵人在克拉馬托爾斯克地區的勝利，向鐵木辛哥明確地表示嚴重不安。5月18日晚上，最高統帥又就這個問題與西南方面軍軍事委員赫魯曉夫進行了談話。後者表達了與西南方面軍司令員同樣的見解：儘管敵人克拉馬托爾斯克集團的危險在增大，但沒有理由中止正在進行的戰役。最高統帥以西南方面軍軍事委員會提出的必須繼續進攻的報告為理由，拒絕了總參謀部的意見”。朱可夫特別指出：“有一種說法，說什麼南方面軍和西南方面軍軍事委員會曾向最高統帥提出過告急的報告，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我可以證明這件事，因為我親自參加了最高統帥的談話。”[36] 就連對斯大林持批判態度的沃爾科戈諾夫也不同意赫魯曉夫的說法，認為朱可夫的說法比較可信，他說，如果這是赫魯曉夫健忘，那倒也好說，但是如果是為了推託歷史責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