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在敘述他如何與華西列夫斯基通電話時，編造了“斯大林按地球儀制定作戰計劃”的謊言。麥列茨科夫元帥說他從來沒有聽到過比這更荒唐的話。赫魯曉夫還指責斯大林在紅軍阻擋住了敵人並轉入進攻、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仍堅持正面攻擊的戰術，反對採取側翼迂迴和切入敵人後方的方法，給紅軍造成無謂的犧牲。[38] 他把斯大林描繪成一個既不了解情況，又不懂得及時改變戰術、自以為是、歇斯底里地固執己見、貶低別人、把功勞歸於自己的人，並且提出“必須對許多戰役重新評價，做出新的解釋”。[39] 可見在他看來，斯大林作為最高統帥是完全不夠格的。在這個問題上需要聽一聽朱可夫的意見。這位對斯大林深刻了解的副最高統帥和傑出軍事家在他的回憶錄中說：“經常有人問我，斯大林究竟是不是軍隊建設方面的傑出的軍事思想家和通曉戰略戰役問題的軍事家？我可以肯定地說，斯大林通曉組織方面軍和方面軍群戰役的基本原則，並且熟練地指揮了這類戰役，他精通重大的戰略問題。最高統帥斯大林的這方面的才能，從斯大林格勒戰役開始表現得尤為突出。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最高統帥是憑地球儀來研究情況和定下決心的，這與事實不符。當然，他不去研究戰術要圖，而且這對他也無必要，但他對戰役情況圖卻是很熟悉的。斯大林在領導整個武裝鬥爭方面得力於他的天賦的智慧、政治領導經驗、巨大的洞察力和淵博的知識。他善於從戰略情況中找出主要環節，並抓住這個環節，採取對策，組織相應的進攻戰役。毫無疑問，他是當之無愧的最高統帥。”[40]
赫魯曉夫還談到1943年至1944年把高加索等地少數民族居民全部遷往中亞內地的事，說當時戰事已出現有利於蘇聯的可靠轉折，這樣做“絕非出於軍事上的考慮”，說這是“對蘇維埃國家的民族政策的列寧主義原則的基礎的粗暴踐踏”。[41] 這裡赫魯曉夫對戰爭形勢的估計並不符合實際情況。1943年戰局確實出現了大的轉折，紅軍開始反攻，但是列寧格勒之圍到1944年初才完全解除，克里木尚未解放。同時土耳其陳兵蘇聯南部邊境等待時機，可見形勢還比較複雜。為了保證紅軍順利向西推進，需要有一個鞏固的後方。另一方面，赫魯曉夫有意不談這些民族強烈的反蘇維埃情緒的普遍性以及德國占領期間或大軍壓境時他們嚴重的背叛行為，當時投靠德國和與德國人合作的並非只是極少數上層分子，在這方面克里木韃靼人、車臣人和印古什人表現得更為突出。歷史學家佩哈洛夫對車臣人和印古什人戰時的表現作了專門研究後指出，在戰爭期間許多人逃避服兵役，在當地組織反革命武裝團伙一百九十七個，參加者甚至有當地的許多幹部，曾兩次發起暴動，襲擊紅軍，支持德國人，保護降落該地的德國傘兵等等。[42] 然而儘管如此，把整個民族強行遷出他們世代居住的地方肯定會引起不滿，產生難以消除的負面影響，當年蘇聯當局這樣做，是在特殊條件下為了保證戰爭順利進行並贏得最後勝利而不得已採取的一項非常措施。有的俄羅斯論者指出，在二戰中美國也曾採取過這種做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政府下令把居住在西海岸的日裔美國公民不分男女老少統統遷往內地的集中營，可是至今沒有人對羅斯福的這種做法提出過指責。[43] 他們認為赫魯曉夫抓住這個問題大做文章是沒有道理的。
從以上的敘述可以看出，赫魯曉夫採取歪曲事實和製造謊言等手段，完全否定斯大林領導蘇聯人民打敗德國侵略者的功績，在他看來，斯大林在戰爭期間所起的完全是相反的作用。他在做秘密報告時也許出於某種考慮，沒有把這看法直截了當地說出來，而在回憶錄里就這樣做了。他說，如果斯大林在1939年去世，那麼國家就會把備戰工作做得更好；如果沒有斯大林，對我們來說，戰爭將會發展得比較順利；軍隊沒有斯大林的領導也會取得勝利，甚至會少遭受一些損失。[44]
在談到戰後的問題時，赫魯曉夫用敘述三十年代鎮壓行動的同樣方式，講了“列寧格勒案件”、格魯吉亞的明格列爾民族主義組織案件和“醫生案件”，同樣把造成這些悲劇的責任歸之於斯大林的獨斷專行，同時提到了貝利亞所起的作用。這裡着重講一下“列寧格勒案件”。我們知道，戰後領導集團內部形成了兩個派別，一派以日丹諾夫為首，稱為列寧格勒派，其成員有曾在列寧格勒工作、後來分別擔任中央書記和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家計委主席的庫茲涅佐夫和沃茲涅先斯基等人；另一派則由馬林科夫、貝利亞以及後來靠攏他們的赫魯曉夫、布爾加寧等人組成。戰後斯大林有意退位，開始考慮接班人問題。他比較看重庫茲涅佐夫和沃茲涅先斯基，認為他們年輕有為，這就引起了馬林科夫、貝利亞的強烈妒忌，於是展開了一場爭權鬥爭。馬林科夫和貝利亞利用沃茲涅先斯基沒有向中央報告統計數字失實一事向斯大林告狀，引起了斯大林對沃茲涅先斯基的強烈不滿，斯大林從此不再信任他。他們以同樣方法促使斯大林失去對庫茲涅佐夫的信任。接着他們捏造事實說兩人鬧獨立性，企圖把列寧格勒與莫斯科對立起來，把俄聯邦與蘇聯其他部分對立起來，宣布列寧格勒為俄聯邦首都等等。最後兩人和列寧格勒的一些領導人被指控反對政府和叛國，受到鎮壓。在製造這個案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馬林科夫。而熟悉情況的前安全部門的領導人蘇多普拉托夫在他的回憶錄說，赫魯曉夫也是“列寧格勒案件”的策劃者之一。[45] 而根據謝爾戈•貝利亞的說法，當時聯共（布）中央成立了一個由馬林科夫、赫魯曉夫、什基里亞托夫三人組成的專案組，負責審理這個案件。[46] 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裡講“列寧格勒案件”，一方面是為了說明斯大林“對黨的幹部的任意處理”和“喜怒無常”，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進一步打擊馬林科夫和推卸自己的責任。他出於同樣的目的，拋出了蘇南關係問題，在揭露斯大林“喪失了現實感”以及“表現出猜疑和高傲”的同時，批判了在這個問題上持不同意見的對手莫洛托夫。
根據赫魯曉夫的說法，“個人崇拜之所以發展到如此駭人聽聞的規模，主要是因為斯大林本人千方百計地鼓勵和支持頌揚他個人的做法”。他說：“這可由無數事實來證明”，“1948年問世的他的《傳略》[47] 是自我吹噓和缺乏起碼的謙虛精神的最典型的表現之一”。他認為這本由斯大林親自審定和校改過的書“表現了最放肆的阿諛奉承，是把一個人神化，把他說成永不會犯錯誤的聖哲，說成最‘偉大的領袖’和‘各個時代和各國人民的不可超越的統帥’的範例”。[48] 他認為沒有必要引用那些“充斥了這本書的令人作嘔的奉承”，只要引用斯大林添寫的幾段話就可說明這一點。於是他先引用了書中這樣一段話：“在列寧不能工作後，在與懷疑主義者和投降主義者、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以及布哈林和加米涅夫一夥進行的這場鬥爭中，最終形成了我們黨的領導核心……他們捍衛了列寧的偉大旗幟，以實現列寧遺訓為中心把黨團結起來，把蘇聯人民引上了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康莊大道。這個核心的領導者以及黨和國家的領導力量是斯大林同志。”[49] 這段話確實是斯大林添加的，不過斯大林原話中具體說明黨的領導核心是由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古比雪夫、伏龍芝、捷爾任斯基、米高揚、安德烈耶夫、什維爾尼克、日丹諾夫、什基里亞托夫等人組成的集體，赫魯曉夫用刪節號把這名單刪去了，[50] 也許是由於他認為這個長長的名單與他關於斯大林突出個人的斷言相牴觸，也許是由於他見到這個領導核心的名單中沒有他自己的名字而感到難堪。
赫魯曉夫又引了斯大林緊接着添加的另一段話：“斯大林出色地執行着黨和人民的領袖擔負的任務，受到全體蘇聯人民的支持，可是在自己的活動中不允許有一點自負、自滿和自我欣賞的表現。”[51] 引用時刪去了這段話的後半部分：“斯大林在與德國作家路德維希談話時指出天才的列寧在改造我們祖國方面的偉大作用，宣稱：‘我不過是列寧的學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為列寧的學生’。”[52] 大概他認為這後半部分與他關於斯大林“缺乏起碼的謙虛精神”的說法不符，就大筆一揮刪去了，而且不加刪節號。
更為可笑的是，赫魯曉夫還把書中原有的、斯大林只修改和添加了一些詞句的話完全當成斯大林添加的話加以展示，而且斯大林的修改恰恰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調子。例如斯大林把書中原來的“斯大林大元帥是先進的蘇聯軍事科學的創造者”改為“斯大林同志進一步發展了先進的蘇聯軍事科學”，把“斯大林同志制定了關於決定戰爭命運的起經常性作用的因素的學說”一句中“學說”二字改為“原理”。[53] 此外還有六七處把斯大林關於某一問題的“學說”改為“理論”、“原理”、“命題”或“結論”。赫魯曉夫那樣做，一方面說明他連原件都沒有好好看一下，另一方面也說明這位文化水平不高的第一書記弄不清“創造”與“發展”、“學說”與“原理”、“理論”、“命題”、“結論”孰高孰低的問題。
還應該指出，斯大林在看校樣時在很多地方勾掉了“在斯大林領導下”、“斯大林領導的”這樣的字句，去掉了諸如“天才的理論家”、“蘇維埃國家真正的舵手”、“最偉大的統帥”等等頭銜，而赫魯曉夫對所有這些修改隻字不提，可見他的選擇性是很強的。
讀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有這樣一個印象，覺得它缺乏嚴謹的結構，敘述混亂，不同段落用以表達的語言也不一樣，有的段落簡直就是報告人個人在講他編造的故事，而且有時他個人的感情色彩甚濃。這個報告確實像上面所說的那樣，是臨時拼湊而成的。這種大拼盤式的和低質量的東西，如果以赫魯曉夫個人的名義發表，那是他個人的事，也許正代表他的水平和風格，但是他卻硬要借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那簡直是丟中央委員會的臉。
赫魯曉夫雖然大講什麼個人崇拜，但是根本不懂得個人崇拜是什麼問題；雖然說了一些發揚民主和堅持集體領導的話，實際上並不那麼做，他壓制民主，破壞集體領導原則，炮製秘密報告的過程就充分說明這一點。這一點也為後來他大權獨攬後的惡劣表現和製造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的事實所證明。因此赫魯曉夫並不是真的要反對個人崇拜，而是以反對個人崇拜為名否定斯大林，否定蘇聯人民在斯大林領導下取得的成就。
誠然，赫魯曉夫在他的報告裡列舉了不少事實，尤其是與三十年代大清洗有關的事實。但是他在講這些事實時，如上所說，脫離具體的歷史條件，不作歷史的具體的分析，同時進行任意的歪曲，甚至編造各種謊言，這樣就使得事實與謊言攪和在一起，變成半真半假的東西。著名作家列昂諾夫說過：“上等的謊言往往是由半真半假的東西製造的。”這樣的謊言比一般的謊言更能迷惑人，而且戳穿和澄清它需要花更大的力氣。在大量檔案材料已經解密和許多歷史事實已經弄清的今天，還有人繼續相信赫魯曉夫的謊言並加以傳播，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赫魯曉夫在報告裡就利用這種“上等的謊言”把斯大林描繪成一個獨斷專行、不容異見、殘暴無禮、病態地猜疑、殘酷狡詐、濫用權力、動不動就殺人的獨裁者和暴君。雖然報告裡有“過去斯大林曾對黨、對工人階級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過很大功勞”這樣的詞句，並且肯定斯大林二十年代與反對派鬥爭中所起的積極作用，但是與此同時藉口沒有給自己提出全面評價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動的任務而對他所說的功勞不作哪怕是概括的說明。他這樣做，顯然是出於策略的考慮，以便堵住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的嘴。實際上，報告無論就其內容還是所用語言來說，不像是對一位有過功勞、但犯了錯誤的領導人的批評，而像對一個製造了無數悲劇和給黨的事業帶來巨大危害的罪人的控訴和宣判，這事實上是對斯大林的全盤否定。
赫魯曉夫在講個人崇拜造成的一系列嚴重的失誤和巨大的損失時，把一切歸結為斯大林個人的問題，甚至認為是斯大林個人的不良品質起了決定性作用。實際上這如同著名學者科日諾夫所說的那樣，他還在繞着個人崇拜轉，因為仍然誇大了個人的作用。有人把這種表現稱為“反過來的個人崇拜”。如果這個觀點成立，那麼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裡仍然是在宣揚他所說的“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格格不入的”個人崇拜，不過是另一種個人崇拜，即“反過來的個人崇拜”。

[1] 《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12期第196頁。
[2] 《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32頁。
[3] 見《赫魯曉夫回憶錄》，1997年，第287、298～299頁。
[4] 《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37頁。
[5] 《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37～138頁。
[6] 《赫魯曉夫回憶錄》，1997，第242頁。
[7] 《列寧選集》，中文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5頁。
[8] 轉引自《對話》雜誌1996年第4期第60頁。
[9] 見2006年2月10～13日《真理報》。
[10] 見2000年7月17日《獨立報》。
[11] 見2006年2月10～13日《真理報》。
[12] 見В.科日諾夫的《俄羅斯－二十世紀（1939－1964）》一書，2002年，第355－356頁。
[13] 見2006年2月10～13日《真理報》。
[14] 轉引自《請斯大林同志講話》一書，1995年，第322頁。
[15] 見2006年2月26日《衛報》。
[16] 《論據與事實報》2003年第25期。
[17] 《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39頁。
[18] 《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40頁。
[19]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1985年，第306～307頁。
[20]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1985年，第153頁。
[21] 《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46頁。
[22] 《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48頁。
[23] 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權力的統治者》，2000年，第40～41頁。
[24] 《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48頁。
[25] 《斯大林：同時代人的回憶和當時的文件》，М.洛巴諾夫編，1995年第631～632頁。
[26] 見В.卡爾波夫的《大元帥斯大林》一書，中文版，2005年，第108～118頁。
[27] 《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48～149頁。
[28] 《赫魯曉夫回憶錄》，1997年，第95～96、239～240頁。
[29] 見克里姆林宮警衛部隊軍官С.克拉西科夫的《在領袖們身邊》一書，1997年，第75頁。
[30] 見《蘇共中央通報》1990年第6期第216～220頁。
[31] 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權力的統治者》，2000年，第60頁。
[32] 《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49頁。
[33] 見《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49～150頁。
[34] С.貝利亞：《我的父親貝利亞》，1994年，第181～183頁。
[35] 《華西列夫斯基元帥戰爭回憶錄》，中文版，2003年，第484頁。
[36] 《朱可夫元帥回憶錄》，中文版（下冊），1985年，第493頁。
[37] 見Д.沃爾科戈諾夫的《斯大林－政治肖像》一書，1997年，第235～237頁。
[38] 見《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50頁。
[39] 見《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50頁。
[40] 《朱可夫元帥回憶錄》，中文版（上冊），1985年，第344頁。
[41] 《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52頁。
[42] 見И.佩哈洛夫的《第三帝國的'高加索之鷹'》一文，載《俄羅斯特種部隊報》2000年第10期。
[43] 見《對話》雜誌1991年第4期第64頁。
[44] 《赫魯曉夫回憶錄》，1997年，第240、243頁。
[45] 見2006年2月10～13日《蘇維埃俄羅斯報》。
[46] 見С.貝利亞的《我的父親貝利亞》一書，1994年，第325～326頁。
[47] 這裡說的《傳略》，應是1947年出版的修訂第2版。
[48] 見《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57頁。
[49] 《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57頁。
[50] 見《蘇共中央通報》1990年第9期第118頁。
[51] 《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57頁。
[52] 見《蘇共中央通報》1990年第9期第118頁。
[53] 《蘇共中央通報》1990年第9期第126頁。
（《環球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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