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政治運動的特徵與規律

蔡振翔

縱觀20世紀中國的政治史，最富有特色的就是從1942年“延安整風”開始的一個接一個的轟轟烈烈、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而1966年開始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則無疑是其中的高潮，也是這一系列政治運動的終結。這種政治運動的最主要目的在於實現思想控制，筆者以為，借用道家的修煉用語“脫胎換骨”來形容這種政治運動的目的，頗為貼切。

　　這種政治運動模式早在30年代初便已出現。當時中共在自己的控制區內進行大規模的肅反活動，特別是在江西，在毛澤東的直接指揮與親自操縱下，發生了所謂的“肅清AB團”事件，結果釀成令人震驚的“富田事變”。這次活動明顯地體現出蘇聯肅反運動“以肉體消滅為主”的基本特徵。從1942年的“延安整風”開始，中共才產生了以“脫胎換骨”為目標的具中共特色的政治運動模式，它擺脫了蘇聯的影響，體現出毛澤東的個人風格。1949年以後中國的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可以說都是這種模式的體現。正因為如此，若研究中共的政治運動模式，“延安整風”比其他政治運動具有更大的典型意義和分析價值，儘管“文化大革命”引人矚目的程度遠遠超過“延安整風”。

　　一、“脫胎換骨”模式的基本特徵

　　1.控制生存方式

　　控制生存方式是通過“脫胎換骨”式政治運動實現思想控制的前提條件。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紅軍長徵到達陝北之後，經過數年的經營，到了40年代初期，在延安成功地建成了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通過對延安地區所有公民的工作、社會活動以及日常生活的全面管理，控制了所有公民包括衣食住行在內的一切。當時的延安，市區居民約為7千人，大部份居住在城南，還有3萬多人則是中共中央和邊區各機關、學校的幹部，他們散居在市區及郊區[1].延安社會的一切方面都被納入了嚴密的管理，所有人口被充分動員和組織起來。普通居民由黨政機構和群眾團體控制；幹部作為“公家人”，則隸屬於各自的工作機構及機構所代表的“組織”，未經“組織上”的批准，個人無法自行前往任何其他地方，個人一旦離開了“組織”就無法生存。

　　1949年以後，中共迅速地把延安的社會管理模式逐步推向全國。從1953年實行糧食“統購統銷”開始，到消滅私營工商業，再到1958年實現戶口登記條例，民眾的口糧、就業、居住等基本生存方式都被國家納入了嚴密的控制。隨着戶口管理制度與工作單位檔案管理制度的一體化，人們失去了自由遷徙、自由擇業的權利，被戶口制度限定在其居住地域活動，而個人又因單位里的檔案要記錄其社會行為而受到嚴格約束。在這樣一種既嚴密又封閉的管理體系之中，知識分子和文化人必然會失去相對自由漂游的特徵。儘管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仍然在科技、文教、衛生等領域謀生，但這些部門裡的每個機構實際上都機關化、行政化了[2].所有知識分子和文化人的身份也由此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實際上變成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國家幹部”。可以毫不誇張地說，1949年以後中國執政者對整個社會的控製程度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以這種生存方式控制為依託，推行以“脫胎換骨”為特徵的思想控制就“運用自如”了。

　　2.思想清洗

　　“延安整風”運動的最初階段是思想清洗，以政治學習和思想總結為主要形式，其對象主要是黨內的高級幹部，兼及廣大的文化人。

　　經過長時期的精心準備，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做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從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了黨的歷史，特別是“蘇維埃”時期所謂的“路線問題”。在此前後，毛澤東還借鑑斯大林主持編撰《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經驗，主持編輯了《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以及《兩條路線》等三部黨史文獻，在編輯過程中精心搜集、選擇、整理甚至剪輯有關的黨史資料，其主要觀點是，只有毛澤東本人始終代表黨的正確路線。這些材料就成了黨內高層政治學習和思想總結的主要教材。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央黨校做了“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報告。8日，毛澤東又在延安幹部會議上做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正式在全黨發動了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其任務主要是組織學習中共中央宣傳部編的《整風文獻》，強調所有的黨員幹部都必須理論聯繫實際，做到學用統一和自覺的檢查反省。每個黨員幹部都被要求對自己的思想和歷史作深刻的反省，在撰寫思想自傳的基礎上，對個人的思想言行作全面系統的總結，特別是要端正立場和分析動機，不能再有什麼個人的獨立思想與自主意識。同時讓每個人都詳詳細細地交代個人的歷史，以便黨組織發現“階級異己分子”，也有助於黨組織掌握幹部的一切隱私。此外，各個單位也要全面地檢查工作，做出總結。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該決議按照毛澤東擬定的黨史體系，總結了建黨以來特別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這一時期的經驗教訓，徹底清算了以王明為首的所謂“教條宗派”和以周恩來為首的所謂“經驗宗派”，奠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無可爭辯的最高領袖地位，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此後直到毛去世，誰都無法動搖他集政治和道德為一體的絕對權威，別人最多只能是稍有一點陽奉陰違而已。

　　在思想清洗過程中，常見的一種方法就是尋找靶子、用“大批判”製造並維持恐怖氣氛，為此就可能運用“引蛇出洞”的策略。批判鬥爭的具體方法則通常是從否定被批判者的言論或文章入手，然後聯繫其現實“表現”，再追查“歷史問題”，最後定罪。一人被批判，大家奉命群起而攻之。

　　“延安整風”開始後，中央黨校、中央研究院等文化人比較集中的單位成了“整風”的試點單位。“整風”動員之後先是鼓勵“大民主”。本來，在延安地區思想文化活動一向受到嚴密控制，報刊中幾乎不可能出現共產黨人自我批判或反思的內容，也看不到象樣的批評意見；然而，在“整風”初期對輿論的控制卻出現了一些鬆動的跡象。例如，在中央研究院貼出了名為《矢與的》的牆報，因其暢所欲言，故而影響很大，觀看者絡繹不絕。同時延安的報刊雜誌還發表了一些雜文或隨感，如1942年3月《解放日報》先後刊登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王實味的“野百合花”、蕭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羅烽的“還是雜文時代”等溫和的批評文章。其中，中央研究院中國文藝研究室研究員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一文，善意地批評了官僚主義和高幹特權，贏得了不少文化人和青年人的讚賞。毛澤東讀了“野百合花”之後猛拍桌上的報紙，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他當即打電話要《解放日報》社做深刻檢查[3].4月初的一個晚上毛又讓警衛打着馬燈和火把看了《矢與的》，然後明確表示，思想鬥爭有了目標。

　　於是，經過精心組織，從6月1日到11日，連續召開了10次對王實味的鬥爭大會。在鬥爭大會上，發言者用斷章取義、故意曲解、移花接木、無限上綱、辱罵攻擊等種種手法，對王實味的作品逐字逐句地分析批判，許多這樣的發言都由《解放日報》發表。通過對王實味的批判，力圖迫使當時在延安的文化人“檢查動機、端正立場”。黨的喉舌一再強調，大多數文化人的出身和立場都是資產階級的，所以他們理應產生沉重的原罪感，他們只有徹底丟掉長期以來形成的自尊、優越甚至傲慢，口服心服地努力改造世界觀，才有出路。因此，在當時的“大批判”當中，“野百合花”的錯誤首先是批評的立場問題，其次是具體的意見，再次才是寫作的技術“[4].而丁玲、艾青等人為了擺脫自身的被動處境，在自我作賤的同時，也對王實味”反戈一擊“，揭發謾罵。

　　“延安整風”之後，這樣的思想清洗運動一再重演，而每一次都會出現大量的互相揭發的大批判文章。揭發批判者與被揭發批判者往往是彼此熟悉的朋友、同事、師長，甚至父兄、配偶。揭發批判者常常把某些事實加以精心改編或有意誇大歪曲，再根據當時政治形勢的要求任意發揮、“上綱上線”。這類挑動群眾斗群眾、挑動文化人鬥文化人的手法所產生的後果極為嚴重，對文化人心靈與道德的巨大傷害幾乎是無法估量的。而且令人省思的是，批判者批判了別人後，自己的命運往往也難以預料，有的人的確藉此升遷，而更多的人則歷盡艱辛，甚至成為下次政治運動的批判對象。

　　20世紀50年代上半期，先有1951年5月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1954年10月批判了關於《紅樓夢》研究的觀點，1955年5月又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組織批判，這一系列以思想清洗為根本目標的政治運動在從未經歷過“延安整風”的廣大知識分子及文化人當中造成了很大的震動，而執政者所需要的恰恰就是這種效果。其實，《武訓傳》的編導孫瑜、《紅樓夢研究》的作者俞平伯，《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之作者胡風，只是不幸被選中的批判、鬥爭對象。不選他們，也會選別人承擔這種角色。

　　3.組織清洗

　　“延安整風”另一個主要手段是組織清洗。思想清洗主要體現在“整風”的前期，而組織清洗則主要體現在“整風”的後期，不過這兩者之間互有聯繫，環環相扣。

　　在黨內高層，拉一派打一派是組織清洗的基本手段。“延安整風”時毛澤東的基本策略是依靠劉少奇，重用康生，打倒王明，搞臭周恩來。整肅的重中之重並不是王明為首的所謂“教條宗派”，而是周恩來為首的所謂“經驗宗派”；但對王明等人是要徹底打倒，而對周恩來則是搞臭之後再重用。因為王明等人是純粹的書生，在黨內軍內都毫無根基，憑藉的只是他們所掌握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知識，所以毛澤東從理論上貶低他們所掌握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聲稱這些理論沒有什麼實際用處，就十分輕鬆地而且是徹底地整垮了他們。中共黨內特別是軍隊內部，文盲半文盲占絕大多數，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一無所知；即使是黨內高級幹部，認真閱讀過幾本馬克思列寧著作的人也不多。因此，毛澤東反對教條主義的一個結果，就是使得一個宣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政黨本來就不多的馬克思主義色彩變得更加淡薄。

　　通過“延安整風”而形成的政治權力的基本格局，一直維持到“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但不時出現局部性變化。1949年中共建國後，中央的5人領導核心中，任弼時於1950年病逝，朱德則長期以來就基本上是個擺設，真正起作用的只有3個人，其中毛澤東總攬全局，劉少奇掌管黨務，周恩來主持政務。由於周恩來掌握的實際權力多，毛澤東很快就把高崗等人調到北京分了周恩來的權力。毛澤東還唆使高崗四處活動，高崗先後拉攏了彭德懷、林彪、饒漱石等人。但高崗的活動也在黨內掀起了軒然大波，毛澤東權衡利弊之後拋棄了高崗。然後毛澤東就一直刻意培養毛派人物鄧小平與林彪，對這兩人委以重任，以制衡劉少奇和周恩來。林彪身體不好，養病的時候多，而鄧小平則精力充沛地活躍在第一線。50年代後期，在“反冒進”的問題上，周恩來受到毛的嚴厲批判，毛澤東甚至考慮過用柯慶施取而代之。那時毛澤東還確定由中央書記處領導國務院，使得黨內排名在鄧小平之前的周恩來實際上必須向鄧小平請示匯報工作。

　　在黨內中下層，“延安整風”時組織清洗的主要形式是審查幹部歷史，在大規模審查幹部歷史和開展“搶救運動”的過程中，情治系統忙於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對黨員幹部大搞逼供信、鬥爭、審問、關押，出現了“大揭發、大檢舉、大坦白”的浪潮，結果揪出了數不清的“叛徒、特務”，甚至還查出荒唐可笑的“路線特務”、“策略特務”。

　　“延安整風”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後來的一些政治運動比以前的政治運動更加粗暴、更加蠻橫，而毛澤東也把上述政治權術運用得爐火純青。進入20世紀60年代後，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僅存的一點點制約作用完全消失了；而共產黨內特別是高層的矛盾衝突則日益加劇，因此，“文化大革命”的鬥爭重點不再是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人士，而是所謂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革”中毛澤東的基本策略仍然是拉攏懷柔，分化瓦解[5]，主要是依靠林彪，重用江青和康生，拉攏周恩來，打倒劉少奇，搞臭鄧小平，其中打倒劉少奇是毛髮動“文革”的最主要目標。然而，由於取代劉少奇的林彪個性較強，而且又掌握軍權，因而他與毛澤東的“蜜月”只維持了短暫的時期，毛澤東又依靠周恩來解決了“林彪事件”。可是，由於周恩來企圖否定“文革”中的一些做法，毛澤東又於1973年發起了“批林批孔運動”，依靠江青，重用鄧小平，打擊周恩來。此後毛又發起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也達到了毛澤東的預定目的。

　　應當特別指出的是，“脫胎換骨”模式的形成與發展，大大得益於中國之歷史悠久、根基深厚的東方專制主義土壤。在承繼歐洲文化的俄羅斯，特別是具有自由民主精神與公民社會傳統的東歐各國，情況就有所區別。毛澤東確實博覽群書，但他不僅沒有什麼西方思想文化方面的修養，甚至也沒有多少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修養。從他的藏書和讀書記錄來看，他酷愛的只是中國古籍，尤其是歷代帝王統治術方面的經典。由此可見，毛澤東的確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山大王式的政治人物，而這恰恰是他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獲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二、知識分子在中國的“脫胎換骨”

　　“脫胎換骨”的一個主要對象就是文化人。本文在使用“文化人”與“知識分子”兩個詞時有嚴格的區別。所謂的知識分子，按照西方社會的標準定義是指具有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的腦力勞動者，他們對自己所處的社會現實採取批判態度。至於所謂的文化人，則與知識分子的概念不同，它只是泛指具有一定文化程度並從事腦力勞動的人。經過中國曆次政治運動的“鍛煉”，知識分子“脫胎換骨”後便成為文化人，而未做到“脫胎換骨”的則仍屬於知識分子。

　　1.建國後對知識分子和文化人的思想改造

　　中共建國之後不久就展開了思想改造運動，所針對的主要對象就是體制外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人，目的是把他們統統地改造成體制內的文化人。1955年，在科研、工程技術、教育、衛生、文藝等5個領域裡共有384萬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人士和知識分子，其中高級知識分子10萬人，教授、副教授共有7499人[6].

　　1951年6月1日，思想非常親共的經濟學家馬寅初擔任了北京大學校長。當時中共黨組織在高等院校里尚未完全運作起來，校長多少還保留着一點權力。馬寅初認為北大有自由散漫的缺點，為此在暑期發動職員學習了40餘天。以後他又想在全校教職員中發動一次有計劃有系統的學習運動。9月7日，馬寅初寫信給周恩來，表示北大有新思想的校領導們響應周總理“改造思想”的號召，發起了北大教員的政治學習運動，並邀請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10人為政治學習的教師。9月11日，毛澤東對馬寅初的信批示表示：“這種學習很好。[7]”席捲全國的針對體制外文化人的思想改造運動，就這樣巧妙地發動起來了。雖然不知道在馬寅初的後面是否有“大導演”在授意和指揮，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馬寅初的確是摸透了毛澤東的心思並且有意識地加以迎合。

　　在思想改造運動前後的一段時期內，特別是在1951年思想改造運動展開之後，占居中國知識分子當中絕大多數的體制外文化人和知識分子幾乎都撰寫了以批判和反省為主的自傳、感想、匯報、交代、檢討、揭發等各類材料。這類檢討性文字，通常是先批判自己在1949年以前的經歷，接着談論1949年以後本人思想的轉變，最後表示思想改造的決心。為了取得聽眾、讀者特別是審閱者的信任，這些文字有一個共同點，往往表現出自我污辱、自我貶低，有時甚至達到離譜的地步。其中的一些知名人物寫的這類文字往往會在報刊上發表。因此，當時的報刊上發表了數以千計的自我檢查，起了製造聲勢和樹立樣板的作用。在這些文字當中，有陸志偉的“燕京大學受到的美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梁思成的“我為誰服務了二十餘年”，陳垣的“自我檢討”，金岳霖的“批判我的唯心論的資產階級教學思想”等等。這些文章都對作者過去的經歷、立場、思想，特別是學術成就與教學活動，幾乎採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特別是批判了自己親美崇美的思想。至於普通人物寫的這類文字，有的送交組織並存入本人檔案，有的甚至要在工作單位里宣讀甚至張貼。

　　毫無疑問，思想轉變是20世紀50年代廣大知識分子和文化人的普遍選擇。對他們的選擇和轉變，當然必須予以充分的理解。在當時的生存環境壓力和巨大的政治高壓下，知識分子和文化人根本沒有沉默的權利，他們不得不接受學習、批判和改造，最後都必須作出思想轉變的表現，不轉變是不行的。思想的轉變究竟是真心誠意的，還是被逼無奈，或是充滿了痛苦恐懼，那就因人而異了。至於思想究竟轉變到什麼程度，在此過程中說什麼樣的話，做什麼樣的事，特別是講不講那些能夠不說的話，做不做那些能夠不做的事，其中的分寸之把握，或許與每個人自己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有相當大的關係。也就是說，個人多多少少還是要承擔一點責任的。

　　2.體制內文化人的處境

　　1949年以後，中共體制內的文化人憑藉政治優勢在思想文化界占據了壟斷地位，也成為中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最基本的依靠力量。他們又可被分成3類。

　　第一類是起家於中共延安時代的文化官僚。他們基本上都是在延安時期因毛澤東的信任而得到提拔，雖然僅任職秘書等地位不高的職務，但是卻進入了中共中央文教宣傳工作的決策圈。其中一些人協助毛澤東起草、編輯和修改了許多重要文件，為從王明、博古、張聞天等留蘇理論家手中奪取意識形態的解釋權，為毛澤東思想體系的最後形成做出了貢獻。他們的人數並不多，不過數十人而已，但權力很大，1949年以後實際上掌握着中國學術界、文化界以及新聞界的領導權。其中最主要的有《論毛澤東思想》的作者陳伯達、《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的作者胡喬木、《馬克思主義與文藝》的編者周揚等。

　　第二類是延安時代的文化人。他們大都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投奔偏僻的延安，經過了“延安整風”的“千錘百鍊”，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思想模式與研究方法。儘管在20世紀30、40年代的中國學術界，他們大多處於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地位，但1949年之後他們的地位一下子就超出了那些原先第一流的體制外學者，這些體制內文化人從此得以影響甚至決定中國大陸文學藝術的創作道路乃至文史哲研究的體系、思路和方法，而他們的新舊著述也成了學術論著的樣板模式。與幾十個出身延安的文化官僚不同，幾萬個“延安文化人”畢竟還可被視為文化人。他們當中的頭面人物有《中國通史簡編》的作者范文瀾、《大眾哲學》的作者艾思奇、《政治經濟學教程緒論》的作者王學文、《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作者丁玲等，這些人後來成了各自領域內所謂馬克思主義方法的主要奠基人。

　　第三類是“重慶左翼文化人”。他們在抗日戰爭時期一直生活工作在國民黨統治下相對繁華的城市中（以重慶居多，但並不局限於重慶），思想左傾，長期致力於宣傳馬克思主義或抨擊國民黨統治，與中共有着種種聯繫，甚至就是中共黨員或曾一度入黨，例如郭沫若、李達、翦伯贊、馬寅初、吳晗等。“重慶左翼文化人”當時的一些重要言論實際上也是代表着他們的黨在說話。

　　“延安文化人”與“重慶左翼文化人”畢竟還有一些不同。其一，前者具有延安“革命經歷”，特別是經過“延安整風”，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政治資本，因而更能得到當局的信任和重用。“延安文化人”經過“延安整風”的“脫胎換骨”後在政治上算是過了關的，不需要再作自我批判，因此有資格在50年代出面“幫助”體制外知識分子和文化人完成“脫胎換骨”。例如，1951年12月范文瀾在中國科學院研究人員學習會上做了著名的講話“科學工作者應怎樣展開新我對舊我的鬥爭”，教導科學工作者們應如何改造思想，他的講話成為當時思想改造運動的一份指導性材料。也正因為如此，屬於“延安文化人”的范文瀾在50、60年代中國史學界的實際控制力與理論影響力要遠遠超過表面上十分風光的“重慶左翼文化人”郭沫若。其二，“延安文化人”畢竟是在“延安整風”的嚴酷環境裡“經過考驗”成長起來的，知道那種政治環境的險惡可怕，所以為人處事多少有點謹小慎微。而“重慶左翼文化人”則是在國民黨統治區相對寬容得多的環境裡健康成長起來的，還保持着幾分開放社會中特有的天真和率直，1949年以後他們也想以指導者和教育者的面目出現，喜歡橫衝直撞，卻完全不了解政治運動發展下去的必然結果，那就是自己也將成為革命鬥爭的對象。

　　50年代以來，隨着政治運動日益頻繁，規模越來越大，整肅越來越嚴，體制內文化人的政治處境也變得越來越困難。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有體制內文化人中箭落馬，到了“文革”時期，則絕大多數的體制內文化人，與過去受到他們批判的體制外知識分子一樣，統統都被關進了牛棚，整得死去活來。由於異己知識分子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每次都挨整，早就成了“死老虎”，因而對體制內文化人之整肅反而更加嚴厲。

　　三、民主黨派與“脫胎換骨”

　　1949年以後在中國大陸合法存在的8個“民主黨派”之中，只有“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與“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較有規模和份量。“民革”源起於國民黨的分裂，20世紀40年代末，國民黨統治即將瓦解之時，國民黨內部份化出來的一部份左派人士於1948年1月臨時拼湊成立了一個組織，1949年11月又將“民革”、“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以及國民黨其他左派人士合併成為“民革”。

　　政黨歷史較長、組織系統比較完整的當屬“民盟”。隨着“民盟”內部組織結構的變化，左派的“救國會”系統與偏左的“第三黨”系統完全控制了“民盟”。在羅隆基身邊則聚集了一小批具有留學英美背景或接受英美自由思想的知識分子，形成了一個小集團，對史良、章伯鈞聯手的當權派起了一定的制約作用。在民盟的“一屆四中全會”上，羅隆基等人與史良、章伯鈞等當權派系的矛盾曾公開化，彼此的爭論十分激烈。而中共中央則出面引導“民盟”批評了羅隆基的所謂“親美路線”。民盟的主席先是張瀾，後是沈鈞儒，但他們年事已高，只掛名不管事。管事的是幾個副主席，其中馬敘倫是“中國民主促進會”主席，“民盟”的事務他幾乎插不上手；高崇民為人小心謹慎，對盟務管得較少；章伯鈞雖然還擔任“農工民主黨”主席，但與“民盟”的關係比馬敘倫密切得多，影響也大得多。1957年“反右”運動以前，真正想在“民盟”內部擔負起領導責任並試圖有限度地發揮民主黨派作用和影響的，就是章伯鈞、羅隆基、史良等3人。但他們從未幻想過讓“民盟”扮演民主國家的反對黨、在野黨或參政黨角色，而只是希望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讓“民盟”在社會政治生活中長期存在下去，並且不要變成只是擺着好看的“政治花瓶”。可即便是這種小小的政治願望，在當時也沒有任何實現的可能性。其實，在“民盟”內部真正當家作主的並不是章伯鈞、羅隆基、史良，而是1933年就已加入中共的民盟秘書長胡愈之。

　　毛澤東對民主黨派始終不信任，甚至懷有敵意。早在尚未取得政權的1947年，毛就打算拋棄一直共同患難的民主黨派了。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表示，中國革命勝利以後，中共之外的所有政黨都應當退出政治舞台。可是斯大林並不贊成這種極端的做法，為此他在1948年4月20日的復電中表示了反對意見[8].到了1957年，毛澤東終於找到機會來落實早先的設想了。

　　“反右”運動的主要目的與重點之一，就是要設下圈套收拾“民主黨派”人士，特別是“民盟”。因此，毛澤東按照“延安整風”運動的老模式，先是“引蛇出洞”，由中共中央統戰部邀集“民主黨派”人士出席座談會，鼓勵他們“大鳴大放”，結果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儲安平的“黨天下”等言論就成了“鬥爭靶子”。其實，在這些座談會召開前的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就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悄悄地發給黨內的高級幹部閱讀，做好了“反擊”“右派”的準備。

　　6月1日，中共中央有關部門有計劃地把廖仲愷夫人、“民革”中央副主席何香凝推到前台，通過她的嘴首次提出了“右派”一詞，並且提出了批評和教育“右派”的問題。6月8日，中共中央在黨內發出了“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精心地布置了“反右派”的步驟和策略。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以盧郁文收到所謂匿名信一事作為幌子，巧妙地借題發揮，正式開展了“反右派”運動。1957年7月1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毛澤東撰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完全不顧章伯鈞與羅隆基之間長期不和、政見各異、矛盾極深的事實，聲稱“風浪就是章羅同盟造起來的”，使得“反右派”運動迅速走向高潮。章伯鈞與羅隆基就這樣被“樹立”成全國“右派分子”的老祖宗、總頭目。至於出自“救國會”系統的與中共淵源深厚的史良則被保護了起來。

　　當時“民盟”內部出現了不少“反右派”積極分子，在幕後指揮的是胡愈之，在前台揭批最起勁的兩員大將，一個是反戈一擊的史良，另一個就是咄咄逼人的左派頭面人物吳晗。吳晗十分積極地“控訴章伯鈞、羅隆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他未曾料到，8年以後姚文元原封不動地把吳晗在“反右”時用過的粗暴蠻橫的語言照搬到“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中，當年的“反右”積極分子吳晗成了毛澤東為發動“文革”所借用的“鬥爭靶子”。

　　由此又引出了一個1949年以後值得注意的現象，那就是，越是優秀的知識分子或者文化人，倒霉的時間也越早；而遲至“文革”才倒霉的文化人，有相當一部份都是以往政治運動的幹將。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批判鬥爭的對象幾乎無一例外地不得不寫出公開的檢討書或認罪書，承認自己通過深刻的反省已提高了認識，決心與過去徹底決裂云云。有的人徹底認罪，表示自己愧恨交集，請求寬恕；有的人機警地避重就輕；有的人甚至勇敢地適當辯解；還有的人則儘量把責任往別人身上推。“反右派”運動自不例外。這次運動開始後，僅在全國人大全體會議上做檢討的就有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儲安平等22位著名的“大右派”。今天來看，當年被打成“右派”的55萬多人中，有一些人幾經猶豫之後利用“大鳴大放”的時機勇敢地說出了藏在心中已久的一些真心話，為此而付出了極其高昂的代價；還有很多人在“大鳴大放”時其實一聲沒吭，此外，有一些被打成“右派”的甚至是“響噹噹”的“左派”人物。

　　“反右派”運動給“民盟”帶來了空前的大災難。這次政治運動後，在“民盟”中央以及地方各級組織中真正起過作用的負責人大多數都被劃成了“右派分子”。特別是“民盟”中央及地方的89位主要負責人都被定成“章羅同盟”的“骨幹分子”。“反右”運動後所謂“章羅同盟”的消失，實際上也意味着“民盟”主要骨幹的消失，甚至也可以被視為真正的民主黨派的消失。從此以後，民主黨派在政治上極其有限的十分可憐的一點制約與監督作用不復存在，民主黨派因此而名存實亡了。民主黨派的名存實亡，又意味着社會上再也沒有對共產黨的牽制力量，這就為毛澤東隨心所欲地發動“大躍進”鋪平了道路。

　　四、“脫胎換骨”模式的頂峰和終結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之後，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了“大躍進”運動，其災難性後果是造成了整個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大饑荒。根據有關學者的研究，“大躍進”之後中國普遍出現糧食嚴重短缺，因飢餓而身體浮腫的現象在全國蔓延，1961年初全國性的大饑荒達到了頂點，持續3年之久的這場大饑荒導致幾千萬農民的非正常死亡。如果不是執政當局嚴密控制社會的一套政治系統與政治手段仍然在有效地運作着，以致於民眾根本無法掌握到可靠的信息，在那個史無前例的危機時期，中國社會很可能會土崩瓦解。

　　正是在這種四面楚歌的情況下，再也干不下去的毛澤東於1959年4月極不光彩地退居“二線”，由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在第一線主持工作，替毛澤東收拾爛攤子。而“廬山會議”上“彭德懷事件”的出現，標誌着“毛澤東神話”己在中共高層領導中破滅。這一切迫使極端崇尚權力的毛澤東不得不花費了幾年的時間，掀起了又一場空前的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通知”，標誌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為了控制局勢、進而穩住自己的陣腳，向全國的大中學校派出了大量的“文化革命工作組”。與1947年主持“老區”土改、1964年主持“四清”一樣，劉少奇實行了一套極左政策。派出的“工作組”製造了一系列冤假錯案，僅僅在6月下旬的20餘天時間裡，北京市24所高等院校里就有上萬名學生被打成“右派”，有數千名教師被打成“反革命”。民眾和青年學生反“工作組”的情緒日益高漲。而劉少奇也因此落入了毛澤東事先設下的圈套。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寫出了令人震驚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極為明顯地把鬥爭矛頭指向劉少奇，號召和鼓動民眾繞過嚴密地統治着中國社會的各級中共黨組織，起來衝擊所謂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種通過鼓動下層“造反”來清理黨內高層的做法，是對“脫胎換骨”模式的一次大發展，同時也是對政治高壓傳統的一次大突破。

　　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這次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政治運動承襲了“脫胎換骨”模式的基本特徵，但也形成了一些新的特點，那就是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新方法。“脫胎換骨模式”一向都是自上而下的，矛頭一般指向黨外文化人，即使涉及黨內也僅限於少數人，不會針對整個黨的各級組織，何況所有的政治運動都是由各級黨組織領導人掌握的。但“文革”的主要目標恰恰就是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人，特別是其中的高級幹部，因此它成為一次由毛澤東及其助手直接指揮的自下而上的針對中央及地方各級幹部的政治運動。於是“紅衛兵”運動和群眾性組織風起雲湧，遍及全國。除了解放軍野戰部隊之外，全國各級地方黨委陷於癱瘓或基本癱瘓，基層黨組織停止了活動。以“全面奪權”、“全面內戰”為主要表現形式，中國社會出現了自1949年以來從未有過的無序和混亂。

　　這使得高幹和他們的家庭感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他們自然不甘心束手就擒。因此，“文革”初期就出現了由部份中共高乾子女們所鼓吹的“血統論”，試圖轉移“打倒走資派”的“文革”目標。從7月至9月，在北京以及其他地方出現了一個“紅色恐怖”時期，主要由高乾子弟組成北京各中學的“紅衛兵”在打人、抄家的過程中把暴力推向最高潮，他們私設刑堂，濫殺無辜，大批所謂的“黑五類分子”被毒打，甚至被殺害。

　　1966年10月，政局出現了變化。陳伯達在1O月16日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講話，把“血統論”列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表現形式之一，希望以此推動對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進一步批判。群眾性的“造反”運動因此而蓬勃興起，17年以來高壓政治下對社會的嚴密控制部份地鬆動了。雖然任何人都不能反對毛澤東、林彪，也不能反對毛的妻子兼打手江青，更不能與毛的所謂“革命路線”唱反調，但當時民眾在一些方面卻獲得了1949年以來最大的活動空間。一些思想最為敏銳的學生開始質疑無產階級專政。象“出身論”的作者遇羅克這樣一批人獲得了難得的言論機會[9].執政當局很快便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從1967年4月開始就限制民眾自發性的“造反”活動，結束了“文革”中約持續了半年的言論較為開放的階段。

　　“文革”實際上包含着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其一是毛澤東精心策劃實施的、利用民眾打倒政治對手劉少奇的骯髒內幕，這不但是中國特色的政治運動發展到頂峰的標誌，而且也是這種政治運動徹底破產的標誌。“文革”讓中國特色的政治運動反人道反人性的野蠻暴行發展到極端，也把中國的專制主義傳統推向極端，給整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這樣一個悲慘的結果讓民眾大徹大悟，看清楚了事情的本來面目。其二則是一些民眾利用毛澤東暫時藉助於群眾運動，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表達了一些政治上的要求，使得民主運動後來成為“文革”的副產品[10].特別是對1949年以來建立的政治體制感到失望與不滿的人們，在付出極為高昂代價的基礎上，趁機做了一些自由民主的啟蒙工作，引導民眾開展對中國前途和命運的真正思考。當然，經過17年共產主義的教育，當時中國民眾的人格已完全扭曲了，普遍缺乏真誠、善良、道德、責任，所以一些“造反”行動的確相當野蠻、偏執和狂熱，毫無人性。但也應該承認，民眾在“造反”時期對所謂“走資派”的迫害遠不及“文革”前官員對民眾的迫害，也遠不及1969年以後當局對一些“走資派”的迫害[11].

　　1971年“林彪事件”後，中國民眾逐漸覺醒，通過反思“文革”為走向改革開放奠定了牢固的社會基礎，進而推動中國在1978年走上了改革開放的艱難道路。“脫胎換骨”模式無論是在體制上還是信仰上，都喪失了合理性與合法性。然而，人們必須提高警惕，因為這種模式仍然可能隨時出現，或者在改頭換面之後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