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澤榮獲罪十三年牢獄之災的博士學位論文：有關朝鮮戰爭起源(2)

　　為參戰做準備（1950年1月至9月）1950年1月，毛澤東剛與斯大林談妥朝鮮戰爭的計劃，在北朝鮮人民軍發動對韓國的進攻前數月，中國就開始為出兵朝鮮作準備了。解放軍的七個野戰師於該月奉調東北，加上東北軍區（含內蒙古軍分區）原有之部隊，那時東北共有軍隊40萬之眾。如此龐大的部隊數量遠遠超出了維持東北治安的需要，毫無疑問，這些部隊的集結是為了參加即將到來的朝鮮戰爭的。1950年2月，解放軍42軍行軍赴東北途經北京時，朱德曾指示該軍軍長吳瑞林："你們要一面生產建設，一面準備戰鬥。目前，美帝國主義仍占領朝鮮半島……我們必須解放那裡的土地和人民。"此外，中國還在河南屯兵九個野戰師共12萬人（隸屬於13兵團），後來，朝鮮戰爭一爆發就急調這些師入東北，與先前抵達之部隊組成了東北邊防軍，以粟裕為司令員。中國雖然不一定了解北朝鮮的作戰計劃的細節，但對其大致的構想顯然是事先知情的。北朝鮮人民軍計劃於6月25日發動進攻，就在進攻開始之前，北京的最高領導層於1950年6月 22日至26日連日開會，研究朝鮮局勢，東北邊防軍粟裕司令員專程赴京與會。

　　中國同時還展開了在韓國的諜報工作，向韓國首都漢城派出了諜報人員王以倫、丁升烈等。北朝鮮人民軍攻占漢城及仁川市後，中國駐北朝鮮大使館武官王大綱隨即前往漢城與這幾位中國諜報人員秘密會面。那時，王以倫讓其侄子每天由仁川騎摩托車前往漢城匯報"仁川的敵情"（即聯合國軍在仁川的偵察活動），這表明中國早就預料到聯合國軍可能在仁川登陸。1950年7月下旬，志願軍正式入朝前三個月，解放軍42軍軍長吳瑞林就奉命率二名偵察參謀，化裝成火車頭司機，在北朝鮮境內勘察地形達一周之久。此事被北朝鮮的內務部察覺，報告了金日成，金日成根據報告中的描述，發現其中年紀較大者為他的老朋友吳瑞林，於是交代北朝鮮內務部人員不要打擾解放軍的諜報人員。

　　朝鮮戰爭爆發後，聯合國出兵干涉，這才使中國認識到它先前所做的參戰準備是很不充份的。中國立即請求蘇聯為中國即將入朝的軍隊提供空中保護，1950年7月，斯大林兩次向中國保證，如果中國在東北加強兵力，蘇聯將派一個戰機師前往東北為他們提供空中保護。當蘇聯作了承諾後，?央政府馬上指示東北地方當局成立一個以林楓為首的機場建設委員會，有蘇聯軍事顧問參與其事。1950年8月，蘇聯的一個空軍師就開進了東北。至1950年底，東北當局共修復了31個日本關東軍留下的機場，其標準是滿足蘇制米格-15噴氣式戰鬥機起降的要求，這些機場可供31個飛行團近2,000架飛機使用，這一飛機數量與聯合國軍在朝鮮使用的飛機數量相近。由此可見，中蘇雙方原先準備的空戰規模是相當大的。

　　從毛澤東於1950年5月批准金日成的戰爭計劃，到金日成於同年10 月初向毛澤東求救，在這短短的幾個月中，中國領導人至少召開了九次會議，討論出兵朝鮮的問題，平均每個月三次，這說明中央政府積極地進行了戰爭動員及準備。在這些會議上，毛澤東支持金日成的意向基本上得到贊同和支持，目前還沒有可靠的證據能說明，參會的高級軍政官員中有誰曾對毛澤東的參戰主張表示過重大的不同意見。在志願軍入朝作戰前兩個月的1950年8月23日，東北邊防軍入朝作戰預算即已由周恩來主持確定。中國參戰的準備大體就緒，在50萬東北邊防軍（包括13兵團、9兵團、19兵團等）和東北地方政府內部也進行了戰爭動員。1950年8月中旬，高崗就曾在一次東北邊防軍的幹部會議上說，"我們必須主動幫助朝鮮人民……讓朝鮮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

　　當時，東北邊防軍屯兵中朝邊界時並未及時換上蘇聯武器，這一點後來使西方史學界產生誤解，以為中國遲遲未做好參戰準備。其實，東北邊防軍未及時換裝的原因是斯大林堅持"不見兔子不撒鷹"、一定要這些部隊入朝作戰後才予換裝。鑑於斯大林曾給蔣介石、馮玉祥、毛澤東提供過大量餉械援助，而蔣、馮後來都反目成仇、毛也有前述知恩不報的表現，所以斯大林此次有所警覺。

　　近年來，中國的資料中提到了一個故事，即雷英夫（後任總參作戰部副部長）最早提出敵軍可能在仁川登陸的預測，先向毛澤東、周恩來匯報，中國政府再轉報北朝鮮。這個故事與史實並不相符。早在1950年7月初，毛澤東和斯大林二人便在往返電文中多次談論到敵軍在仁川登陸的可能性。同月，鄧華奉命出掌行將入朝作戰的13 兵團時，寫過一份給中央軍委的報告，預測聯合國軍將在朝鮮半島中部登陸。此外，當時的中國駐北朝鮮大使館武官王大綱也曾從漢城發回密電，報告當地人對聯合國軍可能於9月15日大潮時在仁川登陸的預測。1950年8月底，東北邊防軍指揮部通過林彪向朱德建言，讓仁川登陸之敵北進到北朝鮮北部寬闊山區部再行圍殲。甚至當時國內的公開刊物上也有人討論過這一設想。[6]

　　由此可見，不管北朝鮮當局是否清楚聯合國軍的仁川登陸計劃，至少中國的軍事領導機關早有防備。中國未設法阻止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可能是出於軍事戰略上的考慮，欲利用這一機會造成不利於聯合國軍的戰略態勢。例如，解放軍39軍前軍長吳信泉後來回憶說，若志願軍於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前就入朝作戰，勢必會挺進到三八線附近，這樣敵軍就會在北朝鮮的咸興或南浦登陸，切斷志願軍的後路，反而於志願軍不利。中國的軍事指揮機關估計，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成功後極可能向北跨越三八線，聯合國軍越是向北冒進，中國軍隊就越有信心將之殲滅在多山的北朝鮮北部地域或與之形成僵持的局面，所以中國軍隊在聯合國軍未接近中朝邊境前一直按兵不動。有證據表明，在朝鮮人民軍北撤和中國志願軍過江這兩個戰略性行動之間，有著某種事先精心策劃的配合。新近公布的1950年8月26日周恩來的"充份準備、初戰必捷"的講話便是證明。

　　外交交涉和出兵朝鮮（1950年6月至10月）朝鮮戰爭爆發之初，中國並沒有意識到，可以利用朝鮮戰爭來爭取進入聯合國，因此，中國政府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的問題不應與朝鮮戰爭聯繫在一起，二者應份開處理"。但是，很快斯大林就告訴中國政府，莫斯科的意圖是將這兩件事聯繫在一起，於是中國和北朝鮮立即表示同意。這一方法具一箭雙鵰之用，若北京被接納入聯合國，台灣問題就可迎刃而解。1950年9月下旬，毛澤東在和蘇聯學者尤金談話時指出，如果華盛頓承認北京，北京將遵守國際社會要求它遵守的規範；若不承認，北京將不受約束而自行其是。

　　既然中國和蘇聯決定利用朝鮮戰爭這一機會獲得外交上的利益，就必須改變一些以往的外交策略。過去，蘇聯因為未能讓中國進入聯合國而"抵制安理會"，此刻，中蘇卻改而實行新的策略，即"利用朝鮮戰爭"爭取讓中國進入聯合國，其理由是，"聯合國若要解決朝鮮衝突，就得讓中國參與"，同時隨著戰事的變化改換談判解決朝鮮問題的要價。

　　當時，周恩來擬定了談判解決朝鮮衝突的五項強硬條件：即外國軍隊撤出朝鮮、美國軍隊撤出台灣、朝鮮人民自決內政、聯合國接納中國、諸大國準備對日和會，敵方只有全部答應這些條件，才能進入談判。中國政府以為，華盛頓和倫敦為了防止中國武裝干涉朝鮮，會同意中國加入聯合國。因此，在與蘇聯政府緊密的配合下，中國先後七次通過外交努力以實現其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一是要求聯合國正式接納中國，另一要求是讓聯合國特邀中國代表參與其會議）。中蘇兩國設法達到了第二個目的，但卻始終未能實現第一個目的。

　　中國為爭取實現其在聯合國的代表權所作的第一次外交努力是請印度出面，向安理會的兩大理事國美國和蘇聯提出要求（當時蘇聯正抵制安理會?拒絕參加安理會會議，故不向安理會提出此要求），但未成功。第二次外交努力是由蘇聯以安理會理鹿�的名义直接出脣偓向安理会提初G��?，也未成功。第三次外交努力是由蘇聯和印度出面，直接訴諸聯合國大會，要求讓中國參加聯合國大會，仍未成功。第四次外交努力由中國自己出面，向安理會和聯合國大會提出了控訴美國侵略台灣和空襲中國領土案，安理會和聯合國大會將此案列入了議程，但中國還是未被邀請與會。第五次外交努力仍是中國出面，向安理會主席、英國代表傑布提出了美國空襲中國領土的問題，未能達成目標。在第六次外交努力中，中國向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提出了美國空襲中國領土和船隻一案，結果安理會同意邀請中國代表參加安理會對美國干涉台灣問題的討論。第七次外交努力發生在仁川登陸之後，再次改由蘇聯出面，向聯合國大會的政治與安全委員會提出了解決朝鮮戰爭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的地位一案，還是未成功。現在看來，中國當時試圖以不干涉朝鮮來換取聯合國席位的打算並不現實；而且，隨著戰事的發展，"周五條"的非現實性也暴露出來。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一方面利用各種外交渠道，一再警告華盛頓止兵於三八線；另一方面，中國也在準備與聯合國軍作戰，當時制定的軍事策略是"初戰必勝"，企圖引誘聯合國軍深入到北朝鮮北部山區，以便善於山地伏擊的志願軍獲勝。然而，要誘敵深入，就必須製造朝鮮北部軍力空虛的假象，所以，中國當時刻意掩蓋自己即將出兵朝鮮的戰略意圖，有意不派象徵性先頭部隊到北朝鮮。這一為誘敵深入所作的戰略欺騙是成功的，從軍事戰略上看，甚至可以說，此一戰略欺騙成功的意義超過了聯合國軍在仁川成功登陸的意義，因為聯合國軍登陸後貿然北進、恰恰落入了這一戰略欺騙的圈套之中。

　　但是，這一戰略欺騙的政治代價是，由於不願派出象徵性部隊，這一做法抵消了中國警告聯合國軍止兵於三八線的外交努力，英國學者傑拉德.西格爾也持此看法。如果當時中國公開地向北朝鮮派出先頭部隊，會為中國爭取加入聯合國以及阻止聯合國軍於三八線的努力增加不少份量，也許中國和聯合國軍就不一定會直接交火，雙方可能以三八線為界各自停兵。可是當時中國為了軍事目的而實行的戰略欺騙造成了西方國家的錯覺，它們以為，既然中國並不向北朝鮮派出象徵性部隊，那麼中國在外交上警告聯合國軍不得越過三八線就只不過是一種恫嚇和虛張聲勢而已。美國學者惠廷認為，"基本上，中蘇兩國的策略未能達到它的目標。它既不能說服聯合國讓平壤和北京進入旨在停火的談判，也不能阻嚇聯合國軍進入北朝鮮"。這樣，朝鮮戰爭的戰事就迅速擴大化了。在關於朝鮮戰爭的研究中，有一種比較流行的看法，認為中國參加朝鮮戰爭是為了抵抗美國假道朝鮮入侵中國本土的企圖，即中國要保家衛國。而筆者在研究中發現，中國領導人其實當時並無這種擔心。他們知道，由於中蘇同盟關係的存在，美國不會、也沒有進攻中國的準備；同時，由於蘇聯不肯向中國提供海軍艦艇，中國將長期缺乏渡海攻擊台灣的能力，因此也不會與美國在台灣地區發生軍事衝突。所以，在朝鮮戰爭是否會擴大到中國這一關鍵問題上，1950年中國政府內部往下傳達的的估計是："世界無大戰，遠東有戰事；中國無大戰，廣東可能有戰事"。這裡所講的廣東的戰事，是指國民黨軍隊可能渡海挑起對大陸的局部襲擊。可以假設，如果聯合國軍當時止兵於三八線，中國也許就不一定出兵朝鮮，或許會改而以支持在韓國發動人民戰爭來代替直接出兵干涉，就象五、六十年代中國在印度支那的作法那樣。

　　當中國發現，麥克阿瑟指揮的聯合國軍不聽警告，越過三八線北進追擊朝鮮人民軍殘部，進入了中國軍隊可能設伏的山區；而莫斯科又答應為中國出兵朝鮮提供武器和空中保護後，兌現此前向蘇聯和北朝鮮作出的承諾的時機到了，中國軍隊立刻大規模出兵朝鮮。然而，在中國正式派軍入朝的前夕，即1950年10月的頭 19天裡，中蘇雙方的決策過程似乎都出現了相互矛盾和令人費解的跡象。在這19天中，毛澤東曾告訴斯大林，中國將取消或推遲出兵朝鮮；而斯大林則在毛澤東重新確認出兵之後通知毛澤東，蘇聯將延期出動掩護志願軍的空軍。一些史學家對此的解釋是，中蘇兩國在捲入一場大戰之即，都出現過"最後一分鐘的猶豫"。而筆者則認為，在是否參戰這一點上，其實毛澤東和斯大林都未真正地猶豫過，雙方的表面上的"退縮"只是彼此討價還價過程中做給對方看的一種姿態。

　　毛澤東先表示出"退縮"之意，其動機是想向斯大林施加更大的壓力，以獲得更多的蘇聯軍事供應和空中保護。這"最後的猶豫"並不是因為當時中國領導人對是否出兵有重大分歧。1950年10月2日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是志願軍入朝作戰前的一次重要決策會議，此會召開前兩天，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在接見派往印度支那共產黨的中共聯絡官羅貴波時，便已責成他轉告胡志明："中國已決定出兵援朝"。在10月2日的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有意識地讓與會者提出幾點不宜出兵的理由，以便他向斯大林施加壓力時引用。據當時在會場內外值班的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回憶，會上根本無人反對出兵。高崗的遺孀李利群和衛士長魏寶玉均說，高崗對出兵一事根本沒顯露過保留的態度。

　　此次會議之後，毛澤東派周恩來於1950年10月8日前往蘇聯，會同已在蘇聯的林彪，面見斯大林，佯稱出兵朝鮮困難很大。其實，此時毛澤東調兵遣將的活動並無須臾停頓。就在周恩來出發去蘇聯見斯大林的當日，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就已正式通知金日成，中國決定出兵參戰。第二天，志願軍後勤部即開始大量運送戰爭物資入朝。中國當時口頭上和軍事行動上的一虛一實說明了，毛澤東並非不想出兵，而是藉出兵與斯大林討價還價。斯大林允諾武裝五至六個師的解放軍，毛澤東並不滿足，他想得到更多，最後他實際得到的是100個師的武器裝備。所以，儘管中蘇雙方之間藉出兵與否討價還價，斯大林還是兌現了提供武器裝備的承諾，毛澤東也恪守了出兵朝鮮的承諾。於是，在彭德懷統率下，東北邊防軍改名為志願軍，終於在1950年10月19日開始渡江，入朝作戰。志願軍入朝前，毛澤東原希望蘇聯空軍能在志願軍入朝後兩個月內即行出動。但斯大林卻告訴中國，要推遲出動空軍。因為，當聯合國軍逼近鴨綠江邊時，安全降落地帶縮小了，斯大林擔心蘇軍飛行員可能被聯合國軍生俘而引發美蘇之間的直接軍事對抗。志願軍於 10月19日入朝後，聯合國軍全面後撤，發生上述問題的風險降低了，於是蘇聯空軍從11月1日開始就加入空戰、與聯合國空軍交手了。所以，實際上蘇聯空軍不但沒有推遲出動，相反還提前出動了，在志願軍入朝後11天即進入空戰、開始為志願軍提供空中掩護。

　　在中、蘇兩國新的資料公開之前，美國學者惠廷認為，中國與朝鮮戰爭的關係有以下四個特點：一，中國認為自己首要的任務是解放台灣，而在朝鮮對聯合國軍採取行動應由莫斯科負責；二，中國當時面臨嚴重的經濟、內政問題，所以它對朝鮮戰爭唯恐避之不及；三，中國並未精心策劃、引誘聯合國軍深入朝鮮北部，以便殲滅之；四，朝鮮戰爭爆發前，中國並無派兵入朝的準備。另兩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郝雨凡和翟志海也得出過類似的結論，他們認為，"當朝鮮戰爭於1950年6月25日爆發之時，中國像美國一樣沒有思想準備"。本文以上的分析證明，這些說法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