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我魂魄　（１－２）

文/雲杉

　　——一名新聞記者對一場戰爭的追索

　　　　人可以落魄，但不能失魂。一個失魂的人就會成為被人擺布的木偶，他的命運會比死亡更悲慘。——穆易


　　序言

　　我承認，李營長、兔唇和培蕊的故事讓我難以忘懷，因為無從捉摸而令人興奮不已。他們存亡未卜，連他們的真實姓名和身世都渺不可考。唯一真實存在的，是培蕊在太行山麓留下的那張照片，因為新華社一級技師的精心補救，培蕊年輕的面容才從褪色的底版上浮現出來。我首先驚訝的是她的年輕和美麗，而這兩樣東西是極具穿透力的，它們穿透了六十年的歲月，帶着莫名的活力，濃霧般的包圍過來，這使我為她的死亡而傷感，並且認為，她的青春和美麗因此具有了永恆的意義。

　　培蕊的八路軍裝在褪色的照片上顯得濃重，仿佛是黑色的，而她身後的太行山，卻因為照片的老化，顯得雲霧飄渺，若遠若近，就像我現在看見的那樣。

　　我和民俗研究會的老銅壽爬上十字嶺的時候，銅壽已經氣喘噓噓，於是那一口山西話就越發顯得纏綿：“就是這兒了唉就是這兒了！”

　　秋天的暮藹已經重重疊疊的浮動在山坳和遠方，山的濃綠和峭拔都變得恍惚，而遠處那個叫做南艾鋪的埡口，籠罩着淡青色的霧氣，半隱半現，美如仙境。我無法想像這裡曾發生過極其慘烈的廝殺，數千手無寸鐵的八路軍機關人員、文工團員、學生和新聞記者，在岡村寧次數萬精兵悍將的追殺下拼死突圍，掩護這些人突圍的，是一支不足三百人的八路軍武裝部隊，在敵我如此懸殊的情況下，這些八路軍戰士把勇氣和瘋狂發揮到了極致。我想那一定是天地為之動容的場面。

　　當年的通訊員王俊說他在整個戰鬥中一直在阻擊敵人的陣地之間瘋狂穿梭，報告總部和人們的突圍情況。他說李營長站起來把腸子塞進了被彈片切開的腹部，好像捲起來一條垂下來的皮帶。

　　王俊說李營長還問了他一句話，然後他露出了悠然神往的神情。他又補充說這句話其實無關緊要，你可以從文章中把它刪掉。

　　“魯藝的同志都衝出去了嗎？”

　　追我魂魄 一

　　　　為了一張照片去尋覓一場戰爭——新華社這次忘了哭泣——銅家峽慘案——愛也如淵，恨也如淵

　　人生有懼，便曰浮生。我怕開會。

　　風聞開會，整個編輯部就忙碌起來，做好應付一個冗長、乏味下午的種種準備。編輯和記者們攜巨型水壺、保溫杯，席捲半個編輯部的茶葉，暗藏治療頸椎病的棒狀儀器，宛如一支準備穿越沙漠的馱隊。待塵埃落定，會議開始。編輯部主任姓羅，高個兒，有點胖，露出一臉端容，左右睥睨鷹視，見無人做小動作，便掏出一大疊紙頭，張口便念。

　　我見眾人都蔥筆價矗着頭聽，心裡直抱怨：為什麼要長篇大論的念呢？難道編輯部還有不識字的嗎？又細看羅總編，覺得他長得有點兒像佛。如此這般，瞌睡上來了，朦朧之中已不知身在何處，仿佛覺得羅總編用手拍桌子，厲聲道：不許睡覺！我在夢中驚跳起來，大叫道：我沒睡我沒睡！

　　人們正木着臉聽羅總編口乾舌燥地念，忽聽我叫得奇怪，都楞了一下，方恍然大悟，都鬨笑起來。我正沒法可處，天籟似的，走廊里有人叫我的名字：接電話！

　　電話是資料室的管理員打來的：“那張照片的作者找到了，他叫穆易。”

　　“是不是去柬埔寨的那個穆易？嗨，要他的照片可真難。”

　　管理員在電話那頭笑了起來：“他就在這兒，你來一趟吧！”

　　資料室在地下室。寬闊深邃的大廳里排滿五六十年代那種深黃色的木櫃。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站在書櫃的中間，和管理員說話。我站在那兒等了一會兒，從塑料夾子裡取出那張照片，我猜想這個人就是穆易。

　　他轉臉看見了我。他臉上有一種滄桑的、聰穎的神情，這種特別的氣質使他與眾不同。

　　如果一個人經歷了幾十年裡發生的幾乎所有戰爭，他一定會有什麼變化。

　　“這是1942年拍的，沒錯。”他把照片翻過來，上面有一行變成黃色的鋼筆字：培蕊，1942年5月，太行山，年17歲。

　　“這些字是，我寫的。”

　　我們走到書櫃後面，那裡有一張書桌和兩張單人沙發。

　　“她是魯藝的文工團員，唱歌的。”他非常肯定地說，“如果照片已經無法送給本人，我就會記下來姓名、地址等等。”

　　培蕊，1942年五月，太行山，年17歲。

　　這些字跡確實散發着傷感的氣息。

　　“我是那年五月遇見她的，當時我是晉察冀軍區的報道員，去太行山採訪，回來的時候在山下遇見了魯藝文工團的一大群女孩子。其中一個對我說：嗨，記者同志，給我留個影吧！”

　　“她就是培蕊。很年輕，她回頭招呼別的人，那些人笑着不過來，她也在笑，她的笑容很燦爛。我的底片已經用完了，但是還有我們稱為‘尾巴’的一小塊空白，我決定試一試。我問她：要是照片洗出來了，怎麼給你？她笑着招招手說：到前線見！我也說：前線見！那時我們非常年輕，非常快樂，覺得生命很長，而且會充滿許多快樂的相見。”

　　“她死了，是嗎？”

　　“你聽說過八路軍總部被襲事件嗎？”穆易看見我一臉茫然，就說，“1942年五月，日本侵華總司令岡村寧次調集了三萬精銳部隊包圍了八路軍總部，被包圍的人都是機關、後勤、學校、文藝團體的人員，培蕊的劇團也在其中。”

　　“我至今都不知死了多少人，”穆易說，“很多人都跳下了懸崖，那條很深的峽谷里到處是人和騾馬的屍體——後勤人員在跳崖的時候把騾馬輜重都拉了下去，什麼都不願落到日本人手裡。”

　　“我再也沒有聽到過她的消息。但是這些被包圍的人，特別是那些女性，都從懸崖上跳下去了。”

　　為了報道紀念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在六個月的時間裡，我幾乎每天都在歷史材料中打滾，但我從來沒聽說過這件事。

　　“你可以查一下資料，”穆易注意到我的神情，“新華社華北分社在這次戰役中死傷慘重，肯定會有記載。”

　　穆易站在窗口吸煙，他說話的時候目光炯炯，一點兒也不像年過古稀的老人。

　　我和穆易順着地下室黑暗的甬道往外走，他突然問我：你為什麼會對這張照片感興趣？

　　“我不知道，”我老實地告訴他，“關於抗日戰爭的紀念報道已經結束，你知道，我們總是這樣，熱鬧一陣，然後風平浪靜。可是我忘不了這件事，這可能是職業的興趣。”

　　穆易點點頭，表示理解。他隨手掏出一張紙，用筆寫了幾個名字交給我。他說這幾個人都經歷過八路軍總部的突圍戰役，可能對我有點什麼幫助。

　　穆易的話的確沒錯。關於八路軍總部的突圍戰役，史料記載很少，即使有，也是一筆帶過。在山西遼縣誌中，這樣寫道：

　　1942年9月18日，遼縣、遼西縣合併，正式更名為左權縣，紀念在本年五月“反掃蕩”戰役中英勇犧牲在遼縣麻田的左權將軍。

　　顯而易見，這不是一場勝仗，八路軍總部在這次戰鬥中吃了大虧。沒有一份材料能夠表明，被包圍的八千人中，到底有多少人犧牲，我唯一能肯定的是，那決不是一個小數。

　　新華社有關資料是這樣記載的：

　　1942年5、6月間，日本侵華總司令岡村寧次糾集三萬多精銳部隊，突襲我八路軍總部，進行“鐵壁合圍”。新華社華北總分社，四十多位同志在突圍中英勇犧牲。

　　新華社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共有一百一十多位新聞工作者殉職，但在八路軍總部突圍中就死了四十多人，將近二分之一。我已經可以想像這次戰爭的慘烈。其中，對一位女記者黃君珏的記述引起了我的注意：

　　黃君珏，女，湖南湘潭人。畢業於復旦大學經濟系。1942年在八路軍總部突圍戰中跳崖犧牲，英勇殉國。

　　對黃君珏簡單的介紹中，附有她的愛人王默磬的一封給其岳父的信，這封不同尋常的家信記述了妻子殉難的過程。王默磬也是新華社的工作人員，當時他身負重傷，奄奄一息，就倒在離黃君珏不足五十米處。僥倖的是，他活了下來，成為八路軍總部突圍中唯一見證這慘烈史實全過程的人。他在給他的岳父黃友郢老先生的信中這樣寫道：

　　夜九時，敵暫退，婿勉力帶傷行，潛入敵圍，尋到遺體，無血無傷，服裝整齊，眉頭微鎖，側臥若熟睡，然已胸口不溫矣。其時婿不知悲傷，不覺創痛，跌坐呆凝，與君珏雙手相握，不知所往，但覺君珏亦正握我手，漸握漸緊，終不可脫！山後槍聲再起，始被驚覺，時正午夜，皓月明天，以手掘土，暫行掩埋。

　　吾岳有不朽之女兒，婿獲貞烈之妻，慨屬民族之無上光榮！

　　（新華社新聞研究所編：《新華社烈士記實》）

　　當天晚上，我定了去山西的火車票。

　　後來我一直在想我為什麼對這張照片和它背後的故事念念不忘？這個念頭一直縈繞於懷，直到我走上了十字嶺。

　　銅壽是省文史辦的人介紹給我的。他們介紹說，縣民俗研究會長銅壽是太行山下的銅家峽人，是這一方土地的人精子、地里鬼。他寫的《晉中情詩》、《談鞋論襪》堪稱民俗研究文學的精品。他說不定會對我有所幫助。於是我一路上想像一位慷慨悲歌、揮灑自若的民間藝術家，身穿大紅套頭毛衫，他聽到我的採訪目的欣喜若狂，肯定會鼎力相助。

　　後來我發現自己是一個過度樂觀的人。縣招待所空蕩蕩的大廳里蹲着一個人，他大約六十歲左右，瘦小而黝黑，正眨着眼看我，神態不那麼恭敬。他看到我發愣的樣子，嘆了一口氣，說：“估摸是你哩！”

　　他身邊放着一個油膩膩、鼓囊囊的大書包，露出紙夾、筆記本什麼的，腳邊是一隻補綴過的網兜，裝着飯盒和水杯，一副風塵僕僕的模樣，顯然是從什麼地方趕過來的。

　　“你有甚事儘管說，能幫上就幫上。”他不卑不亢地說。

　　沒有比這場面更令人灰心的了，他旁若無人的從大書包里把一卷卷揉皺淋濕的稿紙、筆記本掏出來，攤在茶几和地上：“不礙的，你說。”

　　我剛想說什麼，他突然發出一聲悲嘆，口中嘖嘖有聲：“你說可巧不可巧，下車就來了雨了！”

　　民間藝術家想繼續驚呼，看了看我的臉色，不做聲了。那些稿紙雖然淋濕了，可還看得出是抄寫得十分工整的民歌，大約是男女酬唱的情歌之類。我向來覺得這種東西古怪，今天格外覺得煩惱。銅壽仿佛覺得有些歉意，對我解釋說：“都是難得的，唱家越來越少了。這是老羊倌兒唱的，你聽聽：

　　哥住九十九丈崖上頭，

　　妹住九十九道溝下頭，

　　哥想妹妹想得緊，

　　百丈崖頭跳下來。”

　　“好是好的，”我勉強笑道，“只是再見面，豈不是拄拐了？”

　　民間藝術家緊緊閉上了嘴，他肯定認為我是一個十分粗俗的人。我呢，已經決定和這位只會吟弄情詩的窩囊藝術家分手，直奔縣政府黨史辦公室。

　　當時已經下午兩點，六個多小時的長途汽車，讓我飢腸轆轆，我突然說吃飯吧，我想吃真正的山西刀削麵。銅壽沉悶的臉似乎開朗了一下，說：“這話對。北京的麵條兒算什麼呢，糨糊！”

　　銅壽指點的那家小鋪在一條矮巷的盡頭，鋪面很小，三張紅漆桌兒。在白騰騰的蒸汽後面，銅壽臉上的不快已經消逝，他很誠懇地對我說：“你應該去資料館找找，畢竟年頭太久了，這不是歌兒，不會傳下來的。”

　　我喝着湯看着他，過了一會兒說：“我怎麼覺得是歌呢？”

　　銅壽的目光閃動了一下，又開始吃飯。

　　“再說，我要鮮活的材料，過去的資料太不夠了。”我問他，“你不是銅家峽人嗎？那裡不是太行山區嗎？”

　　我似乎覺得他的身體收縮了一下。

　　“哦，不錯，”他怔怔地看着我，“可是銅家峽人已經死光了，現在的年輕人知道什麼？！”

　　“你這是什麼意思？”

　　銅壽放下筷子，他的胳臂抱在胸前。我記得新聞系的老師講過，這是典型的身體性語言，表示抗拒。在我看見他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到他的抗拒。可是，他抗拒什麼呢？

　　他想了想，好像下了決心似的對我說：“謝記者，真是對不起，我想來想去幫不了你什麼忙。這麼多年我主要是收集民歌，打仗啦政治啦什麼的不是老百姓的事兒，你說是不是？”

　　他看我不說話，繼續說：“我可以向你推薦一個……”

　　如果說一個小時前我還想和銅壽分手的話，現在已經改變主意了。我逐漸感到好奇。我感到銅壽堅硬的眼神後邊，他的靈魂象一隻悲悽恐慌的小老鼠，伸出頭來說：不要碰我！

　　夜裡十一點，我撥通了穆易家裡的電話。我知道這個時間打電話很不禮貌，可是我心情沮喪，一大杯速溶咖啡讓我更加自怨自艾，我甚至對這次採訪都充滿懷疑，我相信在很多人眼裡，這是愚蠢、可笑和衝動的。我為什麼衝動呢？為了六十年前的一張美麗的照片嗎？我根本不認識她，而且永遠不會認識她。

　　“順利嗎？”穆易的聲音清醒有力，看來他還在自己的斗室里伏案寫作。

　　我報告了在這裡的情形，但是我特別傾訴的是我的困惑，這種困惑一直伴隨着我，當我來到太行山採訪八路軍總部突圍戰役的時候，這種困惑走到了極端，我甚至感到了恐懼。

　　“如果我到太行山販賣柿子，所有的人都會理解我，他們會認為我是一個實幹的人，但是我尋找的是一場過去的戰爭，哪怕它是史詩，別人也會認為我是腦筋有點兒問題、不切實際的人”。

　　穆易好像沒有聽我嘮叨：“你剛才提到銅家峽，這位藝術家是銅家峽人？”

　　“是啊，怎麼啦？”

　　“他沒說錯，”穆易斬釘截鐵的說，“1942年，也就是總部突圍那一年，銅家峽二三百口人全讓日本人殺光了，這是一件有名的慘案。”

　　“全死了？”我疑惑的問，“你的意思不至於說銅壽是一個鬼魂吧？”

　　“當然不是，”穆易說，“我是說他沒有騙你。這個地方後來就荒蕪了，如果有人，也是解放前後陸續遷過去的，他們當然不會了解情況。”

　　我突然驚醒的時候，並不明白髮生了什麼。但是我突然感到恐懼，怔忪之間，突然聽到了一聲嘶啞的哀嗥！非常清晰，仿佛在我的身邊，又仿佛在不遠的什麼地方。那聲音那麼悲傷，那麼恐懼，使我情不自禁的顫慄了一下。我擰開燈，聲音消失了，四周充滿寂靜，我可以在這種寂靜中聽到我的心跳。後來我一直回想，那是一種什麼樣的聲音，它讓人無法相信一個活的生物，會發出這樣的悲鳴。那一刻，我相信了靈魂的存在，因為靈魂在沉淪的時候，才會發出這樣讓人血液凝固的聲音。

　　我衝出門，過道是昏暗的，只有門洞裡亮着一盞燈。我忽然想起，這個招待所里人很少，這層樓里可能只住着我和銅壽！我想起救星似的大喊起來：銅壽！銅壽！

　　我背後的一扇門打開了。銅壽伸出頭來看我。

　　一切都很安靜。我聽到樓梯上女服務員說話的聲音，還有人邊走邊打哈欠，那可怕的聲音沒有了。

　　我呆在那裡不知所措，我感到銅壽惶惑的目光在我臉上停留了一會兒。

　　“該睡覺了。”他說。

　　早餐的時候，銅壽對我說，他要趕八點鐘的長途汽車。這在我的預料之中。我突然感到歉意，畢竟是六十多歲的人了，因為朋友的一個電話，就不得不做他沒什麼興趣又力不能及的事。我說：謝謝你了，以後到北京去玩兒吧！

　　銅壽沉默了一下，他的臉色似乎更憔悴了。

　　“我到銅家峽就打電話給你。可能有一個人知道你想了解的事兒。”他說。

　　“誰？”

　　“楊太婆。她是銅家峽最後一個活着的人。還有一個人，就是——我。”銅壽往門外走的時候遲疑了一下，“我有很多年沒有回銅家峽了，我只能試試看。”

銅壽走後不久，我就聽到樓下有人粗喉嚨大嗓門的叫我名字。跑下樓一看，服務台那兒站着一個留平頭的男人，手裡揮舞着一捲紙，他說他是縣政府的，給我送一份北京的傳真。

　　沒想到是穆易發過來的，他真有點鑽頭覓縫的辦法。

　　這是一份1942年《新華日報》的影印件。上面寫着：

　　日寇製造銅家峽血案真相

　　記者陳輝報道：5月29日，日寇在對我大掃蕩中，屠殺了太行山銅家峽村215名村民，其中有幾個月的嬰兒，也有七、八十歲的老人，這是日本帝國主義欠下我晉冀豫人民的又一筆血債。

　　昔日安祥的銅家峽，已變成一片焦土瓦礫。記者趕去的時候，焦黑的廢墟還冒着嗆人的清煙。這裡躺着二百多具鄉親的血體。

　　在水井旁，一位懷抱幼兒的年輕婦女倒臥在血泊中，她懷中的孩子依然用死去的小眼睛凝視着母親。村長郝玉生的遺體散落在村前的河灘上，已經被日本人的狼狗撕咬的慘不忍睹。看到這慘景的人們無不失聲痛哭！

　　要告訴大家的是，銅家峽村的二十萬擔八路軍公糧，一粒也沒有落在敵人手裡！

　　“我找到楊太婆了，她在等你呢！”

　　銅壽的聲音在電話里很清晰，我甚至能聽出幾分激動。這有點不像我認識的銅壽。他告訴我，楊太婆就住在圩頭鎮，離縣城不過十幾里，他反覆叮嚀我去找縣政府辦公室的一個姓肖的人，是他的朋友，從他那裡可以借一部車，送我去圩頭鎮。

　　我從電話里可以聽到淅瀝的雨聲，還有很嘈雜的人說話的聲音，仿佛在議論什麼，我聽見銅壽很權威的喝了一聲：沒有問題的！然後銅壽對我說：聽見了嗎？這裡下大雨呢！你不要坐長途車，我們會在路口等你。

　　我們？還有誰呢？我心裡有點疑惑，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銅壽開始接受我了，這使我心情大為振奮。我和肖——很巧的是，他就是給我送傳真的年輕人——去圩頭鎮的路上，他一直在談論銅壽，他好像很驚訝我用了什麼辦法把銅壽動員起來。

　　“銅老師從來不這樣，”肖說，他把破舊的吉普車開得顛顛簸簸，“他只關心民間藝術。什麼刺繡啦剪紙啦等等，還有民歌，他自己就是一位詩人。他很低調，不大和外界來往。”

　　肖是山西師範大學的畢業生，很開朗。他把銅壽形容成帶有神秘氣質的藝術家，他特別欣賞銅壽那種閒雲野鶴的生活態度，他說這是一種境界，普通人無法領會的境界：文雅，優美，憂傷。

　　肖告訴我，銅壽是他的校友，六十年代畢業的。他完全可以留在大城市，當一位大學教師或者機關幹部。可是他在哪兒也待不長，一直到他回太行山，才安定下來。三十多年了，一直做他的民間藝術研究。老婆沒跟來，離婚了。現在的夫人是很賢淑的農村婦女。

　　我們的車在山路上蜿蜒而行。空氣清馨而潮潤，起伏的太行山嶺層染着火焰般的紅色，美麗得令人驚嘆。

　　“這不是楓葉，”肖解釋說，“學名好像叫櫨。這種樹越往山里走越多，尤其到了深山裡面，一個山頭一個山頭的看過去，好像血那樣紅呢！”

　　追我魂魄 二

　　　　楊太婆語出驚人——日寇如刀俎，百姓如魚肉——孫二水留不住程長官——一潰千里的中國軍隊

　　車到路口，果然看見銅壽在雨中等着，旁邊還有幾個人，看見我們，便歡呼起來。其中有一個高個子，遠遠的就伸出手來，說：你們早應該來呀！

　　銅壽好像活躍了許多，臉色泛紅，一一介紹，那高個子叫廣元，上角村的民辦教師，是個業餘作家，其餘兩個人是鎮文化館的，都是太行山區的人。他們熱情而開朗，很以太行山的抗日歷史自豪。

　　我也很高興，我終於不再被人看作一匹斜衝出來的黑馬了。

　　我們是在路旁的小飯鋪開始這場令人興味盈然的談話的，從記者的角度說，這是浪漫和現實、悲傷和神奇交織的前所未有的採訪記錄。廣元告訴我，他正在寫一本太行山人抗日的書《熱血集》，準備自費出版，“我養了一群羊，把羊子賣了，就夠兩千元出版費了。”

　　然後他開始歷數那些驚心動魄的故事，日本人的大掃蕩啦，神槍手劉玉堂啦，還有銅家峽。但是在他的講述中，銅家峽不是一個悲慘的事件，而是和一個叫黑村長的人有關係的、令人迴腸盪氣的故事。

　　“日本人把全村人和黑村長押到河灘上說：把八路的公糧交出來！不交出來統統死了！黑村長掏出小煙袋鍋兒，不緊不慢的說：死不死的不要緊，先給我把煙袋點上！鬼子隊長愣了一下，哼了一聲，翻譯官趕緊顛顛的過來了，黑村長瞪了一眼二鬼子，‘呸’的吐了一口唾沫，鬼子官想騙出公糧呀，沒辦法，只好自己來點火了，黑村長抽了兩口說：捺緊點！拿着鬼子的手指頭就當煙簽子使——真是他老人家啊！”廣元陶醉在自己的情緒中，鎮文化館的兩個人想補充什麼，廣元不容置辨的說，“黑村長死了，誰看見了？前些年老人們不是都傳見過他？這事我從小就聽說過。”那兩個人不說話了，看他們的樣子，我猜想這樣的爭論經常發生。

　　銅壽一直在吸煙，他的眼神有些恍惚。我問他：“黑村長是誰？”

　　銅壽說：“郝玉生。”他靜默了一會兒，輕聲說：“郝玉生死的時候不是全屍，老鄉們一直傳他活着。”

楊太婆的家就在鎮上。一個很普通的小院子，種滿了絲瓜和葫蘆，綠藤纏繞，果實纍纍，顯得很有生氣。我坐在門檻上，聽老人敘述六十年前的往事。她說到銅家峽的時候，眼光就會深深的從那青翠的小院子望過去。

　　楊太婆因為耳聾，聲音便出奇的響亮。“黑村長呃，”她說，“論起來，還是我沒出服的堂叔。好個火爆性子人呢！那一年，他硬是不叫八路軍吃飯，把人家的鍋給挑了！”

　　眾人意外。坐在門檻上的廣元斷然道：“你老人家糊塗哩！”

　　“我咋糊塗，真事兒麼！”楊太婆反駁說，眾人的訝異使老人有些自得起來，我忽然覺得當年的楊太婆，一定是個俊俏伶俐的小媳婦兒。“俺叔聽說李營長他們吃完了大蘿蔔，還要吃燜山藥，臉就黑沉沉了，好你們些清水大肚漢哩！眾人拉也拉不住，俺叔抄起一根頂門棍兒，直嗵嗵跑了出去。”

　　“李營長他們沒進莊戶院，野地里架上一口鍋，帶皮燜些山藥，俺叔，他老人家，吆吆喝喝跑上去，一棍把小鍋挑了多遠！”

　　廣元脖子上的紅筋綻出，納悶而詫異的聽着。

　　“後來那年，李營長和日本人在山上打上了，滿山槍炮響……呀，兔唇那娃，掂着俺叔的土銃就上山了……”

　　楊太婆的目光向青翠的小院子望去，她太老了，我看不清是悲是喜。

　　李營長、兔唇和黑村長穿過六十年的迷霧，終於出現在我的記錄中了。關於李營長，我們所知甚少，比較確切的是，他當時是八路軍129師769團的營長。廣元因為黑村長挑翻了李營長的山藥鍋而懊惱，我說我完全理解黑村長的心情。

　　我是和廣元在清遠寺那間冷雨敲窗的客房裡談論這番話的，那天我們就宿在鎮外的清遠寺里。山雨濛濛，我們從窗外只能看到清遠寺拾階而上的朱紅迴廊，油漆剝落，非常觸目。當年這條迴廊里擠滿了避難的百姓，他們無處可逃，便躲入了寺廟，廟外槍炮之聲不絕，廟內婦孺哭聲震天。清遠寺的住持是一個年輕的僧人，他出來安撫眾人：這是佛門淨地，日本人不敢來的。接着他拔步曳衣，喝令手下：快快關上山門！

　　這一切在廣元的敘述下栩栩如生。我好像看見那個穿着灰色僧衣的年輕人目光堅定，他相信佛門能隔絕屠殺。銅壽一直在看那部黑白小電視放的懷舊電影《茶館》，這時候他突然悶悶不樂的說，我每次聽王利發的那句台詞，就會掉眼淚。我們中斷了談話，回頭看他，銅壽說：中國的老百姓吶，盼哪盼哪，就盼着一個能做主心骨兒的政府，盼着這個政府說，咱們苦也不怕，難也不怕，要死死在一起！

　　房間裡突然靜默了。我想到剛才的話題，問：“後來怎麼樣了？”

　　傍晚的時候，山門被撞開了，衝進來一隊鬼子兵。年輕的住持跑過去，揮舞着雙手，想說什麼，為首的鬼子，只一刀，把他從肩膀劈成了兩半。

　　天真的和尚。

　　楊太婆說那年日本人打進來的時候，老百姓覺得自己像沒娘的孩子。我一直覺得楊太婆的這句話深奧無窮，因為它可以詮釋一部中國的現代史。

　　當時流傳着一句民謠：大官兒包金裹銀，小官兒拔鍋卷席，小百姓哭棲惶看天望地。大小官員跑了個罄盡，跟着潮水般的難民後面，就是如入無人之境野獸般的日本兵。太行屬晉中，縣城不大，也有幾十戶店鋪，不少士紳人家，覺得無處可逃，當地一位名紳溫顯忠老先生，慌不擇路，帶着病妻到山中避難，卻撞上了一隊日本兵，日本兵先用刺刀一陣亂捅，殺死了溫老先生，又強姦和殘殺了那位老婦人。消息傳來，縣城裡的，士紳們便像塌了天似慌作一團。日本兵姦殺劫掠的消息雖然比比皆是，但士紳們在慌亂中還有一些安慰，認為只是對小百姓和“暴民”的，中國人尚中庸之道，商會會長丘立本侃侃而言：誰來了不納糧？我忠厚傳世，詩禮之家，又怕誰來？到了這時，丘會長也慌了神，獨自捶胸大嘆：咱中國的軍隊去哪裡了？

　　恰逢其時，國民革命軍第三軍某部奉命棄土南撤，路經縣城。帶隊的姓程，保定軍校畢業，原也有一番報國之志，只是看到大官小官跑得奇快，便想：識時務為俊傑之人。但一路撤下來，心中不免有些赧然，因此約束部下，並不十分薅惱百姓。程長官原想在縣城略事休整便走，沒想到城門大開，城中鞭炮齊鳴，縉紳百姓列隊歡迎，程長官還沒弄清怎麼回事兒，一個胖子就蹌踉上前說：大軍一到，救民水火，解民倒懸呀！

　　接着大擺宴席。原來丘會長早看出這隊伍待不久長，心裡有個計較。丘會長有兩個女兒，都在太原讀中學，如今避難在家，成了會長的心頭病。會長見程長官三十來歲，人物也還整齊，就想把程長官入贅在家，一來，留住隊伍，二來女兒也有了着落，強如受了日本人的害。丘會長原也是有些怕兵的，更不知如何與兵們“溝通”，忽然想起會裡有個幫閒孫二水，算是個見過世面的人，就和孫二水面授機宜，讓孫二水陪說，用現代話說，就是中國人和中國人之間的翻譯。

　　孫二水也是一頭霧水。照他的理解，把普通的事情，說得粗俗俏皮，就是和兵們“溝通”。飯桌之上，程長官對着滿桌佳餚並不動容，只是略動了動筷子，就放下了，見商會的人抬着豬、羊、瓶酒進來，就說國難期間，何必如此？丘會長聽了，心中越發敬重，心意已決，桌下踢了踢孫二水。孫二水便湊近程長官，一臉曖昧笑容，說程長官您不想找個女人嗎？……呵呵！手還在空中打了個榧子。程長官笑了笑，說兄弟不是這樣的人。

　　孫二水說不是一般的女人呵，是會長的令千金。丘會長的臉早像紅布一樣了，他怕孫二水說得更加不堪，狠了狠心，把一盒子銀洋細軟推到程長官的面前，說：“不知長官有無家室。雖然是小地方，弟兄們的餉糧，統統在鄙人身上……”

　　程長官心中瞭然了。他已經有四五個老婆，撤退之前，他想讓女人們各自隨娘家逃難，沒想到話沒落音，大老婆就揎臂揚拳的吼起來：自己兔子似的溜了，剩下老娘們誰管哩？女人們又抓又咬，把程長官按倒在地。程長官勘定內亂，着實費了工夫，現在如何敢再攪攬女人？再者，一頭毛驢能馱三千現大洋，馱女人只能馱一個，這個賬誰也算的過來。

　　“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程長官含糊應道，“留或不留，需要請示上峰。”

　　眾縉紳見程長官沒有封口，各自歡喜，便安排下去，叫各莊戶籌集軍餉。

　　村里莊民們直忙亂了一夜。第二天，銅家峽的人抬着肥豬糧草走到半路，只見社首、保長氣吁吁的趕來，面如死灰，拍膝打腿的道：罷了罷了！原來，程長官的隊伍半夜就溜了，丘會長帶着人追到城外，哪見半個人影？社首等人去時，丘會長正在城門口跳腳大罵。社首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了，說着說着，流下淚來，說：回去和大家說一說，有投奔的就尋個活路去，我不信天塌下來能把人都砸死？

　　程長官走後十幾天，銅家峽人在村口看到了另一支隊伍。楊太婆還記得，那是下午時分，這支隊伍人不多，大約一百多人，衣服破舊，烏眉黑嘴的，但是精神飽滿，模樣也和氣。他們看見村里人站出來看，就高興，起來，吆喝着：“鄉親們！我們是來抗日的！”

　　帶隊的是一個穿軍裝的年輕人，黑眉毛，模樣很秀氣。他看見村民們伸着頭呆看，臉就有點紅，低聲說：跟上！隊伍走整齊！這幾十人踢踢塌塌跑起來，隊形一陣大亂，情緒卻格外激昂，呼起了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天下工農是一家！

　　村里人沒見過這形態，都張了嘴瞧。女人們就嗤嗤的笑起來。這一笑，便將幾個月來銅家峽的愁雲慘霧吹掉了不少。據說，村東頭那位算命瞎子已經把老婆遣走，原打算後半夜懸梁自盡的，也把繩子解了下來。

　　這支隊伍就是後來著名的馬自芳愛民模範團，英名遠播，可是當初並沒有那樣風光。太原失守後，閻錫山南逃，太原的鐵路和煤礦工人在共產黨的組織下成立了工人自衛隊，參加了八路軍。可是這些工人出身的自衛隊員，卻從來沒打過仗，連槍也沒摸過。八路軍129師派出了紅軍主力團的一位軍事幹部，姓李，給這支隊伍做營長，算起來也不過半月的時間。

　　李營長和他那支熱情高漲、缺乏訓練、又雄心勃勃的隊伍走入銅家峽人的視野時候，仿佛命中注定，要和銅家峽人產生一段生死與共的情緣。銅家峽的人們是如此期盼一支能抗擊日本人的軍隊，根本沒注意到，這支隊伍的武器是多麼簡陋，衣衫是多麼襤縷，不但不能和程長官的正規軍相比，就連那些到處薅惱的國民黨潰兵游勇都比他們闊氣些。總而言之，銅家峽人被期望沖昏了頭腦，一個有力的證明是：獵戶郝玉生放下正剝皮的野兔，走進社首家的堂屋，蹲在地上抽起了煙袋鍋兒：打日本的隊伍呢，能不管些支應？

　　“有了支應，兵們便不跑麼？”社首用紅紅的眼睛看着郝玉生，“我是想明白的人了，蟻民，蟻民，百姓的命，和蟲蟻一樣哪！”

　　家裡的幾個女人，正在進進出出的藏埋東西，連土炕上的席都揭了。社首家是這一帶出名的儉省人，老婆和寡媳原本就穿得邋遢，如今除了八十餘歲的岳母，老少女人們都用香灰和鍋黑將臉塗抹了，又一道道的流下黑色的汗來，樣子十分可怕。

　　郝玉生便和社首、村中那些年高德韶的長者議定了，將還沒有窖起的蘿蔔、山藥送幾擔過去，一來這東西攜帶不方便，二來村中也賠送得起。

　　這一仗打得日怪。可能連李營長也沒想到，他們會那麼快和日本人交了火。那天上午，放羊的羊倌兒出去就看見了日本兵！羊倌扔下了羊，一口氣奔，回了村里，剎時間，兒啼犬吠，村里人就亂成了一鍋粥，那時侯還沒有跑反的習慣，人們能想起來的就是關門閉戶，有的把豬崽雞娃都藏到了炕上。

　　李營長帶着人就出了村。他們剛隱蔽在一道山梁後面，日本兵就過來了，大約一百多人的隊伍，刺刀和膏藥旗在陽光下泛着白光。

　　那一刻李營長並沒有開火的意思。他想觀察一下日軍的意圖，而且，他的新編營也沒有實戰經驗，除非萬不得已，他不會主動出擊。

　　有個隊員可能太緊張了，身下的土塊咕嚕嚕的滾下山道，日本兵聽見了，用日本話哇啦幾句，就向這邊開了幾槍。隊員們一下跳起來，大喊着：打呀！打呀！七手八腳就開槍。李營長按下這一個，又跳起了另一個。日本兵的子彈已經像飛蝗般的射了過來。李營長一面組織他們向山後撤退，一面舉槍還擊。這一仗來的快去的也快，日本兵開了一陣槍後也沒有追來，繼續沿着大道向西而去了。

　　到了日西時分，這一仗已經繪聲繪色傳遍全村了。村民們這時並沒有任何褒貶意思，只是客觀的評述：好像土坷拉驚起一地麻雀，撲楞楞的四下里飛哩！

郝玉生一直沒說話，沉着臉聽人們的議論。不時有小青年來報告李營長他們的動態：

　　“……進村了。”

　　“那些些蘿蔔都吃了，帶皮吃。”

　　“……現在點火呢，要煮山藥。”

　　“好你們些清水大肚漢哩！”郝玉生怒氣勃發了，一陣風似的衝出門，於是，那口剛冒熱氣的鐵鍋，跳了幾跳就滾下山坡，在李營長他們心裡撞出一聲巨響。

　　銅家峽在驚悸過後又恢復了平靜，炊煙開始悄悄的漾出。

　　李營長在村口看見了兩個女人，社首的妻和童養媳出身的寡媳，她們抱着一隻死雞，蹣跚的走了過來。

　　“他叔，”老婦人木木的在李營長面前站住了，“雞也遭罪哩……”

　　她的兒媳有些智障，眼淚在家兔般溫順的眼中滾動：“他叔……”

　　她們聽到日本兵的消息後，魂飛魄散的逃回屋中，並且把那隻下蛋的母雞也抱到了炕上，雞吱嘎亂叫，慌亂之下，兩個女人用破棉被捂住了雞，雞撲騰幾下，不動了，待風波過後，雞已經直挺挺的死在了炕上。

　　驚恐又六神無主的兩個女人向門外走去，也許，她們只是想找人訴說訴說。村口荒涼的大道上，一動不動的站着一個人。

　　這個人是李營長。

　　她們的臉上塗滿煤煙，花白的頭髮隨風飄蕩，在夕陽下怪異而醜陋。她們令人忍俊不禁又令人熱淚盈眶。

　　這一幕使李營長永誌不忘。王俊說，它碰撞了一個男人最深沉最溫柔的情懷，激起了一個軍人最壯懷激烈的感覺。

　　“你越說我越不懂了！”我對王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