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在江蘇布政司的蘇州、松江和常州三府，義莊不斷地出現，引起人們的重視和讚揚。嘉道時期學者、常州江陰人李兆洛說設立義莊，厚待同祖的叔伯弟兄，使人人得儘自己的義務，真是“今俗之逾於古者也” 。比他稍晚的蘇州吳縣人馮桂芬說：“事有創自晚近，不必為三代之法而轉足以維三代之法之窮者，士大夫家之建義莊是也” 。然而義莊發展狀況究竟如何，為什麼這個時期它有較多的出現，它起了怎樣的歷史作用，反映了何種歷史趨勢，理清這一問題，對於了解清中葉的歷史將是有作用的。
一、義莊遍布蘇、松、常三府
義莊，最早出現在北宋。宋仁宗皇祐中（1049—1054年），知杭州事范仲淹在家鄉江蘇吳縣，“置義莊”，“以贍族人” ，開創了設立義莊的先例。自此以後，義莊陸續地出現。南宋初年，平章政事張浚“置義莊，以贍宗族之貧者” 。元代，婺州永康呂文遂的祖輩“立義田，以食族人” 。宋、元兩代，義莊偶爾出現，是其開創時期。到明代，義莊有所發展，數量增多了，有的規模還比較大。如明孝宗朝首輔徐溥在常州宜興“置義田八百畝，贍宗族” ，皇帝特免其徭役。明神宗時首輔申時行致仕後，在蘇州以一千一百多畝土地設立義莊 。同時期，他的同鄉僉事沈玷、吳之良、沈德仁等分別建立了各自宗族的義莊 。在無錫，翰林院侍讀吳情置吳氏義莊，華雲置華氏義莊 ，在這個地區建立義莊，成為一股熱潮。
明、清的易代，使義莊發展中斷了，到乾隆年間，官僚地主又開始重視義莊的建設。他們把建立義莊當作實現最高尚道德準則的神聖事業。乾隆時禮部侍郎沈德潛說，歐陽修給范仲淹作神道碑，不寫創建義莊的事情，顯然是因他政績多，這件事算不了什麼；但是沈德潛不以為然，他強調說，“尊祖敬宗收族莫善於此” 。這表明清朝人比寫作《宋史》的元朝人更認識到義莊的重要性。乾嘉學者錢大昕謳歌范仲淹，稱他“義田遺澤尚如新，古貌依稀佛地人” ；又說范氏義莊建立已經七百年，“其規條具在，可謂善之善者也” 。還有人把范仲淹建義莊編成歌謠，定為祖訓，進行傳頌：“子孫貴盛，家門之幸。當思范公，顧恤同姓……” 。於是一些有條件的人紛紛設置義莊，一些條件不足的人在準備條件，或者指令後人完成，有的人剛在修理祠堂就打算設義莊了 。
隨着社會上層對義莊的重視，義莊的建立增多了。李兆洛說義莊“至今而幾遍天下” ，馮桂芬也說“今義莊之設普天下” 。在長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區，建立得更多一些。
蘇州是義莊的策源地，又比別處為多。作為楷模的范氏義莊，後來的族人不斷經營。雍正七年（1729年），大同知府范瑤增置田一千畝，使該莊土地達到三千畝之多；乾嘉時編修范來宗加以整頓，增田一千八百畝，市廛百餘所，每年有一萬兩銀子的收入 。在范氏義莊整頓擴建的同時，蘇州及其鄰郡松江、常州相繼效尤。現據民國《吳縣誌》、光緒《錫金縣誌》、光緒《常昭合志稿》、《國朝先正事略》、沈德潛的《歸愚文鈔余集》、光緒《奉賢縣誌》、嘉慶《松江府志》、錢大昕的《潛研堂文集》、鄧琳的《虞鄉志略》、彭紹升的《二林居集》、《毗陵薛墅吳氏家譜》、道光《江陰縣誌》、李兆洛的《養一齋文集》、光緒《黎里續志》、任兆麟的《有竹居集》、同治《上海縣誌》、馮桂芬的《顯志堂稿》、民國《黃埭志》及俞樾的《春在堂全書》等書記載，從康熙時期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蘇、松、常三府出現的大大小小義莊計二百多個 。最大的系吳縣范氏義莊，占田三千畝 ，最小的系同治十三年（1874年）建莊的無錫懷仁周氏義莊，占田一百一十二畝 。從中不難看出，在義莊遍天下之時，蘇、松、常三府的義莊具有為數多和其他一些特點：
其一，非官僚人士建莊增多。
清朝以前義莊的建立者大都是大官僚，如范仲淹、張浚、徐溥、申時行等都是宰輔。但是，到清中葉及其後，許多義莊的建設者並非都是官僚地主，家族也不都是望族，而是所謂“素族”。
其二，清中葉是義莊發展時期，而清朝晚期達到發展高潮。
從整個清代看，清初義莊設立很少，中期的雍、乾、嘉、道（前二十年）計為七十五個，是發展時期，鴉片戰爭後繼續發展，同治、光緒時期達到高潮。
清中葉蘇、松、常三府有七十多個義莊，數目不算多，卻占有土地不少，一般的為一千畝，多的至二三千畝，少的也有數百畝。每一義莊，就是一個大土地擁有者。把它們的土地合起來，也很可觀。如元和縣九家義莊，土地總計為一百零五頃余，該縣的耕地在乾隆年間是六千一百六十六頃 ，義莊土地占到總耕地的百分之一點七。又如長洲縣七家義莊，有土地七十八頃余，占該縣總耕地七千一百七十八頃的百分之一點一。以少數人口的家族占到這樣的比例，其地位之重要可以想見。
縱觀義莊的發展，在清中葉的蘇、松、常，它有較大幅度的增加，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成分。但是在整個社會經濟結構中，它所占的比重畢竟還是微小的，因此不能誇大它的地位。
其三，義莊與宗祠義塾的融為一體。
有的宗族在義莊田之外，還有祭田、書田。祭田，各地稱謂不一，也叫祠田、祀田、烝嘗田。它的收入用於宗祠祭祀。祠田多的宗族，還用余財賑濟貧窮宗人，這種情況就和義莊的作用差不多了。書田，是宗族學田，為舉辦宗族學校而設。義莊也往往建有家塾，義莊田的一部分實際上是書田。有些宗族在義莊田之外還有書田，表示對辦學的特別重視。義莊田、祭田、書田，都是宗族的所謂“公田”，而以義莊田“公”的程度最大，作用範圍也最廣，所以從宗法觀念講，宗祠和祭祀最重要，但在宗祠的經濟基礎中，義莊田、祭田、書田等宗族公田結成一個整體，其中義莊田尤有特殊地位。
二、義田的性質和作用
考察義莊的建肇史，可以發現，既是土地兼併的產物，也是土地兼併的表現形式之一。義莊田是官僚、地主和少數大商人建造的，他們靠俸祿、貪贓、田租、高利貸、商業盈利等手段聚斂的錢財購置土地，建成義莊。如吳縣人州同丁錦心和他的父、侄用一萬五千多兩銀子購買一千畝土地，建成丁氏濟陽義莊，知縣丁士良又置書田三百畝，設義塾 。同縣陶篠經商二十年，買田一千畝，構成陶氏潯陽義莊土地的主要部分 。無錫地主屈人秀經營農業，置四百畝糧田贍族，他的孫子屈廷棟遵其遺命，陸續添置土地，建成擁有一千畝田地的義莊 。
建莊者不管採用何種手段購買土地，基本上是搜求農民的小塊土地集聚而成。乾隆時的狀元武進莊培因和兒子珍藝的祭田，在山橋頭的三十畝，“佃戶懇求放贖，即以田價歸還” 。這就表明祭田原是小土地所有者農民出賣或出典的。在湖南辰州，有一份五百多畝的義田，其中有一百七十畝，是從只有一到三十八畝土地的十二戶農民手中購買的，並役使他們為佃農 。這都說明義莊經營者是靠掠奪農民小塊土地來積累義莊田或其他義田，並且是一種普遍的現象。
義莊田的形成，既是兼併土地而來，那麼它的性質又是怎樣呢？魏源給它下了一個定義：“井田廢，而後有公恆產者，曰義田” 。義莊田是一種不動產，當然是一種恆產，問題就在這公產上。義莊建設者說義莊田是他們捐給宗族的，是宗族的公產，他們還以公產的名義向官府備案，如吳江任氏義田條規中“立戶”條云：“同族所捐田號、數目、坐落地方，存有底冊，其田畝總計若干，共立一冊，冊名‘任祠義田’” 。但是，要弄清所謂家族公產義莊田的性質，必須根據這種土地的真正支配者、經營方式、分配方式諸方面的狀況來認定。
義莊有一個管理機構，設有專門的辦事人員，一般叫做“莊正”、“莊副”。義莊的籌建者在莊內享有特殊地位，所謂“生則高下任意，沒而子孫輪管，因緣為利” 。他們是義莊的當然監管人。即使他們及其子孫不直接管理，所用的莊正也是富裕農民。如常熟龐氏祠田，“擇子姓殷實者司之” ，武進莊氏祠產選擇“有身家能幹辦廉勵者” 經管。由殷實者、有身家的人來管理，可知宗族內的一般農民是不能染指於義莊的管理事務的。籌建義莊的大地主官吏、富有商人，以及他們吸收的一些同族地主或親信，方能掌握義莊土地的所有權和支配權。
義莊的土地經營，完全採取封建的租佃形式，出租給農民耕種，同私人地主一樣收取地租，而且一樣地殘酷。如昭文歸氏義莊一千畝田出租，實行定額稅制，每年收租米九百八十石，合每畝一石米，大約相當於農民收穫量的一半。常熟屈氏義莊，一份田四百九十畝，額租米四百石；一份田四百六十畝，額租米四百石，另收錢六十餘千文；一份棉花田三百五十畝，收豆、麥二百九十石，錢九十八千文 。義田主人還採取種種措施保證實現地租的徵收，如武進莊氏祠堂規定了詳細的地租管理辦法，內有“征租法”一項：“至有刁佃缺欠成色及摻和水谷等弊，經管同督管須合心着力征討，毋得循縱，偶有掛欠，亦必簿上註明，以便下熟並追” 。這些條規，顯示了地主對佃農抗租、欠租的絕不通融。還有一點需要指出，即義莊不向本族人出租土地。早在北宋年間，范氏義莊規定“族人不得租佃義田”。到清代，吳縣楊氏義莊也有同樣規矩：“族人無論遠近，不得租種義田” 。義莊的收取地租，數額同於一般私人田主，並且為了保證如數收租而不出租給族人，從這種狀況來看，它同私人地主的經營方式和分配關係沒有差異，從而表明這種土地制度是道地的地主土地所有制。
義莊地租的開銷情形也能反映土地所有制性質。義莊的收入，交納國賦以外，一般還有三項支出：一為賑濟本族貧窮族人；一為獎勵族人進學；一為義莊管理費用。這裡不可避免的是義庄司事者的擅作威福和侵蝕中飽。有的義莊更要給它的建立者提供大量費用。俞樾在《右台仙館筆記》中記有一事：江西南安府有個叫陳朝贊的巨富，將二十萬家產捐入始祖祠，十萬給予支祖祠，約定每年收入，三分之二歸宗祠祭祖和贍貧，三分之一歸其子孫。又據記載：吳縣朱宗元“創義莊”，“與族人共”，“而歲收其贏備私用” 。祭田在江寧府高淳縣的方苞，說他“藥物及隨身用度”，“取之祭田” 。這都說明義莊地租，有相當部分落入建莊和管莊者手中。
由義莊的田產來源、經營方式以及分配方式，決定了它的地主性質，可以名之曰“義莊地主”，它同貴族地主、官僚地主、無身分地主、商人兼地主、寺院地主等一樣，是構成地主階級的一個組成部分。特別在清代，由於義莊的發展，這種地主已成為清代地主階級的不可或缺的構成部分。
義莊田採取宗族公有的形式，是有其產生和發展的社會根源及歷史作用的。
封建社會後期，大土地所有制更加發展，江南地區尤其嚴重，常州人錢泳說土地轉移極其迅速，“十年之間，已易數主” ，反映了土地兼併的激烈。而其結果，迫使農民進一步失去土地所有權，造成貧困，促使貧富矛盾激化，農民要求占有小塊土地。在江南，農民“抗租霸種，習為故常” 。清朝地主為保持自己的利益，發展義莊或其他義田，作為掩蓋土地兼併、瓦解農民抗爭的一種手段。具體說來，義田起了以下的作用：
（一）地主、官僚以義田掩飾土地兼併。如前所述，義莊田是土地兼併的產物和一種表現，但是它的主人給自己的行動披上建立宗族公產的外衣，因而使一部分人擁護這種兼併，或者對它熟視無睹，漠然置之。
（二）義田掩蓋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地租剝削的本質。義莊建設者賦予義莊田以宗族公產的美稱，似乎貧無立錐之地的農民和義莊主一樣，都是義莊土地的主人，這就隱匿了義莊田為宗族上層分子所掌控的事實，以及它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本質。
（三）義田保障了義莊建立者對土地的長期占有。義田的作為家族公產，有助於它的穩定性。當時就有人對占有土地的不同形式作過比較，方苞說：“每見士大夫家累巨萬，不聞置義田，即祭田亦僅有而少豐滿，俄而其子孫已無一壠之植矣” 。這是經驗之談，實際情形也確實如此。如蘇州人宋宗元先以一千四百畝土地建設義莊，不久給子孫分家只留四百畝做義莊田，待他死後五六年，他的子孫因打官司把家產賣光了，只剩下義田 。俞樾在記敘陳朝贊義舉故事時大發感慨，說“陳翁此舉非獨高義，抑亦明智也；擁三十萬資於一家，不三十年必盡矣！今推之於一族，而仍使歸其所入三分之一，則是子孫長有十萬也”。此中道理，康、雍間吳縣孫璜做了總結，他說“義行”是“一以行惠，一以保家” 。以“行惠”來“保家”，保家才是真正的目的。事實上，義莊土地也像私人地主土地一樣不能長期保存，但一般講它比後者保存的久一些，能夠保留幾世以至更多。有鑑於此，富人以之作為保產的良方。
三 義莊維護宗法制度
在清代的江南，宗祠不甚興旺，宗法遭到相當程度的冷遇；相反，人們卻熱衷崇信其他神靈。康熙朝理學名臣湯斌說吳中“婚喪不遵家禮”，“仁孝之意衰，任恤之風微” 。雍正時陳祖范說蘇州人“頗忽於祭先祖，恪於祭外神” 。乾隆時沈德潛說“吳中富厚之家惟是美居室，飾車馬，飲食相徵逐，於尊祖敬宗之事略焉不講” 。這些議論，相當真實地反映了江南宗族制度式微的狀況。一部分社會上層成員有鑑於此，力圖恢復宗法關係。湯斌在蘇州一面毀淫祠，一面“講《孝經》、《小學》，使人知重倫常而敦實行” 。一些士大夫和大地主為了維護宗族制度，興修祠堂，舉辦義塾，整飭族規家范，義莊也正是在這種情勢與要求下較多出現的。所以義莊是作為不景氣的宗族制度的補劑而產生和發展的，兩者之間有着密切關係。
（一）義莊是宗祠經濟基礎的重要成分。
“嘗思禮義明而彝倫自立，亦惟財用足而族誼可敦，古人所以設立義田以供一族之公用也”。這是道光八年（1828年）武進馮氏建立祠堂公積金碑記里說的話 ，它明確說明祠堂與義田的關係：敦族敬宗，不僅要講義禮倫常，還必須有充足的錢財，即有義田才能辦到，否則祠堂的活動就會減少或將難以維持。武進的另一個家族——蔣氏宗族中的一個成員以該族的祭祖史說明建立義田的必要，他說本宗族的祠堂已經設立多年，但是沒有祭田，祭祖、掃墓所需費用臨時向子姓攤派，經費不足，所以祭祖儀式、上祭物品以及祭後的合族會餐都是草草地進行，達不到祭祖的意義 。在封建社會，一個宗祠要維持下去，需要辦幾件事：一是祭祖，這是尊祖敬宗收族的體現，是最必要的和最重大的事情；一是修族譜，族譜記載祖宗源派、子孫流派，是宗族的歷史，為聯繫同宗之人所不可或缺，而族譜幾十年就要增補一次；一是設義塾。進行這些事務，當然需要一定數量的常年收入。出租土地和房屋、放債都是祠堂經濟來源的手段，其中地租是它穩定而有保障的主要來源。
（二）義莊在賑貧同時宣揚親親之道和宗法倫理。
義莊將“親親”列為崇高的目標，把“贍貧恤族”宣布為建莊的準則，希望以其財力，使生者有所養，壯者能婚配，病者獲醫藥，喪者得安葬，使族人互助相親，全宗族雍雍穆穆。
賑濟同宗貧民，是義莊的一個重要職責，擬有詳細的規則和辦法，如吳江任氏賑恤事項為：“贍寡”，接濟貧窮的寡婦；“養老”，給八十歲以上的族人祝壽和生活困難者救濟；“勸學”，予有功名的人以獎勵；“恤病”，資助病殘無依靠者；“助喪”，幫助不能安葬者；“救急”，實行臨時性的補助 。項目頗多，貧困者的方方面面難處都考慮進來了。義莊和宗祠的救濟究竟能否解決窮人的生活問題，任氏家祠缺乏這方面的資料，其他宗族則有所提供，如武進薛墅吳氏每年給族中無法維生的孤兒寡婦米、麥各三斗 。宜興篠里任氏每年給鰥寡孤獨殘廢而生活無着的族人米二石，極貧至三十歲不能娶親者助婚銀三兩 。江陰袁氏宗祠規定：凡苦節而無恆產者，每月給錢五百文；凡貧乏安分無力娶親者給錢五千文；無力出嫁者給錢三千文；無力安葬者給錢四千文；孤幼無依者，每月給錢三百文；貧苦產子者給錢七百文 。以上都是宗族用祠田收入來賑濟的。在義莊方面，據廣西陸川縣連氏義莊的資料，該義莊規定，凡本支大口每季給米九斗，小口五斗四升，近族一戶每季二石，遠族減為一石八斗 。可以看出有條件的宗祠、義莊都發放一些救濟，解決了貧窮宗人的部分生活問題。這種經濟上的顧恤，就使宗法的親親之道得到某種宣揚。
（三）義莊以附設義塾培養士人，鞏固和提高宗族的社會地位。
義莊一般設有義塾，撥給一部分土地或款項作為經費。義塾接受所以的家族子弟，特別是接收貧寒子弟入學，即所謂“設家塾以培寒酸” ，不收學費，還供給廩膳、書籍，對學有成就者給予獎勵。如武進吳氏宗祠規定：文童府縣試給招複錢，中秀才給襴衫費，補廩生給花紅錢，參加鄉試給賓興費，出貢和中舉都給花紅錢，會試給公車費，中進士給花紅錢，殿試給冊卷費，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和欽點鼎甲給花紅錢 。這樣義塾為宗族子第特別是貧宗子弟的就學和進學提供了條件。
義莊、宗祠辦義塾，是所謂“養與教兼行” 。義莊賑濟是養，義塾是教，即對青少年進行宗法倫理與文化教育，如吳江江氏家塾，聘請“有學有品之儒”做塾師，以為學生榜樣；以四書五經為教材；要求學生專心課業，遵守禮法，不得從事學業以外的雜務。經過這種教育，即使混不上功名的人，“亦能知禮義，改囂凌亢暴放恣之氣” ，若能取得功名，為官作宦，光宗耀祖，擴大宗族的勢力與影響，從而維護了宗族制度。有的宗族，原來科甲就比較興盛，先發者辦義塾，又培養了人才，進一步發跡，更有條件興學育士，如此長時期保持興旺不敗。如武進莊氏，科名鼎盛，被譽為“江左科名之盛頗推吾郡，而吾郡科名之盛尤推莊氏” 。該族莊存與中榜眼，其弟莊培因中狀元，是為兄弟鼎甲，傳為佳話。在道光前的清代，該族中有二十七人中進士。長洲彭氏在康、雍之世也出了兩個狀元、一個探花，進士代不乏人，“科名仕宦相繼不絕” 。所以義莊、宗祠設立義塾，是維護、鞏固宗族制度的一個措施。
四 義莊得到政府的鼓勵
清朝統治者充分意識到族權對於政權的輔助作用，因此鼓勵建立義莊。雍正帝在闡述康熙《聖諭十六條》時，鼓吹宗族“立家廟以薦烝嘗，設家塾以課子弟，置義莊以贍貧乏，修族譜以聯疏遠” 。乾隆帝於二十六年（1751年）南巡到蘇州時，親自去范仲淹祠堂察看，賜其園名“高義”，並親書匾額，又賞賜范氏後裔以貂幣 ，以示旌表獎。
清朝政府着力於保護義莊的土地所有權及其土地的穩定性，發給義莊立案執帖，明確規定“倘有奸徒捏冒詭寄，及不肖子孫自行盜賣，富室強宗謀吞受買，許給出帖首告，按律懲治”。凡賣義莊田“十五畝以上者，悉依投獻捏賣祖墳山地原例，問發充軍，田產收回，賣價入官。不及前數者，即照盜賣官田律治罪” 。政府不僅一般地承認包括義莊在內的公田的不可侵犯性，還用祠產“不入官”的措施給以特殊照顧。如嘉慶四年（1799年）嘉慶帝下令查抄湖廣總督畢沅家產，但他在蘇州的靈岩山館，由於做了家廟，抄家時“以營兆地，例不入官”，得以保存 。
除了經濟上保護，政治上還予以鼓勵。清朝政府把義莊建設者當作“孝義”加以旌表，還以“優敘”來獎勵，布衣可以取得官銜，候選的提前補用，如候選員外郎陶篠建莊後，經過巡撫的推薦，乾隆帝特命“原銜即用，以示獎勵” 。
清朝政府如此提倡、支持義莊，因為在實行攤丁入畝制度後有其特殊意義。丁銀攤入地畝徵收，編審制度隨之成為具文，人民離開鄉里的可能性增大，“於是游手紛於鎮集，技業散於江湖，交馳橫騖，而上之人不得問焉” 。清朝政府清楚地認識到，“搢紳之強大者，平素指揮其族人，皆如奴隸，……愚民不畏官府，惟畏若輩，莫不聽其驅使” ，於是借重宗族，即在官府與人民之間，利用祠堂和族長管理宗族人民，維持對人民的統治。而義莊莊規、祠堂宗約正是與政府的治理相配合。比如武進唐氏宗族宗規：“如有犯不孝不祶，父兄指事告祠者，重則送官律治，輕則祠堂責處” 。同縣吳氏宗族條戒：“戒窩藏來歷不明者，察出責究” 。無不表明宗祠對那些不合於封建倫理的人，都要進行干涉，協助協助逮捕，或自行給以懲處，以維持社會治安。
總之，清朝政府實行“以保甲為經，宗法為緯”的政治統治 ，企圖造成“人心維繫，磐固而不動，盜賊之患不作” ，穩定封建秩序。清朝的歷史表明，政權自上而下地支持族權，宗祠又自下而上地維護政權，兩者結合，維持清朝統治。
（原載上海《中華文史論叢》1980年第3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