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南方汉人来源的语言学新解
在我国东南地区，由于幅度广大、环境复杂、历史悠久、民族杂居；以闽客族群方言文化
特征最为复杂，包含了各式各样的地域性文化及语言变异。以往的学者多以传播或移民的观
点，来解释闽客族群的方言文化特质现象，而少有人试图去探讨闽客族群方言特质成因与族
群互动的性质，族群互动在闽客方言文化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来
说，奉行的仍然是传统的历史主义演化论理论；认为闽客族群的方言文化特质及其地域性变
异是北方汉人南迁的结果，其呈现出多样化的地域性方言变体可以从汉人入闽的时代层次不
同来解释，或者是由于闽客族群母文化本身的祖居地域来源不同。这种理论观念在中国语言
学研究领域占着主导地位。最具权威代表意义的就是李方桂的上古音体系。李方桂试图用这
套体系来解释古今汉语南北方言的差异。许多学者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来解释闽客族
群特质的方言文化特点。丁邦新认为闽语在许多现象都比中古音早，必须结合谐声系统，通
过构拟一个上古音形式来解释后代的音变。张光宇认为，汉语方言的南北关系仅仅表现为北
方汉语的古今关系，指出南方的文白音韵都源自北方，而有时代先后之别。现代南方方言是
一种由北方汉语文白异读的双言现象所引起的音系综合。具体说来，所谓南方大抵以长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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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为界。南方的白读源自古代北方，是随移民带到南方来的。南方的文读是南方人在新居地
生活了相当时间之后，由于文教传习的需要从北方借进来的。现代的南方话就是古代北方与
近代北方，或者说文白叠置的产品。现代的北方话是古代北方经过近代北方的后续体。“从
客家人的历史经验看来，所谓古南方汉语的假说实属子虚乌有。闽客方言非无关系，但其关
系发生在东晋太湖流域。司豫移民与青徐移民融为一体，然后南下成为闽语。换句话说，闽
语中的‘客家’成分得自司豫民，并非原有什么古南汉语提供给闽客方言一些共同质素才使
两者搭上密切关系。事实上，闽方言的古汉语质素来自中原东西，谓之为‘古北方汉语’尤
为恰当。”
我把这种语言史观视作“线性理论”，即方言文化的形成发展是自祖语文化一条直线贯穿
下来，其间与族群互动，地域文化传统关系不大，我们主张用“非线性理论”来解释方言文
化的形成和演化，重视族群互动、地域文化传统或文化底层的重要作用。
我认为闽语形成于汉唐，其底层反映较多的原南岛语成分；这有一批基本词汇即反映基本
生活、生态，身体部位最常用的固有核心词作证据。客话的音韵系统属于宋代北方中原音韵，
而词汇系统则是北方汉语和南方土著民族语言混合而成，土著的比例甚至更大。
我认为方言的音韵特征，音韵层次及音韵现象的演变都有其地理因素，跟方言的区域性文
化特征关系密切，并不能简单地归为北方汉语的南移。即使是古闽语的源头，也不是一个单
纯的北方汉语，而是区域性文化交互作用的产品。现代闽语是由不同时代层次的音韵特点组
成的，而这种音韵特点并不全是北方汉语南迁时带过来的。这种情况虽然也有，如鱼虞分别，
保存重唇等。但绝不能忽视地域文化特征对闽语形成的重大影响和作用。因此，方言特别语
言现象及方音史的研究，必须跟古代文化区域之间的交互作用联系起来考虑。
考古学文化表明台湾新石器文化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存在相似之外"，同属共同文化系统。
张光直认为大坌口文化与东南沿海史前文化关系非常密切，原南岛语的老家是大陆东南沿海。
凌纯声认为：古代亚洲太平洋区域南岛语族或马来波里尼西亚语族系统的民族，古代居住中
国长江流域，尤其在中游，左洞庭而右彭蠡为中心区域，最早见于中国古史者名九黎，其后
在西南者曰百濮，在中南者为百越。从考古学材料看，古代中南半岛及整个亚洲太平洋区域
的文化与中国南方的濮僚系统民族及百越系统民族有较密切联系。与楚文化亦有关联。
因此，本人主张从族群互动，语言接触及与地域文化特征的关系的角度，利用考古学文化
区系理论和考古学的新近研究成果，提出并论证自古即存在“南方汉语”的假说。对古南方
汉语及方言文化的形成，及其与中原汉文化及周边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作一个尝试性的分
析和讨论，以期建立一种方言文化特征与地域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的语言演变理论。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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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不认为南方汉语仅仅是北方汉语的沿续，不主张用“线性”的历史主义演变理论，通过
构拟一套上古音体系来解释古今南北语言的交汇与融合。迄今为止，国内外的许多学者仍视
历史比较法最高的成就便是构拟一套完美的上古音。本人实不敢苟同这种线性的语言史观，
认为考古学文化区系理论可以确认“古南方汉语”的存在，而解释“古南方汉语”的多元性
和差异性时，可利用艾伯哈特的“地方化和地方文化”的理论。解释这种南方汉语区域性差
异可以有三种途径：一是原本来自原居住的母文化，从闽、客祖居地及迁徙地文化加以考察。
但这不能解释为何闽、客均来自中原汉人移民。而文化分野如此大，也不能解释同样来自中
原的闽语内部如闽南跟闽东、闽北的地域差异。二是汉人社会移民垦拓过程中所面临的物质、
经济环境不同，自然也有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即是一种环境适应与经济生态的假设与解释。
第三种假设是考虑早期汉人移民与居于原地区土著住民的互动，认为土著文化亦对汉人文化
造成相当的影响，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融合过程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行为，这是一种文化接
触与族群互动的假设与解释。对南方汉语地域性差异的最好解释是，中原汉人主流文化与地
方文化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是双向的，一方面中原汉人主流文化透过“往下渗漏”的机制
影响各个地区的地方文化，另一方面地方文化透过“往上传送”的机制成为闽、客主流文化
的一部分。闽、客等南方汉语的地域差异不但是因为原来的地方文化与其邻近的地方文化进
行文化合成的过程，同时也因为主流文化在与地方文化进行文化合成过程中“地方化”的结
果。
3．考古学文化“交互作用圈”与南方汉语研究
根据考古学研究，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在华北出现的三个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仰韶、北辛
一大汶口和新乐文化。在华南，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大坌坑文化(以台湾北部的大坌坑遗址为
代表，但其遗址沿福建、广东海岸都有分布)。这五种文化之间以不同的程度互相连锁，仰韶
和北辛一大汶口文化之间非常相像，分别代表着中原和东方文化传统。他们不但可能是同一
祖型文化的平行后裔，而且它们位置相邻。另一方面，河姆渡与大坌坑则形成与仰韶和北辛
一大汶口均不相同的一组文化，即百越文化区域。百越语言是南方汉语的基础，而其生态基
础异然不同。简言之，从文化的大分类上说，中国在公元前第5个千年至少有两个主要的文化
传统，很可能是承袭着公元前10000年到5000年前那一段的同样的两个文化传统下来的，即北
方文化传统与南方文化传统。
可是到了公元前4000年，这五个新石器时代文化显然都在地域上向各方面扩张而彼此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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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的接触，而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自此开始呈示规模广泛的类似性，这些类似性
指明这些文化之间形成了一个交互作用圈。这些类似性特征应该包括语言类似性特征。这些
语言类似性特征，在南方文化区域里，长期存在发展，与本地区的百越语言相结合，从而逐
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南方汉语方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以后中国历史文明便是从地理上说在
这个公元前4000年前便已显形的一个交互作用圈之内逐渐形成的。
考古学文化区系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史前时期南方和北方的古代文化各有特点，彼此又有
密切联系。因此，南方和北方都是中国的文明的发源地。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国文化传统的
组合与重组可追溯到夏王朝的建立，但夏王朝文明并不是一花独放的。除了地处黄河中游的
夏朝之外，“夏有万邦”，“执玉帛者万国”。先商、先周也各有国家。在夏王朝时代，实
际上是众多国家的并立，周人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时还只
是一个理想的“天下”。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才是实现
了一统的中国。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形成经历了从共识的“中国”(即相当于龙山
时代或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广大黄河、长江流域文化的交流，各大文化区系间的彼此认
同)到理想的中国(三代的政治文化上的重组)，到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因此，我们在探
讨汉语形成的时候，应着眼于史前各大文化区系间的“文化交互作用”。同时，语言学的证
据也反映中华文明是由多元组成的。一般认为《诗经》代表的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文化传统，
但《诗经》中部分词源与南岛语、南亚语、壮侗、苗瑶语族相通，反映区系文化交流事实。
我们只有借助文化史的证据才能解决究竟谁借谁的问题。如“牙”**ngra/*nag/ya，比较：越
南语：“象牙”nga，：原始孟高棉语：*ngo'/a。原始台语：“獠牙”*nga。很显然，“牙”
的上古汉语形式跟原始孟高棉语的*ngo'/a形式很相似。罗杰瑞认为这是来源于原始澳台语的
借词。理由是：①最早的汉文献(甲骨文)记录是“齿”，“齿”的词义范围包含臼齿、动物
獠牙、长牙、象牙。②“牙”不见于甲、金文，相对于“齿”晚出。③最重要的是，北中国
曾有过大象，安阳殷墟曾发现象的遗骨，但在商周时很稀少，而且很珍贵。象牙主要是从长
江中下游的越人地区进献的《诗经》“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禹贡》上说淮
扬一带盛产“齿革羽毛”。显然，“齿”即指象牙。《韩非子·喻老》：“昔者纣为象箸而
箕子怖。”这样，就可圆满解释为什么汉语“牙”的形式会跟澳台语形式相似，这是物资文
化借用的结果。又如“弩”，*na/nuo/nu,比较：越南语：ha;proto-Mnong:*So'na;原始台语：*hnaa;
侬语：thena;Moso;tana。“弩”是古越人最常用的武器，考古发现古越人地区有大量的新石器
石弩，但据学者研究，汉人广泛使用“弩”是在汉代(徐中舒《弋射与弩之渊源及关于此类名
物之考释》)，而汉文献上关于弩这类兵器的记载(机括、发机)最早不超过战国时期，公元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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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世纪，弩由越人地区传入中原地区。
又如《诗·小雅·谷风》“维风及颓”，“颓”的词源是什么呢?据《尔雅·释天》“焚轮
谓之颓”。《毛诗故训传》和孙炎《尔雅注》释“颓”为一种旋风。据近人闻一多考证，“焚
轮”即丰隆，“颓”应指“雷”。闻说极是。屈原《离骚》：“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宠妃之
所在。”丰隆即雷义。这是个南方语言的词语，其音义至今仍保留在壮侗诸语言中。
又如“木”，《诗·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
以琼瑶。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玩。”邢公畹指出：诗经里的“木”可以跟壮傣语支诸语言
称果实为ma:k７比较。“木”字上古音为*muk。壮傣语支诸语言里的-a:k,-uk韵里的一
部分字可以跟汉语上古音屋部字相对应。侗傣语修饰成分常在被修饰成分后，如“桃子”泰
语称为ma:k7muan6，直译即“木桃”，可知远古“木瓜”、“木桃”、“木李”这种词法是
跟侗傣语一致的。邢说可以成立。
闽、客语至今保留一批活的口语常用词汇来源于古南岛语，例如“骹、囝、鱼、肉、哨笛、
蜘蛛、穿山甲、坂、寮、蛇、舌头、火。台刂、母亲、蟑螂。柚子”等一批方言里“有音无
字”的词。例如：
骨交，《广韵》平声肴韵“骹，口交切，陉骨近足细处。”李贺描写古越人《黄家洞》诗有
“彩巾缠足孝幅半斜”句，“足孝”即“骹”字，可知古越人称脚为“骹”。比较：
印尼 拉德语 排湾 壮 布依 傣西泰 侗 毛难 回辉
大腿paha pha dapal kal kallau4 xal khal pa1 pja1 kai11
我（1993,1994）曾论证过这是一组证据确凿的同源词。显然，闽语“骹” kha 是古南岛语词。
而这种身体部位的核心词，最能反映闽语的底层。长期以来，语言学家只注意到闽语有”古江
东层”,却根本忽视了闽语的古南岛语层。
《左传》：“虎，楚人谓乳毂，谓虎于兔。”郭璞《方言》注“于兔”条下注：“今江南
山夷呼虎为兔，音狗窦。”罗杰瑞构拟原始闽语为*klag.比较南亚语系“虎”：
munda:kul,kula.mon:kla.sedang:kla.高棉语khla,越南语khai。闽北“虎”#khu当来源于古越语。
《广韵》荠韵：“妳，楚人呼母，奴礼切。”“妳”在古楚青铜器上广泛使用。但
“妳”字却未见《说文》收录。“妳”在闽、粤、台语、苗瑶、南亚语中普遍使用，是同源
词。比较：福州#n ，建瓯#nai，广州nai%，侗nai4，水ni4,湘西苗ne7,标敏瑶ｎa2。南岛语：
邵ina,布农ina,鲁凯tina,阿眉斯wina,排湾
ina.南亚语：甘塘nai33，胖品nai31. 母亲, m 4黔东,mi48
湘西 mi8布努 ; ｍｅ６壮，mai4侗;!a!m 梅 !ｍ 连，!m!me长汀 m 3泰，傣;南亚语：南
虎
me,
艾
帅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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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散
m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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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敏等将“母亲”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ml ;这与客话音义完全对应。而壮侗、南亚语“母
亲”的n和m开头的两种形式正好与闽、客语的分途发展相对应。
谓“人”的词尾：闽语漳州
，永安： ；客话
均来源于壮侗语（邓1993，1995）。
东汉袁康《越绝书》卷三《越绝吴内传第四》：“越人谓人‘铩’也。”此词除见于汉代文
献外，还见于唐代作品。李贺〈黄家洞》诗：“官军自杀容州搓。”“搓”“铩”即古越人
的记音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