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1900年中華帝國的長江兩岸是英國商人的巨大“市場”，因此北方義和團的舉動引起了英國人的極大恐慌，他們認為帝國北方農民們的造反隊伍如果向南開進，將嚴重危及英國在帝國南方地區的商業活動。於是英國政府決定向長江派遣軍艦，以保護英國在長江流域的“特殊利益”。朝廷宣戰的前四天，即6月17日上午，英國駐漢口代理總領事法雷斯奉英國外交大臣的指令去見湖廣總督張之洞。法雷斯說的話令張之洞立即警惕起來。法雷斯說：“如果長江流域發生動亂，英國政府可以提供切實的軍事援助。”（何文德：《中國海關與義和團運動》。）這個外交辭令的含義很明白：如果義和團蔓延到長江流域，洋人的生命財產受到威脅，英國將向這個地區出兵。張之洞立即回答：如果需要援助的時候，會和英國領事協商的。但是，這裡不會發生什麼嚴重的事情——帝國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回答的含義也很明確：他有能力防止義和團在此地的蔓延，不需要英國人的一番“意”。帝國的南方官員不願意看到英國軍艦深入長江水道，因為此先例一開，各國軍隊就會隨之蜂擁而至，那樣帝國整個國家的政治利益和商業利益就會受到威脅。

張之洞隨後立即給兩江總督劉坤一發了電報，在兩人的觀點達成一致後，他們聯名致電中華帝國駐英國大使，請他轉告英國政府：中國自己有足夠的力量維護長江流域的安全。若英國一旦派軍艦進入長江，定會引起中國百姓“驚謠生事”，那樣的話各國“援照效尤，更難收拾”。

必須尋找出一個令雙方都感到安全的辦法。張之洞在先前給英國領事的電報中第一次提出了“互保”的概念：“我湖北已添重兵，貼出告示，嚴飭各州縣，禁謠拿匪，敢有生事者，立即正法，所有洋商教士，有我力任保護！”

這就是後來演變成著名的《東南互保章程》的發端。所謂“互保”，簡單地說便是：帝國南方官員絕不支持義和團殺洋人的舉動，不承認帝國政府對各國《宣戰詔書》的合法性，並且會採取各種措施保護洋人在華的安全和利益；洋人不得在帝國南方採取包括軍事攻擊在內的任何過激行為，必須遵守帝國的法律和道德禮儀，和中方以和平狀態進行正常的商品貿易。

普天之下，皇土之上，帝國的官員曾幾何時敢說朝廷的詔書不合法？而現在，帝國南方的封疆大臣要聯手保護帝國東南的安全和利益，為此他們不惜抗旨！

大理寺卿、時任帝國電報局督辦的盛宣懷由於職務關係，最先看到了朝廷指示南方各省大員“召集義民”的命令。盛宣懷竟然把朝廷的電報扣押下來，然後立即給李鴻章發了電報。

這是一封極其重要的電報，它不但準確地預測了帝國政局發展的未來，而且首次提出了“聯絡一氣，以保疆土”的建議：

千萬秘密。廿三署文，勒限各使出京，至今無信，各國咸來問訊。以一敵眾，理屈勢窮。俄已據榆關，日本萬餘人已出廣島，英法德亦必發兵。瓦解即在目前，已無挽救之法。初十以後，朝政皆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兩宮所出者，將來必如咸豐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為疆臣計，各省集義團禦侮，必同歸於盡。欲全東南以保宗社，諸大帥須以權宜應之，以定各國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撫聯絡一氣，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辦法。（《李鴻章全集·電稿》，卷二十二。）

李鴻章立即把這封電報轉給了劉坤一、張之洞。

6 月21日，令南方官員和洋人們都感到驚慌的消息傳來：帝國政府宣布自即日起與各國正式進入戰爭狀態。帝國的南方官員立即用電報緊急磋商，最後達成這樣的看法：朝廷的決定是在“暴民脅迫了政府”和“朝廷里出了拳黨”的情況下做出的，《宣戰詔書》的頒布“絕不是皇上的本意”。張之洞立即給朝廷打電報，要求朝廷 “命令董福祥軍不得亂動”，“嚴密保護使館和使館人員以及外僑的生命財產安全。”張之洞提醒朝廷，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只有保住使館才有挽回局勢的可能”。

然而，就在帝國南方的大員們猜測朝廷的《宣戰詔書》是否有效和自己應該採取的應對措施的時候，朝廷要求各省立即派遣兵力“北上勤王”的聖旨到了。面對上面蓋有皇帝玉璽的聖旨，官員們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對《宣戰詔書》的表態只是態度，現在朝廷要讓他們行動了。帝國官場的常識是，官員可以貪污、受賄、腐化、墮落，甚至可以消極怠工，可以以私誤國，帝國的官場從沒把這些這些“小節”放進官場道德的範疇中去；但是，自古以來，帝國的官場決不允許抗旨——“旨”這個漢字在中國有一種威嚴的氛圍，它的含義已經超出了“皇家文書”的字面解釋，而成為“不得更改”的代名詞。在帝國，是否“遵旨”是衡量一個官員是否“道德圓滿”的最基本的也是惟一的標準。一個帝國的官員如果公開宣布他要“抗旨”，不要說他的腦袋用不了多久就要搬家，就是周圍的人以及身後的歷史對他吐出的譴責的唾沫也會把他淹死。

帝國南方的官員們正為難的時候，李鴻章獨自一人給朝廷發去了一封電報——帝國兩廣總督李鴻章對朝廷要求各省派遣兵力“北上勤王”的聖旨態度是：“此亂命也，粵不奉詔。”（羅敦融：《庚子國變記》，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0頁。）

“亂命”一詞是李鴻章精心選擇的政治術語，意思是所抗之“旨”是一個不真實的“偽詔”，因此不存在對帝國政府的反叛意圖——帝國南方的官員還沒有大膽到可以不加掩飾地與朝廷分庭抗禮的地步。儘管如此，這個表態已經是開天闢地了。帝國南方的官員們獲悉李鴻章的電文後信心大增，決心將帝國南方各省聯合在一起，抗旨到底。

這也許是上一個世紀之交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話，它標誌着在封建帝國內具有近代政治意識的官員第一次在國家政治事務中顯示出鮮明的獨立性和抗爭性。大清國南方日益活躍的商品貿易和經濟活動，潛移默化地影響着官員們的思維方式和統治模式，這種影響雖可能如風蝕岩石般緩慢但卻是不可逆轉的。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閩浙總督許應　、四川總督奎俊等在獲悉了李鴻章的電文後，確定了共同抗旨以求東南互保的原則。他們的道理很簡單：如果大清國的南方也發生了動亂，那麼亂了敵人的同時肯定也要亂了自己。雖然在以後很長時期內這些人被是非不分的部分國人痛斥為一群“出賣民族利益的無恥之徒”，但在１９００年的庚子巨禍中究竟是他們確保了大清國南方半壁江山的穩定，並在事後獲得了慈禧和光緒的讚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