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杭的衰落：“苏杭出美女”为何名不副实

“苏杭”如今难觅美女

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自古苏杭出美女”。据说，这句话开始于宋代。清代乾隆三下江南玩弄妇女，可见苏杭美女多并非虚传。

我和许多同学朋友聊天，大家总感到我们的老祖宗真没眼光，因为他们告诉儿孙们说“苏杭出美女”，但那是前人留下的最大骗局。记得小时和同学朋友过江浙苏杭，总是用那刀刻般的眼光寻找苏杭美女，但总是很失望地归来，总感到在家乡还能见美女，在苏杭还真是难得一见美女。只是为什么老祖宗们要说苏杭出美女呢？苏杭是江南水乡，我家乡也是江南水乡啊。

苏杭的衰落：两个城市与一个时代

清军进犯太平天国对江南的浩劫性破坏，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江南传统的中心城市——苏州和杭州的衰落了。

苏州，位于太湖流域下游，处江、湖、海之间，枕江倚湖，兼有江湖之利，陆海之饶，隋唐时就已是东南巨郡都会，至宋、明、清时期，苏州经济繁荣，民殷物阜，科甲鼎盛，人文荟萃，被誉为“科甲之乡”、“东南财赋之区”，不仅成为中国最美丽、富庶、繁华的地方，而且是主导天下雅俗的地方，所谓“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苏州经济上的富庶与繁华，文化上的精致与优雅，使它成为江南地区当之无愧的中心城市。因此，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又常常成为全国视线聚焦的地方，即使是乾隆皇帝也无法抗拒它的富庶与繁华、精致与优雅组合而成的奇特魔力，面对江南的这种魔力，他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酸酸的。他既为江南所吸引，数度南巡，又觉得江南有一些他无法认同的东西，不失时机地刻意予以贬抑。乾隆皇帝的这种心理，哈佛大学的孔飞力教授在《叫魂》一书中有一段极精彩的刻画：

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这便是满人对于江南的看法。在这个“鱼米之乡”，繁荣兴旺的农业与勃勃发展的商业造就了优雅的气质和学术成就。北京大部分的粮食供应，是经过大运河从江南运来的。因此，几百年来，帝国的统治者们便发现，他们需要不断地同江南上层人士争夺那里多余的粮食。同样令北京统治者感到头疼的，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对于踞傲不逊的上层学界的政治控制。江南的学界精英所期期以求的并不仅仅是在科举考试中占有一席之地或获得高官厚禄。如果有什么人能让一个满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面对这个久已存在的江南问题，在处理这种爱恨交织的关系时，弘历（即乾隆皇帝）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凡是满族人眼里最具汉人特征的东西均以江南文化为中心：这里的文化最奢侈，最学究气，也最讲究艺术品味，但从满人古板严谨的观点来看，这里的文化也最腐败。正因为江南文化有着种种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它才对满人的价值观念——那种弘历喜欢想象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威胁。如果满人在中国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话，那么，正是江南文化对他们造成了最大的损害。（注：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94页。）

在北京统治者对江南的矛盾心理和暧昧态度背后，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在社会经济和人文传统方面所具有的超强的辐射能力，这种辐射能力是任何一个其他区域所无法比拟和匹敌的。明清时期的苏州，以及以苏州为中心城市的江南代表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极致。

作为“天下四聚”之一，苏州的富庶与繁华，对于农民造反者来说，当然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当他们以席卷之势攻克武昌后做出沿江东下的战略决策的时候，内心里想的最多的大概就是江南的财富了，所谓“三江财富尤贼（指太平军）所觊觎”。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江南便成了攻防易守的战区。 1860年5月，太平军决定东征苏州、上海，由李秀成统帅数万大军。于是，江南最富庶的地区亦沦为战区，到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兵锋所至，官绅、商人和地主纷纷携着逃跑。苏州是当时江苏省的省城，由巡抚徐有壬负责城防，对抗李秀成军。徐有壬和总兵马德昭出于城防的需要，颁布三道命令：“首令民装裹，次令迁徙，三令纵火”。三令一出，苏州向来万商云集市肆繁盛的金门、阊门一带，顷刻之间烟焰蔽天，日夜不息，城内外秩序大乱，号哭之声震天。时人曾作《姑苏哀》，讽刺当道：“清军十万仓皇来，三日城门闭不开。抚军下令烧民屋，城外万户成寒灰。健儿应募尽反颜，弃甲堆积如丘山。”（注：转引自李寿龄《匏斋遗稿》卷3，第6-7页。）城外是延烧不息的大火，城内则鸡飞狗跳、惊惶失措，守城兵勇见大势不好，四处焚掠，一派末日景象。

6月2日，李秀成军攻克了苏州，并以苏州为首府建立了太平天国苏福省。作为李秀成的“分地”，苏福省建立后，采取了一些稳定社会秩序的有效措施，苏州的商业重新出现了兴旺景象，所谓“百货云屯，流民雨集，盛于未乱时倍蓰”。但，苏州亦遭受严重破坏。太平军不仅摧毁了城市里的行会组织，也破坏了手工业工场和作坊，许多行业陷于停顿。据太平天国史专家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称：一向十分活跃的行会组织完全被摧毁，行会董事大多逃散或死于战乱，丝经行、丝行商人的行会丝业公所的董事“遭兵四散”；水木作行会“自遭兵燹，前董均多物故”；刺绣业的锦文公所、剃头业的整容公所以及明瓦业公所、圆金业公所等行会，“公所房屋被毁无存”；小木公所“房屋被毁，所有各项帐目及行规等件，一并失去”（注：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 315页。）。此后，苏州一直“是太平天国整个东南战场的指挥中心，又是太平军南下浙江、东进上海的基地，并以其强大的财力、物力，支援了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斗争。皖北沦丧后，苏州更成为天京赖以依托的后方和物资供应基地”（注：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0 页。）。

但是，只要是战区，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恢复和繁荣。随着整个战局的大逆转，湘军由战略守势转入战略攻势，李秀成苦心经营的苏福省也就成了湘军、淮军的必争之地。在曾国藩的整个战略中，重点是天京会战，苏南和浙江是牵制战场，意在牵制李秀成的后方力量，减少围攻天京的阻力。但李鸿章、左宗棠抓住天京会战吸引李秀成主力之机，在苏南和浙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使李秀成顿时陷入困境。1863年初，李鸿章统帅的淮军向苏福省挺进，李秀成军与之展开惨烈的大搏杀。

大搏杀开始以后，李秀成治下的苏福省的情况变得恶劣起来。到处是触目惊心的荒凉惨象，到处呈现出混乱、荒寂、悲惨的光景。

在这场大搏杀中，繁华的江南“尽成废墟”，田园荒芜，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被摧毁殆尽，人口锐减。据统计，1831年时，苏州府九县一厅，“实在人丁”340余万，到1865年只剩下128万左右。1863年12月苏州陷落后，李鸿章对苏州城进行“大清洗”，至少有3万太平军将士被押至刑场处死。据说，屠杀发生20天以后，抛满尸体的河道仍旧水带红色，地下3英尺深都浸染了鲜血。1865年1月13日《上海之友》报发表了一位外国商人从苏州到南京的沿途见闻：

在白齐文到南京去的时候（案：白齐文于1863年7月去苏州，8月到南京），南京和苏州之间一带乡间是可爱的花园，运河两岸十八里内全都排列着房舍，居民像蜂群似的忙碌着，处处显示出这些人民有理由可以预期到的繁荣景象。自苏州复归于清军之手后，这些房舍以及无数桥梁全都消失了。整个十八里之内没有一幢房子，四周乡间，举目荒凉。人民畏清兵如豺虎，一见就惶惶逃命。看不见男人，看不见妇女，看不见儿童，也看不见任何一头牲畜。……在通往无锡的路上，遍地荒芜，荆草漫生。……可是沿途布满了数不清的白骨骷髅和半腐的尸体，使人望而生畏。这里没有做买卖的船只，商业绝迹，无锡已成为一片废墟。……到常州府，沿途九十五里，仍旧是一片荒芜凄惨的景象，不见一个做工的人。遍地荒蒿，杂草没胫。……从常州府到丹阳遍地布满了白骨，不幸的太平军，更可能是无辜的村民，一定遭到了极其可怕的屠戮。我从丹阳前进四十五里，前进得越远，地方上的情况就越坏，一言以蔽之，整个情况是“一团糟” （注：呤俐著，王维周、王元化译：《太平天国亲历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66-568页。）。

浩劫之后，江南“几于百里无人烟，其中大半人民死亡，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苏州更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坏，经济上的富庶与繁华随风而逝，文化上的极致与优雅亦如梦幻般消失了。湘军和淮军除了一再上演这样的兽行，还在安庆、苏州、天京等地陷落后进行过惨无人道的大屠城。

和苏州的命运相似，受太平军战事的强力冲击，杭州从19世纪中叶开始加速地走向衰落，并最终促成了江南地区城市中心等级的重新调整。首先，杭州丧失了在以京杭大运河为南北命脉的古老商业网络中的战略地位。1853年，太平军占领江南地区时，封锁了大运河上的交通运输，切断了贯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清廷和商人只好发展途径上海的海上运输，这种变化导致了运河城市带的急遽衰落；其次，太平军和清军的战斗，加速了杭州城市衰落的命运。19世纪60年代初，太平军摧毁了杭州城，号称天堂的杭州，城市人口从80余万骤减至20万，一度仅剩下了7万多人。到上世纪末只有6、7十万人口，现在的百多万只是把江对岸的萧山等郊区县市都划为市区才得来的。

必须指出的是，太平天国期间中国人口的过量死亡并非都是太平军所致，许多史料显示太平军在一定程度上同情穷人，有时甚至宽容富人，对“满城”兵民则一般清洗殆尽。而曾国藩和他的同僚们则坚决主张将太平军斩尽杀绝，即使对叛变投降者和俘虏也不例外。李秀成在被俘后写的自述中回忆：如果曾国藩及其部将对说广西（太平天国的发源地）话的太平军采取纳降、而不是坚持一概杀戮的话，太平军早已自行解体了。湘军和淮军除了一再上演这样的兽行，除了苏州、杭州之外，还在安庆、天京、嘉兴等地陷落后进行过惨无人道的大屠城。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死于清军之手的人口远远多死于太平军之手。

重要的是，杭州衰落之日，正是上海崛起之时。得益于破坏杭州繁荣的上述两个因素，以及在对外通商的刺激下，上海从过去普通的滨海县城，迅速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大都市（注：参见Liping Wang,Tourism and Spacial Change in Hangzhou,1911-1927,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1900-1950,Edited by Joseph W.Eserick,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Honolulu,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