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掩藏的历史：刘少奇对“文革”的独特贡献

宋永毅

把“文化革命”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滥觞于“四清运动”。据中共官方的《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最早提出把“文化革命”作为政治斗争形式的人是当年身兼副总理之职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1964年12月27日，“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全体会议，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发言。……陆定一主要讲文化革命问题。他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在专政，并点了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45]随后陆定一自兼文化部部长，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文化部的整风，他们主持起草了“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1965年10月30日）”。这份文件把“文化革命”的概念加以扩展延伸，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概念。该报告第一部分第一段写道：“毛主席的两次批示，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督促和领导，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推动了全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激烈的、深刻而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46]虽然陆定一和周扬在“文革”中先后被打倒，但他们确实率先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概念和定义，时间上先于毛泽东，而且陆定一和周扬主持起草的这份文件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说法非常接近毛后来形成的“文革”思想和理论。在中共党史上，陆定一和周扬在产生和形成“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论方面留下了抹不掉的足迹。

　　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中央的一线领导工作，他们于1966年1月23日向全国批转了中宣部主持领导下起草的这份文化部党委的“汇报提纲”。在“中央批转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这一文件里，中共中央加了如下批语：

　　“中央同意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当前文化战线上的形势很好。事实证明，只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文艺方向去做，整个面貌就会改变。文艺战线是一条重要的战线，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希望各级党委认真把这条战线的工作管起来。当前主要是组织文化艺术工作者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切实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深入工农兵群众，克服文化队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缺点；同时认真抓创作和领导好整个文化工作。这样坚持下去，几年之后，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一定会取得显著的成果。“[47]

　　由此可见，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人并非“文革”的反对者，他们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一样，都拥护“文革”，也为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手法作了部分“贡献”。不过，在刘、彭、陆等人的心目中，“文革”应该属于思想文化诸领域内的政治清洗，要由他们和各级共产党组织来领导，目的是巩固党的统治，他们自然不认为“文化革命”会清洗到自己头上。上文提到，“四清”时刘少奇对通过残酷斗争式的政治运动来“反修防修”极为热衷。在1964年6月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和毛泽东一起大谈特谈“中央可能出赫鲁晓夫”；刘甚至主张，如果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在那次会上刘还一再强调，要追上面的“根子”，他说，“朝中有人”、“危险在上面”，“公社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县委、地委有人保护。地委有问题，一定是省里、中央有人”。[48]《刘少奇之路》一书称刘少奇把“反修”政治运动的打击对象限定在“省、市这样一些层次”，这个说法是违背史实的。如果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打击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这一目标上有什么分歧的话，那就是，刘少奇认为，比他地位低的其他高级领导人都可以被当做“赫鲁晓夫”批判打倒，而毛则认为，刘少奇也算是“赫鲁晓夫”；除此之外，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其他问题上其实是高度一致的。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刘少奇在1966年8月以前的思想和表现，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三、“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个伪命题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记得这样一个官方说法：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执行了一条和毛泽东对着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前，随着刘少奇之子党内地位的提升和毛氏后人的落魄，出现了一些大力美化这条“反动路线”的说法。例如，刘少奇之子刘源在自己写的书中借他人之口说：“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是一条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路线。它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国情民情，行之有效。”[49]由于刘少奇在“文革”发动初期直至失去自由前，曾任中共的第二把手，对中共发动“文革”的一系列文件和纲领他都是赞成的，因此他对“文革”毕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连刘源也不得不承认：“不管有多少客观原因，他身为国家主席，没有能阻止国家陷入大灾难；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没能制止党受到大破坏；作为人民信任的领袖，没能保护人民免受巨大的损失。算不算一种失职呢？我想，这是不能以‘维护党的统一’，或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委曲求全’来解释的”。[50]

　　刘少奇在中共历史上有过一系列重要“贡献”。从延安时代他在中共“七大”上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并确立其至尊地位，到鼓励全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刘少奇都发挥了带头领先的作用。刘少奇一手领导的“四清”运动，则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作了政治上、理论上乃至方法上的具体准备。在“文革”的发动过程中，刘少奇主持的一线中央领导对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思想、纲领和步骤并无任何“抵制”，相反却千方百计地揣摩上意，唯唯诺诺，亦步亦趋。刘少奇在位期间，在发动“文革”和领导初期“文革”等方面，他究竟做了哪些事，到底有多大的责任？确如其子所言，只是一般性的“失职”吗？

　　要回答以上问题，就必须破除长期以来官方话语迷雾所营造出来的几个错觉。一旦史实得以澄清，究竟是否存在过一条和毛泽东对着干的刘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谜团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错觉之一：刘少奇反对毛泽东发动“文革”？

　　此说的理由是，刘少奇对毛的“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提出过修改意见。在大陆党史和刘少奇研究者的文著里有这样一种流行的说法：刘少奇对康生、陈伯达等人全盘否定其他人意见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能改动的做法有不同意见：“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是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51]这一说法本身漏洞颇多。刘少奇建议修改的究竟是什么，是重要文字还是标点符号？若只是建议改动标点符号，无论其建议是否被采纳，都无法导出刘少奇反对毛发动的“文革”这一结论；即便是建议改动文字，也不能就此判断刘反对发动“文革”，因为还存在着把文字改得更激烈这种可能性。这一说法实际上是用一种含糊不清、事实不明的话语，把一种无法证实的意向当做真实行动来美化刘少奇的形像。

　　当时会议亲历者的回忆表明，上述说法可能完全是臆造的。例如，李雪峰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1966年5月4日到26日期间召开的这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5月16日上午9时，在人大会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仍由少奇主持。小平讲话，介绍‘五。一六通知’内容。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少奇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又叫‘五。一六通知’”。[52]当事人陈伯达的回忆录也从没有任何关于刘少奇反对“五。一六通知”的记载。[53]

　　“文革”的第一步是毛泽东于1966年4、5月间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定罪。彭、罗、陆、杨四人都是刘少奇在中央的重要同盟者，其中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班底还是刘当年领导北方局时的老部下，彭真更是刘提拔倚重的亲信。“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垮台，使毛泽东得以控制中枢要地──首都、军队和中央办公厅。刘少奇对此既未提出任何异议，也未作任何抵制，相反却积极配合毛的部署，采取一味拥护赞成、甚至落石下井的态度。据李雪峰回忆，1966年4月19日刘少奇出国回来后立刻去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刘少奇主持，总理讲话，因为少奇从3月16日就不在国内，对这段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会议实际是总理主持。在会上少奇点了两个人的名。”[54]刘少奇“点名”某人为“反党分子”是代表了中央政治局的，被刘点名抛出来的大概就包括他的亲信彭真。1966年5月18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会见越共主席胡志明，会见时刘少奇告诉这位越共领导人，“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其问题已经解决了。[55]当时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当中，朱德对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持消极态度，因而被中央责令检讨，1966年5月23日刘少奇主持了对朱德的批判会。

　　从1966年6月27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关于“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一案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文革”初步部署的态度。在这个座谈会上刘少奇说：“最近，在我们党内斗争中，揭露了几个负责人的问题，从性质上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严重的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影响到我们党内，而且影响到党外，影响到我们的国家、我国的人民，可以说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事件，进行地下活动、阴谋活动、反党活动的事件……彭真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喜欢搞个人突出，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如果他们政变成功，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主席前几年同罗瑞卿、贺龙同志讲，我们国家是否会变颜色，如果发生政变，会不会把我们也抓起来？贺龙同志当时听了傻了。不要以为政变是没有可能的，是有这种可能的。当然如果他们搞政变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别是毛主席还健在的时候。这次彭、罗、陆、杨还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56]

　　毛泽东制造“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难道刘少奇竟然会毫无觉察？据当时的华北局负责人李雪峰回忆，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林彪于5月18日作了发言，大谈“政变经”，李雪峰和与会代表当时便知道矛头指向了刘少奇：“他（指林彪）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57]据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回忆，中央不少人在毛发动“文革”前就已经知道矛头所指是刘少奇，还包括周恩来。[58]既然刘少奇当时的地位危如累卵，他为什么还积极拥护毛泽东针对他的行动，毫不留情地尖锐批判自己的亲信彭真？了解中共党内政治文化的人其实不难明白，刘这么做，除了表明他仍对毛心存侥幸外，不外是为了向毛表示他的忠心耿耿；他不仅以自己坚决支持“文革”的态度争取求得毛的谅解，还用牺牲别人──包括将他的亲密战友和老部下送进毛泽东的“文革”政治绞肉机──的方式换取自己的幸免。简言之，刘少奇当时的所思所为就是害人保己。

　　错觉之二：刘少奇反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确实以请教的方式婉转地表达过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法的不同意见，但毛批评他后，刘便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以臣服姿态赞成并拥护这一提法了。

　　从1966年5月到7月，刘少奇是党中央一线对全国“文革”的实际领导者。这段时期内，刘不但在口头上拥护毛的“走资派”理论，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了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人物”的“文革”运动。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颁发和批转了近十个文件，以指导全国的“文革”运动。[59]

　　在刘邓的一线中央的领导下，各地党委批判斗争了数百名中央与地方的文艺、宣传和教育系统的干部，揪出了一大批所谓的“黑帮”、“三家村”，这些斗争对象无一不是经过中共中央或中央局、省委、市委定性打倒后再抛出来交给“革命群众”批斗的。被批斗者当中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等当时文化界的主要负责人，有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副校长范若愚等人；此外还有各省市负责文教宣传的负责人，如辽宁省委书记周恒、哈尔滨市委书记郑依平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牛乃文，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当时定性为“黑帮”），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张黎群（当时定性为“黑帮”）和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马识途、李亚群、沙汀（当时定性为“三家村”），贵州省委宣传部长兼《贵州日报》总编辑汪小川（当时定性为“黑帮”），安徽省省委宣传部长李凡夫、居荟明、王世杰（当时定性为“三家村”）、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当时定性为“云南三家村”）、上海市委管文教的候补书记杨西光等人。仅在中南地区，被刘邓的一线中央点名批判的就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副校长兼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人。在教育界，刘邓的一线中央还点名批判了高教部部长兼清华校长蒋南翔，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娄平，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东北工学院前党委书记柳运光，沈阳农学院院长张克威，吉林大学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大连工学院院长屈伯川，东北林学院党委书记王禹明，辽宁大学校长邵凯以及他与杨俊超等人的所谓“黑帮”，浙江大学校长刘丹（定性为“黑帮”），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定性为“黑帮”）。在上海市，由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代表市委宣布打倒的文教系统“反动学术权威”包括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周谷城和周予同、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平心、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俊民、上海电影局副局长瞿白音、上海作家协会的叶以群和王西彦等人。

　　此外，刘少奇在这段时期还直接批判和撤换了一些省、市委第一书记。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一线中央领导人亲自指导过一个马拉松式的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刘、邓、周与毛的“文革”派人物一起，“连续斗垮北京的彭真、刘仁，天津的万晓塘、张淮三，河北的林铁，山西的卫恒，从而为‘文革’大地震扫清华北地区的障碍[60]”。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又亲自出马，代表中央严厉批判了乌兰夫。他们按照“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指斥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从而将乌兰夫打成继彭真之后的又一个省委书记级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根据刘邓的指示，华北局于7月底起草了“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该报告称，“根据揭发出的大量事实”确认乌兰夫有五大错误：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以“三五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该报告给乌兰夫做出的政治结论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自此乌兰夫开始经历漫长的、与世隔绝的软禁生活。[61]

　　长期以来许多人一直错误地以为：上述这些宣传、文艺、教育、新闻界“黑帮人物”是被毛泽东和“四人帮”支持的“造反派”打倒的。其实，对他们直接下手的是刘邓主持领导的一线中央，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的是各级党委直接操纵的“革命群众”──那时候“四人帮”和“造反派”还未出世呢！

　　显然，就抓“党内走资派”这一原则而言，毛泽东和刘少奇本来就没有“路线”分歧，只是两人的个人企图不同而已。毛泽东想通过抓“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垮刘少奇；而刘少奇则希望通过打击毛所憎恶的一大批党内主管教育文艺和宣传的高级干部，保全自己。刘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把大批干部打成“黑帮”和“三家村”，就能满足毛泽东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革命”欲望，自己可以借此混战而得以脱身。

　　错觉之三：“文革”初期刘少奇派工作组阻止运动展开？

　　时下一些中共党史研究者常常闪烁其词地把刘少奇主持的一线中央“派工作组”的决定说成是“开始抵制，力图想停止这场‘大革命’”的措施[62]，这显然违背了史实。

　　在“文革”运动开始后的头几个月里，毛泽东对派工作组发动“文革”一直持肯定态度。例如，1966年7月2日，经毛批准，刘邓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中发[66]336号文件）。该文件提到：“正在进行‘四清’的单位，要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把文化大革命插进去进行。”1966年7月23日，毛泽东同意下发的“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中发[66]378号文件）也提到：“采取抽调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办法组织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革命”。[63]事实上，由上级党委派工作组去领导下级单位的政治运动，是中共政治操作的惯例。“文革”初期最早派出的两个工作组──以陈伯达为首的《人民日报》工作组和以张承先为队长的北大工作组都是毛泽东同意和赞成的。[64]所以邓小平向《人民日报》负责人传达中央指示时说：“由伯达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到人民日报，改变现状，改变版面。使它真正成为中央机关报，应指导和宣传文化大革命。”[65]

　　海外“文革”研究学者王友琴认为：“没有工作组的发动和领导，学生们怎么敢起来攻击学校当局？学校都是由共产党党委领导的。在共产党中央的支持下，学生才开始大规模的攻击学校领导，把他们统统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参与清华大学工作组。他们撤销了时任高教部长、清华大学领导人的蒋南翔的职务。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17岁，她最早开始在中学里攻击学校领导人，并当上了该校‘文革’委员会的头头。北京的中学在6月初停课，工作组也在那一时期进入学校。刘少奇1966年6月20日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的工作组成员的讲话中说：”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先斗刘超还是早了，先攻敌人的弱点，再攻敌人的中坚，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敌人，那几个都是受到刘超指挥的，要争取几个人起义。首先要争取学生，教员也要争取。‘’要斗刘超，现在不斗。不是不斗，积极准备斗，不是停下来，是积极准备。‘刘超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校长及中共支部书记。他在两个星期里被国家主席定性为’敌人‘，既不能自我辩护，也无处可离开，更不能反抗。以堂堂国家主席的地位，把一个中学校长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敌人‘，亲自指挥、策划工作组以及他的17岁的女儿攻击这位校长。这样冷酷无情、违背法律程序的迫害，直接来自刘少奇。这不是刘超一个人的遭遇。在1966年6月7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全国学校的老师校长都受到攻击。“[66]

　　在运动初期利用工作队整肃干部群众的过程中，刘少奇除了表现出共产党领导人共有的冷酷之外，还表现出了他领导下中共政治运动的残酷性。刘在批转一系列中央文件时多次杀气腾腾地指示，要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他在“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批示：“大学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在运动后期进行；打击应当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是打击个别最坏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级以下和初中学生中，一律不进行反右派斗争，不划右派分子，如发现行反革命或坏分子，可依法处理。”[67]1966年“文革”爆发时全国有1百多万大学生和数千万中学生，再加上数百万教师，如果按刘少奇划定的1％的“右派指标”（在实践中打击范围一定会扩大），将有近百万青年学子被打成“阶级敌人”。据北京的学生组织“文革”初期所作的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统计，反革命工作组把10，211个革命小将打成‘右派’，把2，591个教师打成‘反革命’。这是血淋淋的数字！”[68]由此可见，刘少奇在残酷迫害无辜群众这一点上丝毫不逊于毛泽东。

　　刘少奇派工作组抓“右派”这一做法其实是毛1957年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实施“引蛇出洞”的“阳谋”之翻版，何况事先获得毛的允准。因此，当毛1966年夏从外地回到北京，然后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面尖锐地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在北京专政”时，刘明显不服，认为是毛出尔反尔，以致于两人当面发生了争执。其实，无论刘是否同意毛的主张，是否派出工作组，也无论他怎样前倨后恭、小心谨慎，甚至以牺牲亲信同僚的政治生命来讨毛的欢心，毛泽东都会寻找借口把他打倒。毛泽东对刘少奇采取了先“引蛇出洞”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谋。“文革”初起，毛躲在外地不肯回京，委托刘“相机处理运动问题[69]”。既然是“欲加之罪”，所以刘无论怎样“相机处理”都会是“错”的：刘少奇派出工作组，毛就指责他“镇压革命群众”、执行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刘不派工作组，毛同样可以指责他“放弃党的领导”、“对抗文化革命”。当刘少奇和他派出的工作组在各学校针对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师生大玩毛泽东1957年“引蛇出洞”的“阳谋”游戏时，毛泽东正等着与刘少奇玩一个更大的“引蛇出洞”游戏。当时的局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可以说，刘少奇自始至终被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中，成了最大的输家。

　　考诸历史，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文革”初期，刘少奇的决定都报经毛的批准，而那时毛也从未提出过与刘少奇的政策主张有所区别的什么“革命路线”。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初期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实就是这一时期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两者是一回事。如果说毛与刘之间有所区别，那就是毛除了支持刘少奇的“文革”部署之外，还有另一套策划，即躲在刘的背后，一面为倒刘预作准备，一面等着抓刘的“辫子”；而刘站在前台，既无法也无力抵抗毛的“暗算”。至于毛为了打倒刘少奇而如何罗织莫须有的罪名，其实是不难看清的。中国大陆专门研究刘少奇的黄峥对此也有同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邓小平在指导运动过程中，是努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做的，并没有提出一套相反的主张。”[70]现在，刘少奇之子把当年刘邓的“文革”路线说成“实际上是一条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路线”，这是刻意美化刘少奇、夸大和制造他与毛泽东政治上的“分歧”的天方夜谭。

　　历史的真相是，“文革”初起，毛泽东发现刘落入他精心部署的“引蛇出洞”的陷阱后，于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出尔反尔地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指导“文革”的运动方式，仿佛毛本人从来不知道、也从未同意过派工作组一事。1966年8月4日，毛又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对刘搞突然袭击，指责他在北京“镇压群众运动”，并声色俱厉地点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刘当时未能按捺住对毛出尔反尔的不满，曾冲口而说出，“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71]第二天毛就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同时提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刘少奇则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从此，刘少奇被赶出了中央一线的领导位置，开始了漫长的软禁、批斗、关押并最终被折磨致死的黑暗岁月。

　　应当指出的是，刘少奇直到毛泽东直接攻击自己、个人生存受到威胁时，才开始有一点不满言论（此仅见于史学上非常不可靠的家属的回忆）和辩解。然而，在毛的压力下，刘每每按照毛无理攻击他的调子做“检查”，从大量现存史料中实在找不出什么刘少奇对毛泽东作“抵制”、“反抗”和“抗争”的证据。为什么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都在毛泽东的压力下违心地做检查呢？难道他们真认为自己错了吗？抑或只是屈从于毛泽东的淫威？这个问题或许还可以这样问：刘少奇明知毛泽东要整垮自己，为什么不联合其他中央领导人反抗抵制呢？

　　笔者以为，这些中共领导人对毛泽东作为中共至高无上的领袖之地位以及对中共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是他们迅速缴械认错的最主要原因──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可以对抗毛的思想武器和政治手段。中共把毛泽东捧成半人半神式领袖人物的造神运动，始于延安的“七大”时期，而刘少奇就是这个造神运动的始作俑者，到了在60年代林彪又把造神运动推向新的顶峰。这种造神运动的结局只有一个：造神者们对毛的任何抵制和反抗，都会在他们自己的头脑中形成“信徒反抗上帝”式的无解悖论；在“神”与皈依的信众之间若发生任何对立，其结果只能是信众的认错和臣服。就刘少奇个人而论，他在中共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自己的战功和地盘，只是作为毛最忠实的依附者和献媚者才坐上中共的第二把交椅。所以，刘本人既无任何政治实力，也无任何精神力量去与毛抗衡。刘在中共党内地位之脆弱诚如毛泽东所言：“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就中共当时的高层政治格局而言，无论是刘少奇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会产生一丝一毫的“联合其他中央领导共同反抗毛”的念头。

　　概言之，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与毛泽东在推行“文革”一事上并无所谓的“两条路线”的分歧，刘、邓、彭等人的悲剧其实不过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现代版而已。最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个置他们于死地的现代“君王”恰恰是这些自称坚持实行“党内民主”的“臣子”们主动供奉在“神坛”上的。

　　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起源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和“重提阶级斗争”，历经“四清”运动的实践，最后才臻成熟。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72]回顾历史，人们会遗憾地发现：“文革”的发生绝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罪过，也不只是其忠实追随者林彪、江青等人的罪过；刘、邓、周、彭（真）等中共“卓越的领导人”都为“文革”作出了他们各自的“贡献”，其中尤以“文革”的最大受难者刘少奇的“贡献”为最。

　　本文将被刻意掩藏的刘少奇与“文革”的关系之真相揭橥于世，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在“文革”中被打倒和清洗的刘少奇及其他中共高层人物，曾是“文革”的积极推动者和拥护者。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革”确确实实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即集体犯罪的结果。本文通过对史料的爬梳分析，澄清了一些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历史错觉，发掘出刘少奇悲剧的实质：这是一个不遗余力的造神者最终被他所尊奉的神无情抛弃并残杀的悲剧，也是一个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头来自掘坟墓的悲剧，更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背叛者最后众叛亲离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