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向斯大林學到了什麼？
──中蘇“文化革命”的比較及其啟示

程曉農

在有關共產黨國家政治演變的研究中，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一向被視為毛澤東獨創的異想天開的政治試驗。中國和西方的學者談到“文革”這一概念或政治運動本身時，往往不約而同地把它與毛澤東時代的最後10年聯繫在一起。其實，“文化革命”並非毛澤東獨創，而是他從蘇聯模仿來的政治舶來品：“文化革命”的始祖不是毛澤東，而是斯大林。

　　早在1928年到1931年，蘇聯就推行過“文化革命”運動。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在其政策話語裡，從蘇聯模仿來的“文化革命”一詞曾頻繁出現在重要的黨政文件里。從1964年到1966年8月，中共在文化教育領域內採取的一系列政治行動也與蘇聯30多年前推行過的“文化革命”十分相似；但從1966年8月起，毛澤東將一場類似於蘇聯的“文化革命”轉變成了“文化革命”加“政治大清洗”的“文化大革命”，由此產生了比蘇聯的“文化革命”更為惡劣、廣泛、深刻的後果。

　　1978年，美國的蘇聯問題學者費茨派垂克（Sheila Fitzpatrick）編輯出版了一本《俄國的文化革命，1928－1931》[1]，介紹蘇聯的“文化革命”。1985年，美國的中國問題學者派珀（Suzanne Pepper）在《中國季刊》上發表了一篇書評介紹此書。[2]派珀在書評中提到，費茨派垂克關於蘇聯“文化革命”的書本來應該引起西方國家許多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之人士的興趣，但令人驚訝的是，事實上這些人對此書知之甚少。[3]

　　派珀的書評發表至今已20餘年。儘管中國的“文化革命”與蘇聯的“文化革命”從概念到方法有種種相似之處，但無論是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還是蘇聯問題專家，通常都只觀察分析單一國家的“文革”，很少有人將中蘇兩國的“文化革命”納入比較研究的範疇，因而研究者和讀者都沒有機會通過“文化革命”的比較研究，發現單一國家“文革”研究不容易發現的一些現象和問題。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法夸（Rodrick MacFarquhar ）關於中國“文化革命”的三卷本專著[4]探討“文化革命”的起源時，把“文革”解釋為“百花齊放”和“反右”的延伸，由此回溯到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對中國高層政治的影響。這一角度雖然將蘇聯因素引入了關於中國“文革”的研究，但麥克法夸並未把蘇聯的“文化革命”納入分析，自然也無法從兩個主要共產黨國家“文化革命”的比較中得出任何結論。

　　本文試圖通過中蘇兩國“文化革命”的比較研究，初步分析這兩場“文化革命”的異同，從中提出一些供進一步討論的話題。

　　一、蘇聯的“文化革命”：“文化專制”加“文化進步”

　　20世紀初，俄國知識分子──不管其政治主張是左翼還是右翼──有一個共識，那就是強調文化對社會轉型的重要性，希望通過啟蒙大眾來提升民眾的素質，進而在知識分子的引導下整合社會。政治傾向不同的知識分子群體各自都把自己的文化認知視為底層民眾應當接受的樣板，在俄共（布）黨內也是如此。“十月革命”前，俄共（布）的左翼“前進派”高度強調，在政治和社會轉變之後，文化的轉型必須立即跟進。“前進派”的領導人阿列克桑德。波哥達諾夫主張，革命成功之後要創造一種獨特的無產階級文化，這種新文化應當有全新的藝術、文學、生活習慣和倫理，那時侯文化領域要由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來掌權。[5]“文化革命”的想法即由此而來。而俄共（布）的主流勢力，比如列寧和盧那察爾斯基則認為，文化其實是超越階級的，俄國的問題主要是文化的落後，而不是把文化“無產階級化”。1922年到1923年，在列寧生命的晚期，他還在文章中強調，推動文化的進步應當包括克服農民社會的落後性、培養講究衛生和效率的習慣、破除對科學技術的迷信。[6]在斯大林推出“文化革命”政策之前，“文化革命”這個詞在俄共（布）的話語裡只不過是一個沒有準確定義的比喻。

　　1928年斯大林發動了“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該詞的英譯是Great Breakthrough intoSocialist Construction，中國讀者或許會由此聯想到毛澤東1958年提出的類似口號），“文化革命”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斯大林出於其政治目的，在文化政策方面基本上採納了俄共（布）“前進派”的激進主張。斯大林認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間存在着對抗，這場“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通過“階級鬥爭”（在俄文里這個詞的原意是“階級戰爭”）造就一批新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讓他們來占領教育文化陣地，形成無產階級的在文化領域的主導地位。[7]因此，蘇聯在1928年到1931年間所推行的“文化革命”，並不單純是列寧主張的那種“文化進步運動”，這場“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在提升整個社會文化素質的同時，也為實現當局的“文化專制”服務。

　　由於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為基礎的政治制度依賴於思想專制，因此任何與官方意識形態有所區別的政治觀念都被視為“異端”，而任何不願意充當執政黨“應聲蟲”的人都被看作是潛在的“階級敵人”。這種強烈的“階級鬥爭”意識導致蘇共當局對“十月革命”後仍然留在專業崗位上的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充滿了懷疑和不信任，對共產黨不能徹底控制教育文化領域耿耿於懷。這種情境下，借推行“文化革命”政策而實現共產黨的文化專制，似乎是這種制度的必經之途。斯大林提出，無產階級“必須成為專家，成為自己事業的主人”[8]；他強調，“沒有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任何統治階級都無法管好自己的國家”。[9]

　　打擊非共產黨知識分子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這類知識分子以及工程師等專業人士經常本着良知對共產黨的政策提出批評，希望共產黨能糾正一些不應發生的錯誤。哪怕這類批評有時只不過是私下裡傳播的微詞貶語，在極權國家裡，這仍然被當局視為對極權主義政黨與領袖之權威及正確性的挑戰。回顧蘇聯“文化革命”的歷史背景，時值“第一個五年計劃”全面實施，強制型農業集體化導致農民的反抗和農村的大範圍饑饉，最後導致數百萬農民飢餓而死[10]；同時，快速工業化也產生了一系列問題[11].對自身錯誤極為敏感的蘇聯當局，自然不願意再聽到任何“雜音”，即便是真話、實話也會令自詡“永遠正確”的蘇共感到難堪。當然，消滅“雜音”要另找理由，於是就有了用“階級鬥爭”作藉口來打擊非共產黨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

　　蘇聯的“文化革命”採取了以下一系列步驟。首先，當局精心組織了一些公開的政治性審判，如1928年的沙赫基審判和1930年的“工業黨”審判，聲稱工程師和“資產階級專家”是與外國勢力勾結的“反革命集團”，透過官方的報紙廣播對全國詳細報導這些審判過程，形成對非黨員專家和技術人員的強大政治壓力，為把這些人從原有崗位上趕下來造輿論；其次，通過大規模的短期培訓計劃，將工人培養成工程師和企業主管，將農民培養成農業集體化後新成立的集體農莊的負責人，將忠於共產黨的人士派去掌管文化藝術團體和研究機構。隨後，在經濟和文化領域，大批非馬克思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和專家被迫離開原職，而大批共產黨支持重用的激進分子占據了大學、研究所、劇院和其他文化機構的領導職位。[12]同時，大批政治上得不到信任的人被剝奪了選舉權，許多“階級敵人”的子女被所在學校開除。[13]當局還授意基層的激進分子關閉教堂，逮捕了大批神父。此外，當局也發動了提升工人農民文明程度的社會運動，包括培養工農大眾建立良好的基本衛生習慣、改進口語中的粗俗俚語、閱讀俄羅斯的經典文學作品、觀看古典歌劇舞劇等。

　　在蘇聯“文化革命”的開始階段，激進的青年人扮演了先鋒的角色。經過蘇共的“階級鬥爭”和“革命”的宣傳教育，1920年代後半期的蘇聯社會裡，青年人當中出現了一大批急於在政治鬥爭中嶄露頭角的激進分子。“文化革命”開始時，這些青年人衝擊中學和大學，把“資產階級專家”趕出研究機構，襲擊教堂，聲稱依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要廢除貨幣、家庭和法律。[14]

　　儘管斯大林推行“文化革命”時採納了俄共（布）早年“前進派”的激進主張，但他走得並不遠，一旦政治上達到了“占領教育文化陣地”的目的，斯大林就宣布“文化革命”結束了。1931年，斯大林發表了“經濟建設的新條件、新任務”這一講話，標誌着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運動暫告一段落。

　　蘇聯的“文化革命”將大量非共產黨知識分子逐離崗位，以“馬克思主義鬥士”和共產黨的忠實追隨者取而代之。斯大林宣布，經過這場運動，大部分沙皇俄國時代留下來的技術精英現在是可以信任的了[15]，從此共產黨實現了對教育文化領域的全面控制。1932年4月，蘇共中央的一個決議宣布，解散所有現存的文學和藝術家社團，用統一的“全蘇文學與藝術家協會”代替。[16]緊接着，斯大林在同年召開的蘇共“十七大”會議上宣布，在短短的一年裡，二百萬農民經過短暫訓練走上了集體農莊的管理崗位，而11萬工程師和農業經濟學家則被從城市驅逐到鄉村去，同時，農村的文盲率大幅度下降。[17]隨後，為了暫時安撫知識分子，斯大林黜降了一些在蘇聯“文化革命”中最活躍的“打手”，解散了“文化革命”時期的應景產物“共產黨人科學院”。[18]

　　二、中蘇兩國“文化革命”的異同

　　1966年夏，中國的官方媒體稱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為“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這是對國際共運史和中共黨史的故意曲解。“文化革命”不僅在“共產主義陣營”里早有先例，而且中共也在1958年正式宣布過“文化革命開始了”。[19]據史而斷，毛澤東1966年發動的“文革”其實是中共執政史上的第二次“文化革命”。

　　1960年代前“文化革命”這個政治詞彙在中共的官方文件里就時有記載。1949年中共建政前新華社就介紹過蘇聯的“文化革命計劃”。[20]建政之初，中共對“蘇聯模式”頂禮膜拜，把斯大林的制度架構和統治手段當作治國“寶典”。所謂的“蘇聯模式”有一系列施政特點，例如，建立政權之後經過將近10年的穩定期，就開始了大規模工業化，為此需要強制型農業集體化，與此同時實行打擊知識分子和普及大眾教育的“文化革命”，伴之以殘酷的黨內鬥爭。中共執政後的政策軌跡與此基本相同，只是各項具體政策的實施時間與蘇聯稍有差異。湊巧的是，中共建政後推行“文化革命”政策的起始時間恰恰與蘇聯同步，1958年中共首次宣布“文化革命開始了”，正是執政將近10年之時。

　　1950年代，隨着中國的“全盤蘇化”，中共把“文化革命”作為“蘇聯經驗”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搬到了中國，但不同階段對“文化革命”的解釋卻視政治需要而隨時變化。例如，1956年1月24日，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毛澤東說：“現在叫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無知的命，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行的。”[21]按照這一說法，似乎“文化革命”就不是打擊知識分子，而是依靠知識分子了。幾個月以後，劉少奇1956年9月15日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政治報告則把“文化革命”說成是“文化教育”的另一種表達：“為了實現我國的文化革命，必須用極大的努力逐步掃除文盲，……在12年內分區分期地普及小學義務教育。”[22]“反右”運動之後，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敵意越來越深，對“文化革命”的提法也相應“革命化”了。在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作政治報告時劉少奇的說法是：“為了適應技術革命的需要，必須同時進行文化革命，發展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文化教育衛生事業”；同時他還提出，要“培養新知識分子；改造舊知識分子，建立一支成千萬人的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隊伍，其中包括技術幹部的隊伍（這是數量最大的），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隊伍”。[23]這一政策設想基本上是斯大林“文化革命”計劃的翻版。

　　按照中共的最初設計，“文化革命”是“大躍進”的一個重要環節。然而，不甘於屈居“晚輩”赫魯曉夫之下、急於爭當共產主義陣營新領袖的毛澤東求功心切，不擇手段，結果他的“大躍進”比蘇聯的“大躍進”失敗得更慘。於是，中共不得不選擇休生養息之策，毛澤東也黯然退居“二線”，將爛攤子交給劉少奇等人收拾，中國的第一次“文化革命”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無疾而終。然而，“文化革命”這個政治口號和政策設想卻一直留在中共的政治話語裡。

　　1962年，毛澤東以“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為旗幟，試圖奪回對政局的絕對控制權，他選擇文化領域為突破口[24]，“文化革命”又捲土重來。按照1964年底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說法：“文化革命最主要的任務是徹底反對資本主義，文化革命的目標是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社會主義的文化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必須對資本主義的、封建主義的和一切不適合於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思想文化進行根本的改造，把思想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25]在當時的官方話語[26]和一些文人的應景文章[27]中，這場“文化革命”有時又被稱為“文化大革命”，其政策含義與斯大林模式的“文化革命”並無二致。或許正是這個原因，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對這種他們十分熟悉的“文化革命”不僅沒有任何牴觸，而且積極參與。劉少奇個人對毛澤東掩藏在“文化革命”旗幟背後的真正用心察覺與否，其實無法阻止“文化革命”的發生。

　　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從1966年開始刻意換用他那套毛主義的“文革”話語，以區別於以往中共推行的斯大林式“文化革命”，其中最主要的話語就是為黨內“大清洗”製造輿論準備的“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和“繼續革命”等“理論”。1969年4月，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在“九大”上所作的“政治報告”專門解釋了“文革”的“準備”過程。然而，此報告一字未提中共在1966年以前所主張的“文化革命”，仿佛那個“文化革命”從來就未存在過。歷史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被掩蓋了，從此以訛傳訛，人們普遍接收了官方的這一說法，仿佛1966年發動的“文革”還真是“史無前例”的。

　　斯大林推行“文化革命”政策時，可以說是就事論事，達到目的便及時收兵。蘇聯的“文化革命”結束後，政局僅僅平靜了幾年，斯大林又發動了駭人聽聞的著名的“大清洗”。隨着一個又一個“反黨集團”被送上審判台，全國有大批蘇共中央委員、各級幹部和知識分子被秘密逮捕，送往集中營。在那個恐怖的年代，就象蘇聯著名女詩人阿赫瑪托娃在她的詩中所描繪的，人人都害怕秘密警察的黑色轎車停在自己住宅的樓下。正是在這種恐懼的氣氛中產生了斯大林時代的一個黑色政治幽默：一個人感到最輕鬆自在（在俄語中這個詞也表示“幸福”）的時刻，是秘密警察來敲門抓人時，發現不是來逮捕自己，那就可以響亮地告訴秘密警察，“你們找錯門了，那個人住在隔壁”。

　　毛澤東的獨創在於，他把“文化革命”和“政治大清洗”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了，以“文化革命”之名掩蓋“政治大迫害”之實，這就是1966年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蘇聯當年同名政治運動的一個本質上的不同之處。毛澤東的“文革”與蘇聯“文革”還有另一個不同之處，那就是毛澤東對民眾的愚弄、煽動和利用達到了中外歷史上罕見的程度，斯大林實難望其項背。從這個角度去思考就會發現，中蘇兩黨及其控制下的極權社會其實有着文化特質上的重大區別，這決定了毛澤東能輕而易舉地玩弄數億民眾於股掌之上，而斯大林卻不得不依靠無處不在的秘密警察。

　　蘇聯的“文化革命”在人類歷史上首次馴化出獨特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原來是工人、農民，通過速成的專業教育就轉行成為專業人士或管理幹部。其特點是，政治上野心勃勃，但與傳統的俄國知識分子不同，對其他國家的文明進步和世界事務缺乏興趣，而專注於工藝技術方面的小發明，或熱衷於落後省分開發、行政管理以及工商管理方面膽大妄為的計劃。[28]類似的情況同樣出現在中國，自從1960年代中共提出“又紅又專”的教育方針之後，教育部門對在校大學生和調干生的培養，產生了與蘇聯“文革”後新一代“知識分子”特質相近的“知識分子”群體。這些人當中的黨、團幹部又十分典型地集中了“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特色。比如，在他們的個人知識積累當中，理工專業以外的知識以官方意識形態教條為主，缺乏人文素養，未接受過現代社會科學教育，雖有大學學歷卻對世界各國的歷史文化以及現代社會的價值體系鮮有認識，政治上自覺扮演“積極分子”的角色，熱衷於完成上級交代的任務，甘當“馴服工具”，沒有獨立思考的興趣和能力。當“又紅又專”的這一代按照年齡階梯升入權力高層之後，他們的人格缺陷對國家的政治走向有很大的影響。在蘇聯，“文化革命”中成長起來的一代“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後來多數成了共產黨技術官僚的中堅，被稱為“勃列日涅夫一代”[29].統治精英個性、能力上的趨同化，體現在治國方面就表現為“勃列日涅夫時代”僵化保守的政治特徵。

　　以上分析說明，對於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共產黨政府而言，“文化革命”是極權主義統治徹底控制文化教育領域的必然過程。就此而言，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發動的這場“文化革命”絕非偶然，因為“文化革命”是共產黨極權制度內生的、為全面達成極權主義控制所採取的重要手段。當然，毛澤東對1966年的“文化革命”之種種操縱設計還有其個人政治動機。

　　三、提升還是降低社會的文明程度：中蘇兩黨文化特質的體現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遠比蘇聯的“文化革命”惡劣，除了毛澤東的個人因素之外，還與中共的文化特質有關。“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蘇聯模式”。“蘇聯模式”的中國傳承者全盤繼承了蘇聯“導師”們的政治遺產，但卻拋棄了蘇聯“導師”們基於俄國歷史文化傳統而維持不墜的那種對本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明的尊重，這與中國傳承者自己的文化特質有密切關係。

　　在共產黨國家，執政黨的文化素質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社會的文明程度，因為極權體制下執政黨只允許自己的意識形態主導整個社會的文化教育活動，它宣稱自己的成員“天然”地代表着“先進文化”，因此在貫徹其意識形態和文化理念的過程中，執政黨成員的文化素質必然支配整個社會文明的演變。由於執政黨的集權性質和民眾自下而上的盲從，其領導集團的文化素質又對社會的文明演變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正是在這個關鍵點上，中蘇兩黨建政時期領導集團文化素質的差異使得兩國“文化革命”對社會的文明演變產生了截然相反的結果。

　　眾所周知，俄共（布）的領導集團以知識分子為主，他們總體上對現代文明抱持接受和肯定的態度。在推行“文化革命”政策的過程當中以及“文化革命”之後，蘇聯當局始終以西方文明為參照系，希望把工人農民的文明程度提升到“布爾喬亞”的文化層次上去。

　　在蘇聯的“文化革命”年代，當局提倡的“文化”包含幾個不同的層次。最低層次的“文化”是基本的衛生習慣，如洗手時要用肥皂，要每天刷牙，不隨地吐痰，掃除文盲等。這主要是針對蘇聯大規模工業化時期湧入城市的農民的生活習慣提出來的，旨在消除社會生活中落後與不文明的生活習慣；第二個層次是針對城鎮居民而言的，要求大家注意餐桌上的舉止、在公共場所的行為、對女性的禮貌謙讓，還要求大家掌握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基本知識；第三個層次是禮儀文化，它曾一度被稱為“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文化，這包括要保持良好儀態、說話時用語優雅、穿着整潔適當，還要具備一些對古典文學、古典音樂和芭蕾舞等高雅文化的鑑賞能力。總之，蘇聯當局希望企業管理階層和新政治精英能達到禮儀文化所要求的水平。[30]

　　雖然蘇聯當局排斥非共產黨知識分子和技術專家，但它對科學本身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尊重。當局對蘇聯科學院的態度就是一個例證。在“文化革命”和歷次政治迫害當中，蘇聯科學院的制度從未受到衝擊，科學院院士的精英和特權地位也一直受到保護。[31]

　　“你是一個有文化的人嗎？”這是蘇聯“文化革命”後，即1930年代在社會上廣泛討論的一場社會文明運動的主題。在此筆者抄錄一份刊登在1936年蘇聯媒體上的“有文化的人應能回答的10個問題”[32]，在當時蘇聯共青團、婦聯、工會等團體配合共產黨的“社會文明教育”宣傳中，它很有代表性。

　　“有文化的人應能回答的十個問題”：

　　1.能否完整地背誦普希金的一首詩歌？

　　2.能否說出出莎士比亞的5部劇作的名字和主要特點？

　　3.能否列舉非洲的4條河流的名稱？

　　4.能否說出你最喜歡的作曲家的名字以及他的3首代表性作品？

　　5.能否列舉5枚關於蘇聯汽車的郵票？

　　6.能否不假思索地用小數報出分數3/8的數值？

　　7.能否說出上一個賽季最重要的體育比賽以及它們的結果？

　　8.能否介紹一下上個季度傑出藝術家拍攝的你最喜歡的照片中的3幅？

　　9.您讀過司湯達的《紅與黑》和屠格涅夫的《父與子》嗎？

　　10.詳細地說一下，為什麼在我們的國家會出現“斯達漢諾夫運動”？

　　在這10個問題中，只有最後一個有意識形態色彩，而其他問題都與提升大眾的文明程度有關。雖然蘇聯當局並不要求工人農民都能回答所有這些問題，但在大、中學生和機關幹部當中，“當一個有文化的人”卻是大家追求的目標。當然，對知識分子來說，這更是理所當然的了。

　　儘管蘇聯的極權體制延續了將近70年，蘇聯民眾不得不生活在反西方民主政治的洗腦教育中，但蘇共文化政策的現代文明取向對蘇聯社會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使得蘇聯民眾在培養基本文化素質方面形成了良好的社會傳統。從政治之外的文化層面上看，蘇聯民眾平均的文明素質並不低於自由民主國家國民的水準。這樣的文明素質與俄國政治轉型的平穩性有很大的關係。

　　而在中國，情況就不同了。作為“革命黨”的中共基本上是一個農民黨，其早年政治領袖當中的知識分子在歷次殘酷的黨內鬥爭中紛紛落馬，自1930年代初期開始，占據領導崗位的黨內精英集團成員大多數未接受過完整的現代教育，多數領導集團成員長期生活在偏僻荒涼的山區，“占山為王”，“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與現代文明處於隔離狀態。在長期依靠低文化程度的農民出身的幹部奪取和掌握政權的過程中，中共習慣於打壓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抬高工農幹部，形成了工農幹部“老粗”高人一等的黨內傳統。這種局面自從“延安整風”之後愈發嚴重了。自中共“七大”開始，中共黨內形成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毛則成了黨內至高無上的“君主”，毛澤東的個人文化素質因此對中共政治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諸多關於毛澤東的研究表明，毛澤東長期以來有“反智”情結和“反文明”情結，其“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是觀察他這兩個情結的一個樣本。一直到晚年，毛澤東在個人衛生習慣上仍然對文明持抗拒態度（如討厭洗澡、刷牙），自然更談不上對稍高層次的現代文明的尊重了。毛澤東用“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之類讓“大老粗”揚眉吐氣的話指導國事，於是他領導下的中國就沿着反文明的方向行進。

　　1950年代中共曾一度奉行“全盤蘇化”的方針，蘇共對現代文明的態度多少影響了中共領導集團的觀念，那時蘇聯流行的文明習俗和文化形態在中國的城市社會裡深受歡迎。許多1950年代的大中學校學生的外國文學和音樂修養基本上都來自“全盤蘇化”時期蘇聯文化的薰陶。然而，隨着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徹底失敗，他在國際共運陣營里的威信遭到重創，毛爭當國際共運領袖之夢從此破滅。面對蘇共和大部分東歐共產黨國家的輕慢，惱羞成怒的毛澤東傾全力於中蘇論戰，著名的“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即於此時問世。中共尊奉的佛教高僧趙朴初的逢迎之作“某公三哭”（又稱“哭三尼”，指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蘇共第一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印度總理尼赫魯）經《人民日報》發表後，更是在坊間廣泛流傳。“反對蘇聯修正主義”在中國成了婦孺皆知的口號，中蘇兩國關係從此惡化。在“反修防修”的旗號下，蘇聯對現代文明的尊重以及比中共先進的蘇共黨文化均成為政治批判的靶子。

　　當毛澤東1966年把“文化革命”和對自己的個人崇拜推向瘋狂的顛峰時，中國在文化領域裡實際上被引導到全面反文明的方向上去：不僅反對西方的文明，也反對蘇聯的文明；既反對外國的文化，也反對本國的文明傳統。在“批判封資修”的口號下，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成了消滅文明的政治運動，同時又發展出了一整套現代愚昧來替代文明與文化。正是在這種現代愚昧的支配下，“揮舞小紅書”、“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等等充滿了中國古代民間神巫文化色彩的祈禱贊神儀式，挾權力之威席捲1960年代的中國大地。

　　“文化革命”在蘇聯提升並保持了國民的文明程度，而在中國卻降低並毀壞了國民的文明素質。“文革”之後人們批判這場政治運動時，往往將注意力放在“文革”的有形破壞上，卻較少談到“文革”的無形破壞。事實上，“文革”對中國社會文明程度的毀滅性打擊，後果深遠。

　　時值“文革”40周年，回溯這段歷史及其影響，令人感慨頗深的是，今日中國國民的文明程度仍然難以追比當年蘇聯國民的文明水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西方的現代文明里只選取了商品和技術，對西方文化和價值觀仍然持排斥態度。在20世紀的最後20年裡，中國社會在瘋狂追求物質文明現代化的同時，道德和倫理日漸消亡。精英層文明程度的退化和道德墮落尤其觸目驚心，物慾、肉慾、權欲成了許多精英的唯一追求，並且在社會中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示範效應。

　　中國反文明的“文化革命”和缺乏文明薰陶的“革命精英”所留下的這些重創，已經成為中國今後發展的沉重負擔。由此來看，中國的不幸不僅在於無法擁抱蘇聯式的文明建設，還在於中國式的“文革”不死。消滅文明不難，重建文明卻實非易事，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能背離文明而走向現代化。如果要問“20世紀後半期以來中國是否進步了”這個問題，僅從價值觀念和社會倫理的角度去評價，恐怕很難回答一個“是”。這是個有關文明興衰的大題目，中蘇兩國“文革”的比較研究可以部分地回答這個問題：假如說，極權主義統治是共產黨通過革命奪取政權的國家難以逃避的噩夢，那麼中國的災難比蘇聯要嚴重得多，中國特色的“暴力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對現代文明的破壞，將對21世紀中國的演變路徑產生深遠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中蘇“文革”的比較研究不僅僅涉及“文革”這一研究領域，它同時屬於共產黨國家文明的比較研究，而後者對認識共產黨國家的過去和未來具有不可低估的價值。作者說明：在本文的寫作過程中，宋永毅先生提供了一些中國的史料，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