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破四舊”的文化與政治　

　紅衛兵對所謂五類分子、“黑幫”、“牛鬼蛇神”的住所實行搜查，沒收私人財產，即“抄家”。紅衛兵的通告中很少正面闡述抄家的目的，從實行的情況看，最初大概是要搜查所謂“變天帳”和沒收私人的財產，後來成為懲罰“階級敵人”，炫耀威風的例行手段。文革前的階級鬥爭教育反覆宣傳：地主、反革命分子把地契、舊政府的委任狀藏匿起來，盼望國民黨復辟“變天”。於是紅衛兵要搜查反革命的證據。另外，階級鬥爭教育也告訴青年，地主、資本家的財產是剝削所得的不義之財，所以紅衛兵要將其沒收。文革開始時，共產黨取得政權只有17年，被打倒、被專政的人當中不是沒有人懷戀舊社會，或者懷着對共產黨的仇恨和變天的願望，紅衛兵也確實搜查出一些地契、委任狀、槍支等物品，但是這完全不能作為紅衛兵私自侵犯居民住宅，公然踐踏居民合法權利的理由。至於說到私人財物，紅衛兵更是無權沒收。很多人僅僅是因為家中的舊物件中留有舊政權或者舊政治人物的遺蹟，如國民黨旗、中華民國國旗或者蔣介石的頭像之類，而被當作反革命批鬥。例如上海的著名作家、翻譯家傅雷被抄家，因為紅衛兵聽說傅雷夫婦在自家的小花園裡埋過“變天帳”，其實那是傅雷夫婦夜間打着手電筒在自家的小花園進行嫁接實驗。紅衛兵掘地三尺，一無所獲之後，在傅家的房間裡翻出一隻箱子。那是傅雷的姑母寄存在傅家的，而傅雷從未打開過。紅衛兵從箱子裡查出一個老舊的小鏡子，鏡子的背面嵌着蔣介石的像，又在一本舊畫報上，發現一張宋美齡的圖片。傅雷夫婦因此被批鬥，繼而不堪凌辱，雙雙自盡〔44〕。據當時統計，8、9月期間，北京市有33，695戶被抄家〔45〕，被沒收的物品包括“槍支268支；彈藥11，056發；兇器19，676件；地契、變天帳41，294件；反動旗子1，048面；反動日記、詩文6，820本（篇）；反動證章、證件14，398件；反動官服902件；黃金103，131兩；白銀345，212兩；現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46〕”很難相信所謂“兇器”、“反動旗子”、“反動日記”之類統計的真實性，但是仍然可以從中看到紅衛兵要查抄些什麼。另據統計，北京市查抄沒收了大量的金銀、金銀製品，以及現金、存款、公債、外幣4，478萬元；由各區、縣收存的文物、字畫、硬木家具等實物330.51萬多件；各區、縣收存的財物變價達1，867萬元〔47〕。據上海市當時的統計，從8月23日到9月25日止，全市共抄家157，700戶占全市總戶數241萬戶的6.5％。其中市區114，500戶，占市區139戶的8.2％，全市6萬多工商業者遭抄家，幾乎無一倖免。抄家中，全市共抄出黃金64.9萬餘兩，各種金銀首飾90.7萬件，鑽戒、鑽石4萬多隻，珠寶、玉器、古玩27萬餘件，美鈔334萬元，其他外幣330餘萬元，銀元239萬元，現金、存款、公債3.76億元〔48〕。天津市紅衛兵組織從8月下旬至9月下旬共查抄了1.2萬戶人家，共抄出1.3萬輛汽車的財物，裝滿了約6萬平方米的52座臨時倉庫〔49〕。其中現金556萬元、存款4050萬元、公債261萬元、黃金4萬多兩、金銀飾品6萬多件、銀元60多萬元〔50〕。據不完全統計，武漢市紅衛兵查抄2.1萬人家，抄出黃金1，110斤，白銀1，800斤，銀元26.7萬塊，現金和存款440萬元，查抄和揪斗中發生自殺事件112起，死亡62人，游斗折磨致死32人〔51〕。觸目驚心的龐大數字說明了破四舊造成的全民族的浩劫。

　　3.驅逐所謂“四類分子”等人員離開城市，遣返回鄉。破四舊運動中，北京的紅衛兵首先發布通令，驅逐被認定為“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的市民離開北京市，後來逐步擴大到“五類分子”（即再加上“右派分子”），“六類分子”（再加上資本家）以及其他一些被認為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人。

　　水利電力部北京勘測設計院東方紅戰鬥組1966年8月23日發出《最後通牒——家屬中的四類分子立即滾蛋！》，“勒令職工家屬中的四類分子狗崽子們限八月底前離京返鄉，接受當地革命群眾管制，進行勞動改造，只許你們老老實實，不許耍花招。”這個“最後通牒”應當是對此前紅衛兵倡議的響應，沒有見到資料。目前保留下來可供引用的另一個倡議是8月24日“北京四中革命師生”發出的傳單《通令——關於驅逐四類分子的五項命令》。通令要求：“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以前，一切鑽進北京的地、富、反、壞分子必須滾出北京。滾回老家老老實實地勞動改造，不許亂說亂動，如不老實，立即鎮壓。”“各派出所把所有地、富、反、壞分子名單用大字報公布，走一個銷一個，便於群眾監督、檢查。”被驅逐的居民，包括很多隨子女在北京料理家務，照看孫輩的老者，由紅衛兵押送回原籍，其中不少人被剃了光頭、“陰陽頭”，沿路遭受凌辱、毆打，一些人慘死於遣返途中的毒打和虐待〔52〕。許多北京居民為了躲避紅衛兵的暴虐，趕在紅衛兵搜查之前送階級成分不好的老人或者親屬逃離北京。在8月下旬至9月約40天，北京市全市有8.5萬人被驅趕回原籍〔53〕。另有統計，8月13日至9月15日，北京9個城區和近郊區共遷出77，000餘人〔54〕。北京紅衛兵的作法很快傳到上海等其他城市。據當時統計，至10月10日止，上海全市已有9，260餘人被遣送回鄉〔55〕。廣西南寧市數千戶居民被當作“四類分子”遣送回原籍監督勞動〔56〕。據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印發的參考資料之四，《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全國各城市至10月3日為止，從城市趕走的地、富、反、壞分子141，700名，資本家和房產主11，100名，其他牛鬼蛇神62，300名，上述人員的家屬182，300名，趕走人口總數397，400名。此外，據稱“破獲反革命案件”1，788起，沒收黃金118.8萬兩〔57〕。

　　中共中央及各地黨政部門原則上認可紅衛兵對“四類分子”等階級敵人的抄家和驅逐活動，要求基層派出所予以配合，同時中央又勸告紅衛兵要進行調查，要遵循一定的政策界限，區分人民內部和敵我兩類矛盾。周恩來等領導人對紅衛兵講：搜查也必須搜查，但是最好與解放軍、派出所三方面商量，要調查研究；一般的地主，如果到北京已經落戶了，原籍也沒有家的，不需要把他們馬上趕走；右派分子已經摘了帽子的就不算右派分子了；一般資產階級分子，如果老老實實奉公守法，有選舉權，不一定馬上打倒，不要搜查、抄家〔58〕。正因為有中央的支持，大規模的驅逐才有可能成為事實。而周恩來等領導人的具體政策要求口氣緩和，多屬於勸說，不是嚴厲的批評，紅衛兵的激烈作法通常得不到有效的制止。當時的官方傳媒沒有報道紅衛兵大規模驅趕“四類分子”的行動，高層領導恐怕對報道此類情況所產生的國際國內影響有所顧及。

　　4.打人、關押、人身折磨等瘋狂的暴力。破四舊運動期間打人成風，全國各地都發生對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們進行毆打、監禁、強迫勞動等非人的摧殘，而以中共中央所在地北京最為嚴重。在大大小小的批判鬥爭會上，在抄家的過程中打人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8月23日，北京的紅衛兵在孔廟大院燒毀市文化局收存的戲曲道具和戲裝，並把北京文化界知名的作家、藝術家分別掛上“牛鬼蛇神”、“反動權威”等牌子進行批鬥。著名作家老舍被毒打，次日投湖自盡〔59〕。

　　8月25日，在抄家的高潮中，北京發生兩三起被抄家者、被批鬥者反抗的事件，其中崇文區攬杆市一個市民用菜刀砍傷了來抄他家、對他和家人實行暴力批鬥的紅衛兵。紅衛兵認為這是嚴重的階級報復事件，由此變本加厲地瘋狂實施暴力，成批的無辜市民被毒打致死，北京籠罩在“紅色恐怖”之中。據北京市的統計，1966年8、9月期間，北京市被打死的人竟有1，772名之多〔60〕。另據當時統計，自9月1日至25日，上海市區489所中學當中，有361所中學的紅衛兵有打人行動，被打的人達1萬餘人，打死11人〔61〕。破四舊過程中，紅衛兵還把學校和社會上的很多“五類分子”、“黑幫”、“牛鬼蛇神”抓到學校，關押起來，實行“勞動改造”，進行折磨。許多學校私設各種名目的刑堂、關押場所。後來揭露出來的北京六中勞改所是其中的一例。該校紅衛兵設立“勞改所”，關押本校的教職員工、學生和從校外抓來的所謂“牛鬼蛇神”，實行慘無人道的毒打和折磨。該校高中學生王光華和86歲高齡的老校工徐霈田在勞改所中被折磨致死〔62〕。六中紅衛兵在這個勞改所的牆壁上塗寫了“紅色恐怖萬歲！”幾個字。

　　北京航空工業學校“井崗山”戰鬥隊印發題為《偉大的紅色恐怖萬歲！》的傳單，說：“紅色恐怖籠罩着我們偉大祖國的首都——北京！革命人民歡呼好得很！”上海中學高二（6）班紅衛兵於1966年9月1日翻印這份，在上海散發。哈爾濱市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總部編印的《造反有理》報1966年9月23日創刊號發表社論《鬼見愁——紅色恐怖萬歲！》宣稱：“只要有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東西存在，我們就要造反，就要搞紅色恐怖！”然而，由於中共中央明確規定了“要用文斗，不要武鬥”的政策，群眾也反感打人，所以公然鼓吹打人的文告並不多見。

　　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領導感到了紅衛兵打死人現象的嚴重，林彪、周恩來等領導人講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北京市委發《緊急通知》進行勸說，這才在9月上旬，逐漸遏制了暴力現象急劇蔓延的勢頭。

　　在破四舊過程中，一些紅衛兵也依據當時中央的政策，提出“要用文斗，不用武鬥”。在紅衛兵中具有很高權威的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簡稱“西糾”）和清華附中紅衛兵都散發過含有這樣內容的通令、傳單。他們的這些文告是在響應當時中央的政策宣傳，或者得到了有關領導的指點，對限制和遏制暴力的發展都起過一些積極作用，但是也必須指出，他們的文告與行動之間有很大的距離，他們對於制止武鬥並不是很認真的。9月5日之後，“西糾”多次發布通令，要求“嚴禁打人，嚴禁體罰及變相體罰，嚴禁侮辱人，嚴禁逼供信”〔63〕，但就是這個西糾的主要發起組織和主力之一，北京六中紅衛兵並沒有因為西糾自己的通令而停止打人，9月27日至28日他們將本校學生王光華抓到“勞改所”毒打致死；10月初又殘酷折磨本校職工徐霈田致死。兩起命案的主要責任人都是西糾隊員。直到11月19日和21日，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等人直接到現場過問，北京六中紅衛兵的勞改所才得以解散。為了對抗人們對紅衛兵暴力的指責，西糾在發出反對武鬥的通令之後不久，又發布通令聲稱：“我們要嚴厲警告那些妄圖反攻倒算，變天復辟的混蛋們：以前，我們的革命群眾和紅衛兵出於對階級敵人的刻骨仇恨，抄了你們的家，打了你們的人，給你們戴了高帽子，牽你們去遊街示眾，趕你們回原籍勞動改造。我們認為：抄了就抄了，打了就打了，戴了就戴了，趕了就趕了，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你們想利用群眾運動中的一些缺點，猖狂反撲，進行階級報復。告訴你們，這只能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我們每一個糾察隊員完全有權力、有義務協助革命群眾，堅決鎮壓一切階級敵人的反攻倒算！〔64〕”清華附中紅衛兵8月27日發表《紅衛兵戰校（前清華附中）紅衛兵對目前形勢的十點估計》，提出“要用文斗，不用武鬥”，打人“只能觸及皮肉，不能觸及他們（指鬥爭對象——引者注）的靈魂”。但是，就在這個傳單發表的前一天，清華附中紅衛兵還在本校召開的鬥爭會上瘋狂打人〔65〕。

　　中共中央當時的政策是引導紅衛兵用文斗，不用武鬥，但是不能打擊紅衛兵和革命群眾，不准對打人的紅衛兵實行法律制裁。公安部長謝富治8月下旬在北京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講話說：“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8月下旬他在甘肅、陝西、湖北省和北京市公安局負責人座談會上插話說：“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們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規辦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辦。……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66〕”從當時的情況看，這不是謝富治個人的意見，而是中共中央的政策〔67〕。

　　四，破四舊並非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鬥爭方向

　　紅衛兵破四舊造成了巨大的政治聲勢，動員了成千上萬的青少年，波及到社會的各個角落，觸及到廣泛的社會階層，但是事態的發展逐漸顯露出破四舊運動隱蔽的問題——它偏離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鬥爭方向。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鬥爭方向是什麼？這個問題在運動最初的兩個月內並不清晰。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對此只作了原則的闡述。7月下旬以前，主持中央工作並領導運動的是劉少奇和鄧小平；運動主要限於文化教育界；領導群眾運動的是黨委或者工作組。因此人們多不清楚：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文化教育界的革命，還是以黨內鬥爭為中心的全面的政治革命？主要的鬥爭或者審查對象是文化教育界的領導人、知識分子，一般黨員、基層幹部，還是黨內各級直至中央的領導人、當權派？運動由黨的各級組織領導，還是脫離黨的地方和基層組織體系，在中央領導下，放手讓群眾自己去進行？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指劉少奇，中共高層領導開始明白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圖。8月8日中共中央全會通過的“十六條”指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是運動如何領導，如何推進仍然不甚明了。大部分領導人對運動很不理解。

　　8月1日毛澤東給與工作組發生衝突的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信，對他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其意圖應當是鼓勵青年學生與工作組鬥爭，突破黨的組織體制的限制開展運動。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與百萬群眾見面，接見紅衛兵，同時新聞媒介披露了中央領導人事的變動，林彪取代劉少奇成為黨的第二位領導人，劉少奇的地位下降。就在運動的主要目標逐漸揭示出來的時候，8月20日紅衛兵開始了破四舊的行動，並且迅速搶占了群眾運動的風頭，蓋過了同一時期各地學生批判工作組、衝擊黨政領導機關的活動。

　　破四舊運動所以得到迅猛發展，除了紅衛兵自身的原因之外，從中央到地方許多領導者的支持起了關鍵的作用。綜觀中央的基本政策，第一是支持紅衛兵和群眾的破四舊運動，第二是要求注意執行黨的政策。在官方的傳媒和公開的報道中，偏重對紅衛兵的讚揚和支持，而不見諸報端的中央領導對紅衛兵的講話，則偏重講問題，講政策，糾正偏差。在這樣原則下，領導層的態度有微妙的差別。林彪的講話偏重讚揚紅衛兵的破四舊。他在8月31天安門群眾大會上的講話，高度讚揚紅衛兵的破四舊，當時也針對暴力的泛濫，指出“要用文斗，不用武鬥，不要動手打人。”周恩來則偏重講政策，同時也支持紅衛兵的行動。周恩來在群眾大會和接見紅衛兵的場合反覆講黨的政策，糾正運動中的極端行為，對制止和減輕紅衛兵暴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的基本前提仍是肯定而不是否定破四舊。中央領導人講話的這種差別，合乎情理地被普遍理解為宣傳中央精神的一種分工配合，而不是矛盾或者對立。公安部長謝富治曾經在公安系統內部講話，要求民警支持紅衛兵。

　　他的講話束縛了公安部門的手腳，助長了紅衛兵的違法行為，作用惡劣，但是這也是貫徹當時的中央政策，並非另搞一套。

　　對紅衛兵破四舊運動起突出作用的是中央的新聞媒體。從現有資料看，首先熱烈報道、支持破四舊活動，並且把它推向全國的是新華社、《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中央的傳媒。8月20日北京的紅衛兵開始行動，22日新華社即予以報道，以後連續幾天《人民日報》等報刊都做了大版面的讚賞性的介紹和評論。接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機關報紛紛跟進，發表讚賞性的社論、報道，英雄模範、先進人物也爭相在報刊亮相，表示支持。有組織的宣傳聲勢一如批判“右派”、批判“三家村”等黨委領導的群眾運動。但是紅衛兵的破四舊與以往的群眾運動不同，它不受基層黨團組織的指揮，因而吹捧容易，管束難，惡性事件層出不窮。

　　現在還不清楚支持破四舊的具體決策過程。只知道當時一切重大的決策必須經過毛澤東的同意，而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周恩來，負責宣傳工作的是陶鑄，《人民日報》的負責人是陳伯達。

　　地方和基層黨委的基本態度是支持破四舊，雖然對紅衛兵破四舊中公然違背政策的暴力行為存在疑慮，但是仍然視其為革命小將的過火行為，如同對待土地改革運動中貧苦農民對地主的暴力行為一樣。其重要原因是：首先，破四舊所打擊的是共產黨革命中傳統意義的階級敵人。那些地富反壞右分子、資本家、學術權威，大多要麼是過去的鬥爭對象，要麼是改造對象，對這些人的打擊無非是把已經打倒的人再打倒一遍，把已經批判的人再批判一遍，即使政策上有過頭，有擴大化，政治方向上也沒有問題。

　　其次，參加紅衛兵的學生是一向被認為政治可靠的“紅五類”子女，其中的核心往往是領導幹部自己的子女。領導幹部對這些青少年是信任的，認為即使出現偏差也不難糾正，並且作為群眾運動核心的幹部子女紅衛兵也明確地反對破四舊波及領導幹部。例如，在北京紅衛兵中具有很高權威，由高級幹部子女出任頭頭，並且得到國務院領導人支持的“西糾”，就多次明令：“一切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攔截首長汽車，不得搜查首長宿舍。”“絕不允許任何人無理勒令革命老首長搬家，辭退保姆，交出電視、沙發、汽車等，我們要堅決粉碎敵人的階級報復，堅決反對絕對平均主義。〔68〕”8月30日，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和北京化工學院紅衛兵針對運動波及領導幹部的事態，發布《告工農革乾子弟書》，呼籲：“工農革乾子弟：趕快行動起來，保衛我們的革命前輩！”

　　再次，當時很多領導人面臨壓力，處境被動。中央和基層都有人指責他們壓制群眾，他們不願冒政治風險，為保護那些政治有問題的人，去開罪紅衛兵，而寧願表態擁護破四舊。“寧左勿右”被許多人當作行之有效的“護身符”。按照常規，中央傳媒代表了中央的態度，緊跟中央傳媒就不會犯錯誤。真正令他們反感和惱怒的，不是在社會上抄家打人的紅衛兵，而是揪住工作組和當權派不放的造反學生。

　　破四舊的基本政治方向對領導幹部當權派無害，能夠被他們接受甚至接過來予以利用。然而，問題就出在這個政治“大方向”上。

　　與領導層對破四舊的普遍態度不同，文化大革命的決策核心恰恰不滿意它的政治方向。江青、陳伯達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對紅衛兵破四舊活動態度低調，這與很多人的想象相反，但確是筆者接觸的資料所顯示的事實。在破四舊的高潮時期，江青對紅衛兵講話不多，8月27日她只籠統地說：“最近你們幹了很多好事，幹得好！”接着談到紅衛兵要協助解放軍保衛機要部門〔69〕。王力和關鋒9月3日接見山東紅衛兵時講強調不要打人〔70〕。關鋒、戚本禹8月26日給江青一份報告，其中談到，當前運動的主流是健康的，但也有一些缺點，產生了一些副作用。例如捉人、打人的現象很多，特別是捉了、打了一些好人和中間群眾；抄家的範圍寬了一些；對群眾日常生活中的習慣干預得多了一點。這裡談到的缺點，基本是破四舊中的問題。報告特別提出了另一方面的問題：個別人利用某些學校的紅衛兵對抗“十六條”，破壞文化大革命；有些院校紅衛兵的領導權落到了保皇派手裡，他們實行沒有工作組的工作組路線；北京新市委應當站到第一線去領導運動，對工作組的路線進行批判。8月27日江青把這個報告轉送毛澤東，8月28日毛澤東批示：“此件印發政治局，書記處、中央文革小組、北京市委以及薄一波、陶魯笳各同志。此事應當討論一下。”〔71〕

　　為了理解中央的政策，有必要回顧1966年8月至9月的群眾運動情況。當時除了被報刊熱烈頌揚的破四舊運動之外，還有另一類學生的運動——批判工作組、衝擊地方或者部門黨委的活動，例如從8月23日起，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先後四次到地質部靜坐，要求工作組長回地質學院接受批判。又如8月25日開始，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在國防科委門口靜坐，要求工作組長回航空學院接受批判。8月至9月，破四舊運動轟轟烈烈，備受讚揚；造反派衝擊黨內領導當權派的活動，則阻力重重。中央文革小組真正關心、真正要支持的是後一類運動。中央文革小組的態度反映了毛澤東的意向。

　　破四舊運動不那麼符合毛澤東的意圖。目前沒有見到毛澤東有言論或指示直接讚賞破四舊。8月29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文化大革命，發展到社會上鬥批改。要文斗，不要武鬥〔72〕。這是指出“社會上鬥批改”包括破四舊運動存在的問題。8月30日，毛澤東接到章士釗訴說被抄家情況的來信，並作批語：“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這個指示，擬就了一份應予以保護的領導幹部和民主人士的名單〔73〕。這也是在給破四舊糾偏。毛澤東8月31日對林彪在接見全國各地來京師生大會上的講話稿作批語：“這樣修改很好。”這裡的“修改”指林彪在送審稿中加寫的兩句話，即在送審稿中“革命的小將們，毛主席和黨中央熱烈讚揚你們敢想，敢說，敢幹，敢闖，敢革命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你們幹了大量的好事，你們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議，我們十分高興。我們熱烈支持你們”這段話後面，加寫了“堅決反對壓制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好得很！〔74〕”不難推想，毛澤東贊成的是“堅決反對壓制你們”，當時受到“壓制”的主要是衝擊領導的學生，而不是破四舊的學生。8月下旬，毛澤東就支持了揪工作組長的北京航空學院學生〔75〕。9月7日毛澤東又批示，不准調動工農干預學生運動，並且指示要為此再寫一篇社論〔76〕。調動工農所要對付的同樣是衝擊黨政領導的學生，不是破四舊的學生。在此之前，8月21日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8月22日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和8月23日《人民日報》社論《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都是反對壓制向當權派造反的學生，而不是向“四類分子”造反的紅衛兵，儘管這些規定也可以被引用來維護破四舊的學生。

　　文革初期擔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王力，在1991年的回憶中談到毛澤東對紅衛兵破四舊的態度，他說：“破四舊不是毛主席的思想，同毛主席的思想相違背，不一致，不合拍”。“紅衛兵搞得天翻地覆的，首先是破四舊的運動。有些歷史學家不知道毛主席對破四舊的作法實際態度是什麼。據我和毛主席接觸中的了解，他是不贊成破四舊的。……林彪講話有這提法，陳伯達在人民日報社論中也這樣提了。林彪接見紅衛兵的講話號召破四舊，這講話稿毛主席也看過，當時也不知道會產生這樣大的後果。毛主席對當時的中央領導不滿意，認為他們沒有集中目標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搞破四舊這些東西，毛主席對此並沒有欣賞。林彪、陳伯達也沒有號召這樣去搞。是新華社、人民日報具體工作的同志對毛主席思想理解不夠，新華社提倡這樣搞。紅衛兵八月二十日第一次上街，砸招牌，改路名，人民日報就說好得很，新華社作了詳細的歌頌性的報道。在這一點上，毛主席對當時主管宣傳工作的陶鑄不滿意。但群眾行動也不好去制止。也沒有想到會產生那麼大的後果。一出現打人，毛主席就說不行，要文斗不要武鬥。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時，林彪講話就提出要武鬥不要武鬥，說武鬥只能觸及皮肉，文斗才能觸及靈魂。這是毛主席的思想。〔77〕“這個回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大體與現有的資料吻合。

　　毛澤東沒有特別讚揚破四舊，也沒有反對中央新聞媒介對破四舊的報道，應當說他是認可和支持破四舊活動的，同時有所保留。沒有他的認可，任何群眾活動都不可能形成規模。毛澤東最初未嘗沒有放任紅衛兵衝擊正常社會秩序，藉以發動群眾，造成“革命聲勢”的意圖，然而破四舊運動的發展超出了他的意料，偏離了鬥爭黨內走資派的方向，並且在傳媒和當權派的支持下儼然群眾運動的主潮，偏離了鬥爭黨內走資派的大方向。

　　9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組召集大專院校少數派紅衛兵的座談匯報，會上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地質學院少數派代表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存在一條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周恩來搞調和。毛澤東對此十分重視，決定採取新的重要步驟，將運動的方向引向衝擊黨內走資派。10月初毛澤東發動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破四舊運動就此完結。此後，破四舊雖然繼續作為紅衛兵的偉大功績受到讚揚，但是群眾運動的主要方向從矛頭向下，攻擊社會底層的地富反壞右階級敵人，轉向矛頭向上，衝擊黨內當權派。破四舊的主力老紅衛兵和保守派紅衛兵陷於被動，他們因為保護當權派，打擊造反派和出身不好的學生而被批判為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紅衛兵的破四舊活動中被株連打擊的一些群眾得到了平反。在破四舊中曾經以支持紅衛兵求自保的很多當權派和追隨當權派的群眾受到批判鬥爭。文革運動真正開始了它的核心內容——鬥爭黨內所謂“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司令部”。

　　1966年就開始籌備的紅衛兵破四舊展覽會，後來因為造反派的興起而被擱置，到1967年6月開幕時索性改為革命造反展覽會，以造反派鬥爭黨內“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司令部”為主線，破四舊運動只作為其中一小部分，表現了文化大革命決策者的文革觀。〔78〕

　　結論

　　從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在短短40餘天裡。破四舊運動給中國社會文化造成了深重的災難。千千萬萬的紅衛兵、青少年被鼓動起來搜尋“四舊”，即所謂“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社會生活中凡帶有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化甚至俄蘇文化色彩的事物統統在破除之列，從服裝款式、髮型、街道的名稱、化裝用品，到圖書、唱片、文物、古蹟；從資本主義和個體經濟的殘餘到民主黨派，少有倖免。取“四舊”而代之的“四新”是以種種形式宣傳對毛澤東個人及其思想的崇拜，歌頌文化大革命。

　　破四舊運動中，紅衛兵不顧“要文斗，不要武鬥”的政策界限，普遍使用超法律的強制和暴力手段，從強制剪掉路人的瘦腿褲，到批鬥會上的體罰和拳打腳踢；從強制勞動，到私設勞改所、非刑折磨；從抄家、沒收私人財物，到驅逐出城市，遣送原籍。“文化大革命”成了吞噬千萬人生命財產的“紅色恐怖”的“武化”革命。

　　大批青少年自以為最革命的言論和行動，暴露出文革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教育的嚴重弊端：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無限崇拜，無條件地崇尚革命暴力，排斥人道、人權、自由、法治，對民主概念的扭曲，以貼階級鬥爭標籤取代對人類文明和優秀文化遺產的尊重和珍惜，對外部世界的無知和虛驕等等。青少年的偏激、狂躁被推到政治運動的前台；社會良知、理性對青少年的正常指導被剝奪；青少年簡單化、極端化、形式化的思維和行動受到鼓勵和縱容，泛濫成災。最激進的“革命”行動的實質，是落後、反動的社會文化的沉渣泛起。

　　破四舊運動以極端的方式進行傳統意義的階級鬥爭，其打擊的對象主要是被以往革命和政治運動打倒、改造、邊緣化，以及被初期文革運動拋出來的人們，而不是當權的領導幹部。它的矛頭指向社會的下層和政治的邊緣人物，而不是上層，不是領導幹部“當權派”。這在許多幹部看來是革命和群眾運動的天經地義，而恰恰不符合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鬥爭黨內“走資派”、“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大方向”。黨內一些領導人，特別是宣傳部門的負責人沒有準確把握毛澤東的意圖，將破四舊的星星之火煽成燎原之勢。毛澤東則在破四舊的強大衝擊波過去之後，將群眾鬥爭的矛頭扭轉到文化大革命的核心目標——鬥爭黨內“走資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