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七律·有所思》看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運思

高華

　　1964年12月26日，毛71歲生日這一天，他難得的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設下宴席，請中央領導和一些勞模出席，事先他就準備在這個宴會上給劉少奇等一個突然襲擊。據當年在毛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的回憶，那天毛的女兒希望參加生日宴會，但是遭到主席的拒絕。毛對其女兒說，“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罵娘”[18].果然在宴會上，毛嚴厲斥責中央領導同志，使他們如坐針氈[19].1964年末，毛又當着其他領導人的面，訓斥劉少奇：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20].現在毛要“反潮流”，要象孫悟空那樣，攪它個“周天寒徹”。

　　毛以後說，從1962年“七千人大會”，他就看出問題了，但是看出問題和要解決問題還不是一回事，這就是看他有沒有解決問題的現實的能力。此時毛要解決劉少奇問題的條件並不成熟，簡言之，毛在形式上已退據二線，劉處在一線，而且劉的這個地位，也是毛一手促成的，從1945年中共七大，劉就是第二把手，二十年來全黨也接受和習慣了劉的這個角色，劉好像幹得還不錯，威望越來越高，劉對全黨的領導也基本形成了，中央的同志看起來也很團結，面對這個局面，毛只能採取迂迴的辦法。

　　毛雖面臨困難，但他畢竟是全黨的偉大領袖，他掌握的各種有形和無形的資源是巨大的，首先毛擁有領袖的巨大的威望。雖然因大躍進的失敗，毛在黨的高級幹部心目中的威望已受到嚴重損害，但是黨有嚴格的紀律，對毛的不滿言論絕不會在黨的會議上提出和交流；劉少奇等為了維護毛和黨的團結，絕不允許在黨內非議毛；在困難時期的老百姓中，雖然也出現了對毛的議論，但除個別以外，都被視為是“反革命”言論和“反革命”行為被迅速嚴厲地鎮壓下去了，在中國，除了幼兒，個個都知道，“反對毛主席，就是現行反革命”。儘管如此，毛還是心知肚明，黨內外都有一股非議他的潛流，怎麼辦？是放任自流，還是迎頭痛擊？毛選擇了後者，當務之急就是突出宣傳毛和毛澤東思想，以修補受到損傷的偉大領袖的威望。毛親自出馬，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要求全黨學習毛澤東思想，林彪也在這關鍵的時刻站出來，號召全軍學毛選，毛隨即號召：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人民學解放軍。在林彪的鼓動下，對毛的大規模的個人崇拜越演越烈，劉少奇雖想降溫，但無可奈何，因為劉少奇是最早宣傳毛和毛思想的，他過去在這方面的工作，做的最多，如果限制林，一來會使毛和林產生嚴重誤會，二來也是對他自己歷史的否定。

　　其次，中蘇論戰給毛提供了把國際和國內反修戰場連成一片的正當性。劉在六十年代初做的是：在外面反修（但不要和蘇聯的關係搞得那麼緊張），而在國內實行一條務實的路線，但是這一來就有了矛盾和斷裂，毛則理直氣壯，占領了反修的制高點。毛說蘇聯變修是在蘇共二十大後，其關鍵點就是大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對內不搞階級鬥爭，只搞經濟建設，獎金掛帥，對外和美國緩和關係，投降帝國主義。毛在1964年說：中國的修正主義者，對內搞“三自一包”，對外搞“三和一少”。毛還抓住中蘇關繫緊張的事，調動全黨全民的愛國主義的熱情，例如那個年代老百姓都知道：蘇修賣給我們的機器傻大黑粗，價錢還貴。劉少奇只能跟着毛的調子反修，但劉作為“反修戰士”，總顯得底氣不足，因為“1962年的右傾”成了他揮之不去的夢厴，沒有幾年，毛果真就給劉戴上一頂鐵帽子：“中國的赫魯曉夫”。

　　再次，所謂“一線”和“二線”的模糊性，給毛的反擊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一線”和“二線”最早是在1953-1954年提出的，不久就引發了“高饒事件”。1959年，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劉的“接班人”地位似乎塵埃落定，但在1960年上半年，毛仍在前台，在那之後到1962年上半年，毛有兩年的時間似乎在“二線”了，那是因為出現了全國性的大饑荒和特大經濟困難。從1962年下半年後，毛又走到前台了。劉主持一線的概念是什麼呢？就是毛不在北京的時候，由劉主持政治局會議，但所有的決策，所有的重大的人事任命和所有的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都得由毛決定，拍板。嚴格說，毛一天也沒有退出一線。但毛所處的“二線”地位給了他很大的便利，他可以不具體承擔主持中央工作的責任，卻是最高的監國者。按照中共八大通過的黨章規定，1961年應召開中共九大，此時開會，毛有可能會轉任八大黨章設置的“名譽主席”一職，但毛無意在此時開會，於是誰都不敢提開會的事，誰提開會的事，誰就有逼宮之嫌，結果是在打倒劉少奇之後1969年，也就是時隔中共八大13年後，才召開了中共九大。然而這也不能完全責怪毛，因為1943年3月的中央決定說的很明白：毛主席享有最後決定權，劉少奇則是這個決定的主要參與制定者。

　　下面就要講到“準備”的問題。我現在說的“準備”，有兩個依據：1，毛和其它“中央首長”（林彪，周恩來，江青，康生，張春橋等）在文革期間對這個過程的敘述，2，是我個人，也就是後人，對這個過程的看法。我認為，在1962-1964年底，不能說毛當時就要準備發動文革了，我們看到的只是毛要“改變”。文革真正的準備是在1965年開始的，它的直接表達，用毛的話說，就是要劉少奇下台。當然，這樣一個巨大的事變不可以那麼庸俗的叫做“趕劉少奇下台的運動”，那無法包含毛要改變中國，改變中國人，改變中國文化的宏大的理想，所以它應該有一個充滿“正當性”的名稱，開始它叫“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很快正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1965年後，毛為發動文革做了哪些準備呢？

　　1，意識形態的準備。毛一輩子都有一個特點，做什麼事，都要名正言順，師出有名，在理論上先說明自己的正當性。六十年代後，毛有許多重要的思考，但他已很少像中年時期那樣自己動手寫鴻篇巨製了，他的一些片斷的談話，需要理論家幫他完善，使之系統化。六十年代初中期，他和劉少奇共享一批智力資源，同用一批“秀才”、“筆桿子”，這些人中有陳伯達，胡繩，吳冷西，許立群，王力等，胡喬木則在1963年初就因病離職療養了。毛逐漸覺得北京的這套“秀才”班子還不夠用，就又通過江青，在上海另組一個小班子，為首的就是張春橋，姚文元。這些理論家，前期以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張春橋，姚文元為主，後期就是張，姚，幫助毛建構起文革的基本理論：“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是毛晚年思想的精髓。和這些相配合，由林彪的軍隊系統率先大搞毛的個人崇拜的宣傳，黨的宣傳機構也迅速跟進，幾個核心概念在全國大普及，實現了充分的社會化，這就是：從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到實現共產主義的歷史階段，階級鬥爭無時不在，無處不在，階級敵人到處有，黨外有，黨內有，知識分子中更多；社會上的階級鬥爭一定會反映到黨內，老的資產階級消滅了，還會不斷產生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時刻夢想復辟；反修防修是社會主義階段的長期任務；毛主席是紅太陽，大救星，全世界人民熱愛毛主席；毛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誰反對毛和毛思想，我們就和他拼”等等，經過多年的密集的宣傳，為文革提供了充分的精神條件。

　　2，組織方面的準備。從六十年代初期起，毛對軍隊幹部有着特別的信任，認為軍隊受修正主義思想的影響較小，1963年後，大批軍隊幹部被抽調到黨政系統，同時在黨政機關，高等院校和大中型企業普遍建立起政治部，使軍隊在國內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1965年末，改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由軍隊同志擔任主要領導，實行半軍事化的管理；1966年5月下旬，復以中央的名義，成立以江青為核心的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以提高他們的威信，為未來取代中央一線預做組織上的準備。在1966年春，又組織了首都安全工作小組等等。

　　1965年10月，毛離開讓他沉悶的北京[21]，前往南方“踏芳枝”，所思所慮皆是“反擊修正主義”的大事。1965年10月10日，毛放出空氣：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又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地方可以造反[22].在毛的想象世界中，違背他意見的“修正主義者”，早已盤根錯節，非用大力不能摧毀。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吳晗的文章只是一個試探氣球，不出所料，彭真果然出面為吳晗講話。毛不動聲色，將其一步步誘入包圍圈。1966年2月，在武漢東湖，毛與專程前來匯報《二月提綱》的彭真等談笑風生，彭真等以為大功告成，可以將大批判納入“學術討論”的軌道。但是一個月後，毛在杭州徹底否定了《二月提綱》。毛再一次發怒：彭真是一個渺小人物，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打倒他[23].5月，更挖出“彭羅陸楊定時炸彈”——正所謂“青松怒向蒼天發”，毛之發怒挾以雷霆萬鈞之力，猶如摧枯拉朽，“修正主義者”、“不聽話”者，則“敗葉紛隨碧水馳”。（1967年2月3日，毛在北京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說，“好幾年前，我就提出要洗刷幾百萬，那是空話，他們不聽話嘛”，“《人民日報》奪了兩次權，就是不聽我的話。”[24

　　依毛澤東的邏輯，“反動派，你不打，他就不倒”[25]，他也一再告誡人民：“敵人是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台的”。反動派，敵人者，是一個動態的概念，除了地富反壞右，如今又增添了一個新品種：“反革命修正主義者”。只是要讓這些老百姓眼中的大人物束手就擒，還需要堅強的意志和高超的鬥爭藝術。對於這些，毛從來是高度自信的。不久前，毛在《七律·洪都》中自嘲“鬢雪飛來成廢料”，那是揶揄，也是對將其視為“牌坊”的劉等的一種憤怒。毛不僅精神旺健，身體也極為健康。他象戰爭年代指揮軍事作戰那樣，精心擘劃每一個戰術計劃。正是在南方，他指示加強軍隊對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保衛工作[26].1966年初，江青組織召開軍隊文藝座談會，用迂迴的方式向中央一線領導發起進攻。毛讓江青去找林彪，隨後又三次修改座談會紀要，並在座談會紀要上親筆加上“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的標題，林彪則將這份文件報給劉少奇等，經劉的手以中共中央的文件發向全黨。劉少奇知道，除了奉命唯謹，別無任何其它選擇。從1965秋到1966夏，毛採取“剝筍子”政策，先批《海瑞罷官》，繼而“揭露羅瑞卿”，再批判《二月題綱》，“打倒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一步步向劉少奇逼近。

　　1966年5月，“彭羅陸楊”倒台後，高級幹部群情惶惶，在驚嚇之餘同時又緩了一口氣，他們為黨中央挖出了“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而感到慶幸，卻再也不敢往下想了。進入6月，各省紛紛揭露出“三家村”一類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省委宣傳部部長、文化、教育廳長，匡亞明、李達等都是在這期間被所在的江蘇、湖北省委“挖”出來的。然而毛卻渴望壯烈，為自己的下一步目標而思慮和振奮。

　　下一步的目標是誰呢？或曰：反修防修，深挖修根？只是毛從不喜歡無的放矢，反修防修須有目標，無此具體目標，一切大嗡大轟皆流於形式，現在毛到了下最後決心的關鍵時刻：是否趕劉少奇下台？

　　1970年，毛對斯諾說，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條》時，他已決定，劉少奇必須下台。但這是事後所言，無從證明1965年1月至1966年8月毛在這個問題上思路變化的過程。事實是，1965年1月，在劉少奇向毛檢討後，毛似乎寬諒了劉，儘管可以看到的線索是毛在為倒劉做精心的準備。可是毛的思路又是何等的複雜多變，在做出決定後，肯定、否定、再肯定，符合毛的一貫風格[27]，這也是為何毛會獨自一人長久陷入思考的原因。

　　從劉少奇1962年下半年以後的言行看，他在主觀上是努力緊跟毛的布署的。1963年後，劉具體貫徹毛有關大搞階級鬥爭的指示，毛提出要“洗刷幾百萬”[28]，劉迅即部署在全國開展“四清運動”，甚至比毛還激進。毛說“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裡”，劉則加以發展，說“三分之一以上的政權不在共產黨的手裡”，劉還為這不在共產黨手裡的“三分之一的政權”做了性質判斷，稱其是“反革命的兩面政權”。劉少奇甚至有破有立，在1964年創造出“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在受到毛嚴厲批評後，從1965起，劉就十分低調，他在重要會議上做自我批評，對毛的批評照單全收。1966年春夏間，劉也跟着毛批“彭羅陸楊”。

　　在那幾年，毛、劉在理念上的分歧似乎並不明顯，可是毛為何對劉的不滿與日俱增？我想很大的原因是劉少奇“不聽話”，“另搞一套”。劉是全黨公認的理論家，但在中國，唯有毛才是革命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創造者。例如，我們看不到毛之外的其它領導人有什麼“理論著作”，就連號稱“理論家”的康生，在建國後也沒寫過一篇“理論作品”。如果僅僅是工作中犯了“錯誤”，改了錯誤，重新跟上毛的步伐，也就可以了。麻煩的是，劉少奇要搞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式樣，這才是真正“有事”了。1962年，為了要從認識論的高度解釋困難時期全黨犯錯誤的原因，劉特地把自己抗戰時期的舊作《人為什麼會犯錯誤？》重新翻印，發給高級幹部閱讀，毛迅速作出反映，幾個月後，1963年初，毛針鋒相對寫出《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如此等等，劉的任何一點和毛相異的觀點都有可能被放大，被解讀為“離經叛道”。

　　再有，就是劉少奇有意無意中觸犯了黨內高層政治生活的“潛規則”。劉在1964年的“四清運動”中風頭太健，當年夏，劉攜夫人王光美去了14個省市巡迴演講“桃園經驗”，劉則一路開講“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在中共黨內，由領導同志坐鎮，陪夫人巡迴做報告，這是第一次。毛從沒這樣做過，他最多是在文革前出席觀看過幾個由江青指導的“革命現代京劇”，周恩來更不會坐鎮現場讓鄧穎超做報告。

　　更為嚴重的是，劉在1964年8月初又說了一些“犯忌”的話，諸如：不蹲點不能做中央委員，開調查會過時了，因為基層幹部不會在會上講真話等等。“開調查會”是毛在革命年代所發明的一種工作方法，黨內大大小小的幹部都知道，如今劉卻直言毛的這一套“過時了”，儘管劉說這些話不一定有針對毛的涵意，卻極容易造成誤會，被認為是“貶低毛”。前幾年出版的王力的回憶錄提到，當劉少奇在1964年8月初的北京幹部大會上說了那些犯忌的話之後，江青跑到毛面前哭訴告狀：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才作秘密報告，現在你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告了[29].無疑，江青的這番話對毛產生了嚴重的影響。這一年劉“掛帥”領導“四清運動”，一聲號令，150萬幹部下鄉蹲點，劉的威望之高，動員能力之大，都使毛產生警覺。

　　老人家的隱蔽的世界，他的同志們很難猜度，只有極個別的人才多少有些領悟[30]，但在1965-1966年上半年這個微妙敏感的時刻，他們都不願也不敢去影響他的決定。毛的那些高級同事們雖然知道一年來毛對劉少奇的不滿，然而十餘年前高崗反劉的下場給他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們謹言慎行，誰也不願涉足兩個主席間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讀書雜記中告誡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後，切勿臣先搶先”，也就是決不先出頭，“毛主席怎麼說，我就怎麼做”[31].康生在這類問題上也是“九段高手”，幾十年來一直對劉少奇畢恭畢敬，六十年代初，還主動請纓，要為劉編《選集》，即使在他個人大出風頭的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康生也顧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頌毛的同時，也不忘檢討自己在歷史上犯下的反對劉少奇的錯誤。長期在中樞行走的陳伯達，一直在兩個主席間走鋼絲，生怕稍有閃失，就會墜入萬丈深淵[32].確實，扳倒劉少奇，將是中國政壇上的一場8級大地震，畢竟從1945年中共七大始，劉就一直是黨的第二號人物。可能劉也意識到這一點，儘管他知道毛對自己有不少意見，但他顯然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質，劉可能認為自己為黨為國，問心無愧，1966年6月，仍派出夫人作為工作隊員，進駐清華大學。劉一步步進入了包圍圈。

　　從6月20日後，7月13日、19日、22日，圍繞派工作組的問題，中央上層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幾十年來一直對劉少奇笑臉相迎的康生、陳伯達，在會議上突然與劉發生了頂撞，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情況。一年後的1967年5月，林彪在陪同毛會見剛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團時插話說：現在沒有犯錯誤的同志，都是事先經主席交過底的[33].

　　毛澤東為自己下一步的設計而振奮，打倒“彭羅陸楊”，這不算什麼，在這之前，不是也打倒了“彭黃張周”？即使在蘇聯、東歐國家，這也屬平常現象。1957年，赫魯曉夫不也搞出個“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反黨集團”？中國要使世界震驚的何止是揪出幾個人，而是要培養共產主義新人，創建共產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和新文化，這是何等令人血脈賁脹，這才是驚天動地的偉業！毛已清晰看到不久的將來，“一聲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

　　毛澤東在南方6月的瀟瀟雨中，想得很深很遠，他堅信，他領導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徹底的革命，因為毛是在與人類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點——“私”作鬥爭，說到底，在他看來，劉所代表的就是“私”：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圍下，一些共產黨人對發展生產的興趣遠遠超過了對發揚革命精神的興趣，而在發展生產的背後，則是與資產階級精神相通約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適，追求物質，追求享受。毛就是要和這種“退化”作鬥爭，他相信，“公字當頭”的新社會是可以設計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當然，這場革命最後能否勝利，現在還難以肯定，自己被打碎也完全有可能，將來的革命是否也將取得勝利，現在更不知道，然而這一切阻擋不住毛的不容拂逆的意志，那些顧慮暫且放在一邊，也許幾百年後，人們會認為今天的這一切都是可笑的[34]，但那是以後的事，眼下要考慮的是具體問題，這場革命將以何種方式來展開？

　　不久，毛澤東就找到了領導革命的具體形式，這就是在黨的垂直機器之外，通過重組黨的宣傳媒介，再建立一個領袖與人民直接對話的新渠道。在這個新形式中，將實現領袖與人民的直接交流，而毛將以人民的化身來指導革命。毛將暫時把黨機器擱置一邊，在他的眼中，黨組織已被以劉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者”牢牢控制，他們最擅長的就是把毛的一切設計加以過濾和改造，使之適合於他們的需要。毛已不願意再做“牌坊”，他要重新回到中央領導的第一線，他所掌握的力量將是在他之外的任何人都永遠無法掌握的，這就是一個巨大的集合名詞“人民”。當然，人民是不會自發產生正確思想的，惟有人民的化身毛，才能給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國人民有所思”，實際上是毛代表人民在思索。

　　毛在6月思索的果實很快以一種特別的方式表現了出來。1966年7月16日，一聲驚雷震驚中國和全世界，73歲高齡的毛在武漢橫渡長江，突然在人民中現身，在響徹雲霄的“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中，毛與人民已水乳交融，毛終於實現了領導這場革命的具體形式。幾天后，毛主席返回北京，1966年8月5日，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以《炮打司令部》而使劉少奇下台，由林彪取代劉成為第二把手。

　　毛為什麼能順利發動文革？一年多來，他小心翼翼，精心準備，把一切最壞的可能性都事先想到了，並做了認真的防範，但預想的各種“修正主義者”做“壞事”，搞“政變”的情況，一件也沒有發生！嚴格說，他老人家發動文革沒有遇到任何障礙，彭真抵制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一經毛出面反擊，傾刻瓦解，劉少奇則完全是坐等自己的倒台。毛可謂一路乘風破浪，所向披靡，最重要的原因乃是毛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偉大領袖，他在體制，意識形態和道義上都享有巨大的合法性：

　　1，毛就是黨，這個概念深入人心。“彭羅陸楊”出問題，對黨的形象沒任何影響，劉少奇下台，任何人下台，都不會損傷黨的威信，最多就是需要修補一下，（這個工作，文革中主要是通過周恩來做的，周解釋了為什麼要打倒劉少奇，為什麼劉錯誤嚴重，但只是到了1966年才揭露），由於這個原因，文革初期全國各級黨委都被砸爛了，在毛看來也沒有關係，因為有毛在，有毛領導的軍隊在，就是黨在。

　　2，從建國起，我們宣傳、教育部門的主要工作就是歌頌毛主席的豐功偉績，這種工作每天，每分鐘都在進行，貫穿在一切領域，使得毛和毛思想在人民中擁有巨大威望。他在大躍進中犯的錯誤，老百姓一點都不知道，群眾都相信毛英明偉大，只是底下的幹部欺騙毛和中央，文革中甚至出現劉少奇是“三年自然災害”的罪魁禍首的論調；毛在文革中改組了黨的意識形態系統，毛通過不時發布“最新最高指示”，親自或通過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等對毛思想作出直接解釋，更增加了毛思想的權威性；毛還找到一個新渠道，在個人崇拜的大環境下，和人民直接交流，1966年7月16日在武漢暢遊長江，以後又在天安門八次接見紅衛兵，直接發動群眾，文革期間意識形態不僅沒有出現真空，而是實現了毛對意識形態的完全、徹底的占領，這使得毛擁有獨一無二，任何人都沒有的巨大的社會動員和統合力量。

　　3，毛要修補體制的弊端，群眾覺得毛關心人民，和人民心連心。劉少奇在文革初期“打壓”學生，要打他們“右派”，毛則是解救他們：“走資派”搞“三名三高”，毛要搞“平等”，反對特權：“走資派”支持“城市老爺衛生部”，毛號召醫生下鄉給農民看病；劉保護，愛護17級以上的幹部群體，毛則把他們趕到農村“五七幹校”，要他們勞動改造。在老百姓中，特別在青年學生中，青年工人中，存在着長期積壓下的不滿，這就是對官僚主義的不滿，對幹部特權行為的不滿，“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覺主席親”，頗生動地發映出文革初期群眾的這種情緒和心理，如此等等，都使毛的行動獲得巨大的道義性。

　　4.毛的偉大領袖的崇高威望不僅表現在他在心理和精神領域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擁有的無與倫比的影響力，他更擁有現實中的巨大的權力。他掌握着軍隊，林彪全力支持他，在提拔林彪做“接班人”的同時，毛又安排葉劍英擔任軍委秘書長，把軍隊完全置於自己的直接領導之下；他也掌握全國的公安系統，謝富治絕對服從於毛。劉少奇雖是主持中央工作的第二把手，但他不具有上述的優勢條件。

　　5.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多年，無形中積累下許多矛盾，這些矛盾有的是體制帶來的，有的則和具體的人有關係，劉處於第一線排頭的地位，不由得他個人同意還是不同意，都身處於這些矛盾的中心。劉之上有毛，劉的旁邊還有一批開國勛臣，之下有一群封疆大吏，這些大幹部各有神通，雖然都服從中央領導，但一旦察覺毛劉有異，每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盤，而劉又不具毛那樣的絕對權威，說話有時並不靈，但劉在一段時間裡似乎忘了自己只是第二把手，而強制推行自己的一些主張，有時批評人疾言厲色，故而造成各方關係的緊張。在這些矛盾中，有因“四清”問題而引發的華北局對劉的意見，有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的矛盾，有所謂“北方局”幹部和其它系統幹部之間的矛盾，有群眾和“官僚體制”的矛盾等等。上述種種矛盾本來就交叉在一起，在文革前夕的特殊環境下又被有意激化，從而成為毛能順利發動文革可資利用的因素。再有：劉多年來在政策制定和掌握方面跳躍性較大，喜歡走偏鋒，有人稱之為“忽左忽右”；劉指導四清，打擊面過寬，激起不少地方幹部的反彈；一些幹部，特別是軍隊幹部認為，劉在幹部使用問題上，有偏心的一面；相比於毛和周，劉的個性過於嚴肅，劉的司機說，“我給少奇同志開車一年，他沒有說過一句話。他一上車，我就把車開走；我一停車，他就走下去。”[35]從積極方面看，這可以理解為“是少奇同志長期在白區工作時養成的地下工作的習慣”；[36]但是，建國後畢竟已不是地下鬥爭的年代，為他服務的工作人員早經過黨組織的嚴格審查，不可能是所謂“嫌疑分子”，所以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說明劉的個性缺乏親和力。因此文革初期，一些幹部，特別是軍隊幹部，對劉下台是無所謂的，就是到今天，也還有一些老幹部對劉少奇抱有這樣或那樣的批評性的看法。當時的老百姓，雖然普遍對劉下台感到吃驚，但也沒有很多人為此而特別難過和惋惜的，因為老百姓對劉少奇的了解非常有限，雖然文革前全國各地都上映過歌頌劉少奇的電影《燎原》，廣大幹部也學過劉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但這些與黨的意識形態系統和軍隊系統對毛和對《毛選》的鋪天蓋地的宣傳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老百姓了解的就是劉少奇多次攜夫人訪問東南亞，只知道他保護、愛護各級幹部，要大家“做黨的馴服工具”，根本不知道劉為老百姓做了什麼好事，特別是劉在六十年代初困難時期，為拯救人民生命所作出的巨大的貢獻。因為在那個年代，所有的功勞，榮譽都歸於毛一人，老百姓所知道的，就是報紙上要他們知道的那些。所以說，毛髮動文革，是有相當的群眾和幹部基礎的。

　　毛為發動文革而使用的的一些方法是超常規的，例如：毛背着中央一線領導同志秘密策劃批《海瑞罷官》；他一人決定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等等。1964年年底，他當面對劉少奇說，我動一個小指頭就能打倒你，這不是共產黨領導人之間的常用語言，也不符合黨倫理。但是，毛的所有重大措施又都是假手劉少奇，通過中央會議，以中央文件的“合法”形式實現的。在那個年代，體制對毛的約束力是不存在的，從1965開始，就是毛主席，黨中央這樣的排序表達，正式的解釋是，如果沒有毛，沒有毛的正確領導，一切都沒有。所以毛就是黨，革命，軍隊，人民的化身，他也是真理的化身，他想做任何事都可以。中央領導集體為了黨的團結順從他，人民崇拜他，從而使他獲得不受制約的無限權力。

　　文革發動的年代距離今天已近四十年了，毛的這首詩，也發表一些年了，對文革發動的過程和毛的這首詩，都有一些解釋，我這也算是一種解釋吧。有關文革發動的細節，還有許多沒有披露，所以完全的回到歷史，幾乎是不可能的。有一種觀點認為：“歷史乃是論述過去，但絕不等於過去”。[37]我只是根據自己的理解和自己掌握的資料來談論這個問題，但這也只是一種敘述，所以，在座各位可以任由自己的理解去判斷毛的這首詩和我所談的這個議題，這就叫做“自求其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