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件事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文革的性質。 一是張春橋為一出新編革命戲劇的角
色所加的按語: “他不是地主資本家出身,參加了長征和解放戰爭,他忠於革命,為
人正直。”那麼這麼一個人為什麼會變成一個專橫殘暴的人呢? 因為體制的力量,
日復一日的官僚生涯將他變成了他原本最痛恨的樣子。 革命的幹部們必須認識到
這個危險。
第二個是周思來在領導已經被打倒的中國科學院對工作人員的講話: “我們本來
可以用行政手段做到這一切, 但是那樣同志們就不能從中學到任何東西了。”
文革不是為了大清洗。 周恩來曾說(毛澤東也同意), 只有不超過5%的幹部應該被
走趕下台。很明顯, 毛澤東不再認為劉少奇是合適的繼承人, 因為他分不清哪些問
題要用法律和行政手段解決, 哪些問題需要耐心的政治手段解決。 毛澤東認為劉
少奇在社會文主義教育運動所犯錯誤就是這一性質。 即使這樣, 毛澤東仍然堅持
批劉少奇是針對思想不針對個人。
那麼為什麼文革後來升級至近乎內戰的程度? 對此仍然沒有全面可信的研究成果
, 不過確有一些好的局部研究。 這些研究說明: 第一, 文革中青年學生和工人對
特權階層的不滿程度比毛澤東原來估計的要嚴重得多; 第二, 解放軍對文革的態
度曖昧, 第三, 受到威脅的高級幹部的子弟獲得了武器並向對立面開戰; 第四,
文革成為很多人清算舊賬的機會, 也促成了各種新主從關係人脈網絡的建立, 這
是中國政治運動背後的隱性動因。 第五, 當“巴黎公社”式的政權在一些城市裡
威脅到共產黨自身的存在時, 毛澤東選擇了後撤。
文革像大躍進一樣, 長遠來看,有一些積極的結果。 毛澤東 “造反有理” 的斷言
結合文革的經驗使中國人相信要讓黨內官僚真正負責來就必須建立起民主制度。
毛澤東的新戰略
1920年代早期, 當蘇聯嘗試解決“原始積累”問題時候, 經濟學家Yevgeni Preobrazhensky指
出, 依馬克思的觀點, 英國初始工業化的絕大部分資本來自圈地運動對英國農民
的剝削。 Preobrazhensky 認為蘇聯除了以類似的手法剝奪農民以外沒有資本來
滿足工業化的需要。 他把這叫做是 “現實的封建制度。”
現代研究顯示, 在圈地運動當中並不存在對英國農民的剝奪。 在此只需指出, 英
格蘭的土地稅記錄表明在圈地運動之後出現了更多擁有土地的自耕農。 圈地後耕
地和牧場的綜合利用使四季輪作成為可能, 從而促進了小型農莊的出現。 因此斯
大林的犧牲農民的戰略完全是基於歷史的迷思。
另一方面, 在1920年代的蘇聯有兩位社會計劃的先驅人物: Shanin 和 Bazarov。
Shanin 認為對農業的少量投資可以對農業生產和農民收入帶來巨大的貢獻。 農民
增加了需求將促進工業化。 Bararov 則認為大多數經濟發展本質上都是地區性的
。 電力的廣泛利用使昂貴的城市化工業中心不再必要, 俄國農民擺脫貧困線所最
急需的是 “土路和電力支線”, 最經濟的發展方式是使 “勞動者本人就是受益
者”。 Shanin 和Bazarov 最終甚至說服了Preobrazhensky。 布哈林也支持他們
, 但是, 斯大林仍然選擇了 “現實的封建主義。”
1950年代早期, 當發達國家也開始了它們的經濟計劃嘗試時, 斯大林的發展模式
被廣泛接受 (儘管在執行中西方不及斯大林那麼嚴酷)。 農業被高稅收和國家制定
的低收購價格勒索為工業化提供資本。 接着愛沙尼亞經濟學家雷格納爾 努克斯
(Ragnar Nurkse)提出了一個新的發展模型, 他認為在眾多貧窮的農業國中典型的
農村勞動力過剩可以由負擔變成財富, 使用這些勞動力來提高產量, 搞多種種植
, 改善農村基礎設施, 增加勞動密集和低技術的鄉村工業。 他還詳細分析了可能
遇到的各種問題。 結論是增加農民的購買力可以創造驅動工業化前進的有效需求
。
而這正是毛澤東大躍進戰略的基礎。 毛澤東與努克斯在這一點上高度一致。 令人
驚異是否毛澤東讀過後者的著作。 毛澤東還相信, 並非均衡而是不均衡在推動經
濟前進。 羅德里克 麥克法爾輕蔑這一觀點, 但是這只不過是經濟學上的常識, 與
毛澤東幾乎同時代的德國經濟學家赫施曼(Albert Otto Hirschman )也執同樣的
觀點。 毛澤東的觀點是, 技術官僚搞出來的計劃和依據靜態均衡制定的資源分配
方案完全沒有將人的主觀能動性考慮在內, 這種能動性可以對需求變化做出迅速
的反應。 這裡毛澤東所要求的其實就是市場要素。
毛澤東的經濟思想還與崗納 邁爾代找到了契合點, 他們都認為農民要擺脫貧困就
必須改變其固有的農民意識。 毛澤東的大躍進戰略根本就是異想天開,不是 “人
有多大膽, 地有多大產”, 相反它與現代思想息息相通。 正是毛澤東的反對者們
死抱着斯大林主義。 毛澤東一貫堅持他的經濟理念。 他並沒有在1958年突然心血
來潮由非常注重實用轉向了僵化的意識形態。
毛澤東真正矛盾的地方在於, 1953年時他曾經接受了斯大林主義。 不過那時中國
面對着美國的敵意。這一矛盾持續時間並不長, 1953年制定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直到
1955年才完全付諸實施, 而到那一年年末毛澤東對斯大林的批判就開始了。
毛澤東留給中國的遺產
人們經常低估早期教育對毛澤東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 毛澤東走向馬克思主義
與馬克思本人的思想歷程是一致的---- 從個人自我實現的激情到認清“階級結構
是阻礙自我實現的主要障礙”。 五四運動的思想來源是歐洲的啟蒙思想家, 而馬
克思也包括其中。 馬克思對民主思想的貢獻在於他斷言不受控制的資本主義與不
受控制的政府一樣是對民主的威脅。 馬克思的其他思想我認為並不具有很高價值
。 他的歷史學是貧乏的; 他的經濟思想充滿了矛盾 (資本主義一邊成長壯大一邊
使絕大多數消費者陷入貧困化, 這怎麼可能?), 他的哲學是第三手的雅格布 伯麥
（Jacob Boehme）和梅斯特 艾科哈特（Meister Eckhart）的神秘主義 (當我讀
到黑格爾時, 立刻就想到了Boehme )。
從哲學角度來看, 毛澤東接受了格林(Thomas Hill Green)的意識概念。 毛澤東的
群眾路線就是領導者與被領導者共同創造新認識的方法。 在其它地方有人會將這
種方法稱為“參與型研究”。 毛澤東的認識論將群眾路線與馬克思主義掛鈎, 但
是你也可以追溯到杜威那裡, 因為毛澤東強調反覆試錯的過程, 這是杜威的實用
主義哲學: 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
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
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
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
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
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毛澤東的群眾路線不僅與他的認識論緊密聯繫,而且還見於他在 <實踐論>:
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
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
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
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
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除了五四運動引入的歐洲啟蒙思想, 中國也有自己的啟蒙思想。 王陽明關於“理
”的學說推崇 “知行合一”。 王夫之反對照搬古代的典章制度阻礙今天的發展。
顧炎武認為中國歷史上當地方擁有自治權時國勢趨強, 而當君主專權的時候, 國
勢趨弱。 黃宗羲認為仕作為儒家價值的看護人應該代表人民而不是君主的利益。
康有為認為儒仕應該避免空談努力實踐, 追求儘可能接近自己的理想,政治因此成
了一門關於可能性的藝術。 青年毛澤東在五四時期肯定受到了東西方啟蒙思想的
洗禮。
儘管由於明顯的政治原因, 毛澤東後來幾乎從未源引西方“理想主義”作者或者
儒家學者, 但是這些人確實對毛澤東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方式有深刻的影響。 除了
格林的認識論以外。 約翰 杜威特別值得提及。 杜威的實用主義與馬克思的整體論
之間的對比經常被過度引申, 杜威相信人類所能了解的真理只能來自對可預測變
化的觀察, 人類通過對事物的改變來學習。 馬克思認為認識來自於革命性變革過
程中的行動。 陳獨秀將兩者結合, 在某種程度上是杜威將陳獨秀引向了馬克思主
義。 毛澤東很可能也是這種情況。 務實的行動不能沒有目的, 而目的基於價值觀
, 這些都可以從毛澤東的認識論里發現回聲。
在格林和杜威之後的第三個西方思想源頭是托馬斯 克庫伯, 他的<社會主義歷史>是
毛澤東讀到的第一本關於社會主義的著作, 毛澤東告訴埃德加 斯諾, 他如饑似渴
地閱讀這本書。 克庫伯談到了聖西門的國家社會主義與歐文/傅立葉的公社社會主
義的矛盾分歧, 介紹了歐文關於人類的本性可以通過社會變改得到完善, 就像歐
文在自己的磨房工廠里進行的社會實踐改造了在那裡工作的原本赤貧的沒有受過
教育的工人。 克庫伯還認為社會主義的形式應該由實踐所處的具體環境決定, 不
同的國民特質有不同的社會主義形式相對應。
應該注意在毛澤東讀到克庫伯的時候斯大林主義還沒有出現, 社會主義仍然是一
個開放的思想體系, 克庫伯在中國曾經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1982年我在四川的時
候還聽說他的書再版的消息。當然毛澤東的早期教育對其後來思想的影響的研究只
能是一種猜測, 我們所知的包括毛澤東在長沙圖書館的自學, 還有他的老師楊昌
濟的影響--- 是楊昌濟送給毛澤東一本由江亢虎翻譯的克庫伯, 我們還知道他在
五四運動前後可能讀到的書籍, 以及他在一篇文章里對杜威思想的熱烈回應。
毛澤東將很多思想融會貫通: 意識動機; 通過試錯法找到可預測的現象從而形成
知識達至真理; 社會主義提供了在國家集權控制和統一物質分配的共產主義形式
之外的另一種選擇; 地方自治而非中央集權是決定中國國力的基本因素; 個人的
自我完善只能通過與他人的互助合作達到; 僵化的制度阻礙發展; 以什麼樣工具
創造社會主義就會得到什麼樣的社會主義; 智慧歸根結底來自人民而不是政府;
政府的基礎是共識; 一個人意志力的大小決定於他自尊的程度; 社會主義依國情
與傳統的差異而有所差別。 所有以上這些觀點,要麼有毛澤東的原話為證, 要麼可
以由他的行動中得出。
毛澤東最初在長沙的政治活動讓他不得不相信只有武力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 湖
南的省議會與中國的國家議會都是徒有其表。 所謂民主制度有時確能窒息社會改
良的真正努力, 這為1945年以後許多國家的情況所證明。 毛澤東的優先選擇是團
結儘可能多的人共同反抗壓迫。 壓迫與反壓迫構成了歷史的主線。 我們要問只是
: 毛澤東最終是堅持了這個信念還是背叛了它。 (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
在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初的6年中, 毛澤東在黨內一直是代表農民的, 他是中國農民
運動講習所的領導人。 1927年他寫出了湖南農民運動報告, 同年蔣介石的政變迫
使毛澤東進入江西農村。 1934年, 紅軍被迫退出江西開始長征, 並一路打到陝西
。 從那時起直到1949年, 毛澤東領導着一個國中國---- 一個農民的中國。 在國民
黨人眼中, 有兩個共產黨, 一個陝西黨一個上海黨。 有一點我無法證實但仍然相
信: 當劉少奇想到中國的時候, 他首先想到的是沿海的發達地區, 而毛澤東想到
中國的時候, 他首先想到的是內陸的不發達地區。
在邊區的時候, 毛澤東初次開始處理經濟問題。 邊區必須加強經濟來抵抗日本軍
隊和蔣介石的封鎖。 當時一些共產黨人希望發展政府所有的工業和完全集體化的
農業。 毛澤東反對這種不切實際的想法, 他採取了共助組和工商合作社的道路。
施拉姆 (Stuart Schram)不相信邊區經濟與毛澤東的大躍進戰略有聯繫, 因為邊
區時期不存在國有經濟。 施拉姆對毛澤東研究貢獻良多, 但這一點我無法不反對
他。 在邊區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 一書中毛澤東稱讚非政府經營的工業合作社,
並且將延南合作社樹為榜樣。 (這一部分在再版時被刪除了)。 我一直相信, 工業
合作社是毛澤東本人的主意。 合作以村為基本單位, 充分利用勞動力, 將所得收
入迅速投入再生產, 從而積累資本和技術。 合作社的成員主要是農民,而領頭的往
往是從城裡來的年輕技工。 工業合作社的組織是 “地方管理, 中央監督”, 管理
是民主的, 有的時候是超民主的。 由於沒有配套企業, 他們不得不什麼都做。 在
邊區現有的條件下, 合作社的收入支撐了村里醫療和教育的開支。 據斯諾報道,
合作社充當了全村甚至跨村的經濟生活的組織者角色。 邊區時期毛澤東推崇的工
業合作社模式與20年後人民公社之間深刻的相似性是不能被忽視的。
邊區的另外一些合作社, 由邊區政府或軍隊組織管理, 提供技術和資金。 它們就
像大躍進時期國有經濟部門, 同時也可以視其為公社制度的先聲。
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新西蘭人路易 艾黎搞的 “工合” (Gung-Ho) 組織和美國傳
教士在上海郊區搞的自助合作社和邊區的工業合作社有相通之處, 這條線索一直
貫通到1958年人民公社的建立, 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新高潮 中將人民公
社定義為更大區域內的合作, 目的是提高分工和生產多樣化。 我們不能否定這其
中明顯的連續性。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執行剛剛過半的時候, 毛澤東就在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新高潮
一書裡指出了個體農民要走合作化道路的方向。 從始至終毛澤東強調的是通過激
發農民的創造性和利用農村的資源來制定生產計劃增加合作社社員的收入。 新高
潮的思想立足於缺乏資本的現實, 用集體的組織手段充分調動農民的主動性, 勞
力投入獲得後續的投資, 積累技術邁向人民公社。 相當可信的數字顯示, 農民的
勞動效率和收入水平在原來基礎上都有提高。 在土改之後, 最富有的農民擁有的
土地一般是最窮的農民的兩倍, 但是, 富民70%到75%的收入要用於養家, 由於富
裕農民往往家庭規模更大, 所以他們在基本生活保障線以上的收入不到貧民的兩
倍。 在保證基本生活需要之後, 任何小的生產效率提高都可以帶來可支配收入的
顯著增加。 這使幾乎所有的農民都加入到集體中來, 進行分工合作。
新高潮一書中給出的第一個例子是農業合作社的黨支書王國番在村里富家不願意
入社的情況下, 帶領貧民進山拾柴賣錢。 這是在農閒時做的, 所以幾乎沒有機會
成本, 等他們攢夠了錢就開始投資, 合作社越搞越大。 兩年以內中農們看到有利
可圖都入了社。這個例子也許是虛構的, 但它的邏輯是可信的。
這說明毛澤東本意是要用漸進的辦法來搞合作農業, 但是後來他急於推進, 合作
化遭遇了富民的牴觸。 據毛澤東自己說, 在這一過程中有80000人被處決, 平均每
50個村莊有8人, 這些人是誰又是因為什麼被殺, 我們可能永遠也無法知道。 但是
, 必須說明的是, 直到1950年代中期, 前國民黨的支持者依然在很多地方進行暗
中破壞, 那些被處決的人當中應該包括了這部分人。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當中, 合作社並沒有創造很多非農業的工作崗位。 因此大躍進
就成了第二次機會。 在<新高潮> 出版後三個月, 毛澤東就在<論十大關係> 講話
里提出中央要放權, 調動地方和各部門的積極性, 這實際上用市場手段減弱中央
統配, 由部門間的准市場互利關係來促進經濟增長。 論十大關係 是毛澤東經濟思
想的權威闡述。
接下來是雙百方針和反右運動, 這是黨第一次邀請公開的批評, 批評本是群眾路
線的組成部分, 但是全國規模的大批評還從未有過。 反右被認為是給異見分子挖
的陷阱。 是毛澤東的引敵深入的策略。 但是, 實際上毛澤東從未同意過對右派進
行懲罰。 (如果他支持那麼懲罰, 為什麼又宴請一批知名的右派並公開與他們的合
影)。 事實上, 毛澤東反覆要求對於絕大多數不接受革命思想的知識分子要耐心教
育。
在<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 毛澤東對斯大林否定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
矛盾提出了批評, 對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進行了細緻區分。 對於那些拒不接
受革命思想的人,毛澤東認為最好的辦法是讓時間來解決他們。 而對於人民內部的
意見和利益分歧則必須通過民主的方式解決。
有人持有反右破壞了黨內共識的觀點並不令人吃驚。 1950年代初毛澤東就發動了
“反對官僚主義和長官意志”的運動, 他對官老爺是深惡痛絕的。 文革中紅衛兵
將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說成是毛澤東對官僚主義的鬥爭, 我毫不懷疑毛澤東也是從
這個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的。
大躍進不只是把群眾路線當作政治時尚, 而是把群眾路線當作是最有效最民主的
社會變革的工具。 人民參與設計完成這個變革, 提供制度雛形, 黨來加工完善。
在經濟領域, 權力下放, 中央官僚機構無權下命令, 而只能對地方的動議進行反
應。
麥考法爾在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書中說文革脫胎於大跨進。他的考察的歷史
階段很成問題。 他從大躍進的中期入手止於文革之初, 這樣就忽略了大躍進本身
的起源和文革的後果。 這樣對大躍進和文革的認識都難以成立。 因為大躍進初期
的成功被排除了, 而正是這一成功所造成的過分樂觀導致了後來災難性的政策執
行扭曲。 而且他的書根本沒有觸及文革開始後得以復活的大躍進戰略, 這一次相
對克制的政策取得了成功。 麥考法爾繞過了根本的經濟戰略問題, 營造出從1958到
1976年的全部運動不過是意識形態之爭的假象。 在書中作者引述了共產黨領導層
的多次討論, 在一次爭論中毛澤東插話道: “公社必須儘可能多產商品才能多贏
利。” 對此, 麥考法爾沒有評論。 而這一完全非意識形態的言論反映出無論黨內
辯論使用的是多少深奧的政治語言, 問題仍然是實際的經濟問題。
文化革命被很多人視為由文化問題觸發, 其實經濟問題仍然占有一席之地。毛澤東
的農業機械化主張同彭真,劉少奇的不同。 毛澤東讓村莊購買擁有自己的拖拉機,
他是在1958年提出這一建議的。 文革後又由林彪重提。 但是彭真在傳達時故意將
毛澤東對蘇聯拖拉機站政策的批評砍掉。 根據紅衛兵的批判材料, 劉少奇想搞蘇
式拖拉機站。 彭真因為支持劉少奇, 再加上庇護攻擊大躍進的雜文作家而被免職
。
文革開始時受到攻擊的作家們都對大躍進持批評意見。 這些作家受到對大躍進態
度消極的領導人的保護。 在當時的中國, 所有作家都是為自己的保護人服務的。
說這些作家是獨立的根本是無知。
毛澤東的繼承之爭開始後, 言論出版成為重要的較力場, 當時右派的解凍就意味
着對左派的封口。 在西方評論家那裡, 這被視為是意識形態化的毛澤東與務實的
親自由領導人之間的鬥爭。 而正是這些所謂的務實領導人在此之前一直被稱為和
毛澤東一樣的共產主義暴徒。 反右的時候, 鄧小平在哪裡? 他是反右運動的領導
, 是毛澤東對反右感到痛惜並反對擴大化。 大躍進的時候鄧小平又在哪裡? 他在
全國各地巡視, 對所有的浮誇和反常沒有提出任何異議。 當毛澤東要求中國的年
輕人批評他們的領導的時候, 劉少奇在哪裡? 他在組織黨的工作組去控制學生。
毛澤東的反對者提出的“利伯曼”式的改革方案在一度實行之後沒有取得任何明
顯的成果。 而毛澤東的社隊辦企業在1970年代復興一直到1979年鄧小平上台發展
的如何? 他們貢獻了中國一半的工業增加值。 使中國農民的收入達到了中等國家
的水平, 中國人的儲蓄是鄧小平開始他的經濟改革的本錢。
利用農業勞動力的剩餘來發展農村可能是絕大多數窮國在全球化時代的最佳選擇
, 這一點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 不一定相信共產主義才能辦到, 但是是毛
澤東第一個發現了這種可能性---- 這是一個不錯的墓志銘。
關於毛澤東經濟發展戰略的潛力, 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一個水土保持的項目
, 在北京以西100英里的一個村莊。 山區坡地經常受到洪水的侵擾, 當時的糧食作
物是水稻。 村民們在山坡上種下了50萬棵樹, 這些樹的樹葉可以作為飼料, 樹窩
能儲留雨水。坡上的小壠就像是小型水庫, 農民手工清理淤泥保持水土不流失。 這
種辦法涵養了水源同時發展了牲畜生產。 使農民有錢購買自己的第一台拖拉機。
第二個例子山東棲霞縣的一個社辦工廠。 這個廠最初是從組織家庭婦女縫製手套
開始的, 在大躍進中他們除了手套還生產其它紡織品。 因為這個廠太小, 才得以
從劉少奇對社隊辦工廠的掃蕩中倖存下來。 從1970年開始, 它擴大生活。 當尼龍
出現後, 它轉向了生產波紋尼龍布。 當1982年我去這個廠考查時, 他們生產的尼
龍軋紋波機已經行銷全中國了。
1982年我得到去中國考察的機會。 我計劃在中國的山東, 江蘇, 四川的三個村莊
里呆了三個月, 這三個村莊的經濟條件分別是很好,中等偏上和很差。 北京同意了
我的計劃。 很好的那個在江蘇無錫,中等偏上的村子在山東的棲霞縣, 很差的那個
在四川西部的洪雅。 在這三個村子裡我學到的東西比我在北京學到的多得多。 在
山東我和農村幹部一杯下肚, 就不再有什麼不能談的了。 這讓我不但了解到村辦
企業的潛力和問題, 也看到了它對農民的心理影響。 村辦企業讓農民有了新的眼
光, 他們變得自信起來, 在我看來這是農民自我意識革命的開始。
農民對這種發展方向的肯定使我相信這是通向新的公民社會的開始。 當時全中國
有大約200萬個社隊辦企業參與市場活動。 小企業越多, 市場就越複雜, 大量的企
業和複雜的市場讓行政干預變得更困難, 市場中的談判活動的影響越來越大。 商
業往來取代了黨內的上下級關係。 基級幹部開始認同自己在社隊企業里的角色,
這類似於亞當 弗格森(Adam Ferguson) 提出的市場對封建等級制度的侵蝕。 一個
新的公民社會在中國興起, 它當然被死硬的斯大林主義者痛恨。 毛澤東肯定是意
識到了經濟權力下放對在市場上活動的小企業的政治影響。 他就是想給在生產一
線的人發揮創造性的空間。 毛澤東早就認識到了計劃經濟的悖論: 中央計劃的成
功只能來自於基層享有充分的自主權。
毛澤東認為蘇聯式中央集權控制只能在被控制者那裡引起阻礙生產的反制反應。
而我在中國農村的田野和社隊工廠里看到聽到的是積極務實的行動和期望, 中國
的農民正是變成活躍的國家公民。 我不是在理想化社隊派企業, 很多企業最終不
成功, 很多依賴於村落里的補貼還沒有產生效益。 有不小的浪費, 不少對環境還
有不良影響。 甚至滋生腐敗。 但是我們不能用自己社會的理想樣本來評判別人的
現實。 西方的小型企業也受到幾乎同樣問題的困擾。 實際上西方小企業的失敗率
甚至要高於中國。
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從毛澤東開始的。 在文革中他說造反有理, 在文革陷入混亂以
後, 紅衛兵學到的第二課就是沒有制度和程序的保障民主就是無法存活。 因此在
李一哲大字報里, 作者認為毛澤東推動的民主已經達到了相當的程度, 需要建立
相適應的民主制度。 1976年陳爾晉上書毛澤東, 他說由於需要用暴力來推翻舊的
剝削階級, 革命必然創造一個威權政府, 這在革命後形成一個新的統治階級。 因
此需要二次革命。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應該是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再經過紅色
資產階級進入民主社會主義。 陳的主張實際上成了民主牆運動的基調。 之後, 源
自紅衛兵的這支追求中國民主的力量, 完全不同於北京的那些要求民主的知識分
子, 一直在尋求推動廣泛的人民民主運動。 六四的結局與這一支民主力量的發展
引起鄧小平的警惕有重大關係。 由昔日紅衛兵推動的民主運動在90年代以後仍在
繼續直到江澤民收回了他對多元政治的有限支持, 監禁了王有才, 徐文立和秦永
敏等人為止。
尋找毛澤東思想與行動中的積極因素並不是要否認他是一個獨裁者。 儘管毛澤東
一直反對濫用刑罰和處決, 但在他相信必須這樣做時, 並不手軟。 為了保護革命
事業, 革命的敵人必須付出代價。 大多數獨裁者都是偏執狂和竊國大盜並不意味
着所有獨裁者都是如此。 我決不認為毛澤東是另一個斯大林或者希特勒。 在我看
來, 他更像是奧立弗 克倫威爾---- 本質上傾向民主, 但是由於環境所迫不得不
大權獨攬, 他這麼做正是為了捍衛民主的價值, 因為他的將軍們既不理解也幫不
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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