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看着胡熒（有三點水旁）遠去的身影，心中期盼着那個人的消息儘快傳到自己的耳朵里，死了也好，活着也好，只要讓我知道就好。和以往一樣，他相信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這個人一定會告訴我問題的答案。

他的判斷是正確的，胡熒（有三點水旁）確實是會給他答案的。他也做好了長期等待的準備，但他沒有想到，等待的時間真的很長。

胡熒（有三點水旁）開始忠實地履行他的職責，他“遍行天下州郡鄉邑，隱查建文帝安在”，這期間連自己的母親死去，他也沒有回家探望，而是繼續着自己的工作，探尋這個秘密已經成為了他人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的努力並沒有白費，最終，他找到了答案，在十六年之後。

既然答案揭曉要到十六年之後了，我們就先來看看為什麼建文帝的死亡與否會有如此大的爭議，其實明代史料大部分都認為建文帝沒有死，而且還有一些野史詳細記載了建文帝出逃時候的各種情況，雖不可信，但也可一觀。

根據明代萬曆年間出版的《致身錄》一書所記載，建文帝在城破之日萬念俱灰，想要自殺，此時，一個太監突然站出來說道：“高祖駕崩時，留下了一個箱子，說遇到大難之時才可打開，現在是時候了，請皇上打開箱子吧。”

然後，他們把箱子取出並打開，發現裡面東西一應俱全，包括和尚的度牒，袈裟、僧帽、剃刀、甚至還有十兩白金。更讓人稱奇的是，裡面還有朱元璋同志的親筆批示，指示了逃跑路線。於是，建文帝等一干人就此逃出升天。

看過以上這些記載，相信大家可能都有似曾相識的感覺，沒錯，這些記載似乎帶有武俠小說的寫法和情節，朱元璋確實神機妙算，但還不至於到這個程度，就算他預料到自己的孫子將來要跑路，可他還能預先準備服裝道具和路費，甚至連跑路的路線都能指示的一清二楚，就明顯是在胡扯了。就如同武俠小說中 ，某位大俠跌下山崖，然後遇到某位幾十年不出山的活老前輩或是挖到死老前輩留下的遺物，而這樣的傳奇情節在歷史上是並不多見的。

雖然存在着這些近乎荒誕的記載，但明朝史料大都認為建文帝沒有死，那麼為什麼這個問題還能引起那麼大的爭議呢？這是因為在後來，一件事情的發生使得建文帝的生死變得不再是單純的歷史問題，而是極為複雜的政治問題。

這件事情就是“朱三太子”事件，即所謂明朝滅亡之時，朱三太子並沒有死，而是活下來繼續組織反清的事件，要說這位朱三太子也實在算是個神仙，從順治到康熙、雍正，歷經三個皇朝，如同幽靈般纏繞着清朝統治者，一直捱到三個皇帝都死了他卻始終戰鬥在反清第一線。清朝政府對這個幽靈極其頭疼。很明顯，建文帝的故事與朱三太子有很多相似之處，故而在修明史時，清朝政府即授意史官更改這段歷史，一口咬定建文帝自殺而死。

值得肯定的是，很多史官堅持了原則，頂住了壓力，堅持建文帝未死之說，但無恥的人無論哪個朝代總是不會缺的，大學者王鴻緒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的人品明顯比不上他的學問，為了逢迎清朝政府，他私自修改了明史稿（明史底稿），認定建文帝已死。由於明史畢竟是官方史書，故而影響了很多人對建文帝之死的看法，直到近代，史學界對建文帝未死的問題才有了一個比較肯定的意見。

歷史的真相始終是被籠罩在迷霧中的，無數人為了各種目的去修飾和歪曲它，以適應自己的需要。

但我始終相信，真相只有一個，而它必定有被揭開的一天。

無論我們從哪個角度來看，朱棣都絕對算不上一個好人，這個人冷酷、殘忍、權欲薰心，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絕對不想和這樣的一個人做朋友。但他卻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好皇帝。

一個皇帝從不需要用個人的良好品格來證明自己的英明，恰恰相反，在歷史上干皇帝這行的人基本都不是什麼好人，因為好人幹不了皇帝，朱允炆就是鐵證。

一個人從登上皇位成為皇帝的那一天起，他所得到的就絕不僅僅是權位而已，還有許許多多的敵人，他不但要和天斗、和地斗，還要和自己身邊的幾乎每一個人斗，大臣、太監、老婆（很多）、老婆的親戚（也很多）、兄弟姐妹， 甚至還有父母（如果都還活着的話），他成為了所有人的目標。如果不拿出點手段，顯示一下自己的能力，很容易被人找到空子踢下皇位，而歷史證明，被踢下皇位的皇帝生存率是很低的。

為了皇位，為了性命，必須學會權謀詭計，必須六親不認，他要比最強橫的惡霸更強橫，比最無賴的流氓更無賴，他不能相信任何人。所以我認為，孤家寡人實在是對皇帝最好的稱呼。

朱棣就是這樣的一個惡霸無賴，也是一個好皇帝。

他精力充沛，以勞模朱元璋同志為榜樣，每天干到很晚，不停的處理政務。他愛護百姓，關心民間疾苦，實行休養生息政策，在他的統治下，明朝變得越來越強大。荒地被開墾，人們生活水平提高，倉庫堆滿了糧食和錢幣。經濟科技文化都有很大的發展，他憑藉自己的努力打造出了一個真正的太平盛世。

他制定了很多利國利民的政策，也很好地執行了這些政策，使得明朝更為強大，如果要具體說明，還可以列出一大堆經濟數字，這些都是套話，具體內容可參考歷代歷史教科書。我不願意多寫，相信大家也不願意多看，但值得思考的是，這些舉措歷史上有很多皇帝都做過，也取得過不錯的效果，為什麼朱棣卻可以超越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成為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公認的偉大皇帝呢？

這是因為他做到了別的皇帝沒有能夠做到的事情。

下面，我們將介紹這位偉大皇帝的功績，就如同我們之前說過的那樣，他絕對不是一個好人，卻絕對是一個好皇帝。他用驚人的天賦和能力成就了巨大的功業，給我們留下了不朽的遺產，並在六百多年後依然影響着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他確實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皇帝，當之無愧。

修書

說起修書這件事，應該是很多人嚮往的吧，把自己的努力化為書籍確實是一件讓人快樂的事情，而對於某些沒有能力寫書的人而言，要出版一本書還是有辦法的。比如我原先上大學的時候，學校的一些教務人員（不教書的）眼紅教研室的人出書，想寫書卻沒本事，也不知是誰出的主意，到四處抄來一些名人名言，居然搞出了一本書出版。當然，其銷量也是可以預料的。

說來很難讓人相信，早在幾百年前的朱棣時代，也有人做過一件類似的事情，做這件事情的就是朱棣。

我們之前說過，朱棣文化修養有限，他自己應該是寫不出什麼傳世名著的，所以他只能指示手下的人修書，其目的當然也是為了自己的名聲。其實這並沒有什麼可指責的，哪個皇帝不想青史留名呢？以往的很多皇帝修了很多書，修書其實是一件並不稀罕的事情，但朱棣確實是個雄才大略的人。他要修的是一部前無古人的書，他要做的是一件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我要修一部古往今來最齊備，最完美、最優秀的書，要讓千年之後的人們知道我們這個時代的光輝和榮耀！”

他做到了，他修成了一部光耀史冊，流芳千古的偉大書籍——永樂大典。

但就如我們前面說過的那樣，他只是一個決策者，無論決策多麼英明，沒有人執行也是不行的，按照朱棣的構想，他要修一部包含有史以來所有科目，所有類別的大典，毫無疑問，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需要一個合適的人擔任總編官，這個人必須有廣博的學問、清晰的辨別能力、無比的耐心、兼容並包的思想。

符合以上條件的人實在是很難找的，但值得慶幸的是，朱棣也確實找到了一個這樣的人。

而這個人的一生也和永樂大典緊緊地聯繫在了一起，他的命運如同永樂大典這部書一樣，跌宕起伏，卻又充滿傳奇。

所以，在我們介紹永樂大典之前，必須先介紹這位偉大的總編官。

命運

永樂十三年（1415），錦衣衛指揮紀綱下達了一道奇怪的命令，他要請自己牢裡的一個犯人吃飯。這可是一條大新聞，紀綱是朱棣的紅人，錦衣衛的最高統帥，居然會屈尊請一個囚犯吃飯，大家對此議論紛紛。

這位囚犯欣然接受了邀請，但飯局開張的時候，紀綱並沒有來，只是讓人拿了很多酒給這位囚犯飲用，這位心事重重的囚犯一飲便停不住，他回想起了那夢幻般的往事，不一會便酩酊大醉。

看他已經喝醉，早已接到指示的錦衣衛打開了大門，把他拖了出去。

外面下着很大的雪，此時正是正月。

這位囚犯被丟在了雪地里，在漫天大雪之時，在這純潔的銀白色世界裡，在對往事的追憶和酒精的麻醉作用中，他迎來了死亡。

這個囚犯就是被稱為明代第一才子的解縉，永樂大典的主編者。這一年，他四十七歲。

起點

解縉，洪武二年（1369）出生，江西吉安府人，自幼聰明好學，被同鄉之人稱為才子，大家都認為他將來一定能出人頭地。他沒有辜負大家的期望，洪武二十一年（1388），他一舉考中了進士，由於在家鄉時他的名聲已經很大，甚至傳到了京城，所以朱元璋對他也十分重視，百忙之中還抽空接見了他。朱元璋的這一舉動讓所有的人都認為，一顆政治新星即將升起。

當時正是政治形勢錯綜複雜之時，胡維庸已經案發，法司各級官員不斷逮捕大臣，很多今天同朝為臣的人第二天就不見了蹤影，真可謂腥風血雨，變化莫測，在這樣的環境下，很多大臣成了逍遙派，遇事睜隻眼閉隻眼，只求能活到退休。

但解縉註定是個出人意料的人，在這種朝不保夕的惡劣政治環境中，他沒有退卻，畏縮，而是表現出了一個知識分子的骨氣和勇敢。

他勇敢的向朱元璋本人上書，針砭時弊，斥責不必要的殺戮，並呈上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太平十策》，在此文中，他詳細概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治國理念，為朱元璋勾畫了一幅太平天下的圖畫，並對目前的一些政治制度提出了意見和批評。

朱元璋的性格我們之前已經介紹過，你不去惹他，他都會來找你麻煩，可是這位解大膽居然敢摸老虎屁股，這實在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當時很多人都認為解縉瘋了，因為只有瘋子才敢去惹瘋子。

解縉瘋沒瘋不好考證，但至少他沒死。朱元璋一反常態，居然接受了他的批評，也沒有找他的麻煩，當時的人們被驚呆了，他們想不通為什麼解縉還能活下來，於是這位敢說真話的解縉開始名滿天下。

出了名後，煩惱也就來了，固然有人讚賞他的這種勇敢行為，但也有人說他在搞政治投機，是看準機會才上書的。但解縉用他的行為粉碎了所謂投機的說法。他又干出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

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殺掉了李善長，這件事情有着很深的政治背景，當時的大臣們都很清楚，斷不敢多說一句話。可是永不畏懼的解縉又開始行動了，他代自己的好友上書朱元璋，為李善長申辯。

這是一起非常嚴重的政治事件，朱元璋十分惱火，他知道文章是解縉寫的，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仍然沒有對解縉怎麼樣，這件事情給了解縉一個錯誤的信號，他認為，朱元璋是不會把自己怎麼樣的。

解縉繼續他的這種極為危險的遊戲，他胸懷壯志，不畏權威，敢於說真話，然而他根本不明白，這種舉動註定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不久，他就得到了處罰。

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把解縉趕回了家，並丟給他一句話“十年之後再用”。

於是，解縉沿着三年前他進京趕考的路回到了自己的家，榮華富貴只是美夢一場，沿路的景色並沒有什麼變化，然而解縉的心卻變了。

他始終不明白，自己只不過是說了幾句實話，就受到了這樣的處罰，讀書人做官不就是為了天下蒼生嗎，不就是為國家效力嗎？ 這是什麼道理！

那些整天不干正事，遇到難題就讓，遇到障礙就倒的無恥之徒牢牢的把握着權位，自己這樣全心為國效力的人卻得到這樣的待遇，這不公平。

罷官的日子是苦悶的，人類的最大痛苦並不在於一無所有，而是擁有一切後再失去。京城的繁華，眾人的仰慕，皇帝的器重，這些以往的場景時刻纏繞在解縉的心頭。

在故鄉的日子，他一直思索着一個問題，那就是，自己為什麼會失敗？才學？度量？

不，不是這些，終於有一天，他開始意識到，自己失敗的原因是幼稚，幼稚得一塌糊塗，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官場是個什麼地方。信仰和正直在朝堂之上是沒有市場的，要想獲得成功，只能迎合皇帝，要使用權謀手段，把握每一個機會，不斷的升遷，提高自己的地位！

解縉終於找到了他自認為正確的道路，他的一生就此開始轉變。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去世了，此時距解縉回家已經過去了七年，雖然還沒有到十年的約定之期，但解縉還是開始行動了，他很清楚，就算到了十年之期，也不會有官做的的，要想當官，只能靠自己！

他依靠先前的關係網，不斷向高官和皇帝上書，要求獲得官職，然而命運又和他開了一個玩笑，建文帝雖然知道他很有才能，卻不願用他，只給了他一個小官。準備把他遠遠的打發到西部搞開發。幸好他反應快，馬上找人疏通關係，終於留在了京城，在翰林院當了一名小官。

此時的解縉已經完全沒有了青年時期的雄心壯志，他終於明白了政治的黑暗和醜惡，要想往上爬，就不能有原則，不能有尊嚴，要會溜須拍馬，要會逢迎奉承，什麼都要，就是不能要臉！

黑暗的世界，我把靈魂賣給你，我只要榮華富貴！

收下了他的靈魂，上天給了他一次機會。

轉折

靖難開始了，建文帝眼看就要失敗，朱棣已經勝利在望，在這關鍵時刻，解縉和他的兩位好友進行了一次談話，這是一次載入史冊的談話，就在這次談話中，三個年輕人確定了不同的人生方向。

這裡，我們要要先介紹解縉的兩位好友，他們的名字分別是胡廣、王艮。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能和解縉這樣的才子交朋友的，自然也不是尋常之輩，實際上，這兩個人的來頭並不比解縉小。

說來也巧，他們三個人都是江西吉安府人，是老鄉關係，也算是個老鄉會吧，解縉是出名的才子，我們前面說過，他是洪武二十一年的進士，高考成績至少是全國前幾十名，可和另兩個人比起來，他就差得遠了。

為什麼呢，因為此二人分別是建文二年高考的狀元、榜眼。另外還要說一下，第三名叫李貫，也是江西吉安府人，他也是此三人的好友。但由於他沒有參加這次的談話，所以並沒有提到他。厲害吧，頭三名居然被江西吉安府包攬，實在讓人驚嘆此地的教育之發達。足以媲美今日之黃岡中學。

大家都是同鄉，又是飽學之士，自然有很多共同話題，眼下建文帝這個老闆就要完蛋了，他們要坐下來商量一下自己的前途，這三個人都是近鄰，而他們談話的地點選在了隔壁鄰居吳溥的家裡。

在他們說出自己的志向前，我們有必要先提一下，解縉、胡廣、王艮、李貫都是建文帝的近侍，也就是說他們都是皇帝身邊的人，深受皇帝的信任，他們對時局的態度很能反映當時一部分朝臣的看法。而四人中王艮是比較特殊的，他的特殊之處在於他最有理由對皇帝不滿，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在建文二年（1400）的那次科舉考試中，他才是真正的狀元！

王艮經過會試後，參加了殿試，在殿試中，他的策論考了第一名，本來狀元應該是他的。但是建文帝嫌她長得不好看，把第一名的位置給了胡廣（貌寢，易以胡靖，即胡廣也）。就這樣，到手的狀元飛了，按說他應該對建文帝有一肚子怨氣才對，可這個世界又一次讓我們看到了人性的醜惡和真誠。

建文帝就要倒台了，大家的話題自然不會扯到詩詞書畫上，老闆下台自己該怎麼辦，何去何從？三個人作出了不同的選擇。當然這個選擇是在心底作出的。

三人表現如下：解縉陳說大義，胡廣也憤激慷慨，表示與朱棣不共戴天，以身殉國。王艮不說話，只是默默流淚。

談話結束後的表現：解縉結束談話後，連夜收拾包袱，跑到城外投降了朱棣，而且他跑得很快，歷史上也留下了相關證據——“縉馳謁”。胡廣第二天投降，十分聽話——“召至，叩頭謝”。看看，多麼有效率，召至，召至，一召就至。第三名李貫也不落人後——“貫亦迎附”。

而沉默不語的王艮回家後，對自己的妻子說：“我是領國家俸祿的大臣，到了這個地步，只能以身殉國了。” 然後他從容自殺。

國家以貌取人，他卻未以勢取國。

那一夜，有兩個說話的人，一個不說話的人，說話者說出了自己的諾言，最終變成了謊言。不說話的人沉默，卻用行動實現了自己心中的諾言。

其實早在他們以不同的方式表現自己時，已經有一個人看出了他們各自的結局，這個人就是冷眼旁觀的吳溥。

就在胡廣慷慨激昂的發表完殉國演講，並一臉正氣的告辭歸家之後（他家就在吳溥家旁邊），吳溥的兒子深有感嘆地說道：“胡叔（指胡廣）有如此氣概，能夠以身殉國，實在是一件好事啊。”

吳溥卻微微一笑，說道：“這個人是不會殉國的，此三個人中唯一會以身殉國的只有王艮。”

吳溥的兒子到底年輕，對此不以為然，準備反駁他的父親，誰知就在此時，門外傳來了胡廣的聲音：“現在外面很亂，你們要把家裡的東西看好！”

兩人相對苦笑。

話說回來，我們似乎也不能過多責怪這幾個投降者，特別是解縉，他受了很多苦，歷經了很多坎坷，他太想成功了，而這個機會，是他絕對不能放過的。

對於這四個人的行為，人心自有公論。

於是，解縉就此成為了朱棣的寵臣，無論他用了什麼手段，他畢竟實現了自己的夢想。從此他開始了自己最輝煌的一段人生，但在此之前，我們有必要介紹一下，投降三人組中其餘兩個組員的下落。

李貫：朱棣在掌握政權後，拿到了很多朝臣給建文帝的奏章，裡面也有很多要求討伐他的文字，他以開玩笑似的口吻對朝堂上的大臣們說：“這些奏章你們都有份吧。”下面的大臣個個心驚膽戰，其實朱棣不過是想開個玩笑而已，他並不會去追究這些人的責任，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惹事的正是這個李貫，他從容不迫的說道：“我沒有，從來也沒有。”然後擺出一幅怡然自得的樣子。他是一個精明人，很早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為了避禍，他從未上過類似的奏章。

現在他的聰明才智終於得到了回報，不過，是以他絕對預料不到的方式。

朱棣憤怒了，他走到李貫的面前，把奏章扔到了他的臉上。

“你還引以為榮嗎！你領國家的俸祿，當國家的官員，危急時刻，你作為近侍竟然一句話都不說，我最厭惡的就是你這種人！”

全身發抖的李貫縮成一團，他沒有想到，無恥也是要付出代價的。

在這之後，他因為犯法被關進監獄，最後死於獄中，在他臨死時，終於悔悟了自己的行為，失聲泣道：“王敬止（王艮字敬止），我實在沒臉去見你啊。”

胡廣：之後一直官運亨通，因為文章寫得好，有一定處理政務的能力，與解縉一起被任命為明朝首任內閣七名成員之一，後被封為文淵閣大學士。此人死後被追封為禮部尚書，他還創造了一個記錄，那就是他是明朝第一個獲得諡號的文臣，他的諡號叫做“文穆”。

綜觀他的一生，此人沒有吃過什麼虧，似乎還過的很不錯，不過一個人的品行終歸是會暴露出來的。

當年胡廣和解縉投奔朱棣後，朱棣看到他們是同鄉，關係還很好，便有意讓他們成為親家，但當時解縉雖然已經有了兒子，胡廣的老婆卻是剛剛懷孕，不知是男是女。此時婦產科專家朱棣在未經B超探查的情況下，斷言：“一定是女的。”

結果胡廣的老婆確實生了個女孩，所以說領導就是有水平，居然在政務活動之餘對婦產科這種副業有如此深的造詣。事後證明，這個女孩也確實不簡單，可惜我在史料中沒有找到她的名字，只知道她肯定姓胡。

這個女孩如約與解縉之子完婚，兩家都財大氣粗，是眾人羨慕的佳對。然而天有不測風雲，解縉後來被關進監獄，他的兒子也被流放到遼東，此時胡廣又露出了他兩面三刀的本性，親家一倒霉掉進井裡，他就立刻四處找石頭。勒令自己的女兒與對方離婚。

在那個時代，父母之命就是一切，然而這位被朱棣賜婚的女孩很有幾分朱棣的霸氣，她干出了足以讓自己父親羞愧汗顏的行為。胡廣幾次逼迫勸說，毫無效果，最後他得到了自己女兒的最後態度，不是分離的文書，而是一隻耳朵。

她的女兒為表明決不分離的決心，割下了自己的耳朵以明志，還怒斥父親：“我的親事雖然不幸，但也是皇上做主，你答應過的，怎麼能夠這樣做呢，寧死不分！”

這位壯烈女子的行為引起了轟動，眾人也藉此看清了胡廣的面目，而解縉的兒子最終也獲得了赦免，回到了那位女子的身邊。

胡廣，羞愧吧，你雖飽讀詩書，官運亨通，氣節卻不如一個女子！

還是那句話，人心自有公論。

飛騰

朱棣之所以器重解縉，很大的原因就在於他準確地判斷出，解縉就是那個能勝任大典主編工作的人。於是，在永樂元年（1403），朱棣鄭重的將這個可以光耀史冊也可以累死人的工作交給了解縉。他的要求是“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直言，至於天文地誌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成一書，毋厭浩繁”。

多麼豪壯的話語和願望！請大家不要小看修書這件事，在信息並不發達的當時，書籍即使出版後也是很容易失傳的，因為當年也沒有出版後送一本給圖書館的習慣，小說之類的書很多人看，但某些經史子集之類的學術書籍就很少有人問津（這點和現在差不多），極易失傳。而某些不傳世的書籍就更像武俠小說中的秘籍一樣，隱藏於深山密林之中，不為人知。要採集這些書籍，必須要大量的金錢和人力物力。所以雖然每個朝代都修書，卻大有不同。比較窮的朝代官方修書數量有限，只求修好必須修的那一本——前朝的史書。

而朱棣要修的不是一本，也不是一部書，他要修的是涵蓋古今，包容萬象，蘊含一切知識財富的百科全書！

這不僅僅是文化，這是包括經濟在內的綜合實力的體現，是一個國家自信和強大的象徵！

大典之外，再無它書！

我們可以想到，當朱棣將這項工作交給解縉時，他是把希望和重擔一起賦予了這個年僅三十四歲的年輕人，可是讓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朱棣看來無比重要的事情，在解縉那裡卻成了一項“一般任務”。

解縉在這件事情上並沒有表現出政治敏銳性，他天真地以為，這不過是皇帝一時的興趣，想編本書玩一玩，於是在永樂二年（1404）十一月，他就向皇帝呈送了初稿，名《文獻大成》。應該說這套初稿也是花費了解縉很多心血的，但他沒有想到，自己的這番心血換來的是朱棣的一頓痛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