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知青記憶的建構與維繫

　　記憶本身如何形成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它不僅是被歷史、文化、政治等外部力量“型塑”的產物，也是記憶主體“能動性”地“建構”的結果。“青春無悔”記憶的建構意涵是明顯的，無論是該模式與主流話語的契合，還是其意義轉置或者轉移，抑或是知青文學主題的嬗變，無不表明“青春無悔”記憶不是“先在之物”，而是“形成之物”。其中，記憶主體——知青的建構行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集體記憶建構的過程中，語言是一個首要的社會機制（D.Bakhurst，轉引自Paez Pennebaker &Mahwah Rime ，1997），而其他的記憶工具（如文件、故事、照相簿、遺址和日曆）對於形成一種記憶傳統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Eviatar Zerubaval，轉引自李放春、李猛，1997）。

　　（一）敘述與記憶建構

　　波德萊爾指出：“過去，一面保持了幽靈特有的妙趣，一面將重獲光明和重新開始生命的運動，並將變成現在。”（德里達，[1988]1999）也就是說“過去”一方面具有幽靈那種不可捉摸的特徵；一方面又“面向”現在。而從過去到現在的運動過程，是一個過去“重獲光明和重新開始生命運動”的過程。這種過程往往是藉助了敘事的手段。

　　從結構主義或符號學的角度來看，敘事就是對已發生的事情或已經開始發生的事情進行整理或重新整理、陳述或重新講述的過程（J .Hillis Miller，轉引自許子東，2000）。“敘事是一種講述性的、表演性的行為事件。是編故事、講故事的過程。故事包括開端、中間與結尾。每個故事均有一定的結構特徵：包括敘述者、情節、場景、人物、危機與結局，那些能夠記憶並能再現出來的經歷將會成為故事所敘述的基本內容。”（鄧金，[2001]2004）事實的意義在講述中常常會被重構，因此，敘述本身是記憶形成的一種建構過程。敘事與記憶建構之間的關係其關鍵在於敘事者要表達什麼，建構什麼。

　　就個人的親身經歷來說，敘事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實際經歷是零亂的、複雜的和不明晰的，“講述”或“敘述”則把雜亂無章的經歷條理化和明晰化了。我們給自己“講故事”，使我們的經歷變得有意義。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本能地把經歷和敘事聯繫在一起。過去的直接經歷者在以後的歲月中會不斷地複述過去發生之事，會根據社會環境的變化不斷地“改造”他們過去的親身經歷，以便保持個人經歷的完整性和連貫性。

　　在知青們對“苦”的回憶中，講述本身對“無悔”形成一個建構的過程，回憶者“選取”了一些事件，使它們清晰化，作為構建“無悔”的符號標誌。包括情節、線索、效果與歸因。在記憶的枝蔓之處，我們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個人的這種剪裁以及建構技術。比如，模糊化一些事情，或者乾脆不談某些事情，如許多知青根本就不涉及文革中的經歷。

　　在建構過程中，修辭成分是顯而易見的。知青以講“苦”或者說以群體性的“苦感”來化解原有的意義中心（即原來所宣傳的理想主義意義系統），而知青們所講的苦和所強調的苦感無非是為了樹立一套自身的意義系統。

　　需要指出的是，在知青們的講述中，雖然“青春無悔”是主旋律，但“有悔”的“噪音”不時出現。在許多文獻中，“有悔”、“無悔”的爭論也一直存在。另一方面，正如劉小萌所指出的，持有“知青情結”的也只是知青中的一部分人，或者只是人們心中一時的情感。那麼，為什麼“無悔”會最終成為知青集體記憶的最強音呢？

　　雖然一代知青有着上山下鄉的共同經歷，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很強的群體認同感，但現實中的知青畢竟已經產生了很大的分化。我們可以根據部分訪談資料將一代知青分為三類，而這三類知青對上山下鄉的記憶是有差異的（黃玉琴，2003）：現在事業比較成功、生活比較優越者多採用了“青春無悔”和“劫後輝煌”的敘事邏輯；生活中等、生存無憂者是知青的主體，他們對那時的痛苦經歷大多做一種“去歷史化”的處理——將“上山下鄉”時的苦當作生活中隨處可遇的苦難中的一種；下崗或者退休，生活艱難的知青，則認為是那段生活的苦造成了他們現在的苦難，其責任承擔者——國家應該給他們以補償。按照這個觀點，主導知青記憶生產與再生產的顯然是前兩個階層的知青，因為，在這個意義上，是他們控制着記憶資源，是他們更具“話語權”和“話語能力”。

　　顯然，這樣的分類使我們有機會進一步認清知青社會記憶的建構過程和知青社會記憶的內在組成。但是，這樣的分層標準和分層結果並沒有描摹出知青社會記憶的複雜性。儘管我們承認知青社會記憶的分層特徵是存在的，但是這個記憶分層並不總是按照現有“物質生活狀況”標準進行的。在課題組正式調查之前，筆者曾對長春某工廠有知青經歷的人進行過訪談。在那裡，我們發現，像“上山下鄉”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對於多數人而言，基本上是平淡的，是一種日常生活形式，而不是一個值得分析的事件。他們本人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是一種潮流，就像現在的下崗一樣。其應對策略或者是“在鄉下努力干，招工好回來”；或者是“閒置戶口回城”；或者是“適應農村生活，不再回來”。當然，那些知青目前這樣的感受可能與我們的選點有關係，這裡的知青們曾經的下鄉地點離“家”較近（最遠者300里），下鄉地點系長春郊區。

　　而且，我們還通過一些資料發現，他們對以前生活的評價不僅與現在的經濟生活狀況有關，而且還與現在的家庭情感生活密切相關。因此，我們認為，在影響知青記憶分層的因素中，當下的經濟狀況是重要因素，但並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如目前的感情生活等也是影響它的重要變量。

　　如果把“過去”的再現看作是一個生產的過程，它是需要資本、技術、原料和管理的（李猛，1997）。至於形成一個什麼樣的“過去”和怎樣形成這樣的“過去”，是一件複雜的事情，對此進行的研究，則是一項艱苦和需要極大付出的事業。

　　（二）知青文學：集體記憶的刻寫與傳播

　　知青文學的產生大致始於1980年前後。所謂知青文學，一般指的是知青作家創作的以知青生活題材為主的作品。“知青文學”包括各類體裁，如詩歌、報告文學、小說等，其中小說創作最為豐富而且影響較大。如果說知青文學還包括一般個人回憶錄，那麼，這個創作群體又擴大了許多，顯然影響也更廣泛了。在我們所採訪的知青中，就有許多人寫過回憶錄。

　　對知青文學有許多爭論，但本文並不想就這個問題展開討論，我們關心的是：在知青文學中，知青的形象是怎樣的？“上山下鄉”在知青文學中是如何被記憶的？尤其是一些有影響的知青作家是如何記憶這段青春歲月的？因為他們以傳播廣泛的文字的形式參與了知青集體記憶的製造。

　　在一次訪談中，葉辛以“回過頭去看”的態度講述了當時的苦：

　　“那生活真的是很艱苦的，對於我們讀過一點書的人來說，這苦不在於勞動強度多麼大，生活條件多麼苦，而主要來自精神方面。我們在當時看不到希望，也沒有前途，這種近乎絕望的感受是很可怕的。”但是他認為這些“苦”是有用的：“它對於我的人生觀和戀愛觀都是有很大影響的，也幫助我了解了普通勞動人民的真實生活，對於我今天的寫作有着很大的好處。”（注7）

　　在中原農村當了近三年知青的上海女作家王安憶說：

　　“我始終不能適應農村。不過，農村是一個很感性的、審美化的世界，農村給我提供了一種審美的方式、藝術的方式。農村是一切生命的根。我當年正是在黯淡的心情、強烈的青春期憂鬱中，對農村的環境、自然的方式留下了鮮明的印象。”（注8）

　　知青作家在個人回憶中為自己找尋價值，為自己的青春找尋價值。而在知青文學中，知青作家則似乎是在一段荒謬的歷史中為一代人找尋價值。梁曉聲用小說敘事的手法表達了知青的“青春”形象，自始自終充溢着“青春無悔”的感嘆。

　　“……我知道，你是要離開的了。希望你，今後再回想起，在同任何人談起我們兵團戰士在北大荒的十年歷史時，不要抱怨，不要詛咒，不要自嘲和嘲笑，更不要……詆毀……我們付出和喪失了許多許多，可我們得到的，還是要比失去的多，比失去的有份量。這也是我對你的……請求……”（梁曉聲，1997）

　　許子東（2000）認為“雖無結果，仍為奮鬥的過程而驕傲”是知青小說集體記憶的一個基本信念。“紅衛兵知青”角度的文學，就是在結局等於開端的情況下，證實過程仍有意義，而意義就在過程之中。如史鐵生通過對農民和鄉村生活的理解去感悟苦中之樂。

　　有學者認為，我們之所以一再需要“相同”的故事，是因為我們把它作為最有力的方法之一，甚至就是最有力的方法，在維護文化的基本意識形態（同上）。“青春無悔”作為一種記憶，有它自己的敘事結構。它的話語權掌握在有能力講故事的知青及知青作家的手中，以此來建構、維護和“灌輸”它的基本意識形態。姚新勇（2000）區分了阿爾都塞的“個體主體”和“大寫主體”。所謂“大寫主體”是由意識形態表象體係為具體個體塑造的，是具體個體的“鏡像”，而具體個體則通過“鏡像”或大寫主體的內化去認知一系列社會規範、價值準則、倫理要求等規範，從而建立起我與他人、我與社會之間的想象性關係，並按照這個約定去進行生活實踐，並在實踐中再次維繫意識形態體系。知青文學的群體意識和群體特徵就是這樣一種“鏡像”和“大寫主體”，而知青個體則往往被“網”在其中。

　　（三）聚會：知青集體記憶的操演與維持

　　保羅·康納頓（[1989]2000）認為，研究記憶的社會構成，就是研究使共同記憶成為可能的傳授行為，這也是一種社會的持續性研究。他把紀念儀式和身體實踐作為至關重要的傳授行為。而有關過去的意向和有關過去的記憶知識，是通過（或多或少是儀式性的）操演來傳達和維持的。

　　聚會作為知青紀念活動之一，有時比較自發，有時組織嚴格，形式也時簡時繁，在知青中的影響比較廣泛。知青聚會是維繫、傳授知青集體記憶的一種重要方式。知青聚會可視為一種儀式，像一般儀式一樣，它具有一定的形式，表達一定的內容，傳達一定的意義。以下材料來自一次知青聚會：（注9）

　　下午兩點，指導員王傳明的點名揭開了大會的序幕。像20多年前在連隊食堂開大會一樣，指導員高聲點名，台下的戰友大聲應答，戰友們年近半百，聲音依舊。於富生還故意用當年的怪聲怪氣回答，有人笑着說：“還和小時候一樣”，引起哄堂大笑。

　　儀式研究者認為，要想使儀式對參加者起作用，就要參與者在身體的基礎上習慣於這些儀式的操演。操演記憶是身體性的。身體化實踐也就是姿態的記憶（身體語言），在習慣記憶里，“過去”就積澱在身體中。指導員點名和台下的對答之間重複了當年的身體姿態：“聲音依舊”、“還和小時候一樣”。

　　這次被記錄的知青聚會的內容還是重複的，而重複性必然意味着延續過去（同上）。如聯歡晚會表演的都是“當年的老段子”，回顧展中的所有作品也是展出“當年”。顯然，這個聚會有着明確的規則：它傳達出一種和諧的意義，並在這個意義下生產出一種“情緒”，這種情緒喚起和感染了參加這個儀式的每一個人：

　　在座談會上發言。他們分別回憶了當年秋收、看電影、足球賽、緊急集合、扛麻袋等往事。有的人激動不已，聲淚俱下。座談會把大家帶回到30年前，很多人聽着聽着，不禁掩面而泣。

　　我們訪談的時候，問及知青聚會的事情，知青的回答和這次的聚會儀式有很多相似之處：談談那個時候的苦和樂。而知青群體回憶的“苦”往往停留在某個層次上，是身體的苦，並有意無意忽略彼此的矛盾爭端。憶樂，僅是日常生活的趣事——強調知青年少時共同的記憶。知青不談現在，談現在是“大忌”。“過去”在知青的記憶中是具有共同特徵的一塊整體，是知青集體記憶的基礎，而“現在”是知青之間產生差別的重要現實原因，差別顯然會削弱知青的集體記憶。所以知青的這種集體記憶的方式要抹去“現在”的差別，以強化知青群體共有的關於“過去”生活的集體記憶。

　　儀式研究者認為，儀式不僅限於儀式場合，它還有滲透性，儀式能夠把價值和意義賦予那些操演者的全部生活（同上）。我們認為，知青聚會的操演性特徵使得其對知青個體的價值“賦予”和價值“滲透”成為可能。

　　（四）歷史事件與對歷史事件的記憶

　　集體記憶的內容和建構方式與歷史事件的特徵之間存在密切關聯。一些研究表明，那些發生在青春期或者成年早期的事件更容易被記住。舒曼和斯科特（H.Schuman &J .Scott，1989）對代際傳承、生命歷程和集體記憶之間關係的研究證實：每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特定年齡的生活經驗的影響的，而青春期和成年早期的記憶體驗比後來的經驗具有更強的影響。也有的學者認為，容易被記住的還是那些改變了人們社會生活的中心方面的事件（康納頓，[1989]2000）。“上山下鄉”運動因其所處特定歷史階段的特殊性和所波及的社會面的廣泛性，以及對知青個人生涯的顛覆性等，而成為改變處於青春早期的知青生活的中心方面的事件。

　　在訪談中當被問及對自己一生具有最重要影響的事件時，大部分知青選擇的回答是“上山下鄉”；而當被問及對共和國最有影響的事件時，“上山下鄉”卻沒有成為答案。

　　問：您覺得對您影響最大的事件是什麼？

　　答：上山下鄉。當然是上山下鄉。

　　問：那您覺得建國後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有哪些？

　　答：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文革”，改革開放。

　　問：上山下鄉不是嗎？

　　答：不是。上山下鄉是文革的一個附屬品。（LT文本）

　　“文革”與“上山下鄉”都是知青親身經歷的歷史事件，都發生在知青們生命歷程的同一時期。就對國家歷史而言，“文革”的影響顯然要更深、更遠、更廣泛，但知青卻認為“上山下鄉”對他們影響更大。在訪談中，他們更願意談他們下鄉這段生活，並不願意談“文革”和“文革”中他們的社會角色，總之對“文革”的描述是粗線條的，這可以說是一種有意的無意迴避。那麼，導致這種記憶選擇的因素又是什麼呢？

　　在集體記憶的研究中，有一類特殊的事件，如那些被官方否定的、沒有被紀念的事件，這些事件被稱為“寂靜事件”（D.Paez ，N.Basabe &J .L .Gonzalez ，1997）。“寂靜事件”的研究給我們以啟示，即事件本身的意義定位與否、被定位的意義是正向的還是負向的，都會影響集體記憶的形式和特點。“‘意義定位’對於記憶而言，相當於提供了一個思考的‘框架’，不管是接受這個框架還是批判這個框架，我們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按照這個意義的定位來選取哪些‘碎片’進入我們的記憶範疇，哪些被悄悄地掩蓋起來。”（孫秀林，2003）而如果人們按照同一個選定的方向，那麼人們的回憶、觀點和看法在表述上就會是相同的（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

　　一項有關智利的研究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一點。1990年智利轉向民主政治之後，在面對過去的問題上，出現了不同的派別。皮諾切特（Pinochet ）和他的支持者認為自己是過去的真正代表，因為他們自認為提供了一個轉向現代民主政治的基礎。但是另一方面，獨裁時期的受害者和人權組織卻要求對人權暴行進行審判和公開。1993年智利全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報告出台，這份報告公布了獨裁時期受迫害的人數，同時宣布對犯下這些罪行的人進行審判和懲罰。此後，人們對於過去的記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多數人不再認為自己的過去有多光榮，而是開始訴說自己在獨裁政府下遭受的迫害，各種以此為題材的藝術表現形式也開始出現，以此表達人們對那段歷史的記憶（E.Lira ，1997）。

　　對於“文革”，官方的評價十分明確：“十年浩劫”，這場浩劫對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造成了極其巨大的災難。這種評價被廣泛引入各種官方文件、歷史教科書之中。相比之下，對於“上山下鄉”的評價不僅缺乏，而且模糊。這種差別一方面使“文革”成為“寂靜事件”；另一方面也為知青提供了建構上山下鄉集體記憶的空間和可能性。

　　六、余言

　　任何涉及知青的題目都是有風險的，這一方面是因為它必然會觸動這一代人最珍貴的東西，而不同知青“上山下鄉”的具體經歷、感受和認識又千差萬別，他們都可以用自身作為“證據”否證某一看法；另一方面，有關對知青的評價和知青研究的爭論持續而激烈，要想繞過任何一方都是相當困難的。此外，要想清楚地認識知青這一群體，就不能不涉及與其聯繫在一起的各種重大歷史事件和共和國的歷史情境，這不僅受制於當下的學術環境，同時也是對研究者的理論和學術能力的挑戰。本文的敘述也僅是知青集體記憶的一種“觀看”方式而已。

　　作為解讀和理解知青群體的記憶特點和內在邏輯的一個嘗試，本文的一個重要目的是期望有更多的社會學同仁對“社會記憶”或“集體記憶”予以關注，這不僅是為了“對抗遺忘”，同時也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現在”。同時，我們認為，記憶本身的缺漏與枝蔓以及它的鮮活的想象力個性，都有可能讓我們感受到社會科學現有主流範式的蒼白無力。因為記憶在綿延時空中的複雜構成，也因為它與“過去”以及“現在”乃至“將來”的糾纏交錯，我們採取的任何一種探討方式，都無法給我們的社會記憶研究主題以令人滿意的“說法”，甚至都不能給予它一個鮮明的主題。它既可能浮在表面，又可能沉在不可見的深處。面對這樣一種狀況，社會記憶研究本身充滿了誘惑和危險，但是也充滿了無限的可能性。

　　本文只是初涉了知青記憶的“冰山一角”，還有許多涉及社會記憶理論核心的知青記憶問題沒有深入討論，如知青的集體遺忘、知青悖時生命歷程與記憶的關係、知青的集體記憶與群體認同的聯繫、知青內部社會分層等。不過，人已在旅途，我們將會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