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达人：口述历史――梁效往事（摘要）
作者: 老田
日期: 2007-01-17 20:49

范达人：口述历史――梁效往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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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月我们的党总书记徐华民告诉我，说范达人，你明天到北大，清华工字楼去，工字厅去开会，”“在清华大学的工字厅，范达人发现，原来接到同样通知有12个人，其中还包括周一良，魏建功等等一些著名的学者。而主持这个会议的，是负责清华大学党委工作的迟群和谢静宜。”“文革之后，梁效被称作‘四人帮的写作班子’，为了弄清楚梁效的来历，20多年之后，范达人专程找到谢静宜，询问批林批孔材料小组的由来。”“她说我们班子是毛主席提议建立起来的，她说原来我们搞材料，清华几个人在搞材料，她说毛主席看了几条材料，小纸条，他说不够，你们的材料不够，你们清华搞理科的不行，你们要找北大的文科的老师一起搞，然后她就把我们文科找去了，”“在编写过程中怎么定题目，怎么怎么，采取什么方式，领导有指示，我们也根据领导的指示，后来我知道，实际上毛主席通过谢静宜，他一直关心这个事，一直指导这个问题，他看到这些材料多了以后，他说你们两边（林彪和孔子）对照起来搞材料，然后对照起来以后，我们分几个标题写按语。73年底搞成了。”“根据谢静宜的回忆，江青得知这个材料小组存在的消息，是在材料编好之后。江青和王洪文提出向全国分发这个材料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1974年1月18日，《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一号文件下达，“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74年1.25开大会，大会就是由迟群、谢静宜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这个大会周恩来总理主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参加的，那么总理在这个讲话里头就讲到，就说你们这个材料编得很好，受到毛主席的称赞，我一想好啊，我们这个受到毛主席的称赞，简直是太高兴了，因为我想，我说过去呀，人家都批判我违背毛主席的路线，走修正主义道路，我现在进入了毛主席路线这个轨道，而且毛主席称赞我们，这个路线问题解决了。我今后就是一心好好干。”“1.25大会是梁效第一次在社会上的公开亮相。此后，批林批孔小组由编写材料转向了写作大批判文章，并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北京大学朗润园后湖旁边有一座灰楼，原本是北大专为外国专家准备的招待所。自从“批林批孔”运动以后，这座楼就成了常人不敢随便靠近的一个神秘处所。此时已经名噪全国的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把这里当作了常驻的办公地点。”“就是我们每个月不是补助12块钱嘛”

“从1974年5月开始，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开始使用梁效作为笔名。”“那时梁效的具体工作主要由三个组完成。写作组组长范达人，负责撰写批判文章，材料组组长汤一介，继续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供进一步深入批林批孔用。材料组后来分出一个注释组，专门为毛泽东注释诗词。北大和清华有四十几名教员先后成为梁效的成员。他们当中有魏建功，冯友兰，周一良这样的学界名人，也有年纪轻轻资历尚浅的普通教员。”“范达人所负责的历史小组后来被称作梁效的‘尖刀班’。梁效三年间发表了181篇文章，‘尖刀班班长’范达人参与写作公开发表的就有28篇。后来被认为是扰乱全国的文章，很多也是出自他这个写作组的笔下。”

““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这句顺口溜强调梁效当时在舆论界的地位。在范达人看来，这种地位主要是来自梁效的“御用”身份。”“说得好听点话呢，我们梁效是毛主席通过谢静宜、迟群掌握的一个写作班子，说得不好听的话呢，你们是一帮御用文人，他这个写作是贯彻毛主席的意图，就遵命写作，有些东西呀，我们知道得很快，”

“我们那个支部书记有一天晚上把我叫上去，他说上面，他没说谁，上面，让我们写篇文章，题目，《孔子其人》，他说这个题目口气很大，有来头的，说，现在这个文章写作任务交给你们组，就是交给我这个组，然后我说行，我们试试看吧，他提出几点要求，他说，首先是通俗易懂来把孔丘这个人勾画出来，然后要写他稍一得势就镇压少正卯，少正卯就是革新派。然后又传达下来什么，要写他压迫妇女的，这个任务交给我了。”“后来传下来，说江青催了，哦，这是江青的那个布置的任务，她说你们写不出来，我要找别人写了，就说就等于将我们一军，”“人们认为，这篇文章名为批林批孔，实质是将矛头指向周恩来。其中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文中，形容孔子71岁，重病在床，讨伐革新派的一段话。这段话，范达人承认是自己写的。”“71岁病重在床，这段话在我写这个文章之前，我曾经看到，看到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的《孔子传》，他们有类似的描述，我觉得这段描述孔子的复辟形象很好，我采用它了，我们写文章是1974年2月份写的，当时总理呀还不断出来接见外宾，参加各种活动，还是这样的情况，总理生病，总理有病住院是6月份的事情。然后再讲当时这个梁效大批判组的领导，他们也没有任何人没有向我暗示，你们写这篇文章要影射周恩来，没有，这个实话实说，没有还是没有，我不能栽在人家头上，为自己开脱。”“范达人承认，当年梁效的文章确实有所影射，比如影射李德生，影射八大军区调动。但是影射周恩来，梁效的执笔者却从没有想过。”“1975年1月，推迟了六年的四届全国人大召开，梁效有四位成员成为了人大代表。范达人也是其中之一。”“文革当中，梁效是一个神秘而显赫的写作团体。他们在北大朗润园的一座小楼里工作，寻常人不能够接近。在文革最后的三年的时间里，梁效陆续发表了181篇文章，这些文章被视为是当时中央高层意图的反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定会先后转载。”

“范达人回到北京后才了解迟群急调梁效成员回北京的原委。四届人大之后，迟群在清华大学提出，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不是都要传达，我们（迟群和谢静宜）同意了才能传达，随后不久，迟群拒绝传达邓小平关于教育方针的讲话。这引起了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的不满。刘冰认为，要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惟一可行的是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迟群的问题。”“1975年11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有130多名党政军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这个会议将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定性为一股“右倾翻案风”，并且呢认为“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打招呼”会过后不久，梁效就接到了《红旗》杂志的约稿，《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这篇文章确实第一次就是很公开地批判这个右倾翻案风，矛头是针对周荣鑫，当时的教育部长，实际上是指向邓小平，这篇文章出来影响很大，因为这整个气氛都变了。一下子就是另外一场运动开始，就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广播里不断广播，全国各报刊转载，开始全国也搞起来了。”“此后，毛泽东批判邓小平的批示传达到了梁效。1975年11月，梁效又接到了《红旗》的约稿，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这篇文章由范达人所在的写作小组执笔。”“那时候给我们提供一些材料，就是胡耀邦和李昌他们一些讲话，然后这个当时科学院造反派一个头头，给我们提供一些资料，然后我们还到科学院去看一些大字报，根据这些情况，我们给它整理整理，让我们写一篇文章，具体矛头是针对胡耀邦和李昌他们一些言论，实际上也是指向邓小平，我的那个最后写了一段，就是对这个右倾翻案风修正主义路线要概括，”“范达人在这篇文章里写道，“右倾翻案风”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以搞复辟倒退 搞反攻倒算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它的手段是折衷主义。”“这篇文章首次将“右倾翻案风”这一提法公诸于世，并且为这场政治运动做出了明确的定义。这篇文章刊登在1976年第二期的《红旗》杂志上，不久，又作为广播稿件面向全国广播。”“还有一篇文章就是《邓小平与孔孟之道》，我们查了半天，这个邓小平没有讲过什么孔孟之道，跟孔孟之道没什么关系，只说了一句话，名不正，言不顺，孔老二的话。然后我们也说，好，实际上他搞复辟也是那什么，这是牵强附会。我们也可以当时拒绝写这篇文章，没有这个尊孔言论，写不出来，或者写不了，当时觉得这个上面交下来的任务，《红旗》要稿，我们应付差事，就这样，这种心态。”“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当天上午，梁效成员自发地佩戴了黑纱，但不久之后，迟群和谢静宜向梁效传达了中央对周恩来丧事从简，遗体火化的指示。梁效的黑纱只佩带了一个上午。”

“1976年5月，梁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党内确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一文，文章写道，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这篇文章，范达人也参与了写作。”“我后来就产生一个思想就是，（梁效）这个地方啊，卷到这个高层斗争里头去，很危险，另外呢，我感觉老百姓啊，实际上对我们的文章至少是不理解，甚至于很不满意，所以这个情况下，我开始想离开梁效。”“1976年5月，范达人向梁效的领导者迟群和谢静宜提交了调职信，在信中，他强调说自己对毛泽东思想是绝不动摇的，今后无论到何地何处，都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奋斗不息。他的这封调职信很快得到了批准。”

“1976年10月4日的《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就是梁效所撰写的《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一文。这篇文章后来被定性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动员令’。根据范达人的回忆，写这篇文章时，梁效并没有接到上级部门的任何指示。”“‘按既定方针办’，最早来自华国锋1976年8月的这个计划会议，他在那传达的，说毛主席有两条指示最近，一条是国内问题要注意，第二条是按既定方针办，就是他这个传达以后，新华社都用作内参了，8月份传达以后不久，我从《人民日报》一个朋友那里就告诉我，我说最近有什么新的精神啊，他说最近华国锋在计划会议上传达了两条指示，按既定方针办，国内问题要注意，我那个时候知道了。”“《人民日报》起草一篇社论，就是叫做《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9月16号，有关的起草者，我也跟他们打听过了，他们当时起草《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个社论里头啊，有人提出来，说最好引用毛主席最新的语录，他们一看，正好有这条，‘按既定方针办’，这个很好，意思就是按毛主席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他们就用上了，用上了以后黑体字发表，当然我们就更深信不疑，深信不疑。”“从这时开始，‘按既定方针办’以毛主席遗嘱的面貌广泛地在全国报刊上出现。9月17日，《光明日报》前来约稿，希望梁效能为他们写作一篇‘按既定方针办’，永远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文章。”“那么实际上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是没有起草第一稿，我当时因为心不在焉，我觉得《光明日报》一篇普通文章什么了不起，我们有点，当时啊，我们有点瞧不起《光明日报》，《红旗》,《人民日报》约稿还,《光明日报》觉得还不如他们。后来我们三个人商量说，我有个组员，他说我来起草，他写，写了以后我来修改，他那些话是套话，当时一般规律性讲话，没有任何针对性，毛主席讲嘛，阶级斗争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修正主义以后也会有，路线斗争会不止的，以后还会有修正主义的，这是套话。”“10月4号，《光明日报》啪一下子，把我们那篇文章登出来了，《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而且这个文章里头呢，就说谁篡改毛主席指示就没有好下场，认为修正主义头子如果胆敢篡改毛主席指示就没有好下场，这个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是吧，很厉害的样子。”“现在的人们普遍认为，华国锋是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后才做出了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但是，根据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回忆，华国锋确定了要用‘隔离审查’的办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在1976年的9月27日。10月2日，华国锋已经将这个秘密决定通知到了北京市委。事实上，从9月27日到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的准备工作一直在秘密进行。”

“10月10号半夜12点，我们都睡觉了，很亮，灯光很亮，哗，这个吉普车，什么摩托车，军队，包围，把梁效包围起来了，包围起来进来一批人，有北京市委的，还有军队的，还有好像北大的一个头，一个为首的就讲，就说，四人帮已经隔离审查了，迟群也隔离审查了，我们要查封梁效，中央下命令要查封梁效，用查封两个字，查封梁效。他说你们马上要离开梁效，只能带洗漱，涮洗用品，不能带任何资料文件，然后我们灰溜溜地出了梁效，”“从这一天开始，梁效成员被隔离审查。写材料，交代，接受各种形式的批判和审讯。作为《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等重要文章的执笔者，范达人是重点审查的对象。”“1977年12月29日，北京大学召开“全校揭批四人帮及其篡党夺权急先锋梁效的罪行大会”，在全场高呼“打倒范达人”的口号声中，范达人从会场被直接押上了囚车。”“范达人在半步桥监狱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1979年1月，范达人终于离开了监狱。但是当时他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梁效成员当时必须遵守“三不规定”，一不能讲课，二不能写文章，三不能出头露面。直到1980年，北大党委为梁效做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说这四个同志到梁效是组织上派去的，他们个人是没有责任的，他们在梁效期间写过一些错误文章，应该以历史条件加以解释。希望他们放下包袱，为教育可以做贡献，这么几条指示。”

“1989年，范达人成为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后来在美国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和史学研究。范达人向我们介绍说，那些曾经的梁效成员，后来有很多人成为文史专业中的学术精英。他们多以开放而多元的思想而著名，今天的人们，已经渐渐淡忘了他们曾是梁效成员的历史。”“对梁效到底应该如何认识，怎样来评价，范达人自己也依然感到困惑。1999年，他写作了《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这本书。在草稿完成的时候，范达人的老师，也曾经加入梁效的周一良已经患上了帕金森症，那时候几乎偏瘫。他用左手给范达人写了一份简短的信，就是希望范达人能够尽早地把这本书出版，留给研究文革历史的那些人。梁效的是是非非，恐怕要留给后人来评说。”

凤凰台《口述历史---梁效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