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青年和上山下鄉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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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
上山下鄉並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從50年代便被倡導，至60年代而展開。對當時的知青來說，他們到農村去，是為了消滅“三大差別”（即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體力與腦力勞動差別），帶有積極的理想主義色彩，邢燕子、侯雋、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便是他們的典型代表。

上山下鄉運動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年。當年，河南省郟縣有一批中學生回鄉參加農業合作化運動，毛澤東為此寫道：“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當年還有六十名北京青年組成了青年志願墾荒隊，遠赴黑龍江省去墾荒。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於 8月30日為他們舉行了盛大的歡送會。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在歡送會上把“北京市青年志願墾荒隊”的隊旗授予這批青年。中共政府鼓勵當時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自願到條件艱苦的農村去鍛煉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為典型模範在青年人中大為宣傳。

[編輯] 上山下鄉
真正有組織、大規模地把大批城鎮青年送到農村去，則是在文革期間，毛澤東決定給紅衛兵運動剎車的時候。

1968年，紅衛兵運動已經持續兩年多，儘管毛澤東等領導人已經一再呼籲“複課鬧革命”，震盪和混亂仍然無法制止。到1968年暑期、大學仍不招生，工廠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3屆高中畢業生共400多萬人呆在城裡無事可做，成為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文章引述了毛澤東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隨即開展了全國範圍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活動——1968年當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屆學生，後來被稱為“老三屆”），幾乎全部前往農村。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1600多萬人，共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這是人類現代歷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沒有一家不和“知青”下鄉聯繫在一起。

上山下鄉的目的地很多，包括雲南、貴州、湖南、內蒙古，黑龍江等地。政府指定“知識青年”勞動居住的地方，通常是邊遠地區或經濟落後、條件較差的縣。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但同時，一些幹部子女通過參軍等方式避免了去上山下鄉，或者到諸如北京郊區這樣的地方落戶。

在當時，很多青年是“滿懷熱血”地響應號召、主動投入到這場運動中，所謂“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滿懷豪情下農村”，“緊跟統帥毛主席，廣闊天地煉忠心”。但也有很多城市青年是隨大流、甚至是被政府強制離家、遷往農村的。與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較，知青們普遍感覺在農村生活很艱苦，他們在貧困的農村地區當然無法繼續接受正常的知識教育，文化生活也幾乎沒有，他們和當地農民的關係也遠非融洽。

“上山下鄉”的“知青”當中，大部份是到農村“插隊落戶”，但還有一部份雖然也是務農，過的卻是“生產建設兵團”的準軍事化生活，他們的狀況與“插隊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鄉運動”前期，全國各地組建了許多“生產建設兵團”，有一大批“知青”到這些“生產建設兵團”參加“屯墾”。“生產建設兵團”雖有“屯墾”的功能，但卻非正規軍隊，它同時兼具安排城市失業青年就業和備戰的目的。1968年底，中蘇關係對立，毛澤東向全國發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備戰備荒為人民”，“深挖洞、廣積糧”等一系列關於備戰的指示。城市裡開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區不少軍工企業紛紛西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地組建了以“知青”為主要成員的大量“生產建設兵團”。從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大規模擴大建制，同時新成立了內蒙古、蘭州、廣州、江蘇、安徽、福建、雲南、浙江、山東、湖北共10個“生產建設兵團”以及西藏、江西、廣西的3個農墾師，加上50年代組建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全國共有12個“生產建設兵團”及3個農墾師。

從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後經歷25年，知青總數達2000萬人左右。

[編輯] 回城
進入70年代以後，開始允許知識青年以招工、考試、病退、頂職、獨生子女、身邊無人、工農兵學員等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名義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後期，出現了大規模的的抗爭，知青們通過請願、罷工、臥軌、甚至絕食等方式的抗爭強烈要求回城，其中以在西雙版納的抗爭最為出名。

1978年10月，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決定停止上山下鄉運動並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業問題。1979年後，絕大部分知青陸續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農村結婚“落戶”，永遠地留在了農村。有人因為害怕不被政府允許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並有了孩子也不登記結婚。也有很多知青，為了回到原來的城市，和在當地結婚的丈夫，妻子離婚。以後他們的孩子又回到城市尋親，造成很多悲歡離合。

據統計由於各種原因滯留農村邊疆的知青約有數十萬人。

上千萬的知青回城後，似乎並未出現某些官員擔心的城市因容納不下這麼多人而引發的大規模混亂。相反，由於這個決定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歡迎反而使得城市社會和農村社會都更加“和諧”。有人認為，鄧小平政府在八十年代初驟然強化的計劃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知青返城後產生的就業壓力的一種反應。

[編輯] 影響
上山下鄉運動令無數中國城市青年接觸了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從未去過農村，對農村的了解僅僅局限於課本的文字和政府的宣傳。

很多人認為，上山下鄉雖然暫時緩解了城鎮的就業壓力，毛澤東藉此達到了解散紅衛兵組織和讓年輕人“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目的，但是幾千萬年輕人的青春被荒廢，無數家庭被強行拆散，這場運動也造成了各個層面的社會混亂，由於本應成為學者專家的一批年輕人在鄉間長期務農，八十年代以後出現了知識斷代，學術研究後繼乏人的現象。

運動過去幾十年後，當年的知青們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主力，不少知青對當年的下鄉表達遺憾，但也有知青對自己留在農村的青春年華抱有懷舊情緒，甚至有人自稱“在廣闊天地里度過了少年和青年時代的這一代人們，有一個共同的感受——決不後悔。”

一些曾經積極參與過文革運動的城市年輕人，經過在農村的艱苦漫長的生活後，認為自己被欺騙利用，至此徹底放棄了曾經堅信不疑的馬列主義革命理想以至於一切理想，有人因此認為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後的道德失序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也有一些知青認為在農村的艱苦生活磨練了他們的意志品質，了解了生活，為今後成就事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些曾經參加上山下鄉運動的人後來經過自己的努力成為了作家，如史鐵生，葉辛，梁曉聲，張承志，張抗抗等，他們都曾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創作了知青文學。然而，更多的知青則失去了受教育的最佳時機，他們在九十年代的下崗潮中更是首當其衝，經常被工作單位裁減而失業。

很多知青都把當年下鄉的地方當做第二故鄉，對當地的農民有着濃厚的感情，返城後仍時常惦念乃至回去探望。但也有一些知青詛咒、報怨、痛恨那段經歷，返城後再也不願回到農村。

總之，這場運動改寫了整整一代人的命運。

[編輯] 運動目的
毛澤東政府對場運動的解釋是: 為了防止“修正主義”和讓年輕人“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另一種解釋是: 毛澤東政府把“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作口號，很明顯是把無業城鎮勞動力到農村安家落戶視為解決失業的辦法。失業在中共的意識形態中，是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現象，社會主義社會當然沒有失業問題。可當時的中國大陸的工業和農業在大躍進和文革後完全停滯，糧食總產量逐漸不足以滿足日益增長的中國城市人口的需要，政府無法給城市青年人在安排工業和服務業領域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在他所發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經達到了清除劉少奇為首的所謂“資產階級當權派”的主要目的，難以控制的紅衛兵逐漸成為麻煩，數量巨大的對政治高度熱衷的無業青年會對政治穩定構成嚴重威脅。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農村進行農業勞動，除了經濟上的考量外，主要是一種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

毛澤東後的中共政府避免討論這場涉及到幾千萬人命運的運動，也沒有對廣大知青進行任何官方解釋或物質賠償。

[編輯] 評價
關於知青上山下鄉，一直有正反兩方面的評價。

有人認為上山下鄉運動是毛澤東為加強工農聯盟基礎、教育青年、消滅城鄉差別的一個重大嘗試。

有人認為這場運動是對人民的愚弄和變相迫害。林立果（林彪之子）等起草的反對毛澤東的綱領性文件“五七一工程紀要”指出，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

鄧小平在1978年曾說：“國家花了三百個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也不滿意。”

[編輯] 相關文藝作品
小說
梁曉聲的中篇小說《今夜有暴風雨》和長篇小說《雪城》及據此改編的這兩部同名電視劇反映了東北知青（北大荒兵團戰士）的生活。梁曉聲的電視劇《年輪》也反映的知青的生活。
葉辛所寫的著名小說以及由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孽債》，描述的1990年代時，上海知青在西雙版納插隊時所生的兒女，來到上海尋找親生父母的故事。早期葉辛的長篇小說《蹉跎歲月》及其後據此改編的同名電視劇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阿城：中篇小說《棋王》、《樹王》、《孩子王》。
姜戎：長篇小說《狼圖騰》，以自己在內蒙古插隊時的見聞寫成。
史鐵生：短篇小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
王小波：長篇小說《黃金時代》
作家老鬼：長篇小說《血色黃昏》
電影
舒淇和劉燁主演的電影《美人草》演繹了雲南知青的一段愛情故事。
導演張暖昕拍攝的知青電影《青春祭》，描寫了一位美麗的姑娘在西雙版納的知青生活。
陳沖導演的電影《天浴》描寫了一位上山下鄉到西藏的姑娘的悲慘命運。
1983年出品的由謝飛導演的電影《我們的田野》是第一部知青電影，描述了當年北大荒的知青生活。影片由周里京和林芳兵主演。
紀實
鄧賢著有紀實作品《中國知青夢》，描述在雲南知青的抗爭故事。
歌曲
李春波：小芳，被認為是描寫知青在農村戀情的歌曲，曾流行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