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更歸夢三更後】

　　也就在這個6 月，中國政治的風向陡轉，從“整風”轉入“反右”。舞台上那麼機靈的言慧珠，暈了，也傻了：自己無非是一心只想多演戲的呼籲，怎麼會成了“發泄不滿情緒”、“猖狂向党進攻”？更要命的是，她平時的人緣就差。俗話說：“多個朋友多條道，多個冤家多堵牆”。言慧珠身邊沒“道”了，全都是“牆”。原來還算朋友的人，剎那間也都變成了冤家。而冤家們幾乎一致認為，言慧珠就該是右派。上海京劇院裡批判她的大字報，一張接一張地貼呀，貼呀……

　　不明白這場政治運動的起因，卻懂得這場政治運動的後果。言慧珠再是個“政盲”，但自1949年以來，中共所給予民眾的政治直觀教育可謂生動又深刻：土改運動，有了“地主、富農分子”；三反運動，有了“老虎”、“奸商”和“三反分子”；鎮反運動，有了“反革命分子”；肅胡運動，有了“胡風分子”。那麼，這次反右運動的直接後果，就是要有些人去當“右派分子”了。如果自己當了右派，心高氣傲的她從此只能是一堆土、一攤泥，別說演戲，連個人樣兒也無。她後悔莫及，誰叫自己爭戲演呢？誰讓自己去發言呢？誰讓發言上了報呢？真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再往下想，她就想到了死——自殺。這是她貫穿一生的情結，死結。

　　一天，上海文藝界在文化廣場收聽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錄音傳達。剛傳達完畢，從喇叭里念出了包括言慧珠在內的一連串的名字，叫這些被點名的人到後台去。大家估摸着：他們可能都是上海市的右派了。有人幸災樂禍，有人暗中惋惜。

　　言慧珠第一次在眾目睽睽之下，斂氣而行。悸動又恓惶，恐懼且哀傷。

　　到了後台，上海市文化局局長徐平羽早就坐在那裡了。他對言慧珠嚴肅地說：“言慧珠同志，你的那些話，說明你有極端嚴重的個人主義，應該深刻檢討，取得群眾的諒解。如果對抗下去，矛盾就有可能轉化。”

　　在上海戲劇界，有兩個真心替她着急的人，那就是俞振飛和許思言。俞振飛跑去找到徐平羽，希望領導能寬大言慧珠，否則，這個女人很可能走向絕路。徐平羽說：“她發言影響很不好，人緣也不好，很難過關。唯一的辦法是深刻檢討。”又說：“要她自己深刻檢討是不可能的，你和你的朋友去幫幫她吧！”

　　俞振飛約了許思言，一齊來到華園。為了讓她檢討，倆人費盡唇舌。言慧珠不是不想檢討，而是對檢討毫無信心。

　　許思言火了，指着孩子說：“你不做檢討，戴上帽子，你自己怎麼過日子暫且不說，小清卿怎麼辦？”小清卿，是言慧珠在1955年秋率“言劇團”到無錫演出時，與跨刀（指戲班次主角，二牌演員即稱跨刀，寓有隨從協助之意）老生薛浩偉一度同居的結晶，三十六歲生子。為此，她不得不與這個自己並不愛慕的人結婚。

　　言慧珠仿佛被電流擊中，雙手緊緊抱住孩子，淚水像斷了線的珍珠，灑滿衣襟……

　　她終於低頭了，到京劇院向領導表示接受批評。

　　“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回首前塵，輾轉糾結，該如何清理沉埋的心事？任你怎樣的熾烈與慘澹，只有自己一一攤牌了。為了一紙檢討，苦熬兩月，言慧珠把這輩子的文化知識和社會經驗全調動起來。她想起小時侯，為了得到一枚鑽戒，幾天幾宿睡不着覺，千方百計要弄到手。這件事多麼能說明自己的自私與無聊呀！在美琪大戲院召集的上海文藝界大會上，言慧珠就從進幼稚園檢討起，一直檢討到當天為止。她坦白事實，批判錯誤，挖掘根源。聯繫思想，聯繫歷史，聯繫家庭，聯繫社會，聯繫轉瞬即逝的“一閃念”，聯繫一切能夠聯繫的。自覺向共產黨輸誠，也向所有的人低頭。紆尊降貴，遠比想像來得痛苦。人本有顏色，而需要做的是自己一層層地剝去顏色，把內里的筋骨血肉都掏出來；人本有情愛，現在需要做的是把早已入土的死者、親者重新翻檢，暴露於光天化日……許多人被感動了。

　　當然，再多的群眾被感動，也未必過關。會上，徐平羽開口了。他說：“言慧珠同志的檢查很深刻，態度也很好，戴不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一錘定音。這時，再有人覺得她該是右派，也沒用了——毛澤東的“幹部決定一切”，在這兒用得多好！

　　散會後，徐平羽在樓梯口遇到擔任上海市戲曲學校校長的俞振飛。他主動對這位校長解釋道：“戴上帽子很容易，可就毀了一個人才，再要培養一個像言慧珠這樣的演員多難呀。所以，今天我竭力主張不戴她的帽子。何況，她的檢查確實寫得很好。看來，她的文采也不錯嘛。” 在徐平羽和其他朋友幫助與護衛下，言慧珠度過了（19）57年的夏季風波。但從此，言慧珠害上了嚴重的失眠症。

　　“過關啦，過關啦！”當晚，言慧珠從劇場回到家，一進門就對等候在那裡的俞振飛和許思言，大喊大叫。

　　跟着，她就讓家裡的傭人擺上準備好的螃蟹宴。酒過三巡，她抱着孩子，突然立起。說：“患難之中見人心。今天我不知道向你們說些什麼好！以後，我會竭盡全力為崑曲服務。”一杯喝下，她又說：“兩三個月裡，我懂得了什麼叫同志式的感情……很多人都把我們這些人看得太壞，久而久之，我們能不多長几個心眼嗎？”

　　【批判陳仁炳】

　　毛澤東領導的所有政治運動，最生動的場面便是參與者、捲入者的相互攻殲，彼此出賣。出賣不再屬於個人品德或私人恩怨的問題，它被官方視為塑造革命情操、考核階級立場的有效手段。在攻擊與被攻擊中，兩敗俱傷，彼此都是賤相和醜態。場面的製造者便以這些賤和丑，一方面搜集為證據，一方面以此反襯毛澤東和共產黨的“高貴”、“聖潔”和“正確”。

　　言慧珠在遭眾人射殺的同時，也被加工製造成一粒子彈，射向章（伯鈞）羅（隆基）在上海的骨幹分子陳仁炳。因為在“鳴放”期間他代表上海民盟市委在電影、戲劇、出版、文學等方面召開座談會，請大家提意見。陳仁炳曾請王西彥等作家在文化俱樂部吃飯，也曾過問言慧珠對工作安排的意見。到了“反右”階段，這些都是他向党進攻、“煽風點火”的憑證。

　　言慧珠的批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57年7月10日的《人民日報》刊登了言慧珠發言的全文，題目就叫《陳仁炳的鬼把戲》。文章寫道：“陳仁炳表面上擺出一副好像替我鳴不平的偽善面孔，骨子裡卻是販賣向党進攻的私貨，不惜捏造事實，假借名義，挑撥上海京劇院的領導和演員的關係。我們京劇演員飽嘗過舊社會的貧困、壓迫、侮辱的痛苦，在社會主義社會地位提高了，生活安定了，一切條件都優越了，今昔相比，我敢說任何一個京劇演員打心眼裡都會感到社會主義社會比舊社會的社會制度好一千倍，一萬倍！陳仁炳的挑撥伎倆是徒勞的。”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她是在奉命批判。否則，怎麼能過關？

　　1958年，過了關的言慧珠參加了文化部組織的中國藝術代表團，吳晗任團長，俞振飛任藝術顧問。在歐洲七國，她連演八十餘場《百花贈劍》，不僅沒喊一聲累，還堅持每天寫日記，在國內發表。她文武雙全，沒人不佩服。

　　【照山又照水】

　　一日清晨，上海戲曲學校的喇叭里，傳達了這樣的指示：“同學們，九時召開師生員工大會，歡迎新校長。”

　　大家屏住氣，只見一個身材高挑的女郎滿身金黃從學生們眼前掠過：金黃色的毛衣，點綴着淡紫的小花，橙黃色的西裝短裙，淺黃色的高跟鞋。 “這就是著名表演藝術家言慧珠，我們的新校長——”俞振飛開始詳細介紹，可誰有心思聽。

　　她的學生（梁谷音）在一篇懷念文章里，曾這樣描述：“要緊的是趕快享受這眼前的美人吧，一睹為佳。 她那麼嬌，嬌得有點妖；那麼艷，艷得有點野。身材、五官、腰腿、找不出一絲不足，過分的完美使人懷疑她的真實。”

　　忽然，一個女生輕輕叫道：“呀，新校長沒有穿襪子？”跟着，幾十雙眼睛“唰”地掃向那光潔又修長的一雙玉腿。後來，她們才明白，新校長是穿了襪子的，那襪子叫玻璃絲襪，透明的。

　　不久，她帶領學生在校園拔草。女生們不專心於拔草，而專心於她那雙潔白精巧的手套，彼此議論紛紛。看來凡有她的地方，就有風光。言慧珠照山又照水。美，對於別人是用來觀賞的；對於她，那就是生活方式了。

　　【如意，也不如意】

　　1959年，俞振飛、言慧珠來北京陪梅蘭芳拍攝電影《遊園驚夢》，下榻前門飯店。不久，許思言因公也到了北京。剛進房間，俞振飛見了他，一把抓住，要求他與自己同住，還沒等許思言答應。俞振飛的學生就連忙請服務員加上一張床。

　　學生偷偷對他說：“您來得正好，先生（指俞振飛）實在吃不消了。”

　　連言慧珠的保姆也附和上一句：“您住在這兒就太平了。”

　　顯然，正副兩位校長之間，有了點麻煩。原來，男校長是天天睡不醒，女校長是夜夜睡不着。睡不着的，就到隔壁找睡不醒的，一夜一夜地聊個沒完。弄得正校長苦不堪言，苦不堪“言”。這不，來了替死鬼。還能輕易放過？

　　回到上海，俞振飛幾次見到許思言，都是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

　　1960年，言慧珠辦理了離婚手續。兩個月後，許思言接到俞振飛（黃蔓耘已病逝）電話，說：“市委領導同意我同言慧珠結婚。明天在錦江飯店訂婚，慧珠要我請你來。”

　　“我的天！”許思言大吃一驚，剛要開口，便覺不對。忙說：“恭喜，恭喜！”

　　婚宴當晚，酒闌席散，許思言踏月而歸，他邊走邊想：“這可真像一台戲，不知結局是喜還是悲？也不知這對‘歡喜冤家’能夠相聚到幾時？”

　　在這樁如意又不如意的婚姻里，言慧珠是主動的。她一到了戲校，就漸漸有了這個念頭。一方面，她想得到一個博學多才的男人為晚年伴侶；一方面，她是借重俞振飛的藝術地位，提升自己的藝術身價。這是愛情與功利的雙重考慮與相互作用的結果，它直接來自言慧珠獨特又複雜的性格。她對俞振飛百依百順，俞振飛覺得她嬌艷可愛。

　　婚前，在華園。俞振飛索性對言慧珠說：“看樣子，你對我很有意思，想要和我結婚了，是不是？”

　　言慧珠大喜，說：“你猜透我的心思啦？直到今天，我總算聽到你的心裡話。”

　　“那我們的性格合得來嗎？你好勝要強，我淡泊寧靜，一軟一硬，恐怕捏不到一起呢！”

　　“一軟一硬，正好取長補短，和好相處。要是兩人都硬，就非吵不可；都軟呢，粘粘糊糊的，也沒意思。”

　　以後，聽許思言說，他倆關係並不怎麼好，經常吵架。看來，軟硬搭配也非最佳夫妻組合。

　　【牆頭馬上】

　　1959年10月1 日的前一個晚上，言慧珠和俞振飛在北京演出了崑曲《牆頭馬上》，取得了巨大成功。這是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大慶而演，這是她舞台表演藝術的另一個高峰。凡參加排練的人，無不為她的嚴肅認真、細緻周到、精益求0精的作風所感動。即使是她的冤家對頭，也表示“值得學習”。她根據元代雜劇大家白樸提供的文學劇本，反覆琢磨設計人物造型和身段，還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配置了不同的服裝、頭面（旦角頭上各種化裝飾物的總稱）。自己親自到專門的綢緞店去挑衣料，自己重新設計點翠頭面（頭面中的一種硬頭面，旦角頭上飾物。即用翠鳥羽毛剪貼於金屬底版上製成，富麗堂皇），並拿出自己的金條將點翠頭面鍍上黃金，這樣，在燈光下更光彩奪目。又把自己的家藏的首飾，都拿出來使用。言慧珠喜歡錢，也能掙錢。我前面講了，她對“公私合營”不感興趣，主要是覺得私人戲班能為自己多掙錢，人也自由。但她畢竟是個藝術家，愛藝術勝過愛金銀，愛舞台超過愛錢財。為了唱好一齣戲，言慧珠啥都捨得。

　　1959年 10月，已劃為右派分子的父親收到了《牆頭馬上》的戲票，一看演出地點是在中央統戰部禮堂，便猶豫了——他想看台上的戲，不想看台下的人。但經不住我再三請求，父親還是帶我去了。事先，他對我說：“小愚兒，爸爸不打招呼的人，你不要去招呼。”

　　父親特意去得早些，挑了個靠邊兒的座位坐下。他閉目養神，我則東張西望。一會兒，禮堂掀起一陣騷動，我站起來，跑到過道看究竟。然後，興奮地對父親說：“趙丹來了。”再一會兒，禮堂又一陣掀起騷動，我又站起來，再跑到過道看究竟。返回座位後，對父親興奮地說：“爸，夏夢來了。”

　　“誰是夏夢？”父親問。

　　“香港電影演員。穿着紅大衣，戴着金耳環，可漂亮啦！”

　　禮堂里，相繼來了許多高官。他們沒引起觀眾的任何反應。我得意地對父親說：“爸，怎麼樣，搞政治的比不了搞藝術的吧？連李維漢（時任中央統戰部部長）進場都沒人搭理，就更別提你了。”

　　父親聽了，居然很高興。

　　1963年《牆頭馬上》在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攝成電影藝術片。拍攝期間長春溫度在零下三十度。清晨，所有的演員都鑽在被子裡養神，惟獨她一個人在場外練功，天天如此。

　　想看言慧珠嗎？現在的人，只能看這部電影了。瞬息風華，留此見證。而這個戲的鍍金頭面與各色行頭，都在“文革”的一把大火中燒光。

　　【阿慶嫂第二】

　　1964年，正是江青親自掛帥，擊響了京劇大演現代戲的鑼鼓。夏季，北京舉辦了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匯演。上海參加的劇目有大戲《智取威虎山》，小戲有李玉茹的《審椅子》，童芷苓的《送肥記》。沒言慧珠的戲，也沒她的事兒，是觀摩者，一個看客。內心的煩悶可想而知。她對別人說：“觀摩觀摩，專觀專摩。”言外之意，我言慧珠現在只有看戲的義務，沒有唱戲的資格了。她不安，更不服。

　　歲尾年初的時候，許思言收到言慧珠寄來的兩張戲票，還附了一封短信。她說：“過去演舊戲多，現在很想徹底改造自己，跟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演阿慶嫂（即《沙家浜》女主角）是我決心改造自己的一個表現，希望得到朋友的支持和鼓勵。”其實，她哪裡是想徹底改造自己，還是在鬧“我要演戲”！

　　看後，許思言非常感動，覺得言慧珠演這個戲，大概沒比《牆頭馬上》少費心，少使勁。大幕落下，忙去後台向言慧珠祝賀：“好哇，精彩！你的阿慶嫂，全國第二。”

　　“第一是誰？”言慧珠立即追問。

　　“丁是娥呀！（滬劇《蘆盪火種》裡的阿慶嫂的扮演者，京劇《沙家浜》由滬劇移植過來）”

　　她高興得笑了。這麼好的一出現代戲，照理很值得宣傳。誰知在當時的報紙上，連一個廣告也沒找到。

　　春節的時候，許思言到華園去拜年。他問俞振飛：“你看慧珠的阿慶嫂怎麼樣？”

　　俞振飛說：“真好！丁是娥的戲，我沒有看過。別人可都不及她。在阿慶嫂身上，她花的氣力真不小，動機也好——通過演戲改造自己。可是人家還是在攻擊她，真是不講道理了。”

　　從演梅派經典，到唱崑曲《牆頭馬上》，再到現代京劇《沙家浜》——她像一張滿弓，但凡使出一把氣力，送出箭來都錚然有聲，且直射靶心。這些藝術創作是言慧珠的生命表現。而藝術創作又決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它是個神出鬼沒的東西，與心智相通，與傳統相接。若無一點藝術靈感和悟性，任你雄心萬丈，最後也是徒勞和妄想。想想她，再看看我們自己，兩廂對照，差異驚人：我們的生命很長，用很長的生命去等待。她的生命很短，用很短的生命去創造。

　　1965年，言慧珠得到了一個歌劇本，叫《松骨峰》，描寫的是一個朝鮮女英雄。她不禁聯想起曾經演過的《春香傳》。不安分的她又躍躍欲試了。人家就是那麼有本事，沒過多久，她還真的就在上海戲曲學校的舞台上演了現代戲《松骨峰》。沒人叫好，自己也吃力。“一分是流水，二分是塵土，不覺得春將暮。”她在日記中寫道：“我感到累了，力氣也沒有了。舞台不屬於我了。”縱有欲望掙扎，已然力不從心。誰知這句感嘆的話，在“文革”中即被視為反黨的有力“證據”。

　　江青聽說言慧珠排演現代戲，叫什麼《松骨峰》。隨即放出話來：“叫言慧珠別演啦！好好閉門思過，休想到我這裡沾邊！”

　　一句話，把她踹出了三界外。

　　【可萌綠，亦可枯黃】

　　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文革”。

　　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這個國家開始了權力與暴民相結合的恐怖統治。上了年歲的中國人大多“看了些榮枯，經了些成敗”。但誰也沒有經歷過舉世無雙的“文革”。6日早上，俞、言夫婦照常去戲校上班。一進校門，氣氛就萬分緊張，心頭一片驚懼：校長室成了造反派辦公室，排練場成了大批判的戰場，所有的牆壁貼滿了大字報，俞振飛和言慧珠的名字都被打上血紅色的×××。高音喇叭里不停地發出怒吼，命令這個，勒令那個。每天上午，都是在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中度過。幾天前還是文弱的學生，瞬間都成了兇殘的魔鬼。她和丈夫渾身上下刷滿糨糊，前胸後背全都貼着標語和大字報。二人垂眉低首，在院子裡一站就是幾小時。這些學生在批鬥的時候那麼粗暴，可在抄家的時候又很是精細，連言慧珠藏在燈管里的幾個最心疼的鑽戒都掏了出來。天仙般的女人，這次真的是從蓮花寶座上跌落，滑過人間，直墜地獄了。

　　9月初的一天，許思言凌晨從單位回家。下了公共汽車，摸出鑰匙剛要開門。忽然，從旁邊小路口，閃出一個女人的身影：“老許同志……”

　　“慧珠，你怎麼在這裡？”

　　她畏畏縮縮，低聲道：“實在沒有辦法，才來找你。許先生。”

　　先叫“同志”，後改“先生”，許思言不知該如何做答，遂問：“這裡沒有人，你不要緊張。俞老最近可好？”

　　“怎麼會好呢？已經戴了一次高帽子，家裡的東西都抄走了……”

　　沉默，彼此沉默。

　　大難已至，誰與憑依？言慧珠滿含淚水，半晌又問：“你看這場文化大革命到底什麼時候結束？我該怎麼辦？看見人家戴高帽子遊街，就渾身發抖，我無論無何受不了……”是的，前有千古遠，後有幾萬年，可是如何打發眼前？言慧珠無法超脫，她非哲人；言慧珠無法苟且，她非草民。

　　許思言握住她的手說：“你自己要珍重，不要忘了清卿這孩子。”

　　她也緊緊抓住他的手，說：“請你多關心！”說完，掉轉身，快步隱沒在黑暗之中。

　　1966年9 月11日清晨，華園11號里還是一片寂靜。保姆像往常一樣準備好早餐後，推開二樓衛生間的門——

　　“啊！”一聲驚叫。

　　一代紅伶，去了。她穿着睡衣，素面赤腳，直直地把自己掛在浴缸上面的橫杆上，冰冷而凜然。再檢查，房內桌上，放着一疊鈔票，五千元。上面寫着，誰撫養孩子，錢就給誰。另有信三封。一給領導，一給丈夫，一給孩子。她回顧了自己的一生，做了自我批評，對丈夫表示歉意，叮囑清卿好好做人。對於中國人來說，人生是循環不已的厄運，到了走投無路的一刻，只有消失自己。她臉色蒼白，一雙眼睛，似開似合。開合之間，流瀉出二十世紀中國藝人內心永難排解的疑惑、悲苦與不平。她一輩子都講面子，愛面子，要面子。面子是什麼？是臉面、體面和情面，這裡面固然有虛榮，但更有尊嚴。消息傳出，誰都欽佩她的決絕，欽佩她以無比的決絕保持尊嚴，拒絕受辱。是的，如果願意，人的生命可以這樣的方式呈現。

　　有關方面還要召開“現場批鬥會。”沒有人表示絲毫的同情和惋惜，到處都是人類可哀的怯懦。我不知道該怎樣認識國民，他們期待仁慈，卻習慣於殘忍。言慧珠，自殺身亡。這是她一生中的第三次自殺，慶幸的是，她成功了！她同自殺的老舍、鄧拓、翦伯贊一樣，她同自殺的老舍、鄧拓、翦伯贊也不一樣，口袋裡沒裝着手書“毛主席萬歲”字條。

　　當時官方的結論，是有力的一句：“自絕於人民”；後來官方的說法，也是有力的一句：“含冤而死。”生死與好歹，依舊握在權力的手中。

　　我崇拜這樣的女人：活得美麗，死得漂亮。一片葉，一根草，可以在春天萌綠，亦可在秋季枯黃。前者是生命，後者也是生命。

　　2006年，是言慧珠逝世四十周年。花之晨，月之夕，如泣如訴的弱者與如火如荼的強者，都已隨水成塵。“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污。”伊人的背影遠了，淡了。但她在我的心中分外高潔、清晰。這文章寫完，拿給朋友過目。無緣觀賞言慧珠表演的朋友，羨慕我的眼福。

　　我說：“現在的劇壇還能看嗎？不是背靠官，就是倒向商，或者既背靠官又倒向商。說句不客氣的話，所有批判傳統的人，都沒能超過傳統。所有批判言慧珠的人，也都沒能超過言慧珠。”

　　這話引出朋友的感慨：“我們這個時代，怎麼沒有言慧珠？”

　　我莫名其妙地憤怒起來，惡聲大喊：“我們這個時代，根本就不配產生言慧珠！”

　　對方驚問：“那配產生什麼？”

　　“什麼都不配產生！一個無足輕重的過渡時期。”

　　……

　　2005年6月——12月於守愚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