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羅廷這時心態十分複雜。就在“三·二０”事件發生前一個月，他剛剛在北京信誓旦旦地向以布勃諾夫為首的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保證說，蔣介石是國民黨中最可靠的“極左派”將領。［３１］（p.116,140）而一個月之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一到廣州，就發生了“三·二0”事件。這不能不讓鮑羅廷倍感沮喪。儘管他並沒有因此受到責難，甚至布勃諾夫在聽取了蔣介石的抱怨之後，還相信只有他回來才能消除誤解，修復與蔣介石的關係。但鮑羅廷回到廣州後，清楚地發現他根本無法完成使命，甚至還必須曲意迎合，否則連自己都無法取得蔣之信任。在這種情況下，他當然不會堅持反對通過整理黨務案，也不會贊成陳獨秀等人在上海的做法。他告誡說：“3月20日以後，來自左派和共產黨人的任何明確的和激烈的反蔣立場都會意味着‘三·二0事件’在更大範圍內的重演。”明明莫斯科反對馬上北伐，他卻三緘其口，正是為此。他說得明白：“我不能讓蔣介石覺得我是北伐的反對者，因為這會意味着我和所有俄國人都站在汪精衛一邊。”不僅如此，為了讓蔣不會懷疑他暗中站在汪精衛一邊，他還要處處表現出支持蔣、推重蔣的樣子，好讓蔣放心。他的計劃是，與其貿然出擊，自成破裂之局，不如等着看國民黨自身內部必然的分化，再如此這般地稍加運用，重演利用矛盾，各個擊破的策略。因為他相信，只要蔣進入湖北，他與湖南將領唐生智之間就會爆發矛盾。蔣如果要去占據武漢，他就會遭到其他將軍們的嫉妒和反對。蔣如果看出這種危險，轉進江西，左派和共產黨人就有理由發起迎汪運動並批評蔣介石退縮。而注意到這後一種可能，他已經與汪精衛取得了密切的聯繫，以便當武漢被占領後好召開國民黨代表會議，提出廣泛的社會政治要求綱領。那個時候，只要打出汪精衛的名義，就足以把蔣介石所有的對手都聯合起來。一旦通過新的綱領，就意味着蔣的失敗和必然下台，就可以全面“恢復3月20日以前的局面，使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聯盟重新執政。”［３２］（１９２６年７月２０日二版）［３３］(p.369-372)

　　嚴格說來，鮑羅廷與陳獨秀對蔣政治上的定性並無二致，都是堅持只能把蔣視為不久將來的敵人，他們都反對馬上提出推翻蔣介石的口號。但如同整理黨務案的通過等於蔣向國民黨人宣示：共產黨“非我族類”一樣，點明蔣為一年或三年後的敵人，同樣等於向所有共產黨員宣示：蔣介石是共產黨最危險的對手。何況，當蔣介石取得了個人獨裁的地位，同時通過北伐對各地軍民財政各機關取得節制之權後，共產黨人除非照蔣的旨意中規中矩，不越雷池半步，否則，就是想要不與蔣介石等人發生衝突也沒有可能。鮑羅廷這時曾經與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團有過一次爭論，所涉及的正是這樣的問題。維經斯基等一方面批評中國共產黨人對蔣的態度太過激進，說這樣很可能會使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孤立起來，並把蔣逼到右派一邊去；但另一方面，他們卻相信完全可以不刺激蔣介石來同反革命展開鬥爭。鮑羅廷明確地告訴維經斯斯等人說：中國的問題在於，這裡的任何一個領袖都是和自己的學生、弟子及其各色各樣的擁護者相互依存的。任何領袖都要對自己的下屬負責，反過來，下屬的任何言行都自認是擁護或代表其領袖的。因此，哪怕只是針對個別下屬言行的作法，也都難免會被人看成是意在反對其領袖。具體到蔣介石，從“三·二０”事件開始，這裡所發生的一切都是在他指使下進行的。你們除非說些不關痛癢，絲毫不會引起人們注意的話，否則，只要你們談論到革命和反革命的問題，就註定“將被理解為是反對蔣介石的言論”。而“這是很嚴重的政治難題。”［３４］（p.394-397,406）

　　為了避免嫌疑，共產黨人應當退出國民黨的各級領導機關，甚至應當謹言慎行，但是莫斯科所規定的，也是共產黨人自信必須肩負的引導國民革命的責任如何來實行呢？俄國人幾乎一致認為，可以藉助於國民黨左派來貫徹共產黨人的意志。遠東局的拉菲斯就提議說：“為什麼我們現在不能找一些這樣的學生，不是共產黨人，而是國民黨左派，他們還相信蔣介石但開始對他表示失望，讓他們給蔣介石寫一封大致如下內容的公開信。第一部分：我們知道並列數蔣介石以往的各種革命功勞，相信他有最好的動機。第二部分：我們看到，我們愛戴的領袖蔣介石在犯錯誤，被內部反革命利用。第三部分：我們希望蔣介石糾正所有這些錯誤，並考慮到前線的勝利，恢復國內的革命秩序。”［1］(p.396)鮑羅廷其實也是這樣做的，只是，他所從事的是暗中支持少數不滿蔣獨裁作法的所謂國民黨左派發起迎汪運動。

　　嚴格地說，蔣介石這時的地位和權力並不穩固。二屆二中全會後共產黨人雖然退出了中央黨部，蔣依然無法掌握整個黨務，因為他手下幾乎沒有幾個可用的黨務幹部，除了組織部等個別部門以外，中央黨中的其他各部門，包括宣傳、勞工和農民等部，都因為沒有得力幹部好選，所用之人多非可信任者。有的與蔣若即若離，有的乾脆就與共產黨人打得火熱。[14]結果是，“國民黨中央表面上要比過去更加集權，但實際上各派都自行其事”，幾乎失去了原有的工作熱情和效能。［３５］（p.454）黨務如此，軍事也好不到哪去。蔣介石的總司令頭銜其實也是名不符實。除了自己的第一軍以外，要想指揮其他各路將領，遠不那麼容易。大家名義上都是國民革命軍，相互關係仍是舊軍閥那一套，一切都要靠加官封地、許願收買等種種私相授受的辦法來維繫。稍不如意，便會生出許多猜忌。在這種情況下，黨內和軍內自然多不願意看到蔣一派獨大和大權獨攬，對汪回樂觀其成。迎汪運動所以在各地迅速形成滾雪球的效應，直至影響到黃埔軍校內部，與此不無關係。一些人甚至力主“說明本黨現狀及三月二十日事變真象”，根本就是想要取消蔣的政治資本，恢復汪精衛時期的路線，“與CP諒解合作”，“恢復黨權”。［３６］（p.321）

　　8月21日，黃埔軍校第四期的學生公開通過了一項迎汪的決議［３７］（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３日二版），而一直對此不動聲色的汪精衛這回出人意外地做出了反應，表示願意解除他過去的一切職務，專任黨務。在一段時間裡，蔣對偶爾出現的迎汪言論並不十分介意。一來他相信“三·二0”大局已定，汪精衛不敢貿然回來；二來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整理黨務案，自己又取得了黨政軍最高權力，汪更是不便回來。這也是為什麼二屆二中全會閉幕式上及會後，他明明不想汪回，卻仍舊公開聲明贊成請汪復職的一個原因。[15] [３０]（p.591）如今的情況則明顯有所不同。一是黨內竟然出現如此高漲的迎汪聲浪，甚至黃埔學生也捲入其中，這顯示汪已有足夠的回國資本；二是他已不如整理黨務案通過後那樣充滿自信，眼看黨內異己力量再度崛起，萬一汪真的看準時機乘勢回國，幾個月的努力難免會前功盡棄。鑑於此，蔣不得不設法阻止汪精衛回國。而要阻斷迎汪運動，他深知非找共產黨幫忙不可。[16]［３０］(p.655)剛聽說黃埔軍校學生聯名迎汪時，他就斷定“從中必有人操縱”，在日記中對“他黨在內搗亂”恨得“切齒”。［３８］（p.126-127）但得知汪確有回國可能後，他還是不得不去向共產党進行疏通。他秘密地托胡公冕赴上海去見陳獨秀，同時也去電邀請在廣州的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維經斯基前來漢口見面，聲稱請其“指導黨務政治”。其意圖簡單明了：“請CP勿贊成汪回”，因為“汪回後將為小軍閥所利用和他搗亂，分散了國民革命的勢力”。他甚至要胡轉告陳獨秀說：“汪回則彼決不能留”。［３９］(p.325)［４０］

　　蔣介石求上門來，中共中央卻不能給蔣這個台階，因為它無法接受蔣以不許妨礙北伐為由壓制工農運動的態度。而根據共產黨人的報告，自整理黨務案之後，因大批孫文主義學會的分子取代了共產黨人和部分左派國民黨員的位置，廣東許多地方的“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都得以揚眉吐氣。故中共中央明確認為：“我們要不反對中派政權，只有停止發展民眾運動”。[17]更何況蔣握有對地方黨政官員的委任大權，如不打破此種局面，把黨政權力從蔣手中奪回來，隨着北伐軍的推進，全國各地的黨政權力多半也會落到那些敵視共產黨的勢力手中，要想順利開展民眾運動，以確立革命的基礎，幾乎沒有可能。因此，中共中央決定，雖然不贊成分散革命勢力，但也不贊成權力集中於蔣一人手中，因為這“更有右傾的危險”。他們提出了一個“汪蔣合作”的方針。其目的在於要使左派在廣東重新“取得政治上的指導”，同時“打破總司令的委任制度”，便利在全國範圍內推進革命運動的展開。據此，9月21日晚，經過與維經斯基磋商，雙方一致決定，以保證“維持蔣之中央軍事領袖地位”為條件，換取蔣同意汪回和交出黨權。［４１］(p.315,325-326,339)

　　　 扶助農工背後的利益之爭

　　蔣介石對工農運動的態度，無疑是導致他與共產黨關係惡化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伐開始後的一段時間裡，廣東的工人運動，特別是農民運動雖然出現了回潮的現象，但北伐軍北上所過之境，包括蔣介石指揮的部隊所過之江西、福建等省，工農運動仍舊取得了相當的發展。這種情況至少說明，蔣介石對工農運動的態度其實頗為矛盾。

　　應當了解的是，蔣介石與共產黨人在工農運動問題上的分歧，根本上並不是要不要堅持“扶助農工”政策。幾乎在整個北伐期間，蔣都是高唱“扶助農工”的，並且反覆宣傳國民黨的這一政策是先總理的既定方針，不可改變。[18]［４２］（p.129,216）但問題是，蔣對究竟應當扶助什麼樣的農工，以及應當如何扶助農工取得自身的利益，卻與共產黨人有認識上的不同。在蔣介石看來，農工問題的關鍵有兩個，一是操之在誰，工農運動斷不能操縱在反對國民黨（尤其反對蔣）的黨派分子手裡；一是尺度適宜，即工農運動應當控制在適當的範圍內，戰爭時期尤其要以保持軍事勝利為限度。總而言之，就是“應當承認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的國民黨是領導者，並採取措施避免產生致使統一戰線削弱國民革命力量的各種麻煩和分歧”。［４３］(p.514-515,522-523)

　　基於這樣一種觀點，蔣對農民運動的態度始終比較積極。即使北伐開始後，蔣仍在關心如何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他不僅對留蘇的鄧文儀搜集的俄國革命解決土地問題的資料頗為看重，而且與鮑羅廷不止一次深入探討過國民黨對土地問題的具體政策。［１１］［４３］隨着北伐的順利進行，第一軍的指揮官們“異口同聲地肯定農民給廣州軍隊提供了巨大的幫助”，相信“沒有農民的幫助我們就不能取得勝利”，蔣對農民運動也更加重視。他一面向國民黨中央提議起草土地法，［３４］一面公開發布命令，“通令我黨軍全體將校士卒，今後無論在何地方，對於農民利益，須與保護；農民運動，須與扶持，務使我國民政府治內之農民，能得優裕生活，能成有主義有組織之民眾”。［４４］（p.202）12月上旬，當國民黨開中央政治會議時，他也是“對工人運動主緩和，對農民運動主積極進行，以為解決土地問題之張本。”正是在蔣介石的提議下，會議明確主張北伐期間要着重解決農民問題。政治上要強調“農工群眾是國民革命的重力軍”，強調“求國民革命成功，必須解決農民生活”；行動上要“速制定土地總法，減輕農民負擔”； 要“清除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使無反革命派”；總之要號召“革命的群眾準備與一切殘餘的反革命勢力作最後之決戰”，要讓民眾了解：“為革命而非忍主義目前之痛苦，不能得到永久的安寧”。［１１］［３２］（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９日二版）進入1927年之後，他也同樣再三說明國民革命的根本目的在於“解放農民”，強調革命軍前赴後繼，“都是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求解放而犧牲”。因此，他不僅不反對農民組織起來參加革命，而且表示“很盼望農民同志，有自覺的精神，快起來參加農民協會，組織自衛軍，作革命的後盾。”［４５］（p.108）

　　對農民運動如此，蔣對工人運動的態度自然也不可能有本質的不同。實際上，即使在北伐開始後，廣東以外的共產黨人一度也仍舊能夠感受到蔣對工人運動是同情的。湖南區委書記對此就有過說明，稱：“他到安源時，在群眾大會上極力稱讚安源工人，說要把萍礦收回交給工人辦；他到袁州槍斃了去年破壞俱樂部之工賊王某；他發表告全國民眾書，十分之七以上是從我們中局及湘區對時局主張上抄下來的。”因此他甚至認為：“蔣之實行左派政策已有可能”。［４６］（p.297）

　　當然，蔣對工人運動的態度遠不如他對農民運動的態度。這裡面最受人爭議的，就是蔣下令在北伐期間禁止廣州工人自由罷工。但第一，這種做法在國民黨中蔣並非始作俑者。1924年孫中山準備北伐時，就出現過這種情況。當時任工人部長的廖仲愷也曾不顧共產黨人的抗議，採取了堅決禁止罷工的做法。第二，基於戰爭形勢的特殊要求，對後方工運略加限制，策略上也未必不妥。在這一點上，其實連俄國人也有過大致相同的意見。當北伐軍逐漸推進到英國勢力範圍所在的長江流域之際，蘇聯首席軍事顧問加侖將軍就明白建議：國民黨應當改變過去革命黨的一些習慣，做全面執政的準備，為此，目前應當儘快結束省港大罷工，“好好理順國際關係”。［４７］(p.570)言外之意，如果能夠結束持續一年多的省港罷工，緩和與港英當局的關係，將有利於避免在軍事上遭遇英國人的干涉。

蔣介石之所以在北伐伊始就特意下令禁止廣州工人自由罷工，也不僅僅是因為戰爭的關係。實際上，蔣對廣州工運確實久有擔心與不滿。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在他擔任廣州衛戍司令期間，他就已經發現省港罷工委員會及其武裝的工人糾察隊，任意查禁和捕人，幾乎有成為第二政府之可能，對執政者頗具威脅。“三·二0”事件當天其士兵先行圍了省港罷工委員會和工人糾察隊的住地，就反映出當時身為廣州衛戍司令的蔣對這支治外武裝存在着某種戒備的心理。二是廣州的工人，一派在共產黨人領導的工人代表大會的影響之下，一派由保守的廣州總工會指揮，還有一派則是受到國民黨右翼的影響，聯合在廣州機器工會的周圍。三派工會每每為黨派所利用，工人們常常因為意見相左而劍拔弩張，直至大打出手。每逢重大事件或節日，當局就不得不預為戒備，甚至動用軍隊以震懾。而就在蔣北上前夕，工人代表大會的工人與總工會的工人也還是上演了一出全武行。雙方街頭械鬥斷斷續續持續了幾周時間，一些工人被打死打傷。蔣雖親自出面調停，亦未見成效。［１１］［３５］

　　正因為如此，蔣介石對工人運動相當敏感和戒備。在提議限制後方工人罷工自由之後，他又進一步從統一治權，穩定人心的角度開始限制工人糾察隊“私擅逮捕”。［４８］（p.425）後來又注意到占領區內工人群起罷工要求增加工資，進而產生種種扣貨、沒收、阻運、封廠，和捉店主、廠主插標戴帽遊街示眾之類的越軌行動，轉而勸說勞資雙方應急謀妥協，要求商人體諒工人痛苦，努力提高工資水平，要求工友接受政府調解，不要歧視商人。［４９］

不僅蔣介石，這時不少國民黨地方軍政大員都對工人運動深感頭痛。一個最基本的原因是，軍政當局政治上必須要依照三民主義之精神，堅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時又必須確保社會安定以及經濟生產的正常運行，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夠的稅費收入，維持戰費和地方軍政的各項開支。而工人運動一旦興起，往往無以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廠主不僅利益大受損失，就連人身及財產安全都難保證，社會安定和生產經營自然難以維繫。如何能夠既使工人得利，又使商人、廠主保有財產，不失去經營生產的積極性呢？一向對廣州工人運動抱有成見的李濟深等人，在1926年12月以廣州以省政府的名義試行了一個罷工法，就進行了這樣的嘗試。

　　這個罷工法限制了工會的某些自由，如規定未經政府許可不得自行成立工會，工會不得濫捕工人、商人或侵犯他人身體；罷工之際不得自行沒收商店、工廠之商品及器物；不得封鎖工廠或妨害商人自行作業；不得攜帶武器拽棒等示威遊行，不得以武力或他種脅迫手段募集會員。但它同時也顧及到工人的一些權益，對店主或廠主加以約束。如規定商人或廠主不得組織自衛工會，以期破壞工會；不得無故解僱店員、工人；不得禁止其店員或工人參加工會運動；不得收買部分工人及不良分子對抗工人；可加入工會，享有選舉權和發言權，但不能有被選舉權和表決權；關閉工廠必須提前一月通知工人，若突然關閉或解僱，鬚髮給薪資兩月；遇有店員或工人罷工時，可以自行作業，惟不得臨時雇用店員、工人，以破壞罷工；要求加薪罷工解決之際，應照新商妥之賃銀率補發罷工期內之工資，如此等等。［３２］（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３１日二版）

　　在這種時候，無論出於何種考慮，只要是意在保護商人廠主，都是難以得到共產黨人的贊同的。隨着北伐的勝利進行，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於1926年11月通過了一個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開始提出更加激進的革命主張。要求中國共產黨人必須使革命“超出資產階級民權範圍之外”，主張為造成無產階級、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合專政，應當準備沒收外國在華大企業，進而將鐵路、交通及土地收歸國有等等。［５０］(p. 670－673，676－678)這一決議使得原先對過多損害社會富裕階層利益的做法感到擔心的共產黨人，大大解除了思想上的顧慮。但是，要想讓大批早已習慣於上下尊卑的舊秩序的工人農民都起來造有錢人的反，也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為了最大限度地把“真正”的工人、農民動員起來，以便深入革命，鮑羅廷等人明確提出了“矯枉過正”的觀點，強調革命非用痞子流氓做先鋒不可。受到這種觀點的影響，再加上工農運動發展迅速，懂得理論和政策的黨員幹部人數極其有限，以致各地工農運動興起之際，或多或少都出現了靠“踏爛鞋皮的、挾爛傘的、打閒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做“革命先鋒”的現象。[19]不計後果，過分要求，甚至罔顧法紀，隨意侵害人身及財產的現象，自然會大量出現。

　　僅以江西贛州店員工會的情況為例。其店員工會成立伊始，即通過章程規定：凡本會會員每日工作時間應自上午9時起至下午五時止，休息時間店主不得過問；休假當與各機關同，春節並應放假半月；每年還應准假3個月以探親，外省店員則應准假4個月，最長者可達5個月，店員不願回家者，此期間工資還應照原工資加倍發放；在店供職滿一年者還應分享該店全年利潤十分之二之分紅；另凡本會會員月薪還應增加3至4倍，即原有薪水不足20元者應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累計各項收益，店員們要求的收入增長實不止十倍。［5１］

　　之所以會出現這許多過份要求，明顯與其會員素質較差和成份複雜有關。據當地婦女解放協會報稱，1926年年底，該會會員為宣傳民眾，排練新劇，謝絕參觀。該縣洋貨綢緞布疋罷工店員多人得知後欲強入二女師排練場內，為學校職員婉言勸阻後，竟“在校門照牆上塗寫打倒二女師、男女不平等、男子睡上女子睡下及污辱婦女等種種齷齪不堪之語，並圖畫男女生殖器種種齷齪不堪入目之圖。被本校職員李同志瞥見，將店員責備。彼等復糾合罷工店員七八十人，將李同志捉去隨拖隨打，眾拳交加，聲言捆綁遊街。拖至七姑廟門首，將李同志推跌在地，痛毆一頓。演劇會員聞訊追至，始救李同志出險。”［５２］僅此一例既可看出這個店員工會中確有一些具有痞子流氓風氣之人。對於這一事實，即使共產黨方面其實也不否認，只不過他們的評價是說，這是一些“無知店員”所為罷了。［５３］

　　一方基於戰爭、財政等種種需要意圖適度保護工商，一方不惜用矯枉過正來拓展自身革命基礎，蔣介石等人與共產黨人之間的利益衝突，隨着雙方各種矛盾的交集，這時已日漸浮出水面來了。

權力鬥爭的全面發酵

　　不過，坦率地說，蔣介石與共產黨人的衝突，更多地還並不是表現在對工農運動的不同態度上面。至少在蔣介石的各種言辭記錄當中，其責難共產黨人的原因，主要還是懷疑共產黨人暗中挑動民眾製造倒蔣風潮。他顯然不了解，中共中央這時其實曾一再叮囑各地黨部，要設法維繫與蔣的關係，包括迎汪，也“必以蔣同意或前敵戰事大勝為條件，萬萬不可魯莽從事。”如蔣堅不讓步，也可以實行“汪暫不回，以廣東省政府權交給左派”的策略以為妥協。［５４］（p.371）問題是，無論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怎樣向蔣許諾保證，多數基層組織依舊還是把迎汪同倒蔣混為一談。甚至還在1926年11月間，各地就已經開始出現了“打倒蔣介石”的呼聲。

　　蔣介石注意到的最早的反蔣鼓譟，是發生11月上旬末發生在武昌的一次軍民集會上。當時場內的工人群眾竟有意當着蔣做校長的中央軍事學校分校學生的面，公開呼喊“打倒蔣介石”的口號。雙方因此發生了激烈的肢體衝突。這一消息很快傳到江西九江，讓蔣大為惱火。只是由於武漢在唐生智的實際控制之下，唐對蔣原本就不大服氣，因此他才沒有馬上把這件事與共產黨人的挑撥聯繫到一起去。可是就在他電告分校學生，遇有工友幼稚時，“只能以理喻之，切不可與之爭鬥”［５５］(p.413)不過10天之後，他竟再度得到消息說，就連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生當中也出現類似武昌工友那樣的言論。這一消息對蔣刺激之大，使他“不勝憤慨”到“暴燥怨恨形諸口舌”，就連他自己在怒氣發泄之後都不能不深覺反應過激。而他之所以如此暴怒，恰恰是因為他強烈地懷疑：“從中CP或有作用”。［１１］

　　如果說對武漢工人和黃埔軍校學生中的反蔣言論，還只能懷疑是共產黨挑唆的話，那麼，隨着鮑羅廷借遷都之爭公然惡語相向，卻讓蔣砸實了自己的猜測。

　　把黨政中心從廣州北遷的問題，是隨着漢口占領後逐漸提上議事日程的。蔣9月上旬考慮到武漢地理位置重要，實際控制權卻落在湘軍領袖唐生智手中，“非有政府委員及中央委員先來數人，其權恐不能操之於中央”，故建議譚延闓等先行來漢“主持一切”。［３０］（p.677）此議雖未能得到10月國民黨中央委員與各省區代表聯席會議的贊同，11月中旬卻因鮑羅廷改變主意，致使中央政治會議臨時會議於26日正式同意了遷都武漢的方針。很快，鮑羅廷就於12月10日率領部分國民黨黨政領導人先行抵達了武昌。

　　鮑羅廷一行動身不久，廣州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就於12月5日宣布停止辦公，也開始分批北上。鑑於這種情況，鮑羅廷於到達武漢的第二天，即13日馬上召集了一個談話會，提議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未遷到武昌開會之前，先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組織臨時聯席會議，“執行最高職權”。此一提議當即得到通過，會議並決定以國民政府司法部長徐謙為聯席會議的主席。［３７］（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１７日二版）注意到蔣介石身為國民黨黨政軍最高領袖，蔣委託戰時暫行代理其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職務的張靜江，因此也被排除在了“最高職權”之外，蔣再度處於可能任人擺布的地位，不難了解他對此會產生怎樣一種感想。

　　蔣最初對這種聯席會議的設置，可能帶來怎樣嚴重的權力挑戰，內心尚未十分瞭然。因此，他開始雖有不滿，但並沒有公開反對。經過短暫的猶豫之後，他終於發現同意聯席會議可以代行最高職權，勢必等於重新讓蘇聯顧問說了算。即使這只是一個暫時的過渡形態，一旦它通過決議推翻二屆二中全會以來的種種軍政體制，“三·二0”以來的所有努力都將化為泡影。據此，蔣不得不於1927年1月3日乘張靜江、譚延闓等中央執行委員路過南昌北上武漢之際，召集中央政治會議第六次臨時會議，勸說與會者同意將最高權力機關暫時設置於他直接掌控的南昌，遷都問題以後再議。［３７］（１９２７年１月８日二版）

　　蔣介石對聯席會議的抵制態度使鮑羅廷進退維谷。無論是鮑羅廷，還是中共中央，最初都不同意蔣的遷都建議，原因就是擔心剛剛可以乘蔣北上不在廣州而對國民黨的最高權力中心施加一些影響，萬一把它遷到軍事占領區去，又會落入到蔣的直接掌控之中。即使是後來鮑羅廷注意到蔣無法在武漢親政，因而改變了態度，中共中央也一直固執地表示懷疑。如今若向蔣妥協，同意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暫駐南昌，鮑羅廷不僅將顏面盡失，更重要的是等於拱手把中央權力送到蔣介石手上去。鮑羅廷早就設想北伐軍到武漢後，可利用蔣介石與唐生智等地方派系的矛盾，逼蔣交權。他乘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南下之機迅速成立聯席會議，接管“最高職權”，即含有此意。如今在北伐期間軍政權力已經相當分散的情況下，竟因自己一個算計錯誤而導致蔣輕易地重掌黨政大權，鮑羅廷對此難以善罷甘休。

　　鮑羅廷首先致電莫斯科，聲稱在遷都問題上不能對蔣妥協，否則不僅會大大加強蔣的獨裁地位，而且難免會被北方軍閥和帝國主義看成是廣州軟弱的表現，進而導致對方轉入攻勢，自己也將會因此而無法在現在的崗位上繼續留任，非辭職不可。莫斯科回電反對鮑羅廷因為任何理由離開國民黨中央的領導崗位，它也贊同鮑羅廷的擔心，但同時仍建議鮑羅廷應親赴南昌勸蔣，爭取妥協解決爭端。［５６］（p.66）

　　既然莫斯科基本贊同他的意見，鮑羅廷遂橫下一條心，不惜把自己推上第一線，與蔣介石攤牌。意在利用國民黨領導層多數堅持聯俄，並不願國民黨再生分裂的心理，促使南昌方面的國民黨領導人離開蔣介石，使蔣陷於孤立而被迫屈服。據此，在1月12日歡迎蔣介石一行的宴會上，他直言不諱地批評有軍人摧殘黨權、欺壓CP和妨礙工農運動的發展。進而指名道姓地對蔣說：“蔣介石同志，我們三年以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事情，你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農工，反對CP的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來打倒他的。”[20]［４２］(p.243-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