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多種姓與多教派

種姓制度 這是古印度的特產，西方人通常稱此為“卡斯特製度”，印度人稱此為“瓦爾那制度”，瓦爾那意即顏色、品質或膚色。這種制度在早期吠陀時代就萌芽了，進入次大陸的雅利安人，自稱為“雅利安瓦爾那”，即把自己當作高中貴者集團，而把當地居民稱為“達薩瓦爾那”，意即敵對集團。隨着雅利安人的內部分化，部落中出現了平民與貴族的差別，平民稱為“吠舍”（vis氏族成員的意思），貴族稱為“羅舍尼亞”（kajanya，意即發光，引申為顯貴的意思），後貴族內部又分化為軍事貴族和祭司貴族，這樣就形成四個種姓的胚胎。

到後期吠陀時代，隨着國家的產生和婆羅門教的形成，四個種姓的（或四個瓦爾那）制度也正式形成。顯然，種姓制度是雅利安人與當地居民一分為二，以及雅利安人內部的貴族與平民、軍事貴族和祭司貴族分化的結果。當然，雅利安人對這種姓制度的形成也有一套說法。他們說梵天口創婆羅門、臂創剎帝利、腿創吠舍、腳創首陀羅。所以，婆羅門教的典籍給四個瓦爾那規定了不同的地位、權利和義務。

第一種姓是婆羅門（Brahmana，意即梵天所生）。他們主管宗教祭祀，屬特權貴族階層。他們壟斷了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權力，而且其中一些人參與政權。

第二種姓是剎帝利（Ksatriya，權力意思）。他們是從“羅舍尼亞”發展而來的軍事行政貴族集團。他們的

第三種姓是吠舍。他們是雅利安人的一般平民，主要從事農、牧、工商，吠舍中有富人，也有窮人，他們在政治上無特權。

第四種姓是首陀羅（Sudra，可能是“小人”或“陷入悲哀處境的人”之意）。主要由被征服居民組成，但也有一些失去公社成員身份的雅利安人，這一等級的人主要從事農、牧、魚、獵及各種低濺的職業，他們不受法律保護，不能參加宗教儀式，屬於“一生族”，即不能得到第二次生命，而前三個等級屬於“再生族”。

在四個種姓中，前兩個等級是統治階級，後兩個等級是被統治階級；前三個等級有公民權，後一個等級無公民權。這裡需要說明的是，為什麼念念有詞的婆羅門是第一等，而掌握軍政實權的剎帝利是第二等呢？這是由於婆羅門是“王者師”，一個婆羅門可以是幾個國王的顧問，帶有國際性，而剎帝利只是一國之主。另外，婆羅門念咒、占卜等方術也影響着國王的行政及軍事行動。此外，首陀羅也不等於是奴隸，也有僱工等。所以種姓制度不是階級劃分，而是一種等級制度。

種姓制度在列國時代發生了一些變化。這主要是由於當時的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引起的。這種變化的具體表現就是四個種姓的人都有貧富分化的現象，因而原來的種姓地位就不一定能反映一個人的實際階級地位。從婆羅門來說，他們本是神權貴族，此時卻有一些婆羅門從事農業，有的甚至窮的只有兩頭牛。還有許多婆羅門當了醫生、信差、稅吏、樵夫、商人、牧人、屠夫、侍衛、獵人、木匠。也有些婆羅門以賭博、討好他人、鬥雞鬥狗、演口技、算命相面、施魔術等手段謀生。剎帝利隨着王權的加強和戰事的頻繁提高了社會地位。但也有地位下降的人。如有些剎帝利不得不從事農業和商業，有一個剎帝利王子甚至先後當過陶工、編藍匠、花匠、廚師等低等職業。吠舍本是一般平民，但此時有一些吠舍經商致富，成為擁有大量財產的富翁，據文獻誇大性的記載，有一個吠舍死後竟遺留下純金8萬斤，這些大財主還恃其財富躋身於統治者行列。當然，大部分吠舍則貧困化，甚至與首陀羅等級的人為伍。至於地位最低的首陀羅，其中也有少數人發了財，還成了富有的施主，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社會上受盡歧視和凌辱，生活極度艱難。從以上情況來看，四種姓與社會實際情況有不相符合之處，或者說勢力日益強在的剎帝利和吠舍上層，對於婆羅門高居於其上的特權地位越來越難以容忍。至於受盡欺凌之苦的吠舍下層和廣大首陀羅，對這種所謂的前生造定的社會秩序當然更不滿意。所以，種姓制度便成為當時社會的眾矢之的。

到孔雀帝國時代及其以後，種姓制度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其具體表現：首先是種姓制度更加森嚴。此時的法經與法典嚴格規定了各種姓的職業，並強調職業的世襲性，嚴禁低種姓從事高種姓職業，但允許高種姓的人在不得以的情況下從事低種姓的職業謀生。同時，要求各種姓的人在種姓內通婚，如果不得已而與其他種姓的人通婚，只許高種姓男子娶低種姓女子，此種婚稱之為順婚，反對高種姓女子下嫁低種姓男子，這種婚稱之為逆婚。在法權方面，對四種姓之間有不同的規定，即前三種姓與首陀羅種姓之間在法律關係上存在着嚴重的不平等。僅以侮辱罪而言，婆羅門侮辱首陀羅只罰款了事，但首陀羅辱罵雅利安人要割掉舌頭。在宗教生活方面，首陀羅無權參加宗教生活，偷聽者往其耳中灌熔化的錫或蠟，偷誦吠陀經的要割舌頭，偷記吠陀經的要將其身體劈為兩半。所有這些規定目的是為高級種姓的特權利益服務的。其次是種姓制度更加複雜化。種姓制度具有種族歧視性和排外性，不適應帝國的需要。為了適應形勢，婆羅門教對種姓制度也做了一些補充和解釋。即四大種姓仍是基礎，但同時也承認了許多“雜種姓”。這樣，不同的職業集團、不同的部落或民族就可以被安排在這些雜種姓里，像波斯人、希臘人、塞種人都被解釋為墮落的剎帝利，因為他們是入侵進來的武士階層，又是外族。此外，還有那些放棄本業的、違反禁婚規定的種姓，所以《摩奴法典》提到的雜種姓有幾十種之多。同時，因強調職業的世襲性，在吠舍和首陀羅中又衍生出不少職業集團或新的種姓，加上落後的山林部落的居民，這樣，在《摩奴法典》中提到的新的種姓多達50餘種，印度人稱這些集團為“迦提”（jati）。這些迦提的地位有高有低，地位最低下的、最受歧視的是旃荼羅，他們可能是落後山林部落的居民，被視為不可接觸的濺民，只能從事搬運屍體之類的工作，只能穿死人的衣服，用破容器吃飯。如碰上他們則是不吉利，所以他們行走時必須“擊木以異，人則識而避之”。這些濺民據學者們估計，今天在印度仍占總人口的1/7。

種姓制度也隨着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化，但變化的趨勢一是等級歧視代替種族歧視，在當今的印度，有黑皮膚的婆羅門和剎帝利，也有白皮膚的濺民；二是分支越來越細，有的研究者統計，印度的種姓總計有3千多，僅婆羅門就有1800個分支，這是標準的多種姓社會。也是印度的一個頑症，它像鋼鐵般的框架，細節雖有變化，但框架依然存在，直到今天，仍在印度的占人口3/4的農村起着作用。它把印度害得像一潭死水，無生氣，人們默默無聞，只要遵守其規定，便可獲得安全。

宗教信仰 古印度也是一個多宗教教派的社會。在早期吠陀時代，雅利安人是原始社會式的自然崇拜，崇拜的主神竟多達3399位。到後期吠陀時代，隨着階級矛盾的激化和國家的出現，作為階級統治的工具婆羅門教也形成了，婆羅門教有一套比較系統的客觀唯心主義的教義。其具體內容一是最高信仰為梵天。認為梵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和創造者，宇宙萬物和人的“自我”（即靈魂）都來自梵，人們只有通過抑制七情六慾，超脫現實的苦和樂，虔誠信仰梵天，才能使自我復歸於梵天，即達到婆羅門教的最高理想境界——“梵我一致”。二是吸取了土著居民的靈魂輪迴轉世的宗教觀念，創造了“業力輪迴”的理論。所謂“業力輪迴”，就是人在現實生活中必造業，一造業必有果報，有果報就要經歷靈魂的輪迴轉世。而輪迴轉世的好壞，則取決於前世的善行或惡行，即現世的境遇都是前世善行或惡行的果報。三是婆羅門教還為各等級制定了必須遵循的行為規範——“達磨”（法）。認為凡是遵守達磨的，死後可升天，不遵守者則轉生為首陀羅或動植物。此外，婆羅門教還大力宣揚神創四種姓說，力圖說明四種姓是神意決定和永恆的。

婆羅門教的經典是《吠陀》，意為知識和學問，共有四部，即《梨俱吠陀》、《沙摩吠陀》、《耶柔吠陀》、《阿闥婆吠陀》，其中《梨俱吠陀》最古，反映了雅利安人侵入次大陸後在野蠻時代的情況，後三部反映的是雅利安人國家產生及邁入文明的情況，所以有早期吠陀時代和晚期吠陀時代之稱。除四部吠陀外，還有解釋吠陀的典籍或散文式的輔導材料，即《梵書》、《森林書》、《奧義書》。

婆羅門教雖然認為梵天是宇宙萬物最高主宰，但並不是一神教，被承認的神多達幾千萬種。有的神樣子很怪，如“毀滅之神”濕婆，形象五面四臂。可能是由於神太多，太擁擠，無處不在，所以婆羅門教對神不立偶像，也不建神廟，這與埃及和西亞的宗教顯然不同。婆羅門教崇拜的方式主要是祭祀，供品有糧食、奶、肉等，最上等的供品是用山果釀成的酒。這與其說是神愛喝酒，不如說是印度人愛喝酒。

到列國時代，由於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貨幣不僅起着衡量商品價值的作用，而且也起着衡量人與人之間關係以及人的價值尺度的作用，出現了有錢能使鬼推磨的觀念。當時的文獻就提到，“誰有財富，誰就有朋友；誰有財富，誰就有親戚；誰有財富，誰就是世界上真正的人。”這就使婆羅門教受到了衝擊，如前所敘，掌握軍政大權的剎帝利和部分發財致富的吠舍對婆羅門高居於其上的等級制度已不能容忍，要求改革婆羅門教。於是，古印度在列國時代也出現了類似古代中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情況。據文獻可知，當時的教派竟多達96個，其中最有影響的是佛教、耆那教、順世論等教派。關於順世論，我們在後面的文化部分中加以介紹，耆那教等不做介紹，只重點介紹佛教。因為此時雖然教派很多，但討論的核心是如何脫離現實，這與中國在戰國百家爭鳴時期討論的主題——如何改革現實正好相反。

佛教 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創始人是喬達摩·悉達多（公元前566—486年），又稱佛陀或釋伽牟尼，意即釋伽族的聖哲，他是迦毗羅衛國淨飯王的王子，傳說他結婚較早，但29歲時才得子，就在這一年，他放棄幸福美滿的生活，離家出走，過起禁欲主義式的。所以要這樣，是因為他發現人有生、老、病、死等痛苦，故出家修行。一位王子，苦行6年，皮包骨頭，後在一次長達7天7夜的苦思瞑想後，終於大徹大悟，得道成佛。接着他在恆河流域傳教40年，80歲逝世。關於他得道成佛的傳奇故事當然是其信徒的虛構。因為佛教產生的原因我們已知道，是反婆羅門教的產物，而非某一聖哲一時的大徹大悟。佛教提倡“眾生平等”，力圖打破婆羅門教的種姓界限，這實質上代表的是剎帝利和上層吠舍的利益。

佛教的教義是四諦，即四條神聖的真理。四諦有苦諦、集諦、滅諦、道諦。苦諦是說人生有各種痛苦，如生、老、病、死等；集諦是說人所以有多種痛苦，其根源是由“欲望”造成的；滅諦是說既然苦因產生於欲望，那麼，滅苦因就要滅欲望，這樣才能達到超脫的理想境界，即“涅磐”境界；道諦是指達到“涅磐”境界的具體方法，即修道的八種方法，又稱八正道，即“正見”（正確的信仰）、“正思”（正確的思維）、“正語”（正確的言論）、“正業”（正確的行動）、“正命”（正確的生活）、“正精進”（正確的努力）、“正念”（正確的思想）、“正定”（正確的自我專心）。

四諦論教義還包括“十二因緣”，這是集、滅二諦的具體說明，其主要內容是說人生有十二個互為條件和因果聯繫的環節。即：“無明”（愚味無知）、“行”（善惡行為）、“識”（精神活動）、“名色”（精神和肉體的統一）、“六入”（眼、耳、鼻、舌、身、意）、“觸”（接觸事物）、“受”（感受苦樂等）、“愛”（貪慾）、“取”（追求取著）、“有”（生存環境）、“生”、“老死”。其中，1和2是前世因，3至7是現世果，8至10是現世因，11和12是來世果。這樣流轉不息，就構成前世、現世、來世這三個世和前世因與現世果、現世因與來世果的二重因果的業報輪迴。說得簡單些，就是指人生之苦都源於“無明”而引起的造業果報，進而生死輪迴不息，因而只有消滅“無明”，皈依佛教，才能得到解脫或超脫輪迴，達到不生不滅的“涅磐”理想境界。

從佛教的教義可以看出其特點：一是有嚴密的邏輯性；二是雖有婆羅門教輪迴說成份，但它不承認神能主宰人的命運，一個人要達到最高境界完全靠自己，而不是靠神，“眾生平等”是針對梵天造四種姓而提出的響亮的口號；三是要人們脫離現實，斷絕各種欲望，通過苦行僧生活達到虛無縹緲的涅磐境界，所以也是一種有利於統治階級的麻醉人們的精神鴉片。不過，由於“眾生平等”的口號對下層群眾具有吸引力，所以佛教得到迅速發展和廣泛傳播。

釋伽牟尼逝世後不久，他的弟子們在摩揭陀國（阿舍世王時）舉行佛教第一次大“結集”，結成佛教經典——“三藏”中的經藏和律藏，這是原始經典。公元前386年，為排解教派紛爭，在吠舍厘城召開佛教第二次大“結集”，進一步修訂了佛經。阿育王時，在首都華氏城舉行佛教第三次大“結集”，為最後定型的佛教經典（經、律、論三藏）奠定了基礎。此時，佛教不僅是阿育王帝國的國教，而且開始向國外傳播，成為世界性宗教。貴霜帝國時，佛教分裂為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大乘即寬廣的解脫大道，小乘是大乘對早期佛教的貶稱，即解脫之道狹小。兩大派何為正統，或者說那個更適合統治階級的需要，這是帝國必需考慮的事情。於是迦膩色迦舉行了佛教的第四次大“結集”，編纂了經、律、論三藏經典，定大乘佛教為正統，並在首都富樓沙建佛塔和寺院。從此，大乘佛教居於主要地位。

大乘佛教能夠成為正統，簡單說它更適合統治階級需要，具體說它與小乘佛教有如下不同之處：一、在宗教學說體系方面，小乘仍墨守釋迦牟尼的遺教，不拜偶像；大乘雖承認早期佛教的經典，但接受了外道思想，注重宣揚神，把釋迦牟尼奉為創世的最高神，並造出各種偶像加以崇拜。二、在修道途徑和目標方面，小乘主張眾生自度，即通過自己修行最終進入涅磐境界，但不能人人成佛；大乘則主張兼度，即佛教徒不僅要自己解脫，還要幫助別人解脫，即“普度眾生”。它還主張只要虔誠信佛，人人都能成佛。三、在宗教理論方面，小乘主張“我空法有”（我是主觀，法是客觀）；大乘則主張“我法皆空”，即主、客觀的真實性都否定。此外，小乘佛教的教徒往往是乞食於村邑，宴息於林泉；大乘佛教的教徒有的已是特權階層，用不着過苦行僧生活。總之，大乘佛教更唯心，更適合統治階級的需要，所以不僅在古印度占主導地位，而且在亞洲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佛教的傳播基本上分為南傳和北傳路線。

南傳路線從阿育王開始，先傳到斯里蘭卡，4—5世紀時由斯里蘭卡傳到緬甸，11—12世紀傳到泰國，以及柬埔寨、老撾，並都被奉為國教。

北傳路線也從阿育王開始，先傳到中亞，公元前1世紀前後傳入我國新疆。公元前後，佛教由新疆傳入我國內地漢族地區。公元4世紀，佛教由中國傳入朝鮮，5世紀初由朝鮮傳到日本。越南的佛教，大約在公元2世紀由中國內地傳入。北傳佛教一開始是小乘佛教，大乘佛教興起後在東亞各國得到廣泛傳播，並占主要地位。

公元7世紀前期，佛教由印度和中國內地先後傳入我國西藏地區。並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形成具有西藏地方特色的西藏佛教。西藏佛教又稱藏傳佛教，俗稱喇嘛教，屬大乘佛教，它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和群眾性，傳遍整個藏族地區。蒙古族信仰的佛教是元朝忽必烈從西藏接受的喇嘛教。公元1260年，忽必烈封西藏喇嘛教教主八思巴為國師，定喇嘛教為國教，這是蒙古族接受佛教的開始。以後，佛教只是在西藏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在漢族和蒙古族地區則沒有達到如此高的地位。據專家考察，4世紀時，我國西北部有9/10的居民信佛教，6世紀時，我國南部的居民也開始信奉佛教。700年左右的唐代，佛教在中國達到繁盛。以後，由於寺院擁有大量財富，眾僧尼脫離民族經濟，引起官方妒忌，招致迫害。據記載，841—855年期間，有4600餘所寺院和4萬餘所祠廟被拆毀，26萬多僧人被勒令還俗，經唐代這次打擊後，佛教與道教和儒家學說一樣，僅僅成為舊中國統治階級的精神工具之一。

需要說明的是，古印度是佛教的故鄉，但最後在印度讓位於婆羅門教。其原因主要是12、13世紀時，中亞伊斯蘭教諸王侵入印度後，認為佛教對他們的軍事封建貴族政權不利，並從宗教偏見出發，對佛教徒及其寺院採取鎮壓政策，從而使佛教在印度本土遭到了全面的潰滅。至於婆羅門教，這是古印度的頑症，加上它不立偶像，不建神廟，看不見，摸不着，不好消滅。當然，佛教在印度也不是完全不存在。據專家估計，印度現有印度教徒2億多人，錫克教徒300多萬人，耆那教徒100多萬人，佛教徒有近百萬人，猶太教徒兩萬多人，基督教徒400多萬人（主要是歐洲人）。今日的印度依然是一個多種姓和多教派的國家。

五、古印度的文化遺產

古印度雖然是一個多種姓的、歷史包袱較沉重的國家，但依然為世界文化留下了獨特風格的遺產。

從文字來看，公元前3000年代中葉，古印度居民就創造了印章文字。印度河文明毀滅後，落後的雅利安人只有口頭相傳的作品。再次出現文字約在列國時代之初，流傳至今的最古文字是阿育王所刻的銘文。阿育王銘文所用的文字有兩種：一為婆羅謎文，可能源於塞姆人的字母；二是去盧文，可能源於阿拉美亞人的字母。去盧文後來逐漸失傳，而婆羅謎文在公元7世紀時發展成梵文，這種文字由47個字母構成，在詞根和語法結構上與古希臘語、古拉丁語、古波斯語相似，在語言學上屬印歐語系，是近代印度字母的原型。古印度的寫作材料是鐵筆和經過處理的樹皮，直到17世紀時，還存在這種木質的紙。

古印度最古的文學作品是《吠陀》，其產生最古、文學價值最高的是《梨俱吠陀》，它是一部詩歌總集，共有1028首詩歌，以頌神為主，也有世俗詩歌。所以《吠陀》不單純是宗教經典作品。古印度最著名的文學作品是《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兩部史詩。前者長達10萬頌，後者約有2.4萬頌，是古代世界絕無僅有的長詩。《摩訶婆羅多》有18篇，主要內容是說婆羅多家族中居樓王一支與般度王一支之間爭奪王位鬥爭的故事。雙方經過許多曲折的鬥爭，最後不得不進行了為期18天的大戰。戰爭據說捲入了印度所有的國家和部落，結果是居樓王一支全部戰死，般度王一支取得勝利。相傳這部長詩的作者是毗耶娑，實際上是很多代民間詩人逐漸積累並編集起來的。它的基本內容在公元前5世紀已大體形成，而最後定本是在公元4世紀。《羅摩衍那》有7篇，主要故事情節是：居薩羅國的十車王之子羅摩，因遭繼母陷害，與妻子悉達在森林隱居14年。後魔王羅婆把悉達劫到楞伽島，即斯里蘭卡，羅摩在神猴的協助下，率猴兵打敗並殺死魔王，救出了悉達，然後攜悉達回國為王。相傳此詩的作者是蟻垤，實際上此詩也是在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2世紀期間逐漸編成的。兩部史詩雖然是神話故事，但有哲學、宗教、法學以及各種科學知識的論述，反映了當時印度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情況，也反映了雅利安人向東、向南擴張的一些情況。尤為可貴的是，它貫穿着對正義善良的深切同情，對奸詐殘暴等醜惡行為的無情揭露和譴責，是世界文學寶庫中的一份瑰寶。

古印度的民間文學作品也占有重要地位。它們大都保存在《五卷書》、《益世佳言集》和《佛本生經》等作品中。其中《佛本生經》流行最廣，主要記述佛陀前生的故事，保存在這裡的民間故事都經過了佛教徒的加工整理，原作品的主人公也被附會為佛陀，以宣揚佛教的教義，但它仍保留了不少優秀的、健康的世俗性故事。這些故事鄙視奸詐，同情善良，寓意深刻，愛憎分明。這些伸張正義的作品不僅有重要的文學價值，也為研究當時社會提供了大量的資料，全書有550個故事，其成書年代約在公元前3世紀左右。

從建築藝術看，吠陀時代與列國時代基本上是木質結構，這些建築物現已蕩然無存。阿育王時，開始用磚石建築材料，桑奇地方保存的佛塔就是用磚建成，以後又擴大，並砌上一層石塊。該佛塔呈半圓形，直經約30餘米，頂端為平台，台上造一方壇，壇上豎立層疊着的傘形柱，這是佛教徒奉祀佛骨的地方。該佛塔周圍有環形道路，並繞以柵欄和四個大門，四個大門都布滿了以佛教題材為中心的精緻雕刻。

前面提到的阿育王沙石柱，也是古印度建築藝術的重要遺蹟。這些高達15米的石柱，最重的達50噸左右，除奔馬、瘤牛、大象等造型的柱頭外，最著名的是薩爾納茲大石柱，其柱頭的四個背對背蹲踞着的獅子，栩栩如生，雄勁有力，象徵着帝王的權威。

造型藝術中的重大成就還有我們比較熟悉的石窟藝術，其中最著名的是阿旃陀石窟。它位於海德拉巴省溫德亞山脈的深山中，大約於公元前1世紀開鑿，公元7世紀完成。因其在深山中，建成後約有1000年人煙絕跡，直到1819年才被歐洲人發現。石窟開鑿在河流旁半圓形的懸崖上，共29個石窟。石窟的建築有佛殿和僧房兩種，內有大量的以佛教為題材的精美繪畫和雕刻，也有以現實為題材的作品，體現了古印度藝術的獨特風格和高超技巧，是建築、雕刻、繪畫三種藝術結合的範例，被譽為世界藝術精萃之一。據說唐玄奘到印度時曾拜訪過這裡。古印度人竟把一座石山變成壯麗的藝術寶庫，充分體現了古印度人民的偉大創造力。

隨着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發展，古印度藝術也融入一些古希臘的風格，如公元1—3世紀的乾陀羅藝術（因藝術標本大都出自乾陀羅而得名），佛和菩薩的石像剛健豐滿，體態瀟灑，服飾褶皺分明。總之，古印度的藝術基本上是佛教藝術，婆羅門教藝術則比較少見，如前所述，這大概與婆羅門教不立偶像，不建神廟有關。不過，婆羅門教的那些多手多眼的怪神對佛教藝術也有影響，如後來的“千手佛”和“千眼佛”等造型。

古印度在自然科學領域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其中天文學、數學、醫學方面的成就比較突出。在天文學方面，由於農業生產和生活方面的需要，古印度居民很早就注意觀察天象。早在吠陀時代，他們就知道金、木、水、火、土五星，將五星與日月並稱為七曜。把月亮所經過的星座劃分為28宿，稱之為“月宮”。但他們認為，太陽、月亮、星星都是圍繞地球轉的。他們把一年分為12個月，每月30天，一年共360天，所余差額用每隔五年加一閏月的方法來彌補。關於季節的劃分，除我們熟悉的春夏秋冬四季外，還有熱時、雨時、寒時的三分法，以及漸熱、盛熱、雨時、茂時、漸寒、盛寒的六分法。公元1世紀以後，古印度出現了著名的天文曆法著作《太陽悉檀多》，此書已有時間測量，分到點。此書也是重要的數學著作之一。

說到數學，古印度最重要的成就是發明了十個數字符號（0是以黑點表示）和定位記數法。這種記數法為中亞地區許多民族採用，後又經阿拉伯人對十個數字略加修改後傳到歐洲，逐漸演變為現今全世界通用的“阿拉伯計數法”。大約成書於公元前5-4世紀的《準繩經》中，已有許多幾何學知識。《太陽悉檀多》中，已有三角函數表。

在醫學方面，《阿闥婆吠陀》中已記載了77種病症之名，並開出了對症的藥方，當然，這些記載也夾雜着巫術謎信。最著名的醫學著作是《舍羅迦本集》和《妙聞本集》。相傳舍羅迦是迦膩色迦的御醫，2世紀人，他的書被譽為醫學百科全書，探討了診斷、疾病預後和疾病分類問題，並把營養、睡眠與節食視為維護人體健康的三大要素。書中提到的藥物有500種。妙聞稍晚於舍羅迦，他的書內容比較廣泛，除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外，還研究了內科、外科、婦產科和兒科病症達1120種。尤其是在外科手術上有相當高的水平，書中記有120種外科器具，並有撥除白內瘴、除疝氣、治療膀胱結石、剖腹產等手術方法，所記藥物多達760種。這兩本書今天仍有實用價值。

　總之，古印度的文化遺產是豐富的，要不是多種姓的束縛和多教派對現實的莫不關心，古印度文明也許會更加燦爛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