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的3次機遇 臨終前大呼“他坑了我”(1)
http://cul.news.tom.com　 2006年07月31日 09時33分　來源:國際在線

崛起於朝鮮，立足於小站

袁世凱雖出身紈絝子弟，但是，在人生的關鍵節點上，體現出的卻是轉變的勇氣。19歲時，因兩次考秀才都落第的他，一怒之下焚盡歷年所作詩文，說：“大丈夫當效命疆場，安內攘外，焉能齷齪久困筆硯間，自誤光陰耶。”乃投身和其叔父有深交的淮軍首領吳長慶手下(30年後，袁世凱和張之洞等聯合推動了科舉制度的倒台)。

投筆從戎給了袁世凱自己無限的想象空間。而1882年夏天，發生在朝鮮的兵變，看似不起眼，卻在中日兩個大國和袁世凱這個“小人物”身上，同時產生深遠的影響。

同樣處於內憂外患情況下的大清國的屬國朝鮮，此時因為國王李熙性情懦弱，他的父親——攝政的大院君李應和王妃閔妃之間的爭鬥，使局勢更加撲朔迷離。當李應之權被閔妃剝奪後，他便唆使兵士作亂。在他們的背後，分別站着中國和日本。閔妃傾向日本，而譁變士兵在欠餉和對日本憤激的情形下，燒殺日本領館，致使日本使臣逃回。亂起時，朝鮮駐天津官員金允植求援淮軍首領、兩廣總督張樹聲(李鴻章因母親去世而丁憂，張乃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張迅即派遣其手下吳長慶率六營(約4500人)淮軍，由北洋水師丁日昌的“超勇”、“揚威”二艦護送前往朝鮮平亂。

袁世凱在出國前已經徑自通過其堂叔袁保齡攀援李鴻章。由李鴻章奏舉，袁世凱任駐漢城清軍“總理營務處，會辦朝鮮防務”。8月26日，清軍進入漢城，以“煽動兵變”罪拘捕大院君李應，交“登瀛洲”艦押送回天津。袁世凱為此立下大功。

1884年中法戰事起，12月，日本鼓動朝鮮開化黨人發動甲申政變，趁慶祝郵政局成立之機，刺殺禁衛大將閔泳翊，勾結日軍占領王宮組織新內閣。朝鮮舊臣向中國25歲的駐朝特使袁世凱“痛哭乞師”，袁世凱率兵平息政變，再次立功。次年，袁世凱被李鴻章保薦任駐朝鮮總理交涉通商大臣。

朝鮮事件的結果，是袁世凱在事實上主動改變了中國不干涉屬國內部事務的傳統，從而把李鴻章逐漸拖進朝鮮事務，和日本發生正面衝突。1885年4月，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簽訂《天津條約》。其要點是：雙方如果得到朝鮮的要求出兵，事前應該先知照對方。此舉為1894年甲午戰爭的爆發埋下了伏筆。李鴻章無奈地看着日本的崛起。他認識到，只有不斷加強對朝鮮的控制，才能抵抗日本的進攻態勢。這也在客觀上促進了袁世凱的進一步被重用。

甲午戰爭爆發時，袁世凱化裝從朝鮮逃回北京。僥倖揀得性命後，他在第二年遇上了朝廷欲圖雄起的時機。一方面，他上書朝廷提出練兵，另一方面，他結交疆臣權貴如劉坤一、張之洞、榮祿等。幾番活動，袁世凱得以在天津小站編練新軍。

生死對決那幾天

歷史機遇的存在，只有對袁世凱這樣善於應變的人物才有意義。1898年戊戌變法期間，袁世凱認定，維新派一方可能是一個政治機會，加上他本人的確也算是銳意進取的新派人物，所以，他保持了和康梁的密切接觸，並且也提出過變法的主張。直到1898 年9月18日，袁世凱才不得不面對帝黨與後黨、維新派和保守派的生死對決。

處於危急關頭的光緒，給康梁下了一道密詔，望維新派“速密籌設法相救”。維新派捧詔痛哭，求救於袁世凱。當天深夜，譚嗣同到華法寺袁的寓所與他商談，請他救聖上，“圍園劫後”。袁表示竭死力以補救，並怒目曰：“若皇上在仆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9月20日當天，袁世凱在假惺惺地向光緒請訓後，藉口彈藥不足和要更選將官，匆匆趕回天津向榮祿(直隸總督)告密。而作為慈禧的親信，榮祿則連夜進京面稟慈禧。9月21日晨，戊戌政變發生，光緒被囚，隨後維新派被捕殺。

對於袁世凱的告密，目前爭議頗多。主要的證據是，首先，9月21日早晨慈禧太后發動政變時，並沒有下令捉拿譚嗣同，連康有為的罪名也只是“結黨營私，莠言亂政”。並且在第二天慈禧開始新的訓政後，連停止新政的諭旨都沒有發布。直到第三天，慈禧太后才大肆捕殺維新派。估計此時，她才得知維新派要罷黜太后的密謀。可見政變當日慈禧並沒有得到榮祿的稟報。

其次，榮祿不可能連夜乘火車趕回北京。袁世凱自述到天津時“日已落”。等他告密到榮祿那裡，榮祿再返回北京告密，時間上已來不及了。因為當時京津間火車由於技術限制，在夜晚不能通行。如果榮祿深夜趕回北京，後黨方面做好一切準備，接着次日凌晨就發動政變，顯然時間上不允許。可見，戊戌政變並非袁世凱告密而發生，但是他的告密促使後來慈禧加重了對維新派的懲罰卻是無疑的。

慈禧差點也要了袁世凱的頭。正是榮祿極力保他，才使得袁世凱得以倖免。榮祿說，別人說袁世凱首鼠兩端，我看他不是。他是我的人。袁世凱由此轉危為安，成為後黨的骨幹，並被提升為工部右侍郎。這是因為袁世凱在得知北京發生政變後，在天津向榮祿痛哭流涕地表達了忠心，和盤托出了維新派的密謀，才由此得到榮祿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