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吴法宪以颇大的篇幅述说了“９·１３”当日以及前后的详情。根据吴法宪所言，他不仅没有参与“林彪外逃”的一切行动，且对有关的一系列行动未有感觉到一丁点儿的预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晚八时，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我参加了，周恩来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之前，先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全会要补选中央委员，如姬鹏飞等。还要补选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因为陈伯达倒台了。
　　开完政治局会议，已经是九月十二日凌晨一点左右了。我回到西山住地，告诉陈绥圻，快要召开三中全会了，看样子还得准备在会议上再作一次检讨，所以要很快再写出一个检讨来。由于当时我们所有的文件，包括前两次检讨稿，都保存在空军大院的家里，因此我告诉陈绥圻，准备第二天回大院，开始准备九届三中全会上的检查材料。
　　九月十二日起床，吃过午饭，我就和陈绥圻及秘书张启尧等人一起乘车下山，回到了空军大院。我按照周恩来前一天晚上的指示，开始阅读中央政治局印发的、周恩来准备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好在讨论时提出意见。陈绥圻则是根据我的吩咐，开始找我过去的两次检讨，准备写新的检讨的材料。
　　看完《政府工作报告》，我想再抽出一点时间来处理一些空军的事情，当时空军正好在召开航校工作会议，于是我约王辉球和当时主管训练工作的副司令员薛少卿一起，在晚饭后找八航校的校长和政委谈话，解决他们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我们一起到了办公楼的三楼，找他们谈话。然后，我看还有时间，就又会见了刚刚从部队调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六个指导员，想解决一下空政文工团里的派性和团结问题。
　　就在与空政文工团六个指导员谈话中间，大约是当晚的十一点钟，周恩来突然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我回答说：“没有。”周恩来再次追问：“究竟有没有？”我说：“绝对没有。”但周恩来仍然告诉我：“还是要查一查。”我说：“好！”
　　放下电话，我立即打电话到空三十四师，问师长时念堂有没有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出乎我的意料，时念堂告诉我，三叉戟专机被调到山海关去了，并说：“是胡萍副参谋长调去的。”我立即感到有问题了，因为平时任何专机的调动，都必须经过我来批准，但是这次三叉戟的调动情况我竟然不知道，而且是周恩来亲自查问过来的。我立刻问：“胡萍在哪里？”时念堂回答：“在西郊机场。”
　　我立刻要胡萍听电话。胡萍向我解释说：“是飞机改装以后的试飞，所以没有报告。”我又追问：“为什么要飞到山海关，而不去别的地方？”胡萍没有答复。我告诉胡萍，飞机要立即调回北京。胡萍答应说：“好。”
　　可是过了五分钟，胡萍就打来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正在检修。”我当即告诉胡萍，飞机修好了立即回北京。
　　放下胡萍的电话，我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了我和胡萍通话的情况，以及我要胡萍立即把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示，飞机返回的时候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我又立即把周恩来的这一指示传给了胡萍。（页８６１－８６２）
　　按吴法宪以上说法，不过是表明：胡萍对三叉戟的调动原因是知情的，并有意对吴法宪说了假话，而吴对此却一无所知。胡萍是否说了假话？他为什么要说假话？此外，周恩来为什么“指示”飞机返回的时候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周恩来是否还知道了些什么而没有向吴法宪透露？看来，这一切都值得再研究。吴法宪接着说：
　　过了不大一会儿，周恩来又打电话找我，告诉我说：“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说副帅要到大连去转一转。我问她有没有调飞机去，叶群说‘还没有调飞机，等一会儿，我给吴胖子打电话，要吴胖子调飞机来’。可能她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要答应她，你就说要请示我。”
　　不久，叶群果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林总要到大连去，让胡萍来一下，如果你能来也好。”我说：“胡萍因病正在住院，再说他的飞行技术也不好，带是让时念堂去吧？”叶群不同意，说：“时念堂不熟悉，还是让胡萍来吧，他又不是什么大病。”我告诉叶群说：“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决定，要请示总理。”
　　同叶群通完电话，我又立即打电话，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我请示周恩来，说我要立即到西郊机场，去进一步追查飞机调动的问题。周恩来同意了。
　　放下电话，我就带着秘书张叔良、警卫员薛邦喜，直接从办公室去西郊机场。这时，大约是九月十三日凌晨零点左右。（页８６２－８６３）

　　以上周恩来的电话表明，即使没有“９·１３”事件发生，且林彪虽还是名义上的“副帅”，但其行动已经没有多少自由。不管叶群是否“私自”调动了飞机，林彪一家的行动都要征得周恩来的同意，虽然这种“同意”的方式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的，但实质上林彪已形同被软禁，吴法宪究竟是否听明白了周恩来话中的“微言大义”？
　　我到西郊机场时，胡萍还没有回医院，正在和空三十四师的龙副参谋长谈话。见到我，龙副参谋长就走了。接着，我问飞机调动的情况，胡萍说的还是和电话里说的一样。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又打电话到西郊机场，告诉我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我顿时感到问题严重了。我估计，车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需要个把小时，我就要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三叉戟飞机驾驶员——空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页８６３）
　　在吴法宪的眼中，潘景寅充当的角色及其本人的立场，都是值得怀疑的，否则，为什么潘“满口答应”后飞机最终还是起飞了呢？
　　但是，当我打电话把潘景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他却告诉我说，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这大约是九月三十日凌晨一点钟。周恩来要我注意看飞机的航向，注意它往哪里飞，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报告他，他准备去和林彪谈话，我问周恩来要不要准备飞机。他说：“你准备一下吧。”我当即要三十四师准备了两架飞机，因为随周恩来去的还会有警卫部队。
　　我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飞机的动向，并随时向周恩来报告。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一开始向西飞，然后慢慢转弯向北飞去。当飞机开始向西飞的时候，我要胡萍用三十四师指挥所的报话机，不停地向飞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可喊了大约十五分钟，潘景寅不作回答。这些情况，我都及时报告给了周恩来。
　　当飞机飞到了赤峰附近的时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们的歼击机部队，就问周恩来要不要把三叉戟拦截回来。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答复我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到九月十三日凌晨两点多钟时，周恩来又来电话问飞机到了什么地方。我说：“已经快出国境了，离中蒙边界只有一百公里。飞机高度只有三千公尺，快看不见了。”很快，飞机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我立即报告了周恩来，说飞机已经飞出国界，雷达看不见了。
　　不久，周恩来又来电话说：“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飞机飞到北京来，你我都要掉脑袋。”我说：“请总理放心，我绝对保证，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我会拦截，并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
　　我当即打电话给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命令，要他打开所有的雷达进行警戒，绝对不允准有任何一架飞机飞向北京，如果有飞机飞来，就拦截，并把它打掉。
　　紧接着，周恩来下达了禁航的命令，命令全国所有的飞机一律不准起飞，如果要起飞，必须要有毛泽东、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五人的联名命令。
　　我又立即打电话向北空的李际泰、沈空的张雍耿传达了禁航的命令。其它军区空军，我要空军司令部调度室作了传达。当时我找司令部参谋长梁璞没有找到，因为国庆节即将来临，他到天安门组织国庆节预演去了。命令是由司令部一个值班的副参谋长负责传达的。
　　随后，我又向空三十四师的时念堂当面作了交代，三十四师在西郊、南苑、沙河三个机场的飞机，绝对不准起飞，要立即传达禁航的命令。
　　到清晨两点多钟，周恩来又打来电话问我在那里，我说还在西郊机场。周恩来说：　“我叫杨德中到你那里。”我说：“好。”杨德中随后就赶到了机场，和我在一起。我明白，这是不信任我了。（页８６４－８６５）
　　吴法宪的政治生命，也就在“９·１３”这一天走到了尽头。今天看来，他说自己对林家的活动一无所知，应该是事实，但当日谁又敢相信他呢！“９·１３”后第十一天，他在人民大会堂被正式逮捕。此时此刻，他心里所想的是：文革开始后，大概这样办过了很多人，“现在终于轮到我们这几个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凌晨四点，我的秘书张叔良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要我上午八时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会议。接到通知以后我问黄永胜，准备开什么会，黄永胜说他也不知道。这时我就估计，很可能是要处理我们的问题了。想到这里，我就更加急于修改我的检讨和催办周恩来所要的空军全部实力的报告，以便即刻上送，了却在收审我之前要办的两件事情。待检讨报告送出，吕秋振也把空军实力报告的收条拿回来以后，我才放心了。这时天已经大亮了。
　　早上六点钟，我要警卫员薛帮喜帮我打一点早饭，并要张叔良通知陈绥圻到我的办公室。陈绥圻来了以后，我说：“这么多天了，我一直在办公室没有回家，主要是怕下面的部队出事。我马上要到人大会堂开会，现在有几件事情要交待一下。第一、我的皮包里存放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给中央的报告，你统统带回去保存一下。第二、我去开会可能回来，也可能回不来，我已经请求中央对我进行审查，我相信自己是经得起审查的，我自己了解自己。第三、今后孩子要靠你抚养照顾，我可能见不到他们了。”
　　陈绥圻的回答很简单，她说：“你的问题我最清楚。你放心，中央会实事求是的。我相信你，要经得起考验，千万要活着！”
　　我告诉他〔她〕，我整晚都没有睡觉，很疲劳，要她先回去。她拿着皮包就走了，表现得非常稳重而安定。我一直站在办公室的窗户前，看着她走回宿舍去。接着，我要张叔良把九月十二日晚上的记录整理好，因为那个记录可以清楚地说明我在这天晚上做了什么。
　　七点半，我前往人民大会堂开会。汽车一到北门，就有中央警卫团的人员下来拿走了薛帮喜手中的皮包。进门以后，他们把我带到了门房里，告诉我说，毛泽东有命令，今天开会不准带枪。接着，就搜了我的身，把我身上的眼镜、钢笔都拿走了。
　　我到了福建厅以后，看到有两排坐椅对放着，一排是沙发，一排放的是藤椅。警卫让我坐在第一排的藤椅上，后面坐了一个彪形大汉看着我。邱会作比我先到，黄永胜、李作鹏跟着我进来，都受到了与我同样的“待遇”。

我心里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概这样办过了很多人，现在终于轮到我们这几个了！
　　我们四个人到齐以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刘贤权、张才千，以及北京卫戍区的吴忠、杨俊生，公安部的李震，中央办公厅的杨德中等也都来了。他们坐下以后，周恩来说：“你们四个人同林彪的关系至今都没有交代，中央等了你们十天。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停止你们的一切职务，给你们每个人找了一个地方，好好地反省检查自己的错误。你们年纪都大了，生活上会有人照顾。你们的老婆、孩子只管放心，组织上会照顾他们，请你们相信我周恩来。”
　　接着，他就对黄永胜说：“你是怎么搞的，毛主席对你是非常信任的，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黄永胜一声都没有吭。周恩来说：“好，你去吧。”说完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三人同黄永胜紧紧握手，由吴忠把黄永胜带走了。
　　接着，周恩来又对我说：“你把空军搞成这个样子，你不要出问题呀，会给出路的。”我明白周恩来的意思，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自杀。我说：“我没有做亏心事，我自己最了解自己。”这时李作鹏大声说：“晓得你搞了些什么名堂！”我没有回答。周恩来说：“你去吧。”然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三人又和我紧紧握手，让杨俊生把我带了下去。
　　我们坐电梯到了地下室，我看到地下室有一排车，我上的是二号车。很快，我们这几辆车就从人民大会堂地下室向外驶去。（页８７９－８８１）
　　当时上午，吴法宪被送到了北京卫戍区警卫二师驻通县的一个连队。午后吃了点东西，由于过度疲劳他很快就睡着了，到了将近傍晚，他一觉醒来，警卫二师的一个团长叫他搬到另一间屋子里，到那里一看，整个屋子的窗户都焊上了铁条，门上还加了锁。这是专门为吴焊好的铁窗、铁门，成了一间单人牢房。从此，吴法宪过上了长期的囚徒生活，先在北京卫戍区被关押五年，后在秦城监狱又再呆了五年。

　　　　　　　　　　　　　　　　　（四）

　　吴法宪自十五岁在江西永丰家乡参加红军。在中央苏区、长征以及东北解放战争、挥师入关南下诸时期，一直在林彪麾下。对林彪，他可以说是崇敬莫名。文革中他虽进入中央高层，但仍未脱军人本色，而绝非一名成熟的政治家。正因有这两方面的原因，才有在庐山上为维护林彪的政治地位而抗争的举动，固然，那抗争的时机是很不成熟的，力量对比由于对方背后有毛泽东的存在而显得非常悬殊。
　　对于林彪，吴法宪在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评价：
　　这里，我想说几句心里话。林彪这个人肯动脑子，点子非常多。战争年代，他曾提出了不少这样的条条。和平时期，他又提出了这一套一套的政治工作原则。我们不说这里有多高的马列主义水平，而且这里形式主义的东西也肯定不少，但是我感到这些东西很实用，很务实。说是“土政策”也可以。可是这些“土政策”对我们军队的工作和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经历了建国前后解放军建设几个历史时期，比较而言，林彪主持军委工作的一段时间里，军队工作是最好的。从当时的物质生活和军事装备来说，肯定是比现在差得远。但是当时的部队，政治思想素质，精神面貌，却比现在要好得多。那时候部队高度的集中统一，官兵一致，从而产生了高度的凝聚力，团结在军委领导的周围，为着共同的目标拼命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因此，当时的各项工作，包括政治思想，军事训练，国防战备都是很有生气，很有起色的。这一切也为以后在“十年动乱”中人民解放军经受得起考验，成为稳定全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奠定了基础。我认为，当时的人民解放军是很有战斗力的，这段历史是不应该予以抹杀的。这一时期军队工作的成绩，也不应该轻易予以否定。（页５４３－５４４）
　　对于在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所抛弃的陈伯达，以及毛泽东整人的手法，吴法宪则如是说：
　　一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周恩来打电话叫我到他那里去，又谈起我检讨的事情。他把毛主席写的《我的一点意见》拿给我看。
　　看了《我的一点意见》，我心里就在想：陈伯达完了！但是我又感到想不通，感到不好理解。陈伯达这个人，我认识多年了，他为人胆小，处理问题不果断，甚至有些懦弱，不过处事谨慎，书生气十足，是个标准的文人。“文革”开始后，他虽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但在中央文革小组，基本上是康生、江青说了算。陈伯达在组里没有什么威信。
　　据我所知，陈伯达从一九三九年起就开始给毛泽东当秘书，三十年多来一直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帮毛泽东写文章，为此他在延安就当了中央委员。解放后，在毛泽东“四大秘书”的班子里，陈伯达是头一个。
　　毛主席自己也忘了，他两次出访苏联都是陈伯达陪同的。在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斗争中，毛主席也是几次借助于陈伯达，“四清”中的《二十三条》、“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毛主席委托陈伯达搞的。毛主席还亲自点名陈伯达任中央文革组长，而正是这个中央文革后来在党内代替了中央常委办公会。是毛主席把权利交给了陈伯达，陈伯达也是为毛主席立了“大功”的。
　　但现在，一有了不同的意见，一有了“错误”，就说人家“三十年没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把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呢？这是怎么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见，就算总帐，算老帐，一得罪就是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页８１０－８１１）
　　在回忆录中，吴法宪提及在１９６７年２月期间据说林彪有一次“痛斥江青”的情形：
　　二十日上午，叶剑英也向林彪汇报了那天晚上会议的情况，以及后来发生的抄萧华家的问题。林彪听了以后勃然大怒，当即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到毛家湾来一趟。
　　下午三点，江青来到了林彪的家里，想向林彪解释一下发生的问题。不料林彪一见江青就火冒三丈，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地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就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在林彪说话的中间，江青一直想插话解释，但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等林彪稍一停，江青立即说：“林副主席，你请息怒，我说几句行吗？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我昨天晚上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没有权力制止他的发言。”

　　林彪说：“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嘛，实际上是你把持着的嘛！陈伯达出席军委会议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江青回答说：“昨天晚上，他讲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这些话确实不是我要陈伯达讲的。不过，陈伯达对总政、对萧华有批评是可能的，中央军委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清规戒律多一点也是真的。”
　　听到这里，林彪更加火了。他一下子把身边的茶几也掀了，说道：“什么叫清规戒律？《八条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谁有利？毛主席批准的《八条》，你们也要推翻吗？”
　　愤怒之下，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参谋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这时，叶群走进了林彪的办公室。林彪一见又大叫：“叶群你来得好，我同江青闹翻了。我现在马上去见毛主席，提出辞职，我不干了！”
　　叶群赶紧拦在他们两人中间，一面哭，一面苦苦哀求两人不要吵。叶群事后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即使见到了毛泽东，也不会冷静下来，可能会闹出大乱子来。没有办法，叶群只得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抱住林彪的腿不让他往外走。她向林彪劝说道：“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都肩负着重担，在这种困难的时期不要闹意见，有话好好说。你们应当相互谅解，这么闹出去影响太大，对你们两人都不利，你们这么闹怎么得了。”
　　接着她又劝江青：“请江青同志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太好，现在正在火头上。等他冷静下来，再好好商量，把问题讲清楚，现在不要急于解决问题，更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影响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些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情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江青说完以后，叶群又劝林彪说：“江青同志已经接受了批评，向你表态了，就不要再闹了吧。”江青这一软下来，林彪也不吭声了，坐到了沙发上。叶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了下来。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然后，又陪着江青坐车回到了钓鱼台。（页６５３－６５５）
　　以上情节，并非吴法宪本人亲身经历。以吴法宪１９６７年２月时的身份，他不可能身处现场。那么，这样“详尽”的、绘声绘色的事情经过，是否当事人告之吴的？吴没有特别交代。上述引文中有一处提及“叶群事后告诉我”，联系上下文意，林彪怒斥江青一事似乃叶群事后对吴的转告。但这样经过第二手的转述是否存在偏差、走形或夸大，尚需研究者予以详加考证。
　　一如吴法宪自己在“自序”中所言，回归普通人身份后，“缺乏一些最基本的写作条件（比如无法到有关部门查阅相关的原始档案和文献），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慢慢地，自己去回忆和思考”，加之晚年记忆力衰退，回忆录中某些叙述与事情的本来面目多少会有些偏差，此一缺陷，在吴法宪的回忆录中也是存在的。
　　较为典型的，如对１９６５年１２月上海会议的回忆。吴法宪开头就说：“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九时会议正式开始”，（页５５８）惟根据１９６６年４月３０日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及会议参加者陈丕显的回忆，罗瑞卿女儿罗点点的著述，上海会议召开的时间应为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８日至１５日。
　　会议的第三天晚上，周恩来交代吴法宪派一架飞机，配备最好最可靠的机组，到昆明接罗瑞卿到上海来。吴法宪说他当即报告周恩来，“准备派空军运输十三师的副师长时念堂去驾驶这架飞机”，（页５６０）其实，时念堂当时是空三十四师专机师）的副师长。时念堂后来记述了执行这次特殊任务的过程称，吴法宪亲自向他交代：１、专机上午１１点半准时在上海虹桥机场落地，不准提前，也不能延迟；２、专机从昆明起飞后直飞上海，中途不能有转弯点，更不能落地；３、机组人员全部配备手枪，在空中如果有特别行动时，你们要听中央的。空中要注意监视他们的行动。〔５〕这些生动的情节，尤其是吴法宪本人交代机组人员全体配枪，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却恰恰没有提及。当然，时念堂的回忆也有失实之处，如专机抵达上海的时间，即应为下午２时多。
　　吴法宪回忆道：“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两点，接罗瑞卿的飞机回到上海。按照周恩来的规定，我和陈丕显、谢富治一起到虹桥机场去接罗瑞卿。飞机降落以后，我看到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和罗瑞卿一起走下机舱。罗瑞卿的脸色很难看，显得很紧张，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同我们握手以后，就同陈丕显坐一辆车向市区驶去。陈丕显把罗瑞卿带到锦江饭店里的一个小院。”（页５６１）
　　这短短一小段，在史实上却有多个问题：１、据陈丕显回忆录及罗点点的书转述她母亲郝治平的回忆，罗瑞卿到上海的日期是１２月１１日，根据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上海会议的时间为１２月８日至１５日，罗也不可能在会议结束一周后才到达上海。２、陈丕显及郝治平（与罗同机到上海）的回忆，都没有提及谢富治到机场接罗。谢富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地位高于陈、吴，况且又负责全国公安工作，他如果在机场出现，肯定会引起罗更大的疑惑。３、陈丕显和郝治平都没有提及秦基伟和罗瑞卿同机到达上海。秦基伟如果在该专机上，更有奉命押送罗的味道了，事情就更具戏剧性，但事实并非如此。４、陈丕显及郝治平的回忆一致说，陈丕显是将罗送至建国西路的一个小院子（或曰一栋花园洋房），此即现编为建国西路６１８号的波兰驻上海领事馆馆址。吴说将罗带到锦江饭店里的一个小院，显然有误，锦江饭店内也没有什么单独的小院。
　　类似上述这般史实方面的误差，书中还有一些，因本文篇幅关系，恕不一一指出。这样的误差，在不少老人的私人回忆录中往往所在多有，难以避免。本书作者已经去世，正文已难以更改，如将来有机会再版，尚望编辑者可以注释方式给予更正，以臻完善。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